【内容提要】宋代发行纸币的经验包括官交子分界、限额、准备本金、新旧相因以及回笼纸币等；其纸币理论则有：兑换纸币思想，即发行兑换纸币不需十足本金；力行回笼，稳定货币的“称提”思想，以及钱楮并用的“子母相权”说和“钱实楮虚”说。
我国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宋代。随着纸币的产生，出现了纸币的发行管理办法和政策，以及探讨纸币流通的理论。宋代流通的是钱楮并用的兑换纸币，它的纸币发行和纸币理论自然是钱楮并用的纸币发行和理论，而非现代的纸币发行理论。但与金属铸币完全脱钩的现代纸币则是从兑换纸币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研究宋代纸币的发行及其理论，不但可以丰富我国货币史的内容，而且对现代纸币政策和理论亦可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宋代发行纸币的经验
自宋代成都商民发明交子以后，宋代的纸币发行经历了私交子、官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阶段。我国最早的国家法定纸币，是商民违背信用，拒绝交子持有者兑换现钱，引起债务纠纷，成都官府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府，禁止私交子，发行官交子才产生的。官交子由官府发行，发行交子的收入归国家财政，交子的发行数额又是整个国家财政、金融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就不能不制定交子的发行管理办法和政策。史载益州知州薛田在天圣元年（1023）向朝廷呈报发行官交子的奏章中，就提出了交子的发行管理办法：
1.在成都设置益州交子务，作为印刷、发行交子的专门机构，隶属益州知州领导；
2．确定官交子票式沿袭私交子的形式，加盖益州官府铜印和交子务铜印；
3.确定官交子的发行收兑办法，设置合同簿，上书一贯至十贯钱数，用印、封押交监官收管，候商民用钱请领、按钱数发给交子，将现钱纳库收锁。待商民用交子兑换现钱，核对合同无误，付给现钱，并依例扣除每贯三十，手续费入官，随即销毁合同簿。
4．制定伪造交子的法律，凡民间伪造，许人陈告，赏小铁钱五百贯，犯人发配使用铜钱地区服役。
显然，这个最早的官交子发行管理办法还是非常简单、不够完善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保证交子的兑现，克服私交子不能兑现的弊端。
从天圣二年（1024）二月正式发行官交子，到天圣三年（1025）二月，经过一年的发行实践，薛田又根据交子这种兑换纸币的性质和特点，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官交子的发行管理办法。文献记载：“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到天圣九年冬，始置交子务，每四年二界，印给一百二十五万。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
在这里增加了交子的界、发行限额、准备本金和新旧相因等发行管理办法和政策。这是私交子流通时所没有的，更是与铸币发行管理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货币发行管理制度。
制定官交子两年一界、分界发行，每界发行限额1256340贯，每界发行本金36万缗和新旧相因四项发行管理原则，是保证交子成为纸币并得以流通的重要措施。薛田规定两年为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和兑现期，既使交子持有者有了兑现期的时间保证，又杜绝了交子的发行者利用种种原因和借口拖延和拒绝兑现，树立起交子的信用。同时，分界发行，定期收兑，还可防止交子长期使用，磨损折叠，造成票面模糊不清，滋生诈伪；可以定期检查发行数量，新界开始，旧交子清兑完毕，榷其出入，防止伪造；可以沿袭私交子的做法，收兑交子时每贯收取百分之三的纸墨手续费，并获取到期因种种原因未能兑换的“水火不到钱”，增加财政收入。根据商民一年请领交子125万贯的实际数额，确定每界交子的发行限额，则控制了纸币的发行总量，使其不超过市场的需要量，避免滥发交子，交子膨胀贬值，并使政府到期有应付兑现的财力，稳定币值。准备本金，既使交子持有者能随时兑换现钱，维持交子的信用，又能在交子贬值时，用本金收回部分交子，减少交子的流通量，稳定交子的价值。这样，就使官交子的币值等于铁钱的币值，同铁钱一样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而新旧相因，界满时用新交子收兑旧交子，又可减少国家铸币支出，节省铸币的财政开支，并将金属用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另一方面，分界、限额、准备本金和新旧相因的发行办法，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又将现钱置库收锁，供回纳兑现的发行办法。该办法丝毫没有增加市场的货币投放量，只是使同量的铁钱退出流通，用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政府用纸币去换回铁钱，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发行纸币。而准备36万贯本金，发行125万贯交子，发行额超过本金三分之二以上，才增加了货币的投放量。而且不待商民请领，就用财政支出、购置官物等手段把交子发行出去，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发行纸币。但它也容易引起发行失控，滥发纸币。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分界、限额、准备本金发行交子，更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措施。
北宋四川官府在实行官交子分界、限额、准备本金、新旧相因的发行办法的同时，还制定了回笼纸币、稳定币值的政策，即“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允许民间用交子缴纳赋税，“以惟民之便”。而当交子币值下降时，“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
历史证明，官交子的发行管理办法和政策，基本上适合早期兑换纸币的流通规律，是比较正确的。文献记载，从天圣二年发行第一界官交子，到哲宗时期（1086-1100）交子的币值都比较稳定。在神宗、哲宗时期，交子贬值的幅度亦只在百分之十左右。只是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大量滥发交子，致使交子彻底贬值如同废纸，才退出流通。大观三年 （1109）被迫改弦更张，改交子为钱引，重新按天圣旧法，恢复每界发行125贯，准备本金50万贯，发行钱引。纸币的币值又得到稳定。至北宋灭亡时，蜀中纸币币值都是比较稳定的。
正因为北宋四川成功地发行了官交子，确立了纸币的货币地位，显示了纸币既能节省财富又便于流通等优点，南宋时期，就把纸币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南宋纸币的发行管理，虽然“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采用北宋官交子的发行管理办法，但南宋发行纸币与北宋四川发行纸币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不同。南宋偏安江左，铜产量减少，每年只能铸造铜钱约十万贯，比北宋大大减少，又不能禁止铜钱销熔、私铸和外流，只能靠发行纸币来解决通货问题。四川铁钱的铸造成本亦大大高于铁钱的币值，每年的铁钱铸造量亦不足十万贯，而宋金战争的军费开支，又往往不能不求助于发行纸币以解燃眉之急。所以，南宋纸币的发行一开始就面临本钱不足，发行量大，官府缺乏铸币兑现，纸币贬值的严重威胁。四川钱引，在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发行第68界以前，一般每界发行额都在200、300、400、500、 800、900万贯的水平，其中绍兴三年 （1133）第56界钱引发行额达到1258万贯。从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发行第69界钱引到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发行第84界钱引，平均每界都在2000万贯以上。东南会子从孝宗乾道五年（1169）发行第一界会子1000万贯，到孝宗后期亦增加到每界2000万贯左右。但南宋政府面临纸币发行量过多，纸币贬值的局势，进一步完善充实了回笼纸币，稳定币值的措施。在宋孝宗以前仍然保持了纸币的稳定，贬值的幅度不大，或贬值之后，官府采取挽救措施，又使币值得以回升。例如南宋初年，赵开主持的四川财政，为筹措川陕抗金军费，大量发行钱引后，采取官卖银、绢，听民用钱引购买，民输官钱，官支钱物，听用钱引折纳；民间交易使用钱引，只许增高其值，不准减值；钱引贬值时，用官钱按钱引最高价收兑等措施，使钱引币值得到保护。故钱引发行虽多，但“人亦不厌其多，价宜不削”。宋孝宗对东南会子，采用金、银、钱、度牒等收兑，实行财政收支中的“钱会中半”等多种方法维持会子信用。在淳熙末年，一些地区还出现“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的情形”。
上述事实说明，宋代发行兑换纸币所实行的分界、限额、准备本金，以及当投放量过大，纸币贬值，采取回笼措施，减少纸币流通量等发行管理办法和政策，是宋代发行兑换纸币的最成功的经验，即使在今天仍具有某些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价值。
宋代发行纸币的教训
把纸币发行作为财政来源，弥补财政赤字，是宋代发行纸币中的一大教训。
自宋朝改变了单一的商民用现钱请领交子的发行办法，把交子作为政府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使交子进入流通领域后，每当财政需要就挪用交子。只是当时还遵守发行限额、准备本金、到期收兑或以新换旧，才保住了交子的币值。宋神宗为发行交子解决财政需要，就比较慎重，有所节制。他在陕西发行交子以解决对西夏战争经费需要时说，“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则，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有不得已之事”。陕西交子发行以后，因无钱兑现，不久就停止发行。他对四川交子的发行额也未做更改，只是把交子的流通兑换期由一界行使改为两界行使，把交子的实际流通量由125万贯增加至250万贯，所以在神宗、哲宗时期交子的币值都基本上得到稳定。南宋孝宗面对纸币发行量过大，纸币贬值的威胁，寝食难安，采取种种措施回笼纸币，才使南宋前期纸币币值得到稳定。
宋代纸币贬值，在北宋发生于徽宗时期，在南宋发生于宁宗、理宗以后的南宋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