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军权高度集中的王朝。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宋王朝之后，就着手革除唐末五代骄兵悍将发动兵变的积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集中兵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但是，北宋军队内部的反叛斗争仍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十分激烈。为了说明北宋兵变的严重性，现将北宋规模较大的兵变事件列表于后，以备考查。
一部分规模较大的兵变事件，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兵变事件未统计在内。那些小规模的兵变事件，正如张方平在仁宗时所说：“臣比在审刑，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大则欲谋杀官吏、劫仓库，小则欲谋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也说：“累据北京邢、洺、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骑乘，倏忽往来，不辨头首姓名及每火人数”。这种小规模的兵变是多到无法统计的。
士卒逃亡更为严重。苏轼说：“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御军之法莫严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犯之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据吕温卿说，元丰六年（1083）正月到七月的半年中，秦州（甘肃天水）一地的禁军就逃亡三千多人。到北宋末年，士卒逃亡更为普遍。崇宁年间“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其中，“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由于逃军太多，严重影响到兵源不足，北宋政府被迫逐渐把宋初士卒逃亡一日处斩的法律，一改为三日，再改为七日处斩，最后实际上是“逃亡军人，并许所有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原来规定官吏捕获逃军有赏的法律，也改为招诱逃军回营有赏的法律。大观四年（1110）规定“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畿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从对待逃亡士卒的法律变化，也反映出北宋士兵逃亡的现象十分严重。
二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国擅于将，将擅于兵。“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皆俯首听命而不敢较”。统治阶级内部军阀势力争夺国家权力成了当时兵变的主要原因。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收节度使兵权，军权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对军队的控制，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用自如。“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消除了统治阶级内部军阀势力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这样，北宋的兵变就与唐末五代有所不同，具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北宋兵变，虽然也有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但主要的却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是统治集团对士兵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封建国家的士兵，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但是军队内部则是上下相制，等级森严，广大的士兵群众和下级军官常常处于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和包括上层军官在内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北宋初期，统治集团为了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军政还较为重视，士兵的处境较好。但随着统一的完成和政权的巩固，为了防止政权的转移，赵宋皇室集团在军队内部执行用将唯亲的政策。于是有才能而又比较廉洁的武将和文臣都被排斥调离军队，而由亲信佞人来主持军政，统率军队。文恬武嬉，军政废弛。士兵受到官府和统兵将领诸如克扣军饷、无偿役使和高利贷等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处境日益恶化。
宋代禁军的待遇虽然比厢军优厚，但真正待遇较好的还是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和皇帝的亲兵。一般禁军除口粮之外，每月固定收入只有三百至一千文的月俸钱，而下等禁军的月俸钱则不满五百文。这点微薄的薪俸还要被官府和统兵将领层层贪污和克扣。史书记载仁宗时期禁军的口粮就是“惟上军所给升斗仅足，中下军率十得八九”。宣和七年（1125）的诏书也公开承认禁军廪给“官不守法，侵夺者多”。至于官府以腐烂谷物作军粮或将校以腐烂粮米调换禁军口粮，使禁军得到的口粮很多都是不可吃的废物，更比比皆是。这样，禁军的名义俸给与实际俸给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差别。北宋政府花了很多钱来养兵，但这些钱都落到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了，士兵真正所得其实无几，往往不足一身之费，更不能养家糊口。
宋代禁军本来是不供役使，专供战守之事的。随着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官府工役增多，禁军就逐渐被官府正式派往充役太庙、土木建筑、护送州郡长官离任赴任等官府工役。如果说，禁军被官府正式派往担任工役，还可减少士兵战守、训练的负担，那么，统兵将领私役禁军，则是加在禁军身上的一种残酷剥削。北宋中期以后，统兵将领私役禁军的情况非常严重。仁宗时期禁军中有手艺的人就被“管兵之官，每一指挥抽占三分之一”。到北宋末年，统兵将领不仅差占有手艺的禁军作工役，而且令禁军习学手艺。文献记载，“约束稍缓，游艺寝多，率以工匠之名影占身役，主矢之官差在本厅，则利于役使；习学之人得预占破，则利于偷安。又其甚者，巡检士兵，占充乐人，有妨巡逻”。“帅臣监司与夫守伴将副，多违法徇私，使禁军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文缕，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遂使辕门武功之士，困于差役之劳……兵政之弊，一至于此”。
此外，北宋士兵还要受统兵将领的高利贷剥削。由于士兵被官府和统兵将领层层剥削，弄得“大卒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只得举债度日。但剥削阶级军队的士兵要借债，老百姓是不愿借给的。唯一的办法只好向统兵将领借债。这就使得统兵将领“坐放债负，习以成风”。特别是那些被派遣出差的士兵，更只有举债借钱才能成行。苏轼就说：“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得，惟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尅其粮赐……穷苦无聊则去为盗。”
宋代禁军受到上述种种压迫剥削，穷得无以为生，只得私习手艺，出卖劳力，挣点外水，得活命之食。但遇到官府加强训练，日事教阅，就使得出卖劳力以资私费者无暇为之，堵塞了衣食之源，致使“军中甚有贫极，日不能糊口者”。每遇出戍，只得卖衣服以自给。王安石就曾指出：“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北宋厢军的处境更为悲惨。北宋集中兵权，把强壮士兵选归中央为禁军，老弱士兵留之州郡为厢军。禁军供战守，厢军供杂役。厢军本来就是一种役兵，其处境比禁军更坏。厢军除了遭受上述禁军的种种剥削外，其地位极低，俸给极微，基本上只有极少的口粮而无俸给，惟给酱菜钱和食盐而已，但是诸如官府钱粮物帛、军需物资的运输，作坊、坑冶的工役，修河、防洪、修城、建桥和仓库的土木建筑，屯田、牧马等繁重的工役都由厢军负担。例如负责漕运的厢军，仅有的口粮被官吏率取克扣，一个个“篮缕枯瘠”，“终身不返其家，老死河路”。福建漳、泉等地的递铺厢军，“三年一易，死亡大半，亦有全家死者”。熙宁年间在四川榷茶，由厢军运送至陕西，返往日行四百里，违一日徒一年。立法之重，远甚急脚递之刑，致死亡不少。总之，厢军是一种役兵，命运极苦，统治者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连宋仁宗都说：“滑州修河役卒多溺死者，有司第以逃亡除其军籍，深可闵伤。”
从上可见，宋朝统治阶级的军营，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士卒的牢营，必然引起士卒的反抗斗争。熙宁元年（1068）枢密院就说：“诸路州军，多差兵级营置杂物以助公用，分给官员及至犒设将士……盖缘上下利于供给，致违条贯。所差士兵打柴烧炭，不任重役，往往投贼，兼先有保州烧炭军员以课纳不充逃走。”庆历年间，担任运盐的厢兵“寒暑往来，未尝暂息”，致士卒逃亡。总之，统治者对士兵的残酷压榨剥削，使他们或因冻寒而逃，或因上下率敛而逃，或因举放营债而逃，或因单身无婚娶而逃。一句话，他们在军队无以为生而纷纷逃亡。
士兵和下级军官的起义叛变，更是统治集团残酷压迫剥削所激起的。乾德三年（965）全师雄领导的西川蜀兵起义，就是由宋兵虐待残杀蜀兵，抢劫民间子女，公开杀人劫货，敲诈勒索引起的。咸平三年（1000）王均领导的益州（四川成都）士兵起义是因益州兵马钤辖符昭寿，仗恃贵家子，骄恣不法，“多集锦工，织作纤物，所需物辄配市人赍纳，逾半年不给其直，又纵部曲略取之。广集稻麦，悉储寺观中，败即责僧道备偿。仆使乘势凌忽军校，其下皆怨”而激起的。景德四年（1007）陈进领导的宜州（广西宜山）士兵起义，是因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数不中程，即杖之”，“虽甚风雨，不停其役”而激起的。
其次，北宋招募饥民为兵，强迫乡兵当兵，刺配罪犯当兵，也是引起士兵反叛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