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为人的多方面需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分工的扩大，新生产部门的分化，劳动新方式的不断形成，使用价值的多样化，职业的经常变换，人与自然处于全面的关系中，使人的多方面才能能够在劳动实践中被培养出来。因为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社会的总劳动划分得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
（2）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
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需要如同各种产品和劳动技能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需要越丰富，越扩大，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反之亦然。因为需要的产生意味着人的主体素质及个性的丰富；主体素质的这种丰富，又反过来促进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
（3）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只是表现程度、表现方式和性质不同而已，它对人的发展的负效应并不能被完全避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从属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人的存在和发展要通过物的存在来表现、实现和确认，个人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束缚，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这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打破旧体制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积极影响，但对物的过分依赖，又会制约劳动者创造性和个人能力的发挥，还容易产生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倾向，使劳动者忽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影响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在金钱的诱惑下，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包括名誉、良心都被纳入商品交换的范围，使人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导致人性的扭曲。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双方的利益是独立和分离的，双方为追求更高的交换价值，往往展开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双方经常由于物化社会关系的存在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交换行为失去规范，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就有可能泛滥。
（二）我国现阶段人的发展目标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的发展的认识的深入，我们已经从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变为开始关注人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里，江泽民强调指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两者是相对独立的并列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我国现阶段人的发展目标。
1.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必须要“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中国人力和人才资源的现实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但是人才资源并不丰富，结构不尽合理，创新能力还亟待提高”。因此江泽民强调要通过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形成鼓励创新、鼓励探索的良好环境，减少人才创新、探索的后顾之忧”，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提高人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挖掘和发挥人的内在潜能，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
2.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首要任务
（1）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人的现代化是指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最活跃因素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人的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二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即现代条件下人的素质的提高。
在现代科技革命影响下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智力支出日趋成为人类劳动的主导。科学技术引起的产业结构日趋向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化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引起了职业构成的变化，日益要求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并使其成为现代化的中心。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其所著《人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指出的那样：“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人的素质的提高在现代化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罗马俱乐部前主席A．贝切伊在《论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解决人的问题应该先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在许多情况下，他还是这些变革的前提。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甚至好的管理经验和方法都可以引进，为我所用。唯独国民素质是不能引进的，而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种经济体制的实现程度及其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有一个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的问题，而且还有同人的结合的问题。如果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停留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状态下，那么，经济体制的转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内在地要求人具有与其相适应的崭新的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
（2）现阶段人的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就是培养“四有”人才
在我国现阶段，人的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就是培养大批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才，也就是培养“四有”人才。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人的现代化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四有”。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也强调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不能放松和削弱。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这要求我们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人的综合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对人而言，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是实现自身发展的根本条件。
人创造的自身存在取决于他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取决于他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和人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素质的提高，既包括劳动者体力的增强，也包括智力的提高。我们既要重视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忽视其思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人才能增强自身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世界的能力，也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自己真正的主体地位，从而为社会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体力支持。可见，人的综合素质高低，是当今社会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社会交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关系到人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并不是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目标就能自动实现。这需要人这个发展主体主动参与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去，在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制约人的交往的问题，如顺畅、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外开放的水平还不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社会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人的发展目标的实现。
1.有序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按照流动的方向，社会流动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水平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地位、身份不改变的情况下，变更了居住地点，或变更了职业；二是垂直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如从较低层流动到了较高层，或由较高层流动到了较低层。
（1）社会流动水平的提高，为人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
改革开放前，在单一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社会的开放性较低，社会流动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的社会流动以其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增加，社会流动程度因此而明显提高。不仅个人根据自己的特质、专长及爱好选择职业、地区及单位的社会流动日渐增多，而且出现了成批社会成员选择职业、地区的结构性社会流动。
我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现的“从政热”“经商热”“出国热”及“孔雀东南飞”和“民工潮”都是我国社会流动急剧增加的反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流动不仅继续增加，而且日益与利益格局的解体与重组、社会结构的转型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阶层因身份区别而划分为三个基本阶层或社会群体，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包括知识分子)。80年代改革以来，这三个阶层或群体已经开始了内部流动和相互流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90年代以来这三个阶层或群体的流动进一步加强并体现出各自明显的特征。
（2）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流动得以发展，从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从农民的社会流动来看，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潜能充分释放，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面对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农业劳动力过剩的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入集镇经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据统计，进城务工的农民的数量，已从80年代中后期的三四千万人，发展到2003年的9900万人之众。农民的工人化、市民化，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得社会交往的空间、对象和方式都有了重大变化。
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城市企业在劳动用工制度方面日益向市场化方向转变。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逐步改革，整个城市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为许多非城市户口或户口不在本地的外地劳动力和技术人才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这样，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超出了原有的狭隘的范围和领域。
（3）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