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江：外向型经济及其特点
开江农耕经济发达，主要是以大米为主的农产品的大宗输出，包括桐油和生丝，也特别包括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小五金产品，成为开江传统外向型产品输出的商业品牌，饮誉川东北各县，以至于省内外、海内外。开江大米生产，拥有20万亩良田，以过去时代平均400斤亩产量计算，共8000万斤。除15万-20万人口的自留部分，大约5000万斤也即三分之二成为商品粮。
改革开放以后，开江外向型经济主要体现为劳务输出。10万农民工遍布全国各地，又主要集中在广东、重庆、成都和北京等地，广东东莞、中山等地还产生乡友企业家集群。以上情况说明：
其一，开江地方经济历来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其突出特点，在今后的长时期之内，都会是如此。
其二，开江历史上传统农业发达，如今却已衰退，现代农业产业优势尚未产生形成，而现代工业几乎说不上有什么发展，更不要说什么增长极了。
日本经济，就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资源缺乏，国土限制，使日本民族对自己生存环境抱有一种天然的、强烈的危机意识——而这是最具文化动力意义的一种意识。正是国民的危机意识，成为战后日本埋头提高科技水平、培养产业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民族凝聚力。日本是个岛国，四周是海，在空间形式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前世修来同船渡”，凝聚力很强。开江人，何不参照日本，看看自己。
开江外向型经济，创造了多个劳动就业市场，如传统劳动力市场。
重庆如今有一支著名的“棒棒军”，活跃在山城街巷。历史上，开江也有过一支由挑二哥队伍浩浩荡荡组成的棒棒军劳动大队伍，他们挑米、挑盐、挑桐油、挑棉花、挑布匹（一匹布二斤七八两）、挑黄表纸、挑猪鬃等地方特色产品。
开江传统挑二哥运输业构成4条物流路线：
一是“跑云阳”。这是一条古老的盐米道，挑开江盛产的大米到云阳，返程挑云阳生产的食盐。人挑、骡马驮运，一队驮子多达几十匹骡马。经开县温泉、县城、临江、铁桥、南雅，进入开江讲治、桥亭，抵达县城。加之元明时期的川东行政中心在夔州府，“下夔州”跟“下云阳”同一条路线，更促进其运输业的繁盛发达。
二是“走三河”。分散于宣汉前河、中河、后河三河沿线各场镇码头，连卸带挑，故有“挑码头”之说。类似如今到外地打工，集中在广东沿海各地城市。
三是“进陕西”。从开江前往陕西（包括湖北房县等地），挑去四川达州大树场李三元和万家场的黄表纸等产品，挑回陕西的优质棉花，顺带秦巴山区如万源、镇巴等地的药材、山货等土特产品。
四是“下万县”。是最热闹的也是最后的物流线路。挑开江的桐油、生丝、草纸、布匹、皮革等产品到万县，再挑回万县的日用百货。开江诸多商家在万县设“号口”，不断向开江“打货”（批发商发运货物）。
以上4条路线上活跃的挑二哥队伍总人数估计在3万左右。这个规模，跟现在外出的10多万农民工，按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人口总量作比较，按比例，规模接近。我们开江世世代代先辈的这一辉煌过去，也凝结了其艰辛痛苦的血泪。这是开江历史的重大章节，我们怎能忘记？
二、开江在外乡友以及农民工群体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一流传久远的民间俗语，形象概括了同乡人异地相逢所产生的乡亲之情和思乡之情。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双向命运选择的情感表现。
1.在外乡友与民工潮。
广东梅州有500万人，而百年以来，海外梅州人不止500万人。开江一县，在外乡友究竟有多少大概无法统计，可估算为两个基本数字，一个是指历年读书、当兵、招工而出外的乡友人数，另一个数字则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去沿海及省内外多个城市的农民工。农民工总数大约为10万人；其他乡友总人数假设为开江现在人口总数的10%，则为五六万人。新中国成立60年每年走出开江的平均人数，则为1000人。其中，以3个三分之一计算，外出求学的数量约为300余人，当兵约为300余人，招工或其他外迁的数量为300余人。近几年，出外求学人数猛增，多达2000人以上。非农业人口包括干部职工、城镇居民移居外地如成都、重庆等地以及外省的人数猛增，平均每年迁移数量不下1万。这部分人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休、离岗待退人员，他们在开江拿工资，但吃喝拉撒却不在开江。
（在外乡友群体有一个“代际转换”的特点。经过年代演化，乡友必然通过代际形式转换为新生代，其“乡友”概念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乡情、亲情、友情也会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不但大大减少了农业劳动的时间，而且庄稼也种好了。新的俗语说：“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九个月挣钱。”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传导了这样一个信息：让更多农民走出土地，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民工出川”劳务输出，为开江农民工走出开江提供了历史机遇。所谓“九个月挣钱”，就是指农民外出打工，寻求劳动力的出路。最新数据表明，全国农民工总数2.6亿。据统计，“九五”期间，四川输出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5000多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占全国劳动农民的1/6，是中国民工潮的主要源头。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3000元，净收入1500元。2000年实现劳务收入450多亿元，其中通过邮局汇回现金210亿元，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的财政收入。四川的农民工出川，2005年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637.3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722亿元。转移输出规模和劳务收入位居全国第一。然而，农民工离开祖祖辈辈厮守的家园，放弃土地主人的自尊自矜，放弃家园的清闲和安逸而外出打工，大多是干城市里最重最脏最累的苦力，而所得甚微。能不出去吗？不能。不出去，就摆脱不了贫困，就没有希望。
2.农民工与县域经济。
1999年，笔者通过调查，对1998年开江县域经济的一组数据作了分析，可看到农民工劳务输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地方经济是一个什么状况。
第一组数字：全县52万人口，光是吃财政饭要花的钱都必须是7000万元，而县里全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元，且年年下降，财政缺口多达3000万元，赤字为43%，成了财政“倒差”县。这样的财政能维持下去吗？可它的财政的确是平静地过着日子。
第二组数字：县内有5家银行和其他诸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各家银行因不良贷款所挂的呆账、死账都至少在数千万元以上。近几年，为数本来不多的企业纷纷倒闭，加之近30个乡镇人民政府这些年来以政府名义平均所贷百万元的款项，早已把各银行部门拖下了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一切都不难说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些现象其实早已在本县存在。可是，几家银行一仍其旧，平平静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这样的金融机构真能维持下去吗？
第三组数据：近年来，全县至少有六七万甚至10万农民工(包括下岗工人和城镇无业人员)到沿海和外地打工。任市镇万年村七社180人，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社里只剩60余个留守的老弱幼童。普安镇仙人岩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总人口
近50%。各地农村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外出打工人数占了总人口的1/3以上。外出打工成了农民增收的最基本最重要途径。
一年到头，外出打工者节了在县内的全部吃穿用之外，还将口攒肚挪的一点血汗钱寄回家乡。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每年通过邮政汇寄回乡的钱，就高达1.4亿元之巨。这一笔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四川日报》2001年2月20日报道，渠县130多万人口中，有近25万农民外出打工，2000年邮寄回渠县8亿多元。深圳农民工每年通过邮局汇出100亿美元。另据《四川日报》2001年3月5日报道，开江县劳务输出12万人，劳务收入达1.5亿元。
1.5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县内银行有了这笔送上门来的巨款，早已填实了死账呆账等不良贷款所造成的亏损窟窿！县内财政有了这笔可以借用的钱，可以大大缓解支付的紧张和困难！且不说，它的少部分用于消费，会是怎样地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和扩大内需？怎样地繁荣城乡商贸市场？
中国的普通劳动群众，其创造伟力之深厚巨大，能不让人为之感叹吗？以上关于县域经济的一组数据，是否透露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状况？
3.乡友文化。
开江县至少有10万青壮农民组成的打工队伍常年出门在外，主要分布于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和内地的重庆和本省成都各地。广东中山市一地，因开江农民工众多，聚集庞大，形成一个独具文化圈层的小社会，被称为“小开江”。据说开江企业家较多集中在东莞市一带发展。如此聚集现象，让我们看到很多历史性的巨大改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出路问题、经济收入、生活资料开始富余等。清代前期有移民“湖广填四川”，不想当代近20年中，农民工倒来了个“四川填广东”。在开江这样偏远落后的小县，资源外流使经济社会发展大受影响，但农民工外流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给开江家乡回流的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乡友群体拥有的实力和影响力，体现为：
（1）创造巨大财富，每年直接汇回家乡约2亿元人民币汇款；
（2）产生了一大批企业家、党政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科技专门人才；
（3）主体性推动新农村社会面貌改观和城市化进程；
（4）农民工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普遍大幅度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