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抱水烟杆吞云吐雾，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一大民俗世相。如今回想起来，水烟丝的色、香、味（鄙人不曾抽过），水烟杆的独特造型及其竹、铜、银等的不同质地，火捻子的搓制与买卖，一边点火一边吞吐的饕餮贪婪情状，无不引发儿童的好奇心。鄙人曾偷偷取下水烟杆，模仿大人抽烟的样子，孰料咕噜一喝，竟喝进满口液体烟汁，顿时“哇”地呕吐一地，苦不堪言。后来出门在外，见到摩登女郎香烟在握，红唇玉手，仪态优雅，颇有那么一点现代高贵浪漫之气，顿觉中国抱水烟杆儿情状的老大与迂腐，隐隐有对于“抱残守缺”的哀怜。难道这就是我中国国粹？
“吃水烟”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40多年来，笔者误认为消失殆尽。孰料今春某日，竟在开江甘棠镇锣鼓堂村的农家院内，得见黄亮光滑的竹制水烟杆儿，一老年妇女正抱在胸前，衔于嘴上，作着呑云吐雾的惬意享受。呜呼者也，何其痛快！
开江县普安镇，1951年统计有商铺962家，近50个行业，其中丝烟店24家。正街有著名的张家水烟铺，自产自销，系张伯祯先生早年经营的老字号特色商铺。其产品具有烟丝细匀，色泽红亮，油分充足，灰白紧接，接火耐久，味正浓香等特点。解放后不久，传给其子张代祖独立经营。张家水烟，即使在解放前也是很有影响的一种特色手工艺产品，以其精到独特的色、香、味而赢得消费者的普遍欢迎，生意十分兴隆。远在陕西的汉中、镇巴等地，都长期有派专人定期上门购买，或由挑运黄表纸和棉花往来陕西的职业挑二哥捎带。
张家水烟铺最早设在普安镇南街，江西会馆“濂溪祠”的斜对门（后来改作了邓家铜匠铺子）。另有西街胡光阳、袁德全两家代理销售分店。解放初，军管会硬要本街杨莽娃儿交出钱物，杨没法，咬口说张伯祯借了他200个大洋，要交就只有叫张来交。张大喊冤枉，可鉴于当时形势，不交走不脱，申告无门，只好平白无故地交出200个大洋。还好，军管会后来偶然间发现杨莽娃儿说的有假，出面将正街上杨的铺子抵押给张。置换一座房屋，即使是正街闹市铺面，在当时也最多不过五六十个大洋，可见其非公平交易所付出的昂贵代价了。不过也好，从南街迁到镇中心的正街，对面就是全镇最宏伟最热闹的民间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关帝庙，有如此黄金口岸到手，多花了钱也就不重要了。
张家水烟铺子的结构布局为前店后家，再后为作坊。这在川东商贸重镇的普安特具代表性。铺面当街三尺柜台，半壁货架，琳琅满目；靠墙一溜长椅，为顾客休息之用。第二开间，设计为卧室、一侧辟为楼梯和通道。从通道进入天井、用作作坊的第三开间和第四开间、后院。后院需下几步石阶，有一口水井，水位很高，伸出双臂即可打水。每遇天干，街邻牵线似的进出张家，取水担水。隔壁综合行栈小院的天井也有一口井，奇怪，地平线低于张家井大约一米，但水位却更低，水量也小得多。
水烟制作的基本原料是当地栽植的土烟叶，不用外地引进的白肋烟，这就大大降低了原料成本。辅助性原料为青油、桐油、老荫茶水等。水烟制作工艺的独特，是张家水烟质量特色的保证。
作坊设备：
（1）榨，杂木制作。分平榨和直榨。
（2）大锅灶、石碓窝、四方箱、双丝箩筛、千斤顶等。
工艺过程：
（1）将烘干的烟叶片手工撕成叶和叶梗，分开放置。
（2）将叶梗置于大铁锅，搅和沙粒、一定量桐油，明火爆炒。炒照了，炒香了，转入石碓窝舂细，再倒入双丝箩筛筛下细粉，其细密度超过面粉。如此一来，本地烟叶含梗率虽高，但利用率亦高。
（3）将烟叶置于黄桶容具拌和。一边拌和，一边撒入叶梗粉末、一定量青油，喷上雾状老荫茶水，使之湿润、细滑，并发出浓浓香味。
（4）平榨。将拌和好了的烟叶置入一尺见方的四方箱，压上石块，用四个千斤顶进行高压，顿时压紧压平。待烧过5支香（约10小时）以后，取榨。将已高压成块的烟叶切成条块，重叠，放入直榨。
（5）直榨。将烟叶块左右各上好夹板，夹紧，由四名工人配合用力挤压，使之压紧、定型。隔日后取榨。
（6）最后使用精度很高、锋刃尖利的木工刨子，不紧不慢地推削，丝状水烟即告出品。
包装上，用火纸作烟封加以包装。一小包重量5钱，10小包成一大包，用细绳子扎好。存放期二十来天。通常一人一天抽一包，花费1角钱。解放初，1角钱接近于一人一天的基本伙食费用，不可谓不昂贵奢侈。当然，比起现在抽“中华”香烟的奢靡，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民国时期，云南也是水烟盛行之地，连接云南交通的川南重镇宜宾，就有著名的雷家“怡和宫”和李群“大生祥”等多家烟铺。张家水烟铺经营百年，堪与现代香烟媲美，且保持价格优势，因而长盛不衰，烟客众多。解放后土改，张家水烟作坊虽有雇工四五人之多，但其积极的经济带动作用毕竟得到政策认可，张代祖被划为“小商”成分。后来公私合营，加入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生产经营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到上世纪70年代初，计划经济大一统最终走到了它的极端，水烟制作工艺技术及其商品化经营方式遭到武断干涉，终至于停业，最后关门。没有商品生产带动，农村烟叶种植业萎缩，其消费群体也就随之消失，民间百姓抱水烟杆的世俗景观从此难觅。邻县梁平，依托慈竹资源优势，竹制品工艺发达，但其竹制水烟杆产业却遭受打击。
张家水烟铺，其工艺技术从何而来，源头在哪里？张家世代居于普安镇外牛山寺坎脚下黄泥乡某村，有张家祠堂。但张家族谱于“文革”动乱中暗自烧毁，至今没能找到一部。只是据传说，“湖广填四川”移民，入川始祖来自广东，辗转经湖广麻城孝感乡落籍开江。据此推断，张家水烟工艺可能来自广东沿海。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普安食品站张经成去一趟广州，所花路费就靠出售随带去的10个梁平竹子水烟杆。他说，广州的水烟，比普安张家水烟铺的差得太远了。为什么不恢复起来呢？是啊，何不搞起来呢？这一工艺的唯一传人、张代祖二儿子张立民（小名四毛），也曾雄心勃勃，欲重振雄风。但为谨慎起见，他特地走访当时县烟草公司经理。经理不作答复，只是说，烟草乃国家专卖，涉及国家有关政策，需要请示上级部门。最后却不见回音，不了了之。
张家祖上功名显赫，富贵十分。县内故有“孙家的顶子，张家的碇子”一说。县大老爷过路，必得下轿。要不，“路边栽秧的张姓人都要跑上去，把轿子砸个稀烂”。此说让人一惊，乡人乖张蛮横何至如此？夸张了吧？
张家世代一度单传。到张伯祯，生四子四女。其四子分别以祖、宗、昭、穆四字名之。四个姑娘，大姐张代
，在西南师大工作；张代兰是县粮食局干部，“文革”中有造反派从其所管办公室抢去粮票，多达7斤半的重量。
（2010年4月28日采访张四毛而记）
附录：普安镇中药铺口述史
口述人：蒋宗义，号明辉。民国15年（1926）7月19日生于普安镇新街。民国33年（1944）小学毕业于南极学宫新学堂。被母亲安排入城关北街口李其义家药铺当学徒。两年后学满回家。1949年解放后不久考入唐山军政干部学校。该校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2军所属。1950年，随第42军124师372团教导队（公开叫战勤工作队）首批入朝。1951年初，第四次战役，在龙头里遇敌飞机轰炸，凝固汽油弹燃烧爆炸而负伤致残。
口述时间：2005年5月19日
口述地点：成都机头桥一茶铺
前记：普安作为川东北特具代表性的著名历史文化古镇，应该深入发掘它的丰润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让后人知道它曾经有过的历史的辉煌，应该彰显它的历史的特色性文化内涵及其个性。
普安镇自古就是开江县的商业中心。民国年间，有富商曾智伦、颜恭安，曾与黄惠生合资经营花、纱、桐油。镇上有几百家（按：最多达到720余家）商铺，像正街上颜家斋铺，产名小吃“椒盐检包儿”；曹家斋铺、张（代祖）家水烟铺、武管事酢酒坊、曾家茶坊、孙子宽孙家碗铺；东街上钟家栈房，是街上最大的栈房；开绸缎铺的也多。饭馆面馆那就更多了。根据笔者调查记录统计，民国时期，普安全镇有中药铺34家、西药店3家。
自古说“黄金有价药无价”。药可以救命，钱救不了命。钱救命，那也是拿钱买药救命。
民国后，普安镇上最早的中药铺是蒋祝丰开的，在东炮台街口子隔四五间的店子。蒋祝丰又在老屋杨家湾办蒋家丝厂。
普安最大的药铺还要数正街上汪家药铺。既卖珠片，又卖“拆货”（批发）。汪树生曾任普安商会会长，会址设在西炮台街口外汪黑儿家隔壁商会馆里。汪树生有两个女儿，汪华纯和汪华坤。
南街潘家药铺，潘世才，其子女潘名义、潘名菊。
我祖父蒋增亭，与我父亲蒋荣耀（1895-1928），创办普安“保寿堂”药铺。父亲常驻宣汉南坝镇等地采购中药材并跑拆货卖药。在新街曾罗汉儿隔壁，一开张即雇请熊朝庆、李高伯师徒等名医坐堂看病诊脉。张登堂、蒋幼如等也曾坐堂。后来是蒋宗儒继承父业。
张登堂后来在新街土地庙一侧独立开办药铺。
蒋幼如，青堆子人，学问渊博，抗战时期被誉为普安的“百科全书”，天天在阅报社讲解抗日前线消息，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徒弟顾洁辉（三国），解放后为普安中药行栈主任。
蒋家开第二家药铺是蒋安常药铺。在大南街井眼附近。四几年，蒋安常死后，迁达县安仁街上。
第三家药铺是蒋安民开“益寿堂”药铺，在新街葛阁庙对门。其子蒋云福、蒋云贵。
第四家，蒋安邦药铺，开在保寿堂斜对面。上世纪40年代迁万源罗文街上。
普安药铺多，王家药铺老板王德富，忠县人，学医学药出身，与“保寿堂”蒋宗儒交谊甚深。父亲在江湖上操袍哥大爷，与营长、普安王家院子的王臣之交好。与王维舟交谊尤深，王常在普安家中寄住。可惜父亲30余岁去世。
我们蒋家老屋在新宁乡红岩子杨家坝村艾家湾。
蒋氏字辈，我只记得一句，是“安荣宗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