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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采访湖北都督黎元洪——美国记者密勒、丁乐梅辛亥革命亲历记

一、礼查饭店的惊人消息

1911年10月10日午夜,湖北武昌清军楚望台军械库寂静无声。突然,一群清朝新军向军械库发起猛烈袭击,打死驻守清兵,占领枪械库。湖广总督瑞澂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逃离总督府。瑞澂便带上战斗力最强的总督衙门警卫队撤离总督府,去了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革命军不战而得总督府。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此刻正在美国丹佛,接到黄兴“湖北武昌清朝军队起义”的电报无比兴奋,即刻起程回国。西太后在北京紫禁城接到密报大惊失色,立即召见军机大臣,调兵遣将,围剿叛逆。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召开外国驻鄂领事会,请求外籍炮舰镇压暴动,得到的答复却令人沮丧,法国领事和俄国领事无动于衷。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礼查饭店孔雀大厅,一群衣冠楚楚的外国人正围坐着喝下午茶,因为喝的是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所以人人脸上透着红光,兴趣盎然。孔雀大厅宽敞豪华,可容纳500人就餐。每晚8点,孔雀大厅举办交响乐舞会,而白天下午则举办英国式下午茶。不管是舞会还是下午茶,在上海的许多外国头面人物必定纷至沓来。

礼查饭店是一座新古典主义式样钢筋混凝土6层大楼,四面临街,拥有大弧形拱窗、爱奥尼立柱和维多利亚式回廊,除了客房,还有弹子房、酒吧、舞厅、扑克室、歌舞厅,是上海最早使用煤气、电灯、电话、电梯和自来水的现代化旅馆,接待过英国爱丁堡公爵、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这会儿客人越来越多,以致沙发和茶几老是不够用,仆役就不断搬来桌凳,还穿梭不停地上茶上酒,顺带把一张张账单递给主人,而主人自然不屑一顾,一签了事。

今天的主人是一位身材单薄、脸颊消瘦、蓄着小胡子、穿着笔挺西装、打着蝴蝶结的中年绅士。他是美国人,名叫汤姆斯·密勒。他一边签单一边聊天,时不时发出爽朗笑声。这时不知谁聊起刚刚发生在武昌的暴动,立即引起密勒先生的注意。他侧耳倾听那位先生的叙述,还向他提问:“请问先生,您怎么知道武昌暴动?”那人回答:“武昌暴动是昨天的事,而那时我恰好在武昌办事,亲眼看见暴动的情形,今天中午才回上海,所以知道。”密勒问:“暴动?真的发生了武昌暴动?都是什么人干的?有什么政治主张吗?”那人回答:“暴动肯定无疑。密勒先生,你不知道那个场面多么吓人、多么恐怖!大炮轰轰响,子弹满天飞,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有一群群手持刀枪的民众在大街上奔跑,好几处地方燃起熊熊大火,不少人被打死打伤。”密勒问:“他们有什么口号吗?”那人回答:“什么政治主张?我想想啊,在街上好像看到这样的标语:驱逐鞑虏,建立共和。我想,是一群共和党人干的吧。”

密勒一听共和党人,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革命?便脱口问道:“既然有共和党人参加,那就不仅仅是暴动了吧,究竟是暴动还是革命?”那人回答:“一言难尽。不过据我看来,也许与以前的暴动一样,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罢了。清政府统治稳如磐石,不可能爆发革命。”

喝下午茶的人纷纷附和这人的意见,说最近几年中国接连发生多起暴动,武昌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密勒不以为然,皱着眉头加以反驳,说以前的暴动没有政治口号,这次好像不同。他们不同意密勒的意见,但并不十分关心这件事,认为武昌远离上海,远火殃及不了近城,也就和密勒胡乱应付几句,将话题转移到股票市场。

下午茶结束,大家告别而去。

礼查饭店建于1846年,当初是英国商人阿斯脱豪夫礼查兴建的一座旅馆。1857年,礼查在外白渡桥北堍东侧买下22亩荒地,建起一座东印度风格的2层砖木结构楼房,将礼查饭店迁到这里。1860年,英国人史密斯接手经营礼查饭店,之后于1906年拆除旧楼,重建一座5层砖木结构楼房,于1910年再造一座豪华的6层大楼,总计有客房200多套,是远东设备最现代化的豪华饭店之一。

密勒就住在礼查饭店一个套房。他和助手克劳回到房间,一进门就问克劳:“注意到刚才那位先生的话了吗?”克劳回答:“你指那位刚从武昌回来的先生?注意到了。他才从武昌回来,想必不会说谎。不过,密勒先生,这有什么?他不是告诉我们,那只是一场暴动而已吗?”

密勒说:“未必如此。近年来我一直留心中国政局,发现各地频发暴动,虽说都被一一镇压,但正如一句中国话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不定哪天就会爆发革命。”克劳说:“革命?对对,也许会引发革命。这些年,中国像一艘破旧的船动荡不安。”

他们说的各地频发暴动,实际是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武装起义。

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长江沿岸5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首领在汉口被捕斩首。1900年10月,会党群众600余人爆发惠州起义,遭清军围攻失败。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起义,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终失败,烈士遗骸72具合葬黄花岗,人称黄花岗72烈士。1911年5月,长沙万人集会掀起保路运动。1911年6月,为抵制清政府出卖已集股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利,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

密勒说:“我看武昌暴动非同一般,既然有政治主张,想必不是一般暴动。克劳先生,你去武昌看看吧,我们《大陆报》需要这方面的消息。”密勒是《大陆报》主笔。这份日报刚创办不久,由一些中美人士投资建成,主要代表在沪美侨利益,中方投资者有原驻美国大臣伍廷芳、沪宁铁路唐绍仪等。

克劳时年28岁,美国密苏里州佩里县人,刚从美国来到上海,担任《大陆报》夜班编辑,月薪300美元。他爽快地答应说:“太好了,我非常想去武昌看看。”密勒说:“赶紧去买票吧。要是运气好,你在武昌会大有斩获。”

二、怎么处理武昌消息

第二天,克劳去了武昌,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的情况。他向密勒发来一系列新闻报道: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在湖北谘议局开会,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10月11日上午,起义军“光复”武昌,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10月12日,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

密勒接到这些消息兴奋不已,但又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在自己的《大陆报》上登载,也不知道武昌那些人能否成功,如果只是一场暴动,或者只是一场闹剧,他在中国的10年努力将灰飞烟灭。他拿着这些消息稿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大陆报》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四川路126弄11号。四川路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一条南北向干道,长1270米,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修建于1860年,早先的名字叫桥街,1865年改名四川路。密勒从办公室大楼窗口望出去,左右两边林立的大楼里有中国企业银行、沪宁铁路局、安顺洋行、三井洋行、四行储蓄会、东亚银行、安利洋行,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远处黄浦江轮船汽笛长鸣。

密勒望着这些景色出神,不由想起自己这些年的历历往事。

1868年密勒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佩里县,1891年考入密苏里大学冶金采矿专业,1895年毕业。他不愿从事冶金行业,受密苏里新闻帮影响,喜欢上新闻业,先后在纽约《捷报》《圣路易斯报》《民主与法制时报》做记者,去过南非战场做战地记者,在那儿采访时受过伤,脸上留下终身不愈的刀疤,因此养成刚愎自用、性格暴烈的脾气。

1908年,他以《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身份来到北京,采访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写成长篇通讯,介绍袁世凯对中美关系、中日改革比较、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等,把中国近况介绍给世界。

1900年,密勒受《纽约先驱论坛报》派遣来中国采访义和团。他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掠夺暴行,同情中国,写了很多谴责联军的新闻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引起世界关注。他的一则电讯写道:“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所支配。他们的行动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把这场战争拉回黑暗的中世纪,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受辱的事实,在道德上给未来留下污点。”

1911年初,密勒辞去《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职务,在美国大亨葛兰的资助下,在上海创办《大陆报》并担任总编。在商量办报方针时,密勒对葛兰说:“我要推行一场报纸版式和内容的革命。”葛兰问:“怎么革命?”密勒瘦削的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说:“我要打破英国垄断中国报纸的格局,首先砍掉头版广告,代之以中国本地新闻。我要以此促进外国人与上海本地人的联系,把《大陆报》办成为中国人说话的报纸。”葛兰曾在1910年前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熟悉中国情况。他说:“这个想法不错。汤姆斯·密勒先生,放手干吧。”

密勒照此行事,并实行亲华方针,在组建报社董事会时收到奇效,中国有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唐绍仪、伍廷芳欣然入会,大大提高了《大陆报》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他向美国招聘新闻人才。他写信给母校密大的威廉——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请求威廉先生派人来上海鼎力相助。威廉虽说没有教过密勒,密勒1895年毕业于密大冶金系,这时威廉还正在为筹建密大新闻学院四处奔波,但非常赞同和支持密勒的新闻实践,向密勒推荐他的学生克劳。

克劳时年28岁,早从密大毕业,这会儿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的沃思堡市的《沃思堡明星电讯报》做记者。他比密勒小15岁,是密勒的同乡密苏里州佩里县人,有一张宽大的高额头的脸,戴着圆眼镜,薄薄的嘴唇似乎老是在抿笑,与密勒凶巴巴的样子大相径庭。

1911年春季的一天,克劳正在《沃思堡明星电讯报》办公室做事,门房给他送来一封电报,接过一看,来自遥远的中国上海,心里咯噔一下,这是谁?要干什么?急忙撕开看,原来是老校友密勒从遥远的中国发来的电报。密勒在电报里说:“亲爱的克劳:我要在中国上海租界创办一份英文晨报,因为前途无量,已得到葛兰先生的投资。你怎么看?同意葛兰先生高瞻远瞩的看法吗?要是同意,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报社夜班编辑的位置,月薪300美元,外加一个老校友、老乡对你的关怀照顾。——你忠诚的汤姆斯·密勒,1911年3月19日。”

克劳顿时陷入恐慌之中。沃思堡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的工商业城市,交通方便,有特林尼特河流过,盛产家畜、棉花、谷物,还有不少食品加工、石油制品等工厂。克劳在这里过得很好,正准备找个意中人结婚安家,没想过远游他乡。克劳打电话给密大的威廉老院长征求意见。威廉哈哈大笑说:“孩子(他比克劳大19岁),实话相告,这是我的主意。你不会介意吧。去吧孩子,我有很多学生都在中国做新闻。他们会照顾你这个小师弟的。”

1911年6月,美国洛杉矶码头缓缓驶出一艘海轮。克劳站在船舷边甲板上向岸上的亲朋好友频频挥手告别。他同许多美国青年人一样,热衷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他已答应密勒的聘请,于1911年6月起程离开美国去上海。他的口袋里装着密勒催促他赶紧来上海的电报。密勒的电报说:“亲爱的小师弟,我已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你迟迟不来,我必将累死无疑。”

一个多月后,克劳乘船抵达上海,坐三轮车来到四川路《大陆报》报社,见密勒正怒火冲天训斥他的手下,忙上前自我介绍说:“尊敬的密勒先生,我是克劳。”密勒把他上下一番打量,上前拍着他的肩头说:“跟威廉院长介绍的一模一样。好吧,放下行李就开工吧,立即把这一大堆稿子整理出来今晚付印。”克劳的脸上顿时挂不住了,嘴里答应声“好的”,心里却在嘀咕:“怎么这样?”克劳开始执行《大陆报》夜班编辑职责,每天晚上10点做到凌晨2点,不过他慢慢发现,作为总编的密勒的确忙得不可开交,每天24小时差不多都待在报社,原因是《大陆报》正处在草创阶段,万事开头难。

密勒正这么胡思乱想着,突然办公室电话骤响,把他拉回现实。他过去拿起话筒,是《大陆报》董事局成员伍廷芳的声音:“密勒先生吗?我路过报社想作顺便拜访,不打搅吧?”密勒心里咯噔一下,这位先生不正是与孙中山往来密切的激进党吗?说不定他知道武昌的事,于是喜出望外,连声说:“在下恭候伍先生大驾光临。”

伍廷芳为啥是《大陆报》董事局成员呢?

伍廷芳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做过李鸿章的法律顾问,还当过美国、西班牙、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国的公使,大名鼎鼎,声势显赫。密勒筹办《大陆报》遵行的是沟通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宗旨,更好地为本地中国人服务,所以伍廷芳成为他董事局成员首选。

伍廷芳时年63岁,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走进报社办公室,操着广东家乡话说:“密勒先生你好。无事不登三宝殿。老夫有事相问。”边说边走进去在沙发上落座。密勒十分敬佩这位老先生,一边客气应酬一边叫人上茶上烟,坐到他对面沙发上,说:“伍先生来得正是时候,在下也正有事相商。您先说您的事。”伍廷芳嘿嘿笑说:“老夫知道你的事,是不是武昌之事?”密勒愕然一惊,随即狡黠一笑说:“在下也知道伍先生的事,是不是武昌之事?”二人哈哈大笑。

密勒正想把克劳的电报给他看,突然想到他是清朝重臣,自然站在朝廷一边,势必攻击武昌暴乱,不会同意刊发的,便话锋一转说起天气。伍廷芳说:“密勒先生好像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啊,连老夫也藏着掖着,不妨说出来听听,也许老夫能助你一臂之力。”

密勒暗自吃惊,他好像知道自己的心事,只好嘿嘿一笑说:“不瞒伍先生,在下的确遇到一件事关《大陆报》的大事拿不定主意。伍先生是董事局成员,不用瞒你,我准备在报上发布这些消息。你看如何?”边说边递过克劳的电报。

伍廷芳接过电报,一目十行,抬头说:“我正为此事而来。武昌事变,老夫有所耳闻,也在四方打探进一步消息,想起你这里是新闻中心,想必有消息,就过来了,果不其然。不知密勒先生是何主意?”

密勒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已听出伍廷芳几分意思,便说:“我看这次武昌暴动大有来头,想必是孙中山那帮人鼓动的结果,绝非儿戏,说不定啊就是一场革命。”伍廷芳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密勒说:“所以我已派克劳前去武昌打探,要他亲眼看看武昌暴动是怎么回事。克劳是美国密苏里大学高才生,有办报经验,目光敏锐,见解深刻。我相信他。”

伍廷芳说:“老夫以为,当今世界,共和已是潮流,皇权势必衰落,凡顺此潮流者必胜,凡逆此潮流者必亡。以老夫之见,此次武昌起义旨在推翻清朝皇权,建立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场伟大革命,顺应历史,合符民意,必定大功告成。”

密勒十分高兴,连连拱手,说:“伍先生言之有理。我看武昌起义是一场中国革命。我们《大陆报》责无旁贷,应当支持。我决定马上刊发这些消息。不过刊发之前我有一事相求,克劳不熟悉中国情况,所发电讯难免有不当之处,请先生看看,该修改的修改,该润色的润色,好不好?”

伍廷芳学贯中西,熟知中英两文,看了克劳的电稿,确有不当处,见密勒有请,也不谦虚,接过钢笔,龙飞蛇舞,一番砍伐,不一会就完结了事。密勒看了改稿十分高兴,提笔批道:即刻付印,并摇铃叫来报社经理,交代他马上办理。

第二天,《大陆报》刊登出克劳从武昌发来的、披露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震惊中国。

三、采访湖北都督黎元洪

与此同时,密勒的另一个记者丁乐梅也在武昌采访。

丁乐梅,英国人,名叫埃德温·丁格尔,1881年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1909年28岁来到中国,喜欢汉语,给自己取中国名字丁乐梅。辛亥革命爆发时,也就是他来到中国的第31个月,他刚好在汉口采访,碰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更难得的是,他竟然认识新任都督黎元洪,成为第一个采访黎元洪的西方记者。

来中国前,丁乐梅是心理学家、作家,自然不熟悉新闻行当,但既然来到中国,又干上《大陆报》记者,怎么也得学着采访。密勒在上海招聘他时,他问密勒:“《大陆报》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密勒回答:“管他妈的什么都需要。”

丁乐梅来到汉口,按照密勒指示,什么都采访,但因为人生地不熟,加之不熟悉新闻,写回上海的报道泛泛而论,毫无精彩可言,自然被密勒扔进字纸篓,并警告他说:你眯着眼能看到啥?得睁大眼睛啊!丁乐梅挨了指责闷闷不乐,使劲睁大眼睛还是一无所获,因为他毕竟是个新手,根本不知道中国会发生辛亥革命,更不知道武昌新军里有革命党人,自然就谈不上采访他们了,所以当辛亥革命突然爆发时,他忧心忡忡,无比惊讶,不知道如何是好。

好在丁乐梅记着密勒“管他妈的什么都需要”的教导,当清军纵火烧城时,他立即奔赴灾区采访,用他的眼睛和笔头记下了这一幕,并用最快的速度写成消息发往上海。密勒马上将它刊登在《大陆报》头版头条上。

丁乐梅在这篇报道里写道:

透过厚重的浓烟,你能看到不计其数的屋顶、教堂尖顶及拱形的中国建筑,好像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躲闪着,像整个疯狂溃逃的装甲兵团不停地跑着,然而拼命努力却毫无用处。他们原地跑动,最后放弃了希望,绝望地倒在浓烟里,永远地消失了,估计死者有数千人。

丁乐梅的报道得到密勒表扬。他心情痛快,跑得更欢。这一天他采访一位起义军官,问他:“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那军官回答:“还没确定。”丁乐梅大吃一惊,说:“什么什么?您说什么?你们的最高领导人还没确定?也就是说,你们还没有最高领导人,对吗?”那军官嗫嚅着说:“不是没有,而是……正在……”丁乐梅大惑不解,问:“正在什么?正在什么?”那军官说:“我……我也不知道,不过已经内定黎统领元洪……”

丁乐梅心里咯噔一下,黎元洪?是他认识的黎元洪吗?便惊讶地问:“您说的黎统领元洪,是不是清朝新军第21混成协的统领黎元洪?”那军官回答:“正是、正是。”丁乐梅突然笑起来,说:“啊?是他!太好了!我去找他!”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之所以令丁乐梅情不自禁,因为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一个清军统领怎么摇身一变成为革命政府都督?还因为他不但认识黎元洪,还与他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在一阵惶惑一阵兴奋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采访新都督黎元洪,写一个独家新闻,让老板密勒大吃一惊。

丁乐梅急匆匆来到湖北督军府。督军府是一座长长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红色楼房,欧式古典建筑风格兼具中国传统,坐北朝南,带大院,东西有配房,位于武昌阅马厂,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人称红楼。

丁乐梅告诉守门的卫兵,他是美国记者,是新都督黎元洪的好朋友,应新都督之邀前来采访。卫兵报告长官。长官出来问清情况,解释说现在不行,因为一切尚未就绪,无法安排新都督接见外国记者。这是托词,这位长官不知道新都督人在哪儿。

丁乐梅吃了闭门羹,闷闷不乐回到住处,细细一想,人家并非无理,非常时期要采访新都督,的确是异想天开,但又一想,老板密勒要是知道自己是新都督的朋友而无法采访到新都督,脸上的刀疤一定会气得发紫,便重新鼓起勇气,一定要采访新都督。

第二天,丁乐梅得到一个好消息,新都督终于宣誓上任。他立即去都督府申请采访黎都督。门岗副官接受了他的申请,请他回去等候通知。他不愿走,决定守株待兔,守在都督府大门前不走,新都督总要来这里办公,一定要第一个采访他。

丁乐梅守了很久不见黎元洪影子,等得又饥又渴想打道回府,突然看见远处驶来几辆小轿车,顿时喜从心来,急忙迎上去,专注地盯着车上坐的人,可前排坐的是驾驶员和副官,而后面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清人样子。他十分着急,突然急中生智,朝小车队高喊:“黎协统!黎协统!我是丁乐梅!我是丁乐梅!”

黎元洪原来是清朝新军第21混成协的统领。丁乐梅多次去部队拜访黎元洪。他叫黎元洪黎协统。黎元洪叫他丁先生。丁乐梅这么一吼,惊动了守门的卫兵。他们急忙上前拦住他,不准他靠近小车。克劳不顾阻拦,继续高喊:“黎协统,我是丁乐梅。”

黎元洪正在车里正襟危坐。

这一年黎元洪47岁,宽脸膛,小眼睛,八字胡,胖胖的身躯,笑容可掬。他是湖北黄陂人,19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去广东服役做二管轮,后入北洋水师,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历任翻译、教官、营帮带、督带、陆军暂编第21混成协统领。

前不久爆发武昌起义。起义军夺取政权组建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做都督。黎元洪思考再三,认为自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无功不受禄,又害怕清王朝卷土重来,更担心这场革命只是一场闹剧,所以坚决不答应。革命军找到黎元洪,将他带到谘议局,让他出任都督。黎元洪不肯接受,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革命军把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气愤填膺。有人说: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清朝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颗枪子儿吃算了!

黎元洪吓得面无血色,急忙答应考虑。他考虑了几天,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拖到10月13日仍不肯就任。这时革命军的炮队已击退清政府兵舰,“光复”汉口、汉阳,各国领事宣布中立,革命形势逐步好转。黎元洪的思想发生变化,愿意出任都督。他对革命党人说:“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剪辫子。好,我早有此意。你们找个理发匠来。我把辫子剪去就是。”

10月17日,湖北革命党人隆重举行祭天暨黎元洪视职大典。大典现场高筑祭坛,鼓乐喧天,三军鸣枪,万人跪拜。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跪读祝文:“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

这就是黎元洪坐在小车里前思后想之事。

突然,黎元洪被车外的叫喊声惊扰,拉开窗帘看,见一个人正冲自己嚷嚷,因为隔得远看不清楚是谁,但可以确定是个外国人,忙叫司机停车,叫副官下去看看。不一会副官回来说,是美国记者丁乐梅,他想采访都督,还说他认识都督。黎元洪皱眉一想,是认识这位丁乐梅记者,就对副官说:“让他过来。”

丁乐梅小跑过来对车里的黎元洪说:“黎都督,我想采访你,我想采访你。”黎元洪说:“现在?恐怕不行,有个重要会议,改天请你来协统部吧。”丁乐梅说:“我等你,你开完会我再采访你。我今天一定要采访你。”黎元洪点头微笑,掉头对副官说:“安排吧。”说罢拍拍座背示意开车。

丁乐梅如愿以偿,笑弯了眉毛。黎元洪的车队驶进都督府后,丁乐梅被副官引进都督府小客厅。副官叫仆役送上咖啡,对丁乐梅说,都督的会不知开到什么时候,又说这个会完了还有会等着都督,还有不少人插进去请示汇报,还有很多人排着队求见都督。丁乐梅只好耐心等待。他肚子饿了,叫人送吃的,有人就送来面包、干肉、奶酪、牛奶。

丁乐梅实在疲倦了,就躺在小客厅长沙发上休息,也不知过去多久,突然响起一声高叫“都督到——”,急忙起身理发整装,不一会便听见外面过道传来皮靴走踏声,随即门口出现身着都督服、蹬着长筒靴的黎元洪,忙迎上去与黎元洪握手说:“黎都督比黎协统更威风啊!”黎元洪说:“丁先生比以前更大胆。”二人哈哈大笑。

采访开始。丁乐梅开门见山,第一个问题是:“请问黎都督,武昌起义的目的是什么?”黎元洪说:“武昌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丁乐梅问:“中华民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黎元洪说:“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联邦制的中国必须尽快开放,对世界开放,对各国开放,与世界各国结成友好邻邦。”丁乐梅问:“都督对世界各国有什么希望?”黎元洪说:“武昌起义事关中国兴衰存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希望各国给予支持最好,但起码希望各国保持中立。”

丁乐梅继续提问,涉及新政权的组织、大政方针、对外政策以及清朝廷和全国各省的态度。黎元洪有问必答,全面阐述了湖北军政府的立场方针,特别强调指出,不管清王朝如何镇压武昌起义,但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的大好局面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任何人不能阻挡。丁乐梅边听边迅速作记录,眼里闪着如获至宝的光芒,不一会便密密麻麻写了几大篇。

丁乐梅成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接待的首位外国记者。

结束采访,丁乐梅立即赶回住所写出新闻稿发往上海。密勒接到他的电讯如获至宝,立即在《大陆报》头版登出,成为独家新闻,轰动一时。

密勒因为《大陆报》刊登辛亥革命报道大获成功,被誉为中国通,决定再接再厉,继续采访辛亥革命后续新闻。这天,他去上海陕西北路太平花园拜访伍廷芳。辛亥革命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其退位。上海“光复”后,伍廷芳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又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

伍廷芳这会儿是大忙人。他得知密勒前来拜访,叫管家请他在三楼小客厅休息,然后匆忙结束记者采访,上楼来见密勒,一进门就祝贺《大陆报》取得的成绩。密勒说:“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需要再接再厉。希望伍先生继续帮我。”伍廷芳说:“密勒先生,您是民国的朋友,孙中山先生几次提到您,我肯定帮助您。这样吧,我给您一张特别采访证,可以自由出入民国要地采访民国要人,索取新闻资料。”密勒喜出望外,连声道谢说:“太好了!谢谢伍先生!不过……”伍廷芳说:“还有什么?”密勒说:“请问伍先生,孙中山先生何时回国?”

伍廷芳眉头一皱,这可是绝密消息,不可信口开河,便借口喝茶遮脸,不做正面回答。孙中山先生自从在美国丹佛接到黄兴电报,知道武昌起义之后,立即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官员联系,又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伦敦,希望英国政府支持中华民国,不再贷款给清政府,并取消不准孙中山在英国远东殖民地居住令,然后,起程回国,一路有电报联系,预计1912年1月初回到中国。

伍廷芳知道这些消息,但不好告诉一个外国人,就喝口茶抿抿嘴,说:“中山先生很快会回到中国。他和我们有密切联系,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密勒说:“我想第一个采访他。”伍廷芳哈哈笑说:“独家新闻,好主意,我支持,不过不能保证第一,但保证你采访孙先生。”密勒说:“NO、NO。我是《大陆报》总编,我的报纸第一个采访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我必须第一个采访孙先生。”

密勒的想法逐步成为事实。他凭着伍廷芳给的特别采访证,亲自出马,并派他的两员大将克劳和丁乐梅从旁协助,成功独家弄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第一次宣言英文稿和《中华民国成立宣言》,分别于1912年1月4日和1912年1月6日在《大陆报》上登出,轰动一时。

不过稍有遗憾。密勒得知孙中山先生到达南京,却因为坐镇上海走不开,不能亲自前往采访,只好派克劳代劳。克劳不负众望,到南京后,有幸参加南京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仪式,会后采访了孙中山,并获准报道临时大总统一号公告,算是了却一件心事。与此同时,密勒的另一助手丁乐梅在武汉继续他和黎元洪的友谊,及时获得系列最有价值的新闻。

于是,密勒的《大陆报》差不多成了民国临时政府发布新闻的公报,前后发表的重要新闻有:民国临时政府决定迁都南京,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号公告;《大陆报》记者克劳与孙中山第一次深度访谈;民国军队建立情况;南京周边地区革命党人和清军战斗消息;北京袁世凯劝退清帝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且差不多都是独家新闻,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获得空前成功。

密勒和他的记者克劳、丁乐梅一举成为著名记者。

四、开火车头踩雷

报道辛亥革命,密勒、克劳、丁乐梅劳苦功高,还有两个外国记者功不可没,那就是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

端纳报道辛亥革命与密勒一样,与伍廷芳等革命党人有关。1903年,端纳来到香港,求见孙中山未果,孙中山正在欧洲,见到胡汉民,与革命党人有了关系,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总觉得清朝政权要出大问题。1911年春天,端纳36岁。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在上海寻找中国革命的火花,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宋查理。

宋查理住在上海英租界麦家圈,附近有英国传教士麦杜斯1843年开办的墨海书馆,还有仁济医院、申报馆、《时事报》、《舆论日报》,和宋查理的宋氏印刷厂。端纳来的时候,宋氏印刷厂机械轰鸣,工人忙碌,一捆捆刚印好的《圣经》和其他宗教读物正装车待发。

宋老板认识端纳,热情接待他,请他在客厅喝巴西咖啡、抽古巴雪茄。宋查理时年47岁,穿西装,打蝴蝶结,大包头,一字小胡子,神采奕奕。他在美国待过多年,会说英语,有很多外国朋友。二人一番应酬后,端纳说:“我知道您是孙中山先生的朋友,想向您打听他的情况。孙先生最近有何打算?”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会儿还是清朝统治。孙中山正是清朝通缉的敌人,正遭到追捕而逃亡海外,怎么可以随便谈及他的行踪呢?宋老板暗自皱眉,想了想说:“端纳先生,不用讳言,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但我会尽力解答。我的确是孙先生的好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打算,也愿意宣传他的主张。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给您看看孙先生刚传回中国的最新文章。”

端纳说:“好好,我就想知道孙先生的想法。您知道,最近中国很乱,用中国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担心中国会出事,会出大事。真的,我的不少朋友都这么认为。所以我不揣冒昧来拜访您,就是想知道孙先生有何打算。”

宋老板说:“您说得对,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的确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不过正好,正是革命党人期盼已久的形势。孙先生正在海外筹集革命资金、组织革命力量、争取各国支持。他告诉我们,一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即将到来。”端纳听了眼睛发亮。他心里就是这种想法。他在中国待了八年,遇到系列革命党人起义,比如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虽说都被清王朝镇压下去,但革命党人似乎并没有销声匿迹,倒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端纳说:“太好了。任何国家的封建皇权都将灭亡。”

宋老板接着说了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说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端纳听得津津有味,两眼盯着宋老板,不愿漏掉一个字,但心里却升起一个问号:宋老板只是一个商人,怎么对革命洞若观火?

这是端纳孤陋寡闻。这位宋老板非同小可,是中国大名鼎鼎的宋氏家族家长。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原来姓韩,家境贫寒,12岁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他在美国加入基督教,为求发展,偷偷乘船到美国南方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后转学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21岁毕业,22岁回国,在苏州、上海传教并执教教会学校,24岁在上海创办美华印书馆,印制中文本《圣经》发财,积累了五六十万两白银。他把赚来的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孙中山革命,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建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是著名的革命党人。

宋老板从端纳眼里读到疑惑,会心一笑,说:“端纳先生,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支持。我告诉您一个重要消息,上海革命党人知道武昌起义后,在平桥路100号伍廷芳官邸建立了联络站,正在积极联络南方各省响应。我给您写封介绍信,您去拜访伍先生,一定会得到您需要的新闻。”

端纳喜出望外,满脸笑容,但心里的问号却越来越大,宋先生怎么和伍廷芳有联系呢?多年后,端纳终于找到宋老板的秘密武器,原来他的六个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个个都是中华民国佼佼者。

端纳告别宋查理,叫了一辆人力车赶往平桥路。他一路上非常兴奋,马上就要见到伍廷芳和上海革命党人,一定会弄到中国革命的独家新闻。平桥路是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条3公里长的东西干道,东起西藏路,西至极司非尔路,建于19世纪末,100号便是伍廷芳公馆。

伍公馆门庭若市,进出的人很多,上海和南方几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赶来这里,商量如何配合武昌起义。伍公馆厨房开流水席,客人随到随吃。伍廷芳自然最忙,忙得声音嘶哑,头昏脑涨。门卫前来报告,说美国记者端纳拜访。伍廷芳想起胡汉民说过此人,便将端纳请到后院。端纳早知伍廷芳大名,只是无缘相见,现在见到他,头戴瓜皮帽,身着蓝布长衫,足蹬圆口布鞋,像是极普通老者,但一听他张口说话,条理分明,头头是道,佩服得很,立即将自己支持中国革命党人和希望采访革命的想法全盘托出,请求支持。

伍廷芳做过多年驻外使节,自然知道舆论的重要,见这位美国记者不请自到十分高兴,满口答应端纳的请求,立即叫人向端纳提供有关情况,希望端纳在《纽约先驱报》发文支持革命党,还希望端纳替他们向各国驻华使节做工作,动员各国不要援助清政府。

端纳自从与伍廷芳有了联系,接受了革命党人委托,便开始工作。他代表革命党人与外国驻沪领馆建立联系,希望西方国家在道义上支援革命政府,还向他们解释各国今后在中国的权利该如何延续或修改,忙得不亦乐乎,人称“革命党无官职外交部长”。

端纳在政局混乱,战火纷飞,地方割据,群雄并起,谁胜谁负众说纷纭,新旧政权厮杀之际,果断地站在革命党人一边,的确不容易。正如《大陆报》记者克劳所说:“上海只有一个外国人看得出中国革命会怎么演变下去,那就是端纳。”

很快,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摧枯拉朽,波及全国,很多省纷纷宣告独立,令伍廷芳和端纳十分欣喜,可近在咫尺的南京,虎踞龙盘,还处于清政府统治之下,重军驻守,工事坚固,粮草弹药充足,成了革命党人障碍。端纳提出派人潜入南京暗杀清军统帅张勋,使南京守敌不战自乱。大家讨论觉得不现实。端纳综合多方情报得知,镇江军政府都督林述庆和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严重不和,影响攻打南京,便自告奋勇去镇江做调解并侦察南京敌情。

伍廷芳说:“您去镇江?No,No!那是作战前方,太危险。您一介记者去了能干啥?”端纳说:“我是记者,而且是外国记者,不是最好的掩护吗?”大家不明白端纳的意思。伍廷芳皱眉一想,恍然大悟,哈哈笑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你以记者身份去镇江采访,说不定张勋还要请您喝咖啡呢。”大家哈哈大笑。

端纳说:“我去镇江有两个任务,一是去战斗一线采访,《纽约时报》已频频催稿,我可不想被解雇;二是去督促镇江督军攻打南京。”伍廷芳连连摇头说:“采访是您个人的差事,老夫无权干涉,至于去镇江调解,太危险,弄不好要死人,别去为好。”大家都劝端纳别去镇江,还开玩笑说,洋人的命珍贵,不必做无谓牺牲。

端纳听了不说好歹,一笑而过,但心里却下定决心,要鼓动镇江都督尽快拿下南京。会后,他在征得伍廷芳同意后,和助手安德森离开上海来到镇江,见到镇江军政府都督林述庆,代表伍廷芳,希望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与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精诚团结,共同对付清军,尽快出兵攻打南京。林述庆一一答应,但在商量具体方案时,却提出一个问题,革命军坐火车去攻打南京,清军如果在铁路上埋放了地雷,岂不是自找死路吗?便犹豫不决,迟迟不动。

端纳十分着急,埋怨林都督过于小心,害怕失败,见多次劝说无效,害怕贻误战机,便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做开路先锋。于是,为了证实通往南京的铁路上是否埋有地雷,端纳和安德森决定亲手驾驶一节火车头,从镇江开往南京。林都督送他们上车,面无表情,惴惴不安,心里默默为他们祈祷。端纳爽朗一笑说:“林都督,我一定会给你带来好消息,”说罢大步登上火车头,拉响汽笛。火车头缓缓驶出镇江车站。端纳一脸肃气。他明白,清军埋放地雷的可能性极大,等待他的或许是山崩地裂。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小子,为中国革命踩雷吧。

事情的结果是,端纳和安德森把火车头平安地开到南京,沿途并没有发生任何危险。这令端纳和安德森惊喜万分。他们立即驾车返回镇江,把这情况告诉林都督。林都督当即决定带兵攻打南京。

林都督率镇江军乘火车向南京开拔,顺利抵达南京前线。端纳和安德森随车同往,参与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工作。在攻打紫金山天堡城战斗打响前,为了摸清敌情,端纳自告奋勇,独自攀登紫金山侦察敌情,获得珍贵情报。革命军向南京城运动。林都督要他留在后方。他不同意,说他熟悉地势,要为联军带路。他带着一队革命军运动到南京城外。

攻打南京战斗打响后,端纳开始履行记者职能。他将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所见所闻写成新闻稿,来到太平门外火车站电报局,向美国纽约发出电讯:“南京城外,12月1日,一座城市和一座山峰今晨处于殊死搏斗中。炮弹呼啸掠过紫金山,在远处平原爆炸,和近处的步枪子弹交织在一起。中国的起义军几乎没有伤亡。位于低处的清兵濒于绝望。革命者对着粉刷过的堡垒和大幅墙壁射击。清军则盲目地对着整座山射击。他们仍然顽固地坚守着。在黎明初照的山上,士兵们跪在岩石后面,不断地瞄准着目标。在漆黑的夜晚,光影闪烁,依稀可见躺在阵地上的尸体。”这条消息立即在《纽约先驱报》上登出,让全世界第一时间知道了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之战。

起义军占领南京不久,12月25日早晨,英国邮轮“狄凡哈”号在“建威”号驱逐舰护航下缓缓驶入吴淞口。悬挂革命军旗帜的“江利”号汽艇慢慢靠近英国邮轮。英国邮轮上一个人向“江利”号汽艇挥手。他就是刚刚回国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美国得知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前往华盛顿和伦敦向美英政府发表革命宣言并办理好回国事宜后,在法国马赛登上大英公司“马尔当”号轮船,离开法国,途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换乘“狄凡哈”号邮轮,再经马六甲海峡,陆续停靠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最终抵达上海。

孙中山在人们簇拥下从英国邮轮下到“江利”号汽艇,乘坐汽艇来到三马路海关码头靠岸登陆,乘坐176号汽车驶往静安寺路哈同公馆,与等候在那儿的伍廷芳等30余人见面交谈。伍廷芳向孙中山介绍端纳的情况。孙中山大为感动,专门召见端纳,就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咨询端纳,与他谈天说地,纵横天下。端纳知无不言,畅所欲言。两人相见恨晚,长谈数日。孙中山即任命端纳为中华民国外务高级参议。

1912年元旦,南京举行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端纳应邀参加并受孙中山委托起草大总统宣言。此时正值天寒地冻,屋内未生火炉。端纳敲击打字机起草宣言,不一会手脚冻僵发红。端纳写成初稿交汪精卫修改。汪精卫和温宗尧反复斟酌,边看边改,最后交孙中山定稿。孙中山一目十行,未作任何改动即签字同意。端纳是中华民国诞生宣言的起草者。

五、尾声:继续的辉煌

辛亥革命后,本文的几位主人公各奔东西,大显身手,继续他们的辉煌。

1915年,密勒代表中国英文报纸,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世界报界大会,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著名的英文政治周刊《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他将《密勒氏评论报》卖给鲍威尔,出任中国北洋政府顾问,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法国巴黎“凡尔赛和约会议”,为中国政府起草文件。1925年,密勒重返新闻界,担任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1929年到1935年,密勒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1941年,密勒在上海美国记者俱乐部门口摔伤,回美国西雅图治疗,被诊断为癌症,第二年去世,享年74岁。密勒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帮中国先驱、伟大实践者、中美新闻联系开路先锋。密勒脸上的刀疤,嘴唇上浓密的小胡子,消瘦略长的脸庞,永远留在中国。

丁乐梅后来的生活似乎简单一些。

辛亥革命第二年,他写作出版《中国革命记:亲历辛亥革命》,附有80多张珍贵照片,有京汉铁路南端刘家庙车站、革命军赶着骡子变换炮位、清军侦察兵骑着马匹、挥舞长剑等,难能可贵,为辛亥革命留下清晰脚印。1917年,丁乐梅离开中国返回英格兰,定居美国奥克兰市,重操心理学本行,创立精神意念治疗法,成为一名著名医生,1972年病逝,享年91岁。

克劳后来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

辛亥革命第二年,他在上海与米尔德里德·鲍尔斯小姐结婚,婚后离开上海,转道马尼拉前往纽约度蜜月,并完成第一本著作《中国旅行指南》。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克劳被聘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远东代表。他与家人重返上海,在爱多亚路113号建立办事处,成立中美通讯社,负责每天接收美国海军无线电台发来的美国新闻,译成中文,无偿供各中文报纸刊登。1918年,克劳创立卡尔·克劳广告公司,地点在上海仁记路81号。他成功地在旁氏雪花膏宣传上使用身穿旗袍、留着西式短发的性感少女形象,成为中国广告经典。1929年在上海,克劳和人共创英文《大美晚报》,独创旅行月刊《中国公路》,并长年担任上海美国总会会长。1937年抗战爆发,克劳的广告公司遭日军轰炸,损失巨大。他和新任妻子海伦搭乘美国大来轮船公司“胡佛总统”号客轮离开上海,转道马尼拉前往西雅图,陆续写作出版《四万万顾客》《洋鬼子在中国》,把自己在华的故事讲给美国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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