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夷
苏联电影的推广者
1936年7月底，椿芳从哈尔滨来到上海。8月起他开始在亚洲影片公司和上海大戏院工作。前者是苏联影片出口公司对外公开用的名称，后者是主要放映苏联影片的电影院。椿芳做的是苏联影片的翻译、发行和宣传工作。
苏联影片是在1933年中苏恢复邦交后开始在上海正式公开放映的。那时候上海电影市场大多为美国好莱坞电影所垄断，30年代初，我国左翼文艺界的部分戏剧电影艺术家在几家中国影片公司主持摄制的进步影片刚刚崭露头角，很受观众欢迎。异军突起的苏联影片的出现，在电影界又是一新耳目，吸引了广大的电影观众，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和进步的青年群众，但是必然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租界当局的歧视和压制。他们在审查过程中对申请公映的苏联影片百般阻挠和挑剔，常常把有些镜头删剪掉，有些影片甚至被禁止公映。观看苏联影片的观众则常常有被视为“赤化”，甚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和迫害的危险。尽管如此，电影院上映苏联影片时，观众还是蜂拥而来，一时间形成了观看苏联影片的热潮。观众从影片中反映的苏联人民的英勇的革命斗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从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中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未来，从而受到莫大的鼓舞。我记得，当时在正片前加映苏联新闻纪录片的时候，只要银幕上一出现联共中央领导人登上列宁陵墓检阅红军和群众游行队伍的宏伟场景，甚至一出现红场的镜头，观众席中立刻就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观众为之激动得热泪盈眶。这种热烈的场面，我是亲身经历过的。
椿芳在1936年开始从事苏联电影介绍工作的时候，苏联影片已经不准在租界市区的电影院公映，只能在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偏僻的所谓“越界筑路”上的上海大戏院放映。椿芳的工作是翻译苏联影片的说明书（故事情节及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的名单等），并把影片中的对白译成中文字幕，起初在影片放映时用幻灯打在银幕旁的墙上或特制的屏幕上，后来则把中文字幕刻印在影片的拷贝上。他还为影片设计广告，给报纸写宣传稿和影评。他广泛联系文化界人士，邀请他们来观看苏联影片，召开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组织对于苏联影片的评论，以扩大宣传。为了扩大苏联电影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研究和宣传苏联电影艺术的“中苏电影工作者协会”。与此同时，椿芳一方面要对付国民党的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蛮横无理的干预和阻挠，同他们进行不屈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更多的苏联影片同观众见面的机会，还要对电影院方面做说服工作。他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
1937年年初，当上海大戏院公映苏联摄制的揭露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今日的埃塞俄比亚）的兽行的纪录片时，一群意大利水兵和意大利法西斯流氓侨民冲进来捣毁了电影院，并殴打和伤害了许多观众。这起暴行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上海进步文化界为此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他们发表宣言和文章，愤怒声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残暴行径，同时进一步强烈反对国民党当局歧视和压制苏联影片的审查制度。椿芳参加了这次运动，做了不少组织工作。他也写抗议文章，并给文化界提供了许多资料。
在这个时期，椿芳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认识了许多文艺工作者。他感到特别荣幸的是由于苏联电影的关系而见到了鲁迅先生。那是在1936年10月10日下午，鲁迅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抱病带了全家到上海大戏院观看根据普希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杜勃洛夫斯基》（当时中文译名《复仇艳遇》）。影片放映前，椿芳被引见给了鲁迅，同他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在谈话中，椿芳着重向鲁迅解释，影片之所以译成《复仇艳遇》这样庸俗的片名，是由于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一再挑剔而反复修改的结果。鲁迅听了，十分生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使读者和观众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内容。
1937年8月，上海爆发了抗日战争。上海大戏院毁于炮火，因而停止营业。那时候，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上海租界当局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允许苏联影片在租界内的小电影院（如法租界的亚蒙电影院等）放映。这个时期，椿芳继续在苏联影片出口公司工作，但是只拿半薪。1941年12月8日发生太平洋战争和日军进占租界以后，上海完全沦于敌手，苏联影片就不能在租界内上映了，于是转移到苏联侨民协会的俱乐部去，名为“内部”放映，实际上主要是给中国观众看，观众仍很踊跃。从上海沦陷时起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止，椿芳还与苏联影片出口协会维持着间接的关系，做了不少苏联影片的翻译和宣传工作。
小剧场运动的领导者
上海“孤岛”时期，椿芳负责领导“小剧场”运动，同时为了配合这方面的工作，还翻译介绍了许多苏联剧本和戏剧理论著作。他在这两方面做的工作，就是在当时也是很少为外界知道，因为前者是地下党交给他领导进行的秘密工作，而后者是用许多化名发表的。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进步话剧演出活动在地下党和“左翼戏剧联盟”（“剧联”）领导下蓬勃发展，抗日战争前夕达到了极盛时期。那一派繁荣景象是今天的读者和观众所难以想象的。1937年11月，日寇进占上海和租界成为“孤岛”前后，上海的戏剧、电影界进步人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12个演剧队，先后离开上海转移到前线和后方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只有最后一个队——第12队留在上海坚持斗争。因此，上海的话剧运动遭到了重大挫折，但是没有多久，就从1938年起，在地下党推动下，话剧演出活动又渐渐活跃起来。一些职业话剧团陆续开始在各大剧场公演，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各种形式的业余话剧团和小组在各小剧场或其他会场举行小规模的演出，因而称之为“小剧场”运动。地下党为了加强对话剧运动的领导，1938年春成立了戏剧支部，殷扬（杨帆）为书记。1938年4、5月间，椿芳接任书记，负责领导“小剧场”运动，因而通常称为“小剧场”支部，而大的职业话剧团的活动则归于伶等负责的另一个支部领导。
当时，上海周围各县沦陷在敌人手中，能够继续活动的只剩下租界这块地方，而租界又在日本人包围之中，上海租界形成了“孤岛”。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对中日战争都采取所谓中立态度。他们对群众运动是禁止的。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把整个“孤岛”上的上海人民组织起来。此时不能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只得采取新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群众性的戏剧运动的形式。据椿芳回忆，“孤岛”时期上海的业余“小剧场”运动是从地下党派遣演剧队到各难民收容所举行宣传演出活动开始发展起来的。后来有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要求演出话剧，党组织派人到各校去帮助他们组织各种业余的话剧小组和话剧团，在本校，也到别的学校去演出一些有思想性的话剧，演得很成功。演话剧和看话剧的活动很快发展到其他许多学校。通过这些演出活动，在地下党推动和领导下，进一步又把各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大学联”、“中学联”、“小教联”、“大教联”、“中教联”。在联合会的影响下，逐渐又在社会各界各行各业都组织联合会性质的群众团体，如工商界的工人、店员和职员，甚至各洋行（外国商行）和工部局（租界殖民地的“政府”）的华籍职员等成立了“银（行）联”、“药（房）联”、“中药（店）联”、“（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等等。这些团体大多是从组织看话剧和成立话剧团体开始的。他们先发动本单位的群众看戏，然后自己组织剧团，自己演戏，再请别的方面来看戏，把种子传播开去。各业余剧团演出的剧目主要是短小的独幕剧，剧本有中国剧作家编写的，也有翻译改编的外国剧本。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抗日和革命内容的剧本不能演，只好演一些“中间性”的思想内容比较进步的剧本。各业余话剧团的演出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一时之间，演话剧、看话剧成为上海“孤岛”的一种新风气。
到那时，许多业余话剧团体都希望到大剧场去公演，而且想在报上登广告和公开售票。为了适应这种要求，经过党组织的推动，各业余话剧团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联谊”性质的团体“戏剧交谊社”。各业余剧团用这个共同的名义分别到各大剧场去演出。不久以后，还以戏剧交谊社的名义每星期日上午在新光大戏院举行名为“星期小剧场”的定期公演（平时和星期日下午是职业剧团“青鸟”剧社演出话剧），由各业余剧团分别演出各自的剧目，当时由各业余剧团联合起来排演大规模的多幕剧。各业余剧团积极性很高，但是物质条件很差，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的和新成立的剧团。“小剧场”支部从一开始就在思想和组织领导之外给予各种具体的帮助。成立戏剧交谊社之后，对各业余剧团的支援范围更广了。如根据各业余剧团的需要和要求，设法给它们派去演员、导演，提供剧本，有时还代为刻写蜡纸和油印，供应服装、道具、灯光、化妆等。与此同时，上海各职业话剧团的“大剧场”也给予“小剧场”以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1941年上半年，侵入租界的敌伪恶势力加紧破坏，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的戏剧运动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小剧场”运动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业余话剧演出活动大大减少，“戏剧产销合作社”，以商业性的面貌为掩护，仍然“经营”原来的“业务”。同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租界沦陷于敌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小剧场”运动也就此夭折。后来在沦陷时期只是偶尔有个别的业余话剧团的演出，但是性质已和“孤岛”时期完全不同了。
上海“孤岛”时期短短的四年间，群众性的“小剧场”运动迅猛发展，据统计，当时在“小剧场”范围之内的大大小小的业余话剧团体最多的时候达到120个左右。其声势之浩大和影响之深远，是当时大后方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任何一个文化中心大城市所没有的。这是在“孤岛”时期上海的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话剧运动史上别开生面的一章。“小剧场”运动以业余演出话剧的活动方式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直接间接对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它还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干部和新型的戏剧人才，既给职业话剧团的“大剧场”及其他剧种（如越剧）输送了许多演员、编导等戏剧工作者，也为苏北新四军和上海其他群众团体输送了许多干部。“小剧场”运动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自然是同椿芳及其领导的“小剧场”支部的成员们的辛劳分不开的。
（编者注）这两段短文摘选自作者的一篇关于姜椿芳同志生平的文章，本书刊载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