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伟大的歌德在看了莎士比亚的著作以后，曾经发过这样的感叹，说仅仅是看了一页，就让人终生折服。他形容那种受启示的感觉，仿佛一个生来是瞎子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得见天光”。歌德狠狠地夸奖一番早已不在人间的莎士比亚，说自己因此获得了思想的解放，因此“跳向了自由的空间”，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有了手和脚”。
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也引起了我深深的感叹。这是一个同行之间的互相敬佩和赞美，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惺惺相惜，我想莎士比亚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有歌德这样的知音感到安慰。当然不仅仅是敬佩，作家之间的赞美和嫉妒往往分不开。歌德把莎士比亚的成功归结为“不受干扰、天真无邪的、梦游症似的创作活动”，认为能产生莎士比亚的那个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到歌德的那个时代，作家必须“每天都要面对群众”。在歌德心目中，作家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险恶，“每天在五十个不同地方所出现的评长论短，以及在群众中所掀起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容许健康的作品出现”。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歌德说到这些话题，就忍不住有些生气，他觉得“一种‘半瓶醋’的文化渗透到广大群众之中”，这种文化的普及不仅无助于艺术的发展，恰恰相反，反而是“一种妖氛”和“一种毒液”，“会把创造力这棵树从绿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灭掉”。
今天回过头来看歌德时代，犹如歌德当年回首莎士比亚时代。五百年前如此，二百年前也如此，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2
海涅曾自说自话地过了一回评委的瘾，他将戏剧艺术的桂冠颁给了莎士比亚，将诗歌艺术的桂冠给了歌德，剩下的最后一个奖项小说艺术，犹豫了一下，便随手给了塞万提斯。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并列提名的三巨头关系，我在谈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前，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莎士比亚和歌德。
我很遗憾自己不能像歌德那样敏锐，一眼就看出一个天才作家的伟大之处。说老实话，充分认识塞万提斯，对于我这种迟钝的大脑来说，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很早就知道海涅对塞万提斯的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赞同这种观点。要认定某个作家排名第一，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记得海涅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描述堂吉诃德，说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义无反顾地迷恋上了这本书。少年时的海涅还不会默读，他不得不大声地朗读着每一个字，结果小鸟树木溪水花朵，都听到了他念出来的一切：
由于这些天真的无邪的生物和孩子一样不懂得讽刺是怎么回事，所以把一切也都这样认真地看待，于是便同我一道哭将起来，分担着不幸骑士的苦难，甚至一棵龙钟的老橡树也不住地抽咽，瀑布则急速地抖动着它的白胡子，像是在那里斥责世风的低下。
我仿佛看到少年海涅正在园子里大声朗读《堂吉诃德》，天气阴郁，灰色的天空飘浮着可恶的云雾，黄色的残叶凄凉地从枝头跌落下来，尚未开放的花蕾上挂着泪珠，夜莺的歌声早已消逝。堂吉诃德经过漫长的漂泊以后，在与白月骑士的决斗中，高高地从马上摔了下来，他没有掀开面甲，就像在坟墓里说话一般，以一种低沉无力的声音宣布，自己心目中的女人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是地球上最不幸的骑士，不能因为他的无能就不信这个真理。虽然已经被打败了，但是他绝对不能放弃真理。少年海涅读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那颗稚嫩的心都差不多快碎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一千多页的著作即将读完之际，自己心目中的勇敢骑士竟然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最让读者接受不了的，是战胜世上最高尚最勇敢的堂吉诃德骑士的人，那个自称白月骑士的家伙，竟然只是一个乔装打扮的“理发师”。海涅显然弄错了，战胜堂吉诃德的不是理发师，而是一个与堂吉诃德同村的乡间学士。在塞万提斯的笔下，那个乡间的学士不像农村秀才，更像一名今天的大学生。
我所以忘不了这一幕，是因为和少年海涅一样有着深深的同感。这确实是一个煞风景的场面，是孩子们不愿意看见的结局，一个敢与风车搏斗的战士，一个面对狮子面不改色的好汉，最后竟然输给了那位被误解为理发师的乡间学士。这种巨大的反差折磨着小孩子天真的心灵，以至于我一想到堂吉诃德，就忘不了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愁苦面容。童年记忆的碎片已拼凑不起一个完整真实的想法，我只记得自己最初并不觉得堂吉诃德可笑，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智力似乎还不足以理解可笑这个字眼。我只是觉得堂吉诃德有点傻，想不清楚他为什么就不明白风车不是魔鬼，不明白狮子会吃人，我顽固地相信，他打不过白月骑士的原因，是他的马还没有溜好，是他刚生过一场大病。而且我一直想不清楚，堂吉诃德为什么不明白走遍天下苦苦追寻的心爱女人，其实就在自己身边，而且这位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村姑。
事实上，我最初读到的还不是傅东华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两大册书似乎太厚重了一些。我最先接触的是一本薄薄的小人书，根据苏联电影的拍摄画面编辑而成。所有的画面都是蓝色的，好像是用印蓝纸印出来一样。我的少年时代曾拥有过厚厚的一叠小人书，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伴随我走过了寂寞的童年。这些连环画都是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购买的，那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农村大炼钢铁，成天守着土制的小高炉，闲极无聊，便在公社的新华书店一本接一本地买电影连环画。自从懂事以后，这些连环画就成为父亲送我的最初礼物，而在这一大堆连环画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只有两本，一本是《堂吉诃德》，一本是《牛氓》。很长时间里，我喜欢堂吉诃德的故事，却不喜欢堂吉诃德本人，不喜欢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可笑，而是觉得他傻。少年时代更能吸引我的是英雄梦想。在孩子的心目中，英雄可以战胜风车，可以打败狮子。我更愿意自己能成为牛氓那样的人，不仅是我，与我同年龄的一代人，都深陷在英雄主义的泥沼之中。我们喜欢的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故事，喜欢出生入死最后修得正果的那种革命理想主义。
我记得自从识字以后，最喜欢的读物是解放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
3
我甚至弄不明白我们这代人和八个样板戏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八个样板戏造成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还是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造成了八个样板戏的横空出世。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并不觉得“高大全”的三突出原则有什么不妥，这就仿佛在西方古典主义时期没有什么人怀疑“三一律”一样。时过境迁，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集体的智力低下，事实上，智力低下的现象永远会是一种客观存在，看看今天的电视剧，看看今天的那些文化现象，那些流行的文化观点，看看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说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并不夸张。如果坚信今天的认识水准就一定比过去高，这种观点其实未必正确。
今天的读者很少再会去拜读《堂吉诃德》。文科大学生只是为了应付填充考试，才会去注意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的生卒年代。《堂吉诃德》在过去就不是一本重要的读物，今天更不是。我常常会做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瞎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如果有电视，有那么多狗屁一股的肥皂剧，有那么多精彩的足球赛，我大约也不会兴致勃勃地去读塞万提斯的著作。处在一个没有电视时代的读者，真说不清楚是幸运还是不幸运。读不读《堂吉诃德》也是人生的一种机缘，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文化的大沙漠，外国文学几乎都属于禁书之列，虽然我没有像海涅在花园里读《堂吉诃德》那样的优雅机会，但是幸运的是，我的手头偏偏就有这样一本书，而且我还有一个会写诗的堂哥，他的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让我对塞万提斯先生和堂吉诃德骑士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愚昧的讥笑
无耻的飞沫
廉价的可怜
都不应该属于你的
消瘦的愁容骑士
风沙打着盾牌
枯手托着瘦额
紧握着那将断的长矛
鞭子抽打着可怜的老马
对于你日夜矗立的事业
你疲惫辛苦 那样忠诚
你有正义 有爱恋 有力量 有感情
你的心灵上充实 丰富
你流血了 受尽折磨
淌泪了 历经辛酸
忧郁了 遍尝讥笑
但你是真正的人呵 我觉得
看看世上那些空空的躯壳
他们心灵枯竭就像泥泞的沼泽
没有正义 没有爱恋 没有力量 没有情感
空空的壳呵 像树下一堆蝉皮
在正义面前 他们回避
在爱恋面前 他们撒谎
在力量面前 他们萎缩
在情感面前 他们玩弄
你痴想为受苦人解脱灾难
他们都希望多闭会眼睛
你可以双手托出生命
他们连笑容都不肯施舍
让他们哗然讥笑
你别忧愁 别苦恼 向前去
蓝天下洁白的鹤群只顾飞翔
那有杂心听原野上蟾蜍的轰鸣
愚昧的讥笑
无耻的飞沫
廉价的可怜
都不应该属于你的
消瘦的愁容骑士
（1964年12月11日）
我在诗差不多写完后的第十个年头，才第一次读到这首诗。这时候，堂哥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开导我这个十七岁的堂弟，用一种诗人的狂热为我开窍，一定要我明白过来，仅仅觉得堂吉诃德可笑的想法是不对的，那绝对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堂吉诃德太傻，稍稍大了一些，多少明白一些事了，又开始觉得堂吉诃德可笑。觉得别人可笑这也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就算是到了今天，说起堂吉诃德不觉得可笑几乎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我十七岁的岁月里，我的诗人堂哥却坚持要让处于青春期的堂弟明白，堂吉诃德不仅不傻，而且不可笑。说老实话，他并没有真正地说服我，起码是没有一下子就说服我，当时我更敬佩的是堂哥那首矫揉造作的诗，甚至盖过对《堂吉诃德》本身的喜欢。我所能记住的，是自己正在从英雄主义的泥沼开始往外走，那时候我已经不喜欢八个样板戏了，不喜欢那些国产的高大全英雄人物，听见那些高亢入云的喊叫就感到别扭。
正是从十七岁开始，我和流行的文学时尚变得格格不入。我从《堂吉诃德》的阅读中，开始逐渐欣赏到文字的乐趣，开始享受故事。在此之前，堂吉诃德只是电影连环画上的那个形象，高高的，瘦瘦的，留着山羊胡子，还是一个真人扮演的漫画形象。很显然，小说《堂吉诃德》要丰富得多，也要有趣得多，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丰富和有趣，准确的理解就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说老实话，一下子就读懂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要弄明白堂吉诃德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耐着性子把这本厚厚的小说读完，读完之后，还要掩卷深思。说老实话，我是在自己尝试写作以后，才对这本书的理解不断地加深。
对于堂吉诃德的理解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要反复看，不断地想，堂吉诃德才会越来越有血有肉，才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文学人物形象。我想不仅读者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恐怕连作者也很难排除这种因素。我总觉得，艺术上的很多伟大之处，很可能是在后来才发现，在刚开始写堂吉诃德的时候，作者大约也没有想那么多，塞万提斯或许只是觉得即将写出来的东西会很有趣，会是一本很好玩的著作，于是就这么一气呵成地往下写了，思绪万千，想到哪写到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也许塞万提斯更多地是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激情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如何很好如何有力地挖苦一下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正像他在序言中借朋友的口吻夸奖的那样，他的小说只求把故事说得有趣，让人家读了这故事，能“解闷开心，快乐的人愈加快乐，愚笨的不觉厌倦，聪明的爱它新奇，正经的不认为无聊，谨小慎微的也不吝称赞”。
很显然，阅读和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有趣，没有趣就没有艺术。没有趣就没有艺术的创造，也没有艺术的欣赏。因为有趣，我们写作，因为有趣，我们阅读。我一向怀疑那些喜欢拿自己作品说大话的人，多少年来，文学的作用总是被别有用心地夸大了，正像“利用小说作为反党的工具”的实际作用不大一样，事实上，借助文学作品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买卖。离开了有趣，文学可能什么都不是，有趣是坚实的大地，只有在有趣的基础上才能长出参天的大树，有趣是蓝天，只有在有趣的背景下雄鹰才能展翅翱翔。长期以来，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功利意识在作怪，占着主导地位的都是实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根基就是利益原则，是看它们有用或者没用，写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明自己要干什么，像包治百病的药品广告一样，读的人言之凿凿想要得到什么，于是成了胡乱服药的病人。
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英雄主义的泥沼？很显然，是相信看多了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后，我们自己也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英雄。无论是打算教育别人，还是自己准备接受教育，都有一种走近路的原始冲动。大家似乎都想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弄得非常简单。英雄成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文学艺术作品则简单地成为思想教育的课本，成为一种思想手册。于是阅读和写作便离开了有趣，离开了潜移默化，人物不再生动，情节不再曲折，于是从事写作的人一个个都板着面孔，像课堂上思想僵化的老师，像传教士，索然无味喋喋不休，阅读的人一个个都像正襟危坐的小学生，像无心念经的小和尚，人坐在那里上课，思想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玩得还算不错的朋友，因为是恢复高考才入学，年龄已经不小，或许过去读书不多的缘故，在学校里显得非常着急。他当时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迅速深刻起来，嘴里反复念叨的也是：“我要深刻，我要深刻！”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虽然会编故事，关于这个同学的事情绝不敢夸张。他知道我家里书多，急吼吼地找到了我，蹭了一顿饭，然后从我那里一下子卷走了一大摞书，有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有丹纳的《艺术哲学》，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有侍桁翻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还有唐人的诗集和宋人的词选，还有一本厚厚的世界名画加上两盘贝多芬的磁带。他对我强有力地挥着拳头，说它们都是最好的精神食粮，好像有了这些玩意，立刻就会充气一样深刻起来。然后便一去不返，仿佛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当然不是人消逝了，冤有头债有主，人跑不了，他仍然在你眼前转悠，仍然高喊“要深刻”，而是卷走的那些东西从此易主，就这么强行据为己有。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天天一大早起来跑步，然后又吃人参，又吃西洋参，又补钙，又输公鸡血，又吃大力丸，又吃伟哥，反正是中了邪的样子，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读不进去。如今我这位朋友已经是个级别不小的官员，官场得意，一有机会就请我吃饭，说起大学时代的故事，往事不堪回首，我没笑，他自己就会先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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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英雄主义流行的年代里，真正读懂《堂吉诃德》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的堂哥对这本名著的解读，仍然也未离开英雄主义的窠臼，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已是一种十分高明的解读。
《堂吉诃德》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毫无疑问，它是一本有趣的书，那些有趣的故事足以引诱大家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阅读这样一本书，读者通常不太会去考虑自己正在接受什么思想教育，起码我当年就是这样。有趣符合人类的天性，是人都有追逐有趣之心。是人就会有一种想表达的愿望，是人就会有一种要欣赏的愿望，正是这两种愿望引起了创作和阅读的冲动。堂吉诃德究竟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和那些喜欢说大道理的小说不一样，在一开始我们除了觉得有趣之外，好像什么深刻的启示也没有得到。一本好书的本质应该是通俗的，绝不应该在一开始就把读者吓跑。我们看不出主人公有什么高明之处，恰恰相反，读者恨不能跳到小说里去开导那位固执的骑士。我们都会觉得堂吉诃德有些傻，说老实话他真的很可笑，是十足的缺心眼，他和风车搏斗，向狮子挑战，把羊群看作魔鬼，把妓女看作世上最贞节的女人，解放了一个奴隶，最后却被这个奴隶所讥咒。读者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上观察一切，用世俗的标准衡量着堂吉诃德。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是无动于衷的看客，是个局外人，居高临下，心情愉快而轻松，远离愚蠢和可笑。我们以为自己一下子就读明白了这本书，这样通俗易懂的故事也许根本就不难理解，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轻松有趣的外衣里面，还裹着一个深刻的内容。
就像读完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时间和精力一样，真正理解堂吉诃德同样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只有当我们耐着性子把小说读完以后，才突然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并不想读者想得那么简单。不妨再回过头来考察一下作者塞万提斯先生的态度。与我们读者所理解的差不多，塞万提斯似乎也是以一种十分愉快轻松的心情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在一开始，堂吉诃德被作者处理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随时随地出洋相，到处洋溢着喜剧气氛。如果说在一开始，塞万提斯只是觉得他写的东西好玩，觉得他的小说可以让读者“解闷开心”，是对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够恭敬，是歪曲甚至或诽谤，但是事实恐怕也就是如此了。读这本书，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作者开始时并不认真，他只是越写越认真，越写越当回事。很多伟大的作品都可能这样，在一开始，这是一本反英雄的小说，渐渐地却走向反面，又成了一本新的英雄小说。是写作本身让作家变得深刻起来，塞万提斯本来想说一个与英雄不相干的故事，他的本义是挖苦和调侃风靡一时的骑士小说，“这种小说，亚里斯多德没想到，圣巴西琉也没说起，西塞罗也不懂得”，而且“不用精确的核实，不用天文学的预测，不用几何学的证明、修辞学的辩护，也不准备向谁说教，把文学和神学搅和在了一起”。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漫不经心，传统的英雄定义被颠覆了，新的英雄概念又被作者重新定义。
好的小说，不需要“哲学家的格言”，不需要“《圣经》的教训”。塞万提斯标榜的只是，描写的时候要摹仿真实，摹仿得越真实越好，越亲切越好。他以一种愉快轻松的心情开始说故事，说着说着，问题才逐渐变得严重起来。作家常常是通过写作重新认识生活的，塞万提斯创造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不仅给他带来了写作的欢欣，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思维的乐趣。换句话说，塞万提斯是通过写作《堂吉诃德》，才一步步地看清了堂吉诃德的真实面目，他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堂吉诃德与自己原来所设想的并不是完全一样。他发现堂吉诃德再也不仅仅是个滑稽可笑的小丑，而这本书的风格也不再是嘲笑声不断的轻喜剧。问题突然就变得严重起来，人物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复杂。奇迹是在作家的写作过程中发生的，当塞万提斯重新回到自己写作的出发点，回到讽刺骑士小说的这个逻辑起点时，他突然发现小说的味道已完全改变。
写着写着，堂吉诃德已不再可笑，可笑的只是，我们竟然会傻乎乎地觉得堂吉诃德可笑。我们在笑别人，不知道最该笑的却是我们自己。事实上，只有当我们觉得自己可笑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得见天光”。喜剧最后成了悲剧，成了残酷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塞万提斯突然发现原来最糟糕的一点，竟然是我们都不能理解堂吉诃德。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堂吉诃德性格中崇高的那一面，或许因为这种崇高不过是借助滑稽来表现的，大家稀里糊涂地便一笑了之。在堂吉诃德身上存在着那种伟大的自我牺牲，而人们在不经意之间嘲笑的恰恰就是这精神。崇高往往可以让那些不崇高的东西原型毕露，就像我堂哥在他的那首诗中描写的一样，我们都是一些空空的躯壳，心灵枯竭就像泥泞的沼泽，没有正义，没有爱恋，没有力量，没有情感，空空的壳呵，像树下的一堆蝉皮。塞万提斯突然发现在一大堆没有灵魂的人中间，只有堂吉诃德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这种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时，以及在未来，都显得像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一样罕见。塞万提斯突然意识堂吉诃德的可贵，他的可贵在于始终能有信仰，在于全身心地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从来也不准备放弃，虽然投入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虽然无休止地陷入滑稽可笑甚至是屈辱的境况。
堂吉诃德的伟大之处，是通过笑声来表达一种思想。塞万提斯试图通过笑声，通过一系列的失败，通过种种磨难，表达人类在追求理想时的尴尬境遇，再现我们身陷的普遍处境。我们看到了崇高狼狈不堪的一面，也看到了崇高百折不弯的一面。我们终于在笑声中明白过来，为什么堂吉诃德不愿意放弃，而人类所以会有今天，艺术所以能达到这一步，恰恰就是这种不放弃。笑声和可笑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打开《堂吉诃德》的钥匙，否则我们将无法解读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因此，这不仅是一部有趣的书，而且还是一部有着深刻思想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它具备一部好书的两个基本要点，既要有趣，又要有思想。从有趣的码头启程出发，经过艰难跋涉，最后便驶入思想的港湾。艺术就是绕弯子，就是走远路。艺术就是追求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家都是堂吉诃德，我们的写作都是在和风车决斗，都是在和魔鬼较量。事实上，只有经过了痛苦的摸索，经过作家认真摩写，经过读者认真研读，重新回到起点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没有这样的过程，省略了这样的劳动，就没有写作或阅读的快乐。
海涅给了塞万提斯非常高的评价，把他被尊为“现代长篇小说之父”，认为他通过撰写一部使旧小说惨遭覆灭的讽刺作品，“为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的文学形式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本”。塞万提斯太老了，他与莎士比亚同一年去世，生存年代与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和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相仿佛，那显然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过去。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经不新鲜，海涅眼里的现代小说，在我们今天挑剔的读者眼里，早就应该属于古典无疑，早就老掉牙了，早就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但是我丝毫也不认为这些已经属于传统的东西，有什么过时和陈旧的地方，真正的艺术品永远都在散发青春光泽，只不过是我们视而不见罢了。
2003年4月23日 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