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按照惯例，全公社的教师要带上铺盖，集中在公社初中集训。上午是简单的文化课学习；下午是政治学习；晚上是小组讨论。文教专干带着几个人，像旋风一样穿来蹿去，寻找可以发挥的议题。
醒民对每年的教师集训都很胆怯。在家里，一切事情都是父亲做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父亲教化的谦让、包容和息事宁人的原则，更使得他软弱得没有一点抗争精神，更不会对别人吆五喝六。教师聚在一起，有时会聊到收拾学生的经验，醒民都是默言静听。他很少体罚学生，学生都不怕他。节假日，醒民都会按照家里的部署，不是在集市上卖旱烟，就是在集市上卖猪娃，有时还会卖一些从西安废品站上买回来的节节绳。
几年来，醒民都是教师集训时批判的典型。公社的文教专干觉得他性格好，没有任何反抗，慢慢就将他固定下来。集训快结束的时候，集中批斗。有良知的老师同情他，不会趁机添油加火，政治野心勃勃的人，对照政策，上纲上线，恣意表现自己的斗争天赋。
醒民推着破旧的加重自行车，后面绑着铺盖，前面挂着碗筷，低着头走进了初中。覆着一层尘土和柴草的路面坑坑洼洼，自行车的撑子弹到后轮的轮瓦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门房敲钟老汉端着脸盆，走出房门，准备泼掉盆子里的洗脸水。平时见到老师出入，他都会站在门口，笑着打个招呼。醒民进来的时候，老汉知道他就是会上集中批斗的对象。看到他，老汉就如同看到集训会结束时，学校的厨师牵着羊从门口经过一样，那将是最后美味的盘中餐。老汉将手中的洗脸盆晃动了几下，憋了一口气，抡圆了泼了过去。水珠连同水珠激起的泥粒溅到醒民的裤腿上，他停了下来，看着转过身的敲钟老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醒民来的晚，教师们有的聚在操场的篮球架下，有的蹲在路边的杨树沟坎上聊着天。他低着头，不和别人主动打招呼，如果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勉强笑着回应一下。他取下铺盖，摆放在自己的床铺上，将碗筷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教室，独自蹲在没有人的教室的背阴处，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他不能再像往年一样，随着人群闲聊，不经意的说话可能就会成为后面批斗自己的口实。
醒民是老牌的高中生，在教师队伍中算是素质高的。刚开始那几年，还有老师拿着课本向他请教问题，业务培训时，他经常上台讲解问题。这几年只要他发言，无论讲的内容如何，都会有人用不屑的眼神瞥着他。他在内心告诫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田鼠一样，只有老老实实待在洞里，才会安全一些。
县上派来了高中老师，给教师辅导初中数学，醒民呆愣愣地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老师一连提了几个问题，没有人回答上来，他摇摇头笑着。临下课的时候，他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要求会做的人上台，大家面面相觑。坐在前排的一位小学校长站起来，看到醒民坐在后面，招手说：“醒民，你肯定会，上来吧！”
醒民怯愣愣地站起来，笑着摇了摇头。他感到与自己年龄经历相当的老师，大部分投过柔性的目光。这几年刚进来的年轻人，好多目光犀利，带着点鄙视。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大家拿着碗筷拥向食堂，他靠在被子上，无神地看着窗外杨树上的叶子哗哗作响。看到大家吃完饭回到宿舍，他夹着碗，低着头，默然走向食堂。
下午的政治学习，先由班长读完一份文件，然后大家对照发言。
文教专干坐在主席台侧边的桌子后面，拿着笔不停地记着。年轻的教师热情高涨，挽着袖子，站在讲台上，慷慨陈词，不停地瞥着边上的专干。发现专干认真做着笔记，他们就会面带笑容，更加来劲。有的年轻教师讲着，看见专干一直板着脸，冷冷地听着，马上终止正在讲的话题，进入第二个段落，如果专干还是那个样子，他就会涨红着脸，若有所失地离开讲台。下面的教师总结专干感兴趣的话题，寻找规律，准备着明天的发言。
教师集训过了一半，内心里，醒民按照今年的斗争动向，准备着自己的检讨稿子。他要将自己做点小生意的事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还是忐忑着，担心能否过关。上课的时候，他在本子上列着检讨的提纲，揣摩着提纲下面的内容。
醒民站在讲台边上，低着头检讨着自己做小生意的事情，年轻教师认真听着，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等到他检讨结束，主持会议的老师说开始批斗。下面青年教师的手哗哗地举了起来，专干用鹰一样的眼睛盯着下面，几个老教师低着头，缓缓地跟着举起了手。
醒民站在讲台边上，低着头。年轻教师雄赳赳地走上讲台，按着这几天总结出来的专干的兴趣，恣意将醒民的行为上纲上线。动情之时，他们挽起袖子，指着醒民，将讲桌擂得咚咚响。专干笑着看着年轻人的表演。
批斗结束后，醒民早早地拿着碗跟着一群人吃午饭，听着大家聊天，有时会插上几句话。他记得去年批斗完，自己心里闷得慌，捂着头，蒙着被子，睡在通铺里，没有吃午饭。下午批斗的时候，几个老师说他消极对抗批评，心里还是有个坎，需要继续帮助。今年，醒民总结经验，尽管内心十分难受，他依旧强装笑颜，希望再不要被别人抓到把柄。
吃完饭，教师们躺在通铺上午休。外面杨树上的知了尖厉地鸣叫着，一拨高过一拨。青年教师在学习文化课的时候，就午休了。今天，他们聚在教室前面的树荫下，窃窃私语，有几个趴在水泥球台上，画着写着。醒民闭着眼，设想着下午的情形，胸口憋着一口气，他只能加快喘气，缓解不适。恍惚中，止不住默默流下了眼泪，他控制着没有哭出来。
下午开会的铃声响起，醒民用衣袖擦干了泪痕，调整了一下情绪，无神地坐起来，怯然发愁地望着屋顶。文教专干个子不高，面颊清瘦，无言的时候，两腮的面颊骨清晰的纹路不断地嚅动着，嚼咀食物和吞咽口水时，腮骨都会晃动。他很少对教师笑，即使年长的语文老师，看到专干这般模样，心里纳闷着自己给学生教的咬牙切齿的成语是不是错了？那是讲坏人愤怒的时候，现在管理他们的党代表高兴、吃饭和不言语的时候，都是在咬牙切齿，他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给学生解释这个成语。几年以后，公社和民间干脆就将文教专干私下叫作咬牙切齿。专干有时骑着自行车在学校转悠，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外面专干的身影，说一声咬牙切齿，学生们顿时瑟瑟地端坐着，立马安静了下来。学生怕老师，老师见到专干又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学生心目中，专干比老师更可怕。
文教专干噗喋着嘴唇，腮骨随着噗喋的节奏嚅动着。他用破锣嗓子咬牙切齿地说：“上午的会开得很好！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要找原因，从本质上深深地狠狠地批。县革委会文教组领导对我们的会很重视，明天上午过来要做总结讲话。到时我们还要再批一阵子，给县上领导留下好的印象。”
好多青年教师好像喝了鸡血，举起手，使劲地给专干鼓掌。他们摩拳擦掌，又好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涨红着脸，洋溢着勃勃的革命激情。醒民低着头，站在讲台边上。没等点名，一个年轻的小学校长就跑上讲台，学着专干的样子，狠狠地咬着牙，瞪着赤红的牛眼，盯着醒民，晃动着脑袋，似乎要让台下的人看清自己两腮抖动的骨头。他挥动着颤抖的手，指着醒民，上气不接下气，激动地说：“上午，大家本着无产阶级感情，对醒民进行了耐心细致地批评。没有想到散会后，他没事一样，又说又笑。我看我们批评的仅是皮毛，还没有触及他的灵魂。”
醒民有点晕，他知道自己又错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下午批斗会快结束时，专干说：“晚上继续批斗，要挖深挖透，保证明天上午的批斗质量。”
大家都走开了，醒民还站在讲台上。专干支走了身后的两个年轻人，走过来，用本子拍了一下他的背。醒民呆愣地哆嗦了一下，看到专干在对他笑，虽然腮骨抖动，他还是感到笑中点点的温情，专干说：“行了，坐下吧！等一下吃饱饭，晚上才能站得稳。”
按照惯例，教师集训结束时，都会有一次会餐。操场边上的食堂飘着带有羊膻的香味，老师们拿着碗筷，在食堂餐台前排队。每个人两个坨坨馍，一包用纸包起来的一汤匙左右的羊肉沫。教师们掰开坨坨馍，放一点羊肉进去，浇上肉汤，端在手里，蹲在地上，呼啦呼啦连吃带吸。好多人从自己包里拿出馒头，将剩下的肉放进去，再吃上一碗。家里靠近学校的老师，会将浇上肉汤的馍用饭盒带回家。
醒民低着头，夹着碗筷，向食堂走去。他一直在琢磨专干的神态和言语，心里似乎放松了好多。想到生产队每年杀猪，杀猪以前总是让猪暴食一段时间，说是在追膘，专干会不会也在让自己追膘，他不敢往下想。每次挨批后回到家，他都要对父亲嘟囔几句，婉转地期望他体谅一下自己，别为了赚两个钱让自己难堪。父亲总是抹着混浊的眼睛，轻描淡写地说：“人这一辈子，要经历的事情很多，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醒民端着碗，排队浇羊肉汤的时候，看到前面的老师递过老碗，厨师都会笑着接过去，用勺子在搪瓷盆子里勾一小块羊油淋在沸腾的锅里，在汤锅面上溶化了倒进碗里。醒民将碗递过去，厨师爱理不理地接过去，板着脸用勺子划开了汤锅面上的油层，在深处舀了一勺子清汤，倒进他的碗里。他挥着手，想让厨师再加一勺汤，厨师摆着手，示意他赶快走开。他将碗放在桌子上，看着别人碗里，满满一碗肉汤，上面漂着好似海洋中岛屿一样的羊油，自己碗里只有半碗肉汤，清亮得没有什么油货，只有盐和五香粉的味道，他有点难言和无奈。吃了一顿羊肉，他感到浑身发热，心里似乎想开了好多。
文教专干没有来，主持会议的老师让大家缓一缓。专干在外面和人说话，咳了几下，好像走了过来。一位青年教师赶紧跳上讲台，动情地开始批评，由于过于卖力和激动，加上晚上的羊肉吃得太饱，没有讲几句话，就开始不停地打嗝。青年教师憋着气，涨红着脸，刚要讲话，又是一串饱嗝，大家一片哄笑，他心有不甘地狼狈下台了。
文教专干通知公社的干部，今天晚上学校吃羊肉，请领导赏脸。估摸着教师吃完了，公社干部陆续走进了学校的大门。革委会张副主任是部队转业干部，被结合进了革委会班子，一年四季，他都是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路过教室，他看见里面亮着灯，坐满了人，他好奇地走过去，贴着窗户，看到醒民站在讲台上，正在开批斗会。看了一会儿，他没有作声，离开了。吃饭的时候，文教专干跑过来，坐在张副主任的身边。张副主任喝了一口汤，瞥了文教专干一眼，随口问：“犯了啥错？那么多人在批斗！”
文教专干笑着说：“这教师暑期集训，按照上面的要求，每年都要有个典型，要开批斗会进行帮助。这个醒民，放假总在做生意，影响不好！”
张副主任没有作声，吃着泡馍。他将老碗推到边上，抽出一根烟，专干赶紧给他点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看着窗外，缓缓地说：“群众生活很苦，国家给群众划出自留地，也允许社员们有一点家庭副业，这是党的政策。有副业，就会有东西要卖，这也正常。当然了，贩卖就要批评了，还是要以帮助为主。”
专干点着头说：“醒民是个老好人，教学不错，从不体罚学生。我心里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但上面有要求，又不能不做呀！”
张副主任和醒民是一个高中的同学，他比醒民低一个年级，在学校并不熟悉。六三年，醒民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做会计。那年招兵，他铆足了劲，想参军入伍。老五坚决不同意，在他的心目中，那和旧社会拉壮丁没有区别。为了笼住儿子，他赶快和前堡子的周家定了亲，为此，醒民好几个月没有和父亲说话。看着同学当工人的当工人，参军的参军，醒民心里憋着一口气，总是蹲在墙边，望着蓝天唉声叹气。
第二年招兵开始了，醒民瞒着父亲报了名，偷偷去体检了。政审的时候，老五是贫协代表，他知道了这件事。回到家，老五用扫帚将醒民打出了家门。醒民蹲在涝池边，望着南边未来丈人家的屋脊，他的心绪游离在对外面世界的无限怅望，和未来家庭生活的温馨期盼之间。前堡子陈家老六和后堡子周定邦都是贫协委员，看着老五执拗的犟劲，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好长时间，他就是不表态。吃完饭靠在麦囤上，老五觉得自己的过活，还算不错，自己就两个儿子，中间又差了十几年，不像有的农家，儿子一溜，揭不开锅。人家做一件事，想到的是好的结果。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知道自然的变幻无常，养成了从最坏处想事情的习惯。想到醒民到部队，万一有个闪失，他真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
接兵的连长知道了醒民的情况，和大队孙书记一起骑车来到田头，将老五叫过来，既有劝解，也有警告。老五蹲在树沟里，不停地用手摸着下巴，眯着眼看着昏黄的落日，无言地点着头。
醒民从来没有和父亲起过争执。自己私下报名参军，看着父亲弯着腰瘦弱的背影，吃完饭蹲在屋檐下，长吁短叹，无奈地抹着眼睛。他觉得父亲也不容易，看着他从来没有这么伤感过，他内心立志从军的发条，慢慢松开了。快走的前一天，醒民和一起入伍的同伴兴高采烈地领到梦寐以求的军装。他烧了一盆热水，关上门擦干净身体，换上军装，在门前晃动了几下。
老五扛着锄头从田里回来，看到醒民穿着一身军装，内心里涌出了家里也出了军人的喜悦，想到自家大门的门楣上，也可以钉上革命军属的黄牌牌，他更是有点激动。他想抬起头仔细端详一下穿着军装的儿子，又觉得醒民走了，原来承诺的婚期就要泡汤了，人家闺女还要再等上几年，万一醒民有个闪失或提干悔婚，到时该如何是好！他弯着腰从屋檐下走过，装作没有看到醒民。醒民想到自己就要离开村子，内心热望能和父亲化解争执，开心入伍。他叫了两声大，老五装作没有听见，放下肩上的锄头，蹲在麦囤边，端起了老碗。
醒民妈系着围裙，忙前忙后，她希望能缓释一下爷俩的关系。她瞪了老五一眼，埋怨地说：“娃明天就要当兵走了，你就别板着脸了！大队敲锣打鼓欢送，你也得撑撑场面！”
觉民对父亲说：“大，我哥走了还有我哩！”
老五依旧一言不发，撂下老碗，交代一声老婆记得喂猪，就匆匆离开了。醒民赶快给桶里加糠兑水，拌好猪食，提着桶倒进猪槽里，抄起铁锨，将厕所垫上干土。
老五来到饲养室门前，靠在槐树上。队上记工分的社员经过，都向他恭喜。他扯着手里的玉米秸，哼哼地应着。看着昏黄的灯光从饲养室门框中映了出来，牲口们晃着头颅吃着草，摆着尾巴，驱赶着蚊虫。老槐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叫着，他站起身，踩着月光下自己蜷缩在一起的身影，走到涝池边上。地里的凉气腾起，他感到腰背一股冰凉的气在往上爬。他摸摸地里的玉米，顺着田垄走了进去，浓密的玉米叶子划在他的胳膊上，他也不用手去挡撩。
皓月当空，凉风习习，玉米顶上粉白的宛若维族小姑娘头上的小辫子一样的花粉摇晃着，下面就是一排排红色黄色和棕色的玉米缨子，好像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羞涩地看着枝头的花粉，飘起多彩的缨絮，吸引花粉的到来。太阳当头的时候，一群蜜蜂嬉闹游弋其间，传递着爱的私语。一排排挺立摇曳的玉米株，更像一个个站岗的哨兵，守卫着大地。老五蹲在涝池岸边的麦草垛子边，忧伤的脑海一片空白，既有对儿子私自报名参军的埋怨，也有对儿子即将离去的不舍和牵挂。
醒民没有了参军的喜悦，也没有了对明天欢送仪式的期待，想到倔强的父亲，他心里隐隐作痛。他走到门前，寻找父亲，身后跟着年幼的弟弟。看着父亲蹲在麦草垛子边，无奈地低头，挎着手里的玉米秸子，一行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醒民怯呆呆走过去，蹲在父亲对面，弟弟站在他身后，他不知道该如何说道。他期望父亲能够说几句话，哪怕是捡起树枝打他几下，或者是骂他几句。老五依旧挎着玉米秸，愣了半晌，淡淡地说：“年轻人都想到外面见识一下，我理解。衣服都穿上了，就去好好干吧！”
醒民看着父亲，抹了一下眼角，动情地说：“大，兵我不当了！”
老五耷拉着的头抬了起来，无可奈何地说：“都要走了，还有什么办法？现在反复对你以后不好。”
醒民抽着烟说：“那天在县上体检，我见到一位姓张的同学。他父亲死了，他妈拉扯着兄弟几个，日子很苦，一心想当兵。听说他舅舅是咱们公社的书记，也不知道为啥他这次没有走成。”
老五低着头，想了一阵子，眯着眼说：“醒民，你现在骑自行车到他家里去，就说咱家里有困难，走不开。让他们去公社找他舅舅，明天我也到公社去，说说家里的困难。”
醒民顾不得脱下军装，他骑上自行车，趁着月光，去找同学。到了村头，看到前面一个人影，正要打听张姓同学住在哪里，谁知影子回过头，正好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张同学从军的愿望落空了，心情不好，正在村头游荡。他听了醒民的说道，拉着他回到家，叨咕着妈妈，赶紧去外婆家，让外婆和妈妈一起去找舅舅。
三更时分，张同学牵着外婆，拉着妈妈来到公社门口。叫开大门后，看着外婆和妈妈走进公社，他靠在不远处的柴堆上，畅想着自己的未来。五更鸡叫，启明星越来越亮，外婆拄着拐杖，在妈妈的搀扶下走出了公社的大门。舅舅站在门口，看着她们离开，关上了门。张同学倏地站起来，跑过去拉着外婆的手，妈妈说：“你舅说人家衣服都穿上了，这事公社管不了，主要看县上武装部的态度。他答应明天到县上去一趟，尽量帮忙。叮嘱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天刚麻麻亮，醒民起身，穿好军装，收拾行李，准备到大队集中。老五赶到前堡子老六家里，将他从被窝里拉起来，在去公社的路上讲了自己的打算。他知道老六一直都是队长，和公社的干部熟，讲话也有分量。老六知道了老五的意图，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会影响自己的形象，一路走走停停地推托着。老五硬是连拉带扯地将他推进了公社的大门。
老六手里攥着烟锅，走在前面，老五跟在后面。公社的干部正在洗脸刷牙，他看到公社书记蹲在台阶上，前面放着一碗稀饭和一小碟咸菜，手里拿着蒸馍，正在吃早饭。他走过去，蹲在书记对面。书记抬头看到是槐树寨的老六，笑着问：“吃了没？”
老六吧嗒着旱烟，咧着嘴巴应道：“家里吃过了。”
书记问：“啥事这么急？一大早就赶过来！”
老六给书记介绍了老五。老五将家里的困难摆了摆，老六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瞥着书记的表情和神色。补充道：“老五是村上的贫协代表，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看公社能否考虑一下！”
书记端起碗，喝完稀饭，拍了几下脑袋，想了一会儿，看着边上吃饭的干部，对老六说：“支持国防建设，公社责无旁贷，搞好农业生产也是咱们的本分。不过这件事情公社做不了主，要请示武装部。我们到时将客观情况向上反映一下！”
出了公社的门，老六说：“老五，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回去了！”
老五还是拉着老六，让他陪自己到县上去一下。老六死活不肯，老五承诺请他吃羊肉泡馍，外加一包大雁塔香烟。老六嘿嘿笑着，很不情愿地跟着老五，顺着田间的小径向县城走去。
陈家老三死得早，留下几个儿女，老大春晖在县商业局工作。老五和老六商量着到了县城，先找一下春晖，请他帮忙出出主意。到了商业局，老五向门卫说了一声，进入商业局的院子，人家说春晖正在开会。他们蹲在铺着砖头的通道边，老六捻了一锅旱烟抽着。一会儿，春晖腋下夹着报纸，从圆形的拱门走了出来，将他们招呼到后院的住处。
老五讲了自己的事情，春晖笑着说：“好我的大哩！人家都在想尽办法要走出农村，现在军装都穿上了，你还要做这样的事情，真让人难以理解。”
老六顺着说：“醒民想出去，我也劝了好长时间，你大就是听不进去。”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摇摇头，叹息老五的固执。老五说：“你说的道理，大都明白，你就帮大想想办法吧！”
春晖挠着头，想了一会儿，难为情地说：“县武装部的部长是抗美援朝下来的，跟咱村子的宏德和我九爸是一批的，你不妨提一下我九爸，或许他有记忆。”
春晖拉开抽屉，抽了几张饭票，拿起碗说：“中午在我这儿吃饭，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灶上打饭。”
下午两点多，老五和老六一高一矮来到县委，武装部就在县委里面。只见县委门前红旗飘舞，里面的锣鼓队正在准备，照壁前顺着马路停了一溜军车，那是接新兵用的。他们向院子里张望了几下，老五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老六跟在后面。拱门将一排平房与大院分开，边上挂着武装部的牌子，里面传来铿锵有力的讲话声，部里正在开会。他们蹲在路边，好奇地看着大院里人来人往。几个戴着领章帽徽的四个兜的军人走了出来，老五问：“部长在哪？”
军人指着端着茶缸，站在台阶上一个中年人，说那就是。老五走过去，站在部长面前，部长笑着说：“老乡，啥事？”
老五用平时讲书的节奏，将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部长噢了一声，喝了一口茶，惊奇地看着老五。老六赶紧接着说：“首长，他是我们村子解放初期的贫协主席，我是队长，我证明他家里确实有困难。”
老五瞥了部长一眼，部长喝了口茶，他说起了宏德和老九。部长走前几步，笑着应道：“宏德就住在我家对门，老九那是咱的叔伯兄弟。”
部长愣了一下，向前走了两步，点头笑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时，公社书记骑着自行车进来了，看见部长正在和老五聊天，他明白了两个老农民的坚守和固执。他赶紧下车，撑好车子，走上前和部长握着手，指着老五，重新讲了他的请求。部长嘴巴嚅动着，将粘在口中的茶叶吐到地上，对书记说：“你们公社还有没有体检合格的青年，不行递补一个上来！”
公社书记赶紧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翻开来给部长汇报情况。部长停了一下，手指抖动着说：“就让那位小张补上来吧！我到时给部队的同志说一声。”
公社书记说：“他们家的娃已经穿上军装了，正在赶往县上，咋办？”
部长说：“晚上，县上欢送新兵入伍，在政府饭堂会餐，穿上军装，那就算半个战士了，吃完饭，让他和小张交换军装，他就可以回家了。”
两百多号新兵，在县委礼堂前整装列队。旗杆下的军官对着麦克风叫着口令，讲着部队的纪律。醒民随着队伍，拿上碗筷，在饭堂的窗口领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和一盘混着几片肥肉的炒粉条。吃完了馒头，他正要喝稀饭，一个武装干事将他叫出来说：“武装部鉴于你家里的情况和困难，公社和武装部决定，由小张同志代替你参军入伍。请你们到房间换衣服。”
醒民知道父亲的愿望实现了，他摸了摸身上黄灿灿的军装，有点依依不舍，真不敢相信刚穿了不到两天的军装就这样和自己无缘了，一种浓烈的怅然若失的感觉在心里飘荡。小张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有点哽咽地说着谢谢。
醒民脱下军装，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县委大院，他感到自己就像一颗豌豆，刚出了芽又被摁回土中。老五在县委斜对面饮食公司的饭堂，给老六要了一碗羊肉泡馍。自己掰着口袋里的冷馒头嚼着，嘴里不断有馍屑掉下来。他用手接在下面，将手心的馍屑仰头扔到张开的嘴巴里，喝了几口碗里的水，惬意地打了一个饱嗝。看见醒民不舍地从县委大门走出来，他弯着腰走过去，招呼儿子过来。
醒民走过去，站在食堂门口，任凭老五怎么殷勤，他就是不作声，眼睛还是不停地向县委大院里瞥着。老六吃完了，抹了一下嘴巴，递给醒民一根大雁塔香烟，醒民嘟着脸没有接。老六开导着他，拉着他走向回家的路。
出了县城的东门，老五走在前面，他们不走大路，顺着估摸的方位，走在塬下的壕渠田埂上，绿汪汪的玉米地掩住了他们的身影。老六个子高，嘴里叼着烟锅，一高一矮的头影和不断冒出的青烟，在哗哗作响的玉米头上忽闪着。醒民无奈地跟在后面，父亲的焦虑和难受，使他立志从军的劲松开了。今天跟着欢送的人群，他的心里却在一直盘算父亲的行动和进展，期望能够遂了父亲的心愿。走出县委大门的瞬间，他内心期望离开农村的愿望又浮现出来，对父亲的固执，他感到伤心，他知道这一辈子，只能永久地拴在这片黄土地上了。醒民想趁着他们不注意，干脆穿过茂密的玉米地，找个壕堑地方，好好对着天地哭上一场，他又怕家里人担心。
从塬下的背阴出来，上到塬上，一股清凉的风袭来，去除了玉米地的燥热。夕阳染红了塬脊沟渠，映着行人蠕动的脸庞和身体的轮廓。西北梁山上的姑婆陵，依旧安详优雅地枕在山头，看着瑰丽雄浑的终南山绵延在脚下，一潋渭河水闪着光波，静静东流。醒民似乎感受到了巾帼伟人，气吞山河的气魄，心里感到舒缓了许多。
回到家里，醒民关上厢房的门，谁叫都不开。他躺在床上，盯着墙上贴着的一张解放军的画报，幻想着自己穿着军装的英武，任凭思绪无际地驰骋。老五知道儿子伤心了，叫老婆在屋子窗户沿上，放了一暖瓶水和几个馒头，不要惊扰他。几天以后，醒民坐起来，感到浑身松软，关节酥麻，自己好像是一只冬眠过来的蛇。他趿着鞋子，走到厨房，蹲在麦囤边上洗脸。妈做了一碗酸汤挂面，抹着眼角，撩着油裙，将面放在炕桌上。
醒民变了，他不再反抗了，什么事情都是按照父亲的交代，默默地劳作着。半年以后，村子里有人不断反映老五在儿子当兵的问题上弄虚作假。公社派人调查，最后抹掉了他贫协代表的头衔。老五不介意，依旧提着担笼，戴着褐色的塌塌草帽，弯着腰忙碌在田间地头。
公社的文教专干小学毕业，他的哥哥在地区公署工作，安排他到县文教局做临时工，后来转成了正式工。他的老母亲身体不好，哥哥就让文教局将弟弟安排在离家最近的公社当文教专干。有了哥哥的背景，公社的干部一般都会给他面子。普通的教师知道专干的哥哥在行署，都不敢顶撞，年轻的教师知道了专干的背景，更是唯专干马首是瞻。
文教专干本想明天好好表现一下。他估摸着母亲的身体快不行了，过不了多久，自己还是要到县上工作，他得有一点让县上看得到的成绩。张副主任一席话，让他的心凉了半截，扪心自问，他也觉得有点过分了。他通知各位小组长开会，将原定的批斗会缩短了一个小时，说醒民的事情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家要把握好分寸。
醒民躺在通铺上，看着左邻右舍鼾声四起，脑子里不断闪动着批斗会的画面，臆想着明天的情景，他心里发凉，额头渗出一层冷汗。尽管思绪万千，内心惊悸，他不能翻来覆去，更不能唉声叹气，他不知是否还有眼睛盯着自己，也不知自己尽量拘束的行为，是否还会招来出其不意的批判。他感到浑身胀痛，想翻个身，又恐怕别人关注自己，他只能先将腿侧过去，见到边上没有反应，再将臀和腰转过去，窥视了一会儿，最后才将头和背转过去。醒民眯着眼，看着窗外一轮明月和婆娑的树影，听着均匀的呼吸声和此起彼伏的鼾声，他的心始终悬着，迷迷糊糊中梦到自己被一群青年人围着殴打，专干咬牙切齿地挥着手，嘶喊着。
暑期教师集训终于结束了。上午的批判会温和了许多，没有醒民想象的那么恐怖。他觉得专干的温情是真实的，他也有自己的难处，追膘那是自己想多了。走出中学校门的时候，他长长叹一口气，张望着停顿了一下。敲钟老汉走出房门，依旧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让他浑身发毛。几个年轻老师看着他过来，推着自行车，挥着手说：“陈老师，明年再见！”
醒民阴着脸，嘿嘿应着，骑上自行车，赶紧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