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为葬埋后，驻队干部大发雷霆。他将上一次老五给光仁端钱粮的事抖搂出来，说老五虽然是贫农，心里想的还是地主家的事情，建议公社取消老五的贫协代表资格，让老五到学习班改造。老五十分坦然，他将家里的活安排停当，来到饲养室，将炕上自己的被子卷好，用绳子扎起来，挑在锨把上，看着槽头的牲口，走过去摸摸自己入社时的那头老黄牛。老黄牛转过头来，伸出舌头，哞哞地闷叫了两声。他觉得自己在光仁家落难时，做了良心上应该做的事情，他心情十分愉悦，走出村子的时候，他见到谁都笑着招呼着。
来到大队的砖瓦窑，场长早就听说了老五的作为，便将他安排在瓦窑，用架子车将晾晒好了的泥瓦运进窑里。老五一边干活，一边给工友们讲施公案，将参加学习班的人听得愣愣的。歇息的时候，大家围着他，递给他一碗水。驻队干部走到砖瓦窑的壕上，蹲在窑顶上看着老五忙活的身影，开心的笑脸，挠着头有点不解。
晚上学习检讨的时候，他对驻队干部讲的话，总是点着头应着，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驻队干部感到老五虽然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农民，他的身上总是晃荡着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些东西支配着他，让他既顺应着外面的风雨，又将自己包裹着，时时刻刻守着自己的本分。
老五在砖瓦窑劳动了半个月，二队的老黄牛突然不进食了，接着就是卧在圈里起不来了。马九很着急，叫来社员，几个人牵着牛的笼头，两个人抓着牛尾巴，他拿着鞭子，大家一起发力，喊着喔喔的口令，老黄牛还是没有起来。那时，宏斌是队长，他来到大队部，将老黄牛的情况向大队干部反应了，并要求老五尽快归队。驻队干部扬起手，大声斥责道：“怎么都是封建迷信的那一套。我就不相信这牛还认人，见不到老五就不吃东西，纯粹就是瞎扯！”
宏斌看着大队书记，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这牛可是社员的命根子，人得病了还会乱投医，我们也是死牛当作病牛医。”
二队的老黄牛死了。接到队里的报告，大队书记看着驻队干部。驻队干部说：“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人都不能抗拒，何况是一头牛哩！”
驻队干部骑着自行车，来到二队饲养室门前，大省正带着几个社员剥牛皮。他走过去，社员们没有人搭理他。志发一只手扯着牛皮，一只手拿着刀子割着。看着驻队干部站在身后，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牛这一辈子不容易呀！活着的时候拉犁生犊，死了还要被人吃掉。也好，再让群众过个年！”
志发站起来，沾着血迹的手提着刀，他抹了下额头的汗水，对驻队干部笑着说：“晚上下锅，明天天麻麻亮过来吃牛肉，牛肚子最好吃，我们给你留着！”
几个社员转过脸，齐声邀请驻队干部吃牛肉。驻队干部总觉得酸溜溜的，他感到社员们就像那黄了的麦芒，看起来温顺，弄不好也会刺人。
老五从学习班出来了，他背着铺盖回到饲养室。看到一张湿漉漉流着血水的牛皮挂在树上，粪堆上面堆放着杀牛残留下来的污迹，冒着热气，泛着臭味。志发正在给沸腾的水里放着牛的骨架。马九正在烧锅，看到老五回来了，他从嘴巴上取下了烟锅，摇着头说：“你走了没几天，老黄牛就不行了。”又指着锅里，叹着气说：“你看看！”
老五木然地应着，他将铺盖放在炕上，走出饲养室，来到涝池边上，呆呆地望着一轮明月。老黄牛是他入社时带到队里的，看到它，老五就会想起那几年单干时的情景。可以预见，如果再给老五几年时间，他浸润在细胞里的农民对未来的好多梦想就会实现，突然梦醒了，他怎么都找不回原来的梦想了。回到家里，觉民追问他在砖瓦窑的情况，问有没有人欺负他。他都是嗯嗯着，人在厨房里，吃着开水泡馍，他心却在外面飘荡着。撂下老碗，老五抹了下嘴巴，靠在麦囤上长长叹了一口气，无神地对着醒民说：“咱家给队上的老黄牛死了，饲养室在煮牛哩！”
醒民明白了父亲的心情，他知道老黄牛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老六在三队变成了权威。他很少操心地里的庄稼，经常蹲在门口的麦草垛子前面，咂摸着烟锅。看着扛着农具下地干活的社员，他从神情举止中窥探着他们内心在想什么，进而筹划着训教社员的方案。三队的社员慢慢知道了他的心思，下地回来的时候，总是掂着农具，低着头从他家门前匆匆而过，唯恐被他盯上了，成为他未来整治的对象。老六从来不和社员们争吵，他手攥着烟锅，披着棉袄，走到田间地头，见到队里的社员总是嘿嘿笑着。“文革”开始后，老六病在炕上好多年的老婆走了。看着三个儿子就像枪杆一样站在身边，他没有过多的伤心，也没有想着续弦，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队的事务上。
招工当兵的机会来了，老六有绝对的话事权。三队的地主富农多，当兵招工首先要看家里的成分，他家的儿子没有竞争对手，他们可以在当工人和入伍当兵中间进行选择。老六在生产队的做派，深深地感染着几个儿子，他们在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别人让着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说出话来，总要压过别人。
老五见到老六，说他那几个儿子在人面前，都有一股凌人的傲气，好像生下来就是领导。老六自豪地说：“我的儿子就是和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人不一样，咱的娃根正苗红，将来都要走出农村，最后都是国家干部。我都不操心你瞎操啥心！”一句话将老五噎了回去。老五摇着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从此再也没有说过他的儿子。
老六的大儿子出生在解放那年，名字就叫土改；二儿子出生在入社那年，叫共产；小儿子出生在“大跃进”那年，名叫跃进。土改当了铁路工人，在商洛山里修铁路，后来又成了三线建设者。他每年回家探亲，总是穿着一身铁路工作服，挺着身子在门前晃来晃去，用不屑的眼光看着队里地主富农的后代。到了七三年，三线建设搞了一个段落。工人们听到号声，在草场上列队，土改本来排在队列的前头，工段长将他叫出来，让他站在后面去。解放军首长站在台子上，对大家为三线建设的贡献表示感谢，说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前排的工人留下，后排的工人要遣返回原籍。
土改回来了，他心不在生产队，他感到自己就是回来等一等，期待着被召唤。见到社员们，他说自己随时都会回去。时间长了，他被召回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大家见面，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刚开始那是真诚地关心，后来，土改自己也忌讳别人这样问自己，最后这个问候成了别人调侃他的口头禅，变成了笑料。
老六感到自己的儿子不适合当工人。他分析了槐树寨的情况，觉得只有当兵提干，最后才能变成国家干部。他选择着入伍部队的兵种和所在的位置，几年中先后将共产和跃进送进了部队。看着自己的门楣上钉着两块金光灿灿的革命军属的牌子，他顿时感到底气十足。每次公社的干部下来检查工作，他都会将领导带到自家门前，驻足交流。干部们看到他家的两块牌子，眼神中流露出羡慕和敬佩的神情，感到这才是响当当的革命力量。
老五懦弱的外表和倔强的内心，让他有时会做出一些令人诧异的决定。醒民穿上了军装，他拉着老六，硬是将儿子叫了回来。醒民是高中毕业生，又是槐树寨的民办老师，定一门像样的亲事并不难。阶级斗争的弦紧得让人窒息，塬上每一家庭选择婚事，都会将成分放在首位，他们不想自己的子孙成为社会歧视和斗争的对象。
老五和叙为的三弟做了亲家，这让槐树寨的人惊讶和不解，他们惊讶老五的勇气，他们不解的是大家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和地主划清界限，他一个解放初期的贫协代表却要和地主家定亲，将儿孙的前途绑定在地主麾下。定亲的时候，按照习俗，老五将礼金一应俱全地通过媒人给了亲家。
老六听到醒民定亲的事情，晚上来到饲养室，将老五叫到涝池边上。他们蹲在地上，他给老五分析这门亲事的利弊得失，叮嘱他不要毁了娃的前程，让他三思慎重。老五点着头答应了，定亲和婚事却如期举行。
醒民结婚的那天，老五三番五次去请老六赏脸，他都冷冷地回绝了。醒民结婚后，按照父亲的交代，带了半斤白糖去看望老六。他板着脸，无可奈何地说：“古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大就是个榆木疙瘩，任凭风吹雨淋就是不开化，我担心的是你的前程呀！”
醒民点着头，赶紧应道：“我大也说你都是为了我好，让我要记住六爸。”
桂琴生下了第一男孩，醒民本来是教师，应该由他给孩子起名字。他感到名字应该由父亲起，就一直等着。老五在田间地头忙活着，给孙子起名的事，他根本没有上心。孩子满月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名字。亲家过来，抱着外孙，高兴得不得了，问老五孙子的名字。老五说这一个月自己都叫孙蛋，其实，孙蛋是塬上人家对孙子普遍的爱称。他挥着手说：“就叫孙蛋吧！”
孙蛋不到两岁，亲家不知得了啥怪病，不到一个月就走了。亲家母拉扯着不到十岁男孩，一下子没有了主意。老五将醒民从学校叫回来，带着儿子来到桂琴娘家，对亲家母说：“桂琴嫁到我家，咱就是一家人。你不用担心，亲家的后事我来料理！”
亲家母抹着眼泪，指着年幼的孩子说：“你还小，要记住你五伯的好处！”
走出亲家的头门，老六站在村头，愣愣地看着老五。老五走过去说：“你看这孤儿寡母的，怪可怜的，是亲戚咱不能不管呀！”
老六吐了口烟，看着天空，沉默了半晌，慢慢转过头，缓缓地说：“老五，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听不听由你！我知道你心善，人家都千方百计地洗清同地主家的牵连，你却一个劲地给地主堆里钻，真是搞不清楚你是咋想的！”
老五知道老六真的生气了，他平时和自己说话，总是五哥长五哥短的，他今天直接叫老五，看来他也要和自己划清界限了。他嘿嘿笑着说：“烟没了，说一声。”
老六抬起脚后跟，在鞋底上弹掉烟灰，讪笑着说：“老五，我一直在琢磨你，我觉得你要么是伟人，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说你是伟人，打死我都不相信。”
老五扑哧笑了，挥着手说：“你就说我是个神经病，何必绕弯子哩。”
老六瞥了他一眼，噘着嘴，仰起头。老五走过去，贴在他耳根说：“人跟人打交道，不能太精明了。你觉得自己合适了，别人就受不了了。欠一点，吃点亏，那是福气！”
槐树寨的驻队干部后来当了公社书记。到了六八年，造反派上台了，在公社开批斗大会，要求生产队的队长参加。老六个子高，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公社书记被两个造反派押上台子，头上戴着圆锥形的白帽子。一个造反派手摁着书记的脖子，另一个将书记的胳膊不断从后背反着向上抬，书记冒着汗，痛苦地哼哧着。老六茫然了，应该说自己就是书记一手调教出来的基层干部，书记教会他怎么看人的心理，咋样发现一些趋势性的苗头，如何调教地主富农分子。现在书记倒台了，是不是原来的一切都是错的，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也像书记一样，被押到台子上批斗。回到村子，他忐忑着，每天蹲在门前，听大队广播里的新闻播报，越听越放松，最后甚至有点兴奋。他明白了原来造反派比公社书记还左，国家的方针没有变，而且还在加码。
桂琴娘家真是多灾多难。六九年，桂琴的妈又得了急病。她脸色焦黄，捂着肚子在炕上打滚。醒民和桂琴拉着架子车，将母亲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检查后，医生拿着化验单，站在走廊上，叫着桂琴妈的名字，问：“谁是病人的家属？”
醒民和桂琴怯愣愣走过去。医生严肃地说：“你妈得的是绝症，农村人都不容易，你们也就不要再折腾，回家准备后事吧！”
桂琴听了，一下子瘫软在医院的走廊上，放声大哭了起来。病房里的妈妈听到女儿突然在外面痛哭了起来，立马明白了咋回事。桂琴的舅舅和老五赶到了县医院，医生又将病人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讲了一遍。大家一起走进病房，桂琴伏在妈妈胸前哭着，桂琴妈摸着女儿的头发，蜡黄的脸上泛着呆滞的表情。她举起手，拉着娘家哥哥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哥，桂琴结婚了，在五哥家，我放心了。天生还小，我要是走了，你将他接到你们家，成年后送回槐树寨。”
桂琴舅舅满是皱纹的脸上颤动了几下，呆滞的眼眶中扑簌着泪花，他晃动着妹妹的手，不住地点着头。桂琴妈又将目光转向了老五，她向老五伸出手，停在空中抖动着，老五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想到亲家母到了这个地步，他就将手伸过去。她哆嗦着嘴唇，眼里噙满泪水，呜咽了半晌说：“五哥，桂琴他爸是你送走的，这份情我还没有还，我又要走了。大恩大德只能来世相报了，我家天生还小，你还得帮我照顾一下。”
老五松开手，宽慰道：“还没有到那个份上，咱们再想想办法。”
老五将桂琴舅舅叫到医院大门外面，醒民跟在后面，他们蹲在树沟的坎上。他眯着眼睛，皱着眉头，瞅着天上暮暮的太阳，叹着气说：“他舅，你姐的病我有点叨咕。平时她身体那么好，怎么一病就会要命，我看大家都出一份力，将人弄到西安检查一遍，好与不好，也算咱尽心了！”
桂琴舅舅蹲着，一个劲地抽着旱烟，愣了半晌，抹着脸上的泪痕，长长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好我的五哥哩！我刚给娃娶了媳妇，借了一屁股的账。这医生的话咱总得听吧，就不折腾了吧！”
老五站起来，干脆地说：“醒民，你和桂琴在医院先陪你三妈。我这就回家，倒借些钱来，你们搭班车到西安去一趟，再检查一下！”
老五回到家，将亲家母的情况给老婆说了一遍。老婆撩起围裙，抹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命咋就这么苦！”
老五在猪糠的囤里刨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牛皮纸包。他抖搂上面的糠灰，打开将钱倒在地上，一张一张捡起来，捻着口水点了一遍，一共是十六块三毛钱。他思谋了半晌，自言自语道：“应该够了吧！”
老五还是不放心，他跑到宏斌家借了五块钱，揣在衣襟里，快步向县城走去。天黑的时候，他赶到县医院，对躺在病床上的亲家母说：“没有事，明天让醒民带你到西安，再去看看！”
桂琴妈闭上眼睛，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出了医院，天已经黑了。老五顺着田间的捷径回家，他眼神不好，只大概知道个方位。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他蹲在塬下一个井房前，啃了一个馒头，用手掬起井口的水喝了几口。上了塬，看着县城微弱的好像萤火虫一样的灯光和西兰公路上蠕动的汽车灯，他知道路程过半了。鸡叫时分，老五回到家里。他解下腰带，拍掉身上的尘土，舒心地躺在炕上，心里充盈着幸福感。
醒民带着岳母，来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他让桂琴照顾着，自己来到门卫室，打听九爸在哪里上班。过了一会儿，老九从医学院走出来，带着他们到了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医生检查后，扬起手笑着说：“没事，做个手术就好了！”
做完手术的下午，桂琴妈就可以下地走路了，桂琴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醒民和桂琴陪着她回到村子的时候，社员们正下地回来，看着她矫健的脚步，村子的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生从家里跑出来，大声地哭着，一头扎进妈妈怀里。桂琴妈摸着儿子的头安慰着。她逢人就说：“我这命是老五救回来的！”
老五正在饲养室铡草，醒民走进来，对着提着铡刀的马九嘿嘿笑了一下，他蹲下去在父亲耳边说：“我三妈没事了！做了个手术回来了！”
老五松开了草捆，擦了下额头的汗水，应了声这就好。醒民妈牵着孙蛋，揣着几个鸡蛋去看亲家母。桂琴妈看着外孙跑过来，摸着他的头高兴地说：“外婆咋会走了哩！走了就看不到我娃了！”她又拉着亲家的手说，“是我五哥救了我！”
醒民妈拉着她的手，宽慰道：“这都是命，你人好，街坊稀罕你，走到半道上神又让你回来了。”
桂琴看着婆婆，揽着儿子，笑着说：“妈，你不要回去了，就在这里吃饭。我这就去擀面。”
老五提着粪笼，戴着塌塌草帽从地里回来，走到村口，看见老六蹲在麦草垛前面。老六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抖动着手里的烟杆，似笑非笑地说：“五哥，你现在成了大善人了，村子的人都夸赞你哩！”
老五脱下草帽，在胸前晃动了几下，摇着头说：“当时没有听你的话，真是后悔死了！结了这门亲，就像绳子一样连在一起了，这边拉一下，那头就会动。老三家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事，你不管，人家说咱没情没义；你管了，有的人也会说风凉话，这做人真难呀！”
老六从嘴巴上移掉烟嘴，手在烟锅上捻了两下，笑着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脑筋的人。多亏单干的时间短，要是单干十几年，再划成分，你肯定是地主。你说如果你是地主，那我该咋样管你呢？”
老五摆着手，讪笑着说：“你看咱陈家的脉气，哪有做地主的命。假如我是地主，就你哥这性格，咋能不管你哩！你起码也是个中农，那你就当不了队长了，跟三队你管的那些富农分子一个样。”
老六本想调侃一下老五，没想到他平时蜷曲在一起，真的伸开了，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有点刮目相看了。他思谋了半天，又问：“你整天给大家讲书，这历朝历代是穷人好还是富人好？”
老五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这很难说，最终还得看个人的本事，有本事穷能变富，没本事富也会变穷。”
老六接着问：“你说这光仁能行了一辈子，置办了那么多土地，最后定了地主，儿孙们跟着遭殃，我看还是穷好！”
老五摇着头，瞅了一眼天上的日头，皱了一下眉头，茫然地说：“如果每个人都想着穷，那这世事就会往回转，那也是一种活法！”
宝鸡峡水利工程通水以后，三队的社员淡化了成分的阻滞，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长期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紧绷着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地主和富农觉得新社会虽然分了自己家的田产，但水利工程却造福后世，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社员们对老六的态度在欢庆水利的热情中有了变化，他们不再是一味的俯首听话，而是想着队里的收成。
中堡子从兰州搞来了化肥，庄稼长得黑汪汪的。三队的社员聚在老六跟前，一起合计着自己队里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老六突然感到大家对他的尊重真切了好多，他虽然心里有点暖的感觉，却不愿与社员们从内心深入融合。他要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台子，站在台子上看着大家，这是他二十年来权威的根基，让社员们时刻明白他和他们不同，他就是代表政府领导他们的。
阴雨中地震，地震中主席走了，社员们难得有这么长休息的时间。三队很怪，几个户族大部分生的都是男孩，光着屁股的孩子们成群结伙以老六的孙子为中心，在冒着泡的水沟中嬉闹着。地主富农靠在防震棚里，撩开帘子，看着自己的后代簇拥着老六的孙子。老六的孙子光着屁股，站在门前的青石碾子上面，手叉在腰上，模仿着电影中小兵张嘎的神态，用爷爷的腔调给地主富农的后代们训着话。老六叼着烟锅走到人群，脸上挂着得意和满足的微笑。他用烟锅指着孙子，大声说：“你们也不要不服气，这就是命！这不正是未来的领导干部吗！”
社员们个个赔着笑脸，点着头。地主富农的心亦如这灰蒙蒙的连阴雨天一样，当肉体的劳作停歇时，阶级斗争紧绷的弦放松后，他们的思绪随着天地开始晃动。
毛主席即使在地主富农心目中，同样是伟大领袖，是他们心中的神。主席离他们太遥远了，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境况和主席联系在一起，他们更认为这是世事到了这一步的天命。地主富农直接的约束者训导者就是陈家老六，他们将自家的境况和心里的埋怨更加直观更加具体地和老六联系到一起。宝鸡峡的水利工程通水，仅仅化解了地主富农和老六冻结了的心里疙瘩的表层。当水流下渗的时候，老六收住了自己，他认为自己和地主富农就是水和油的关系，他要漂在上面，溶解了，他也就不是陈家老六了。
主席走了，整个社会涌动着求变的春潮。大队的喇叭和报纸上号召大家要从僵化的思维中解脱出来，变革的春潮慢慢地在广袤的大地上翻腾着，人们的思想在春潮的暖风中互相感染着。三队的社员觉得社会要变了，二十多年箍在自己头上的无形的金箍要松开了，老六这个金箍的看护者的角色不再重要了。他们在田间地头劳作着，歇息的时候，凝望天上明晃晃的太阳，擦擦额头的汗水，平时不敢高声说话的社员，出口成章，随口就是一段顺口溜。
老六听到这些段子后，觉得酸溜溜的。他曾经跑到大队，将队里社员们的思想动向给孙书记反映。孙书记听了，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是老党员了，阶级觉悟高，不要再用过去斗争的观念看待一切，要允许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回到家，老六靠在炕头上，盯着昏黄的灯光，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他拿起炕头上老五给他的洋生姜，放在嘴里嚼着。他二十多年到大队反映问题，大队都是全力支持自己的，孙书记的表态让他十分伤心。老五在涝池边上的劝慰，也让他心里不舒服，他预感到社会要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