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陪着毛泽东从桂园返回红岩村的时候，但见月白风清，银光如泻。毛泽东一拍脑门，“糟糕，今天是中秋节，我答应了要带月饼回去哩！”王若飞笑起来，“大家已吃了月饼，但没有人离开小礼堂。他们就是等到天亮，也要等到主席回来……”
张治中带领全家，从桂园返回复兴关中训团那座破旧狭小的院子之际，已是夜深人静时分了。两个女儿原本是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住读的，听说毛泽东提出来要拜望她们全家，以后父亲决定全家去拜望毛泽东的时候。她们便早早地从学校赶回来了。
此刻，在家中，她们却迟迟不愿意入睡，围在父亲身旁，问长问短，没完没了。
姐姐张素央荽提最后一个问题：
“毛伯伯对母亲说，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从来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少数人之一，那，这少数人当中的之二、之三又是谁呢？”
妹妹张素初也要提最后一个问题：
“毛伯伯为什么说父亲在外战方面是主战派，在内战方面又是主和派呢？”
张治中大笑之余，站起身来：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尤其是对你们说不清楚！好了吧，今晚的龙门阵就到此为止，我的眼皮不愿意主和，正在主战哩……”
回到卧室，伴随着张治中轻轻的脚步的，却是一阵急促而尖厉的电话铃声。
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他要张治中立即前往德安里官邸。至于什么事情如此紧迫，电话中并无半点说明。
张治中惴惴不安地驱车直抵德安里官邸，蹑手蹑脚地走进官邸客厅，在那只亮着壁灯的喑淡的光线之下，但见蒋介石正躺在那张凉椅上面，纹丝未动，闭目养神。
张治中敬了一个室内军礼，用小得不可再小的声音道：“报告委员长……”
“嗯嗯，张部长来了，请坐、请坐！”蒋介石一下子直起腰，眯晞着眼睛道，“深更半夜把你请来，主要是想问问今天下午，你们和中共方面会谈的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第三轮会谈的议题，该是召开国民大会和各党派的政治会议了吧？”
张治中虽然连连点头，但仍忍不住满腹狐疑。因为从第一轮会谈起，每次都有详尽的会谈记录，而每次的会谈记录，都由张群在当日转呈给蒋介石。此时蒋介石要知道的，恐怕不是他在会谈时的应景之沔，而是他对这两个敏感问題的真实态度罢。
张治中愈发谨小慎微地道：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问题。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会淡中，政府方面原则上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当王若飞先生提及这次会议的名称时，我表示意见说，要求不用党派会议这样的名称，而称政治协商会议为好……”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蒋介石拍打着凉椅扶手道，“共产党问题，从来就是局部问题，地方性问题，它和国民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什么中国民主同盟，什么第三党，什么青年党，它们无一不想利用毛泽东来渝的机会，百般钻营，扶摇直上。所以，名称是小事，不让它们有可乘之机是大事。你能看出其间的门道来，我是感到满意的。嗯嗯，对于你的意见，共产党方面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吗？”
张治中想了想说：
“中共代表在会议名称上未作过多坚持。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办法，各方面参加人数，需要商议之事项，以及这个会议的权限等，虽有争议，但经协商多已接近。比如，中共方面提出，这个会议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四个方面的代表参加，代表人数各为九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代表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协商推定。岳军先生答复说，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大党，代表人数理应多于其他方面才行，至于多多少，最后还需要委员长裁定。”
蒋介石脑袋一偏：
“那么张部长的这思呢？是多一个，多两个，还是干脆多它四五个？”
“报告委员长，最好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张治中并不迟疑地道，“我的这个看法，决非是服从了中共方面的意志，恰恰相反，我是从维护国民党的尊严着眼的。代表人数完全相等，这对于中共和民主同盟来说，感到的也许只是公平合理，但是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来说，却是气度与信心的象征。”
蒋介石咧嘴笑道：
“这就对了。当然，道理嘛，你只说了一部分。因为最重要的，还在于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这个道理，毛泽东也是知道的。有外电说，毛泽东来重庆，表明中共现在的策略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可是，你信不信？真正到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他是不会再来重庆的，所以呀，凡事当认真时必须认真，不当认真时，认真就是无知的代名词了。”
张治中微微一愣。刚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在蒋介石定定的目光的逼视下，他只好垂着眼皮，把话题引到别处去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在与中共代表的会谈中，政府方面基本上同意延期召开，但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当然，如果有必要，在旧代表的基础上增加少数名额，也不是不可以的。中共代表则表示，代表最好重新选举。若国民党方面认为重新选举有困难，以增加代表名额来补救，那就应当增加三分之一的名额。对此，岳军先生，力子先生，还有我，都只作了很原则的答复，未予明确地拒绝。这样，双方没有大的争执，也没有最后的结果。”
蒋介石咂着嘴唇道：
“很好，很好！岳军先生送来的会谈记录我已经看了。老实说，他从结束训政的角度来谈国民大会的延期，多少布点风马牛不相及；力子先生从依照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来谈汩代表之合法，也多少有点儿牵强附会；而你的说法很科学，也很艺术，一句如有适当之办法，我们可在下次会谈中详加讨论，便把问题漂漂亮亮地答复了！”
“但是委员长——”张治中终于着急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方面之所以与我们没有大的争执，是因为他们相信，这适当之办法双方都会思考，而且在下次会谈当中，一定会详如讨论的呀！”
蒋介石冷然一笑道：
“张部长，你太认真了，而这种认真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不反对思考，也不反对讨论，甚而至于在下次会谈的时候，还可以把国民大会的代表以及延期的问题，再拿出来讨论一次。但是，在主动性方面，这只能是共产党的亊情。比方说，他们有了什么好办法，可以提出来，至于这个办法究竟好不好，则需要我们详加讨论，然后予以明确之答复。”
张治中欲哭无泪：
“委员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为着避免不必要的争执，问题毕竟是由我向他们提出来的。因此，极有可能，下次会谈一开始，中共方面就要我们把想好的办法提出来。这样的话，我又应当如何去答复他们呢？”
不知何故，蒋介石竟仰面大笑道：
“我教你一个法子：下次会谈，你干脆不去参加。中共代表要找你问话，你就躲起来。重庆躲不住的话，你就跑到外地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当他们连你的人影子都看不见的时候，你的答复就是无以伦比的啦！”
“委员长，请你原谅——”张治中愁眉紧锁，“下次会谈的时间是后天，在这样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心思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呀！”蒋介石的脸色忽地阴沉下来，“我今日深更半夜地把你请来，就是要当面告诉你，明天上午你作为政府方面的代表，飞赴新疆迪化，参加在那里行将举行的与伊犁、塔城和阿山三个地区的代表的商谈。嗯嗯，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消息的，那些搞暴动的边民，现在愿意放下武器，以求和平解决冲突了。”
张治中对发生在新疆的事情早有所闻。从去年入冬开始，由于伊犁地区的边民不满国民党的统洽，加上民族、宗教、边境地区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终于自发地组织起武装队伍，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伊犁事件”。今春以来，这种冲突愈演愈烈，随着事态的扩大，塔城地区和阿山地区的边民，也加入了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队伍……
虽然如此，张治中对出使新疆的差事落在了他的头上，仍然感到异常的突然与惊骇。因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就其对情况的熟悉程度而言，他更适合坐在重庆的而不是迪化的谈判桌前。于是，直觉告诉他，蒋介石对他与中共代表的交往是存有疑虑的，此次派人去新疆，恰好就成了蒋介石能够利用的一个机会。
蒋介石显然看出了张治中的心思：
“我之所以要派你去新疆，主要的是考虑到你是我们的政治部部长。嗯嗯，你知道的，新疆的问题虽然同样是局部而不是全局问题，是内政而不是外交问题，但是，和中共的问题迥然不同的是，它是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在处理政治问题方面，你不仅有冷静的头脑，而且有丰富的经验，尤以你考虑问题的周密与细致，是我们许多人都自叹不如的……”
张治中思索片刻，顺水推舟道：
“那么，委员长，我现在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去年6月4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就释放政治犯问题，向我们提交了一份《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今年9月3日，也就是此次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交的11条谈判方案中，再次明确提出了释放政治犯。而由委员长亲自拟定的答复也是明确的，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有鉴于此，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极有可能成为我的新疆之行的障碍。”
蒋介石明知故问道：
“新疆方面，也有中共的政治犯吗？”
“林伯渠提交的那份意见，其中乙颇关于两党悬案者的第八条是这样写的——”张治中不紧不慢地道，“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潘郤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蒋介石支支吾吾地道：
“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嘛……边民暴动，反抗政府，虽有中共人员喑中唆使，伛你的谈判对手毕竟是边民代表，而不是中共代表。对付边民代表，尽可像收编伪军，他要钱，你就给；他要官，你就给官。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们便什么也不要啦……”
“委员长，从内心讲，我也希望出现你所讲到的这种情况。”张治中摇了摇头，“然而，据我估计，这么多边民参加的而且历时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事件，很难说就是为了钱和官。他们不会没有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在迪化的谈判桌上，即使为着加重这些政治主张的份量，他们也会借助中共方面已经提出来的条款。因此，如果……”
蒋介石不耐烦起来：
“如果碰到你所讲到的这种情况，你就一趟飞机坐回重庆好了。当然，在你返回重庆之前，这边与中共代表的商谈还得进行下去。嗯嗯，王世杰仍在国外，十天半月回来不了，你去新疆，也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所以，今晚把你请来，还要和你商量一下，看看哪两个人可以在对付中共代表方面，代替你和王世杰？”
张治中不敢怠慢，“不知委员长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是文官呢还是武宫？”
“政治斗争嘛，当然还是要文官，而且应当和你们一样，部长级的文官。”蒋介石和颜悦色起来，“既然是政府方面的代表，我想，资历不能不要，斗争原则更不能不要！哦，这标准提出来，人选就跟着出来了——你看内政部部长张厉生怎么样？”
张治中自然是聪明人：
“很好、很好。委员长，那么另一位人选又是谁呢？”
“我看就是叶楚伧算了。”
“不错的、不错的！”张治中诺诺连声道，“叶楚伧现在的职务虽然是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但先后两次担任过宣传部部长，国民党六大会议，他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而且，他满腹经纶，极善言辞，正是谈判桌上的一块料哩！”
蒋介石反倒不以为然了：
“他的口才却不如他的肚才。你没有听说过他的那句口头惮么？做人不可露锋芒，做文章却不可不露锋芒。先用用看吧，如果和周恩来、王若飞的商谈还凑合得过去，那么，我还可以带他去见识见识毛泽东……”
毛泽东离开他在桂园的办公室，拖着疲惫的步子从搂上走下来的时候，低头看看手表，又是晚间十点多钟了。可是，步出大门，抬头处，却是月白风清，银光如泻。
王若飞替毛泽东拉开车门：
“主席，恩来同志来过好几次电话了，要我催你尽快回红岩村去哩！”
“有什么急事么？”毛泽东坐在后座上问。
王若飞坐在司机侧旁，忍不住笑出声来：
“主席，今天是中秋节呀！前几天，你不是答应了大家，今天要早点回红岩村，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的吗？”
毛泽东一拍脑门：
“糟糕、糟糕！我还答应了给大家买月饼回去哩。唉唉，天上的月亮是圆的，可是地上大家的肚皮是扁的，若飞同志，事到如今，你看如何是好哇？”
王若飞慌忙补充道：
“恩来同志刚才的电话说，现在大家吃了饭，也吃了月饼，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红岩村小礼堂。他们说，就是等到天亮，也要等到主席回来哩！”
毛泽东这才靠在后座上那好：“那好，我这不就回去了么……”
轿车缓缓启动了。
紧随其后的满载着宪兵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毛泽东的思路，却回到了桂园，回到了那张办公桌上面：
“若飞同志，下午你送来的那份《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呢。只看到后面签名的六百多人里头，有我知道的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李公朴等人。嗯，他们都有些什么看法呀？”
王若飞扭过头来：
“一个看法是人民贏得了胜利。通电说，八年来谁在抗战？谁在流血流汗？谁贡献了人力物力？票子、谷子、儿子，不全是由人民担负的吗？偏偏是无力的出了最大的力量，无钱的出了最多的钱财，这样熬了八年，才熬出今天的胜利。因此，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承认，一切光荣属于人民……”
“我同意这个看法！”毛泽东迫不及待地道，“人民既然蠃得了胜利，人民便有权利在胜利的基础上，再为着自己未来的曰子，赢得永久的不可摇撼的和平，以建立民主的团结的进步的新中国。因为如此，对于目下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人民肯定是不满意的。政治上，民主设施未见头绪，国共两党关系没有合理解决。军事上，专制主义者们还想打内战。至于已经在战争中由于通货膨胀及发国难财者所造成的经济紊乱，民生凋敝，更是万分严重。这些现象和问题如不能妥善协商，合理解决，则中国的前途实不堪设想。”
王若飞又忍俊不禁了：
“主席，你刚才的讲话，正是通电里头的另一个看法。而且，在这两个看法的基础上，通电还向重庆谈判中的国共双方，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哩——”王若飞数着指头道，“第一，依据《波茨坦宣言》，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其再生，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严厉惩办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汉奸走狗。第三，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根据各地人民意愿，选派各地方宫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若飞同志，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毛泽东用一种自信的口吻插话道，“我们提交给国民党的11条谈判方案，并无一字见诸报端，可是，你看看，这份通电的前三条内容我们不但有，而且连排列顺序也近乎是相同的！”
王若飞点点头，继续道：
“第四，立即组织联合统帅部，解决军队统率问题，使各地真正的抗日部队，就目前驻防地区，从速分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失地。第五，切实优待嘉奖抗日军人，抚慰阵亡将士家属，停止征兵，并从速办理复员。第六，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有效地帮助一切有利民生的民营工商业，以奠定新中国的经济莶础……”
毛泽东微微点头：
“这后三条内容我们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结论一样，但办法不同。若飞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除了认真研究那些没有的内容和不同的办法而外，还把这份通电在《新华日报》上面全文登载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研究它，从而发表出更多的可供我们学习与参考的意见来……”
车抵红岩村，王若飞径自去找《新华日报》的编委们，商量通电见报的事情。
毛泽东则被等候在石板珞上的周恩来，直端端地接去了红岩村小礼堂。
小礼堂门口，毛泽东显然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墙角的饭桌上，放着一部锈迹斑斑的留声机，随着唱片的摇摇晃晃的旋转，人们踏着轻盈而欢快的舞步，在那粗糙得满是沙砾的三合土地面，跳着探戈，跳着华尔兹……
“毛主席来了！”不知谁高声叫道。
顿时，舞会中断了。全场的掌声压倒了舞曲，人们的舞步变成了小跑，跑在前面的是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妇女组的儿位大姐：
“主席，我们请你跳舞！”
“我不会、我不会。嗯，至少我是跳得不好的。”毛泽东指了指脚下面，“你们不要看我穿的是双布鞋子，搞得不好的话，同样会踩掉你们的脚指拇哩！”
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挤到前面：
“主席，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都得跳。不然的话。她们对你有意见，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大家已经知道了，前几天那位老中医为你检查了身体，说你的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脑筋用得太多了，必须设法使你在夜间能够让大脑松弛下来，办法就是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因此，办事处专门作了决定，从今天起，每周都要举办舞会，每次舞会，都必须请你参加。”
“是你告诉他们的吧！”毛泽东朝周恩来笑笑，然后对钱之光道，“既然如此，那么我服从你的命令。不过，中秋佳节，大家得有说有笑，有唱有眺才行。怎么样？我和恩来同志先和大家摆摆龙门阵，摆得高兴了，就唱歌，唱得高兴了，就跳舞，跳得高兴了，就再跳！”
掌声又起。欢声笑语之中，殊不料一位大姐拉长着脸，劈头盖脑地说：
“主席，你今天就是跳舞跳到天亮，我也对你有意见！”
毛泽东微微一愣：
“那又从何说起呢？”
“你想想看，主席，你来重庆已经有十多天了，可是，包括今天在内，我只见到你两次！”这位大姐叹了一口气，“不晓得是怪你呢，还是怪我自己？反正每晚黑你从桂园回到红岩村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之前，你又从红岩村回到桂园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道：
“这自然要怪你己了。哪个叫你要见到我呢？”
“那么，主席，我正好问你——”听语气，这位大姐居然当起真来，“为什么有人并不想见到你，你却偏偏要去见这些人？哼，我就是想不通，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究竟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恍然大悟道：
“唉呀呀，你这个问题才是个好问题！问题提得好，剩下的事情，就看我的回答好不好了。嗯，大家都坐下来好吗？”
毛泽东坐在墙根一张条凳上，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不慌不忙地道：
“不错，陈立夫、戴季陶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右派，都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难道不正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而现在当权的是国民党右派。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不掌权。所以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讲，愈是反动的分子愈是要见，愈是要登门拜访哩！”
“那，同这些人又怎么谈呢？”这位大姐依然气鼓气胀地道。
周恩来笑了笑，面朝众人：
“主席去找陈立夫那天，我随行在场。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语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陈立夫自然是听不进这些话的，他支支吾吾地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十年内战，国民党如果说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这种责任共产党也是要承担的……”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
“我对陈立夫说，共产党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呢？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现代社会的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宮，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只好扛枪上山啦！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主张两党精诚团结，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之所以旧话重提，不过是提请国民党方面认清时代潮流，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立夫虽然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但是到了最后，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此间进行之中的重庆谈判，尽一点地主之谊……”
这位大姐听入了迷，忍不住又问：
“主席，《新华日报》报导了你和周副主席拜会戴季陶的消息，可是，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辰，《中央日报》又说蒋介石去了戴季陶的公馆，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呀？”
毛泽东抿嘴笑道：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冤家对头了。不是冤家不碰头，冤家路窄嘛！不过，路窄没有关系，更用不着相顾眦裂。有道是，道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好啦……”
周恩来解释道：
“那天我陪主席原本是去访问于右任的，可是门卫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看住在同一个大院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主席会去看他，诺诺连声，结结巴巴，尽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从戴府出来，回头再去见于右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于是，小道相逢，不期而遇。蒋介石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则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愣，随后佯装笑脸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这位大姐终于眯眼笑了：
“既然蒋委员长有令见见好，我也只有赞成主席跟这些顽固派头目打交道啦！”
钱之光不胜感慨地道：
“主席前次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晚，听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龙门阵，我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在重庆这样的地方进行政治斗争，是需要磅礴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的。主席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在谈笑自若之中，宣传我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这就在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为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朝钱之光摇摇头：
“你快不要表扬我了。在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方面，我不过初出茅庐，边学边做。恩来同志知道，重庆的实业界人士提出来要见我，可是我至今不敢答应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关民族资本之种种，我还需要研究。倘苕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没有一点独立见解，他们又凭什么把你当作知心朋友呢？”
“在研究问题，取得发言权方面，不管主席如何谦虚，我却要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名义，号召同志们向主席学习。”周恩宋望着大家，情真意切地道，“比如说，主席在桂园会见曰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头天晚上，竟通宵达旦地阅读了这位作家的作品。今天下午，主席在桂园的办公室里，之所以案头、沙发、甚至床铺上都堆满了资料，则是为着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