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巨贪王振在空中陨落，爆裂之后的财富散落四方。现在，太监知道不能吃独食了，文官、武将乃至亲王都要来分一杯羹。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人们摩拳擦掌，该我们收获了！然而，明太祖之后的又一堵高墙挡在了他们面前。于谦，一手补天裂的盖世英雄，他那种连皇帝性命都丝毫不顾的一片公心，简直是为臣版的明太祖。然而贪官再不能忍，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一位文官、一员武将、一个太监，这对组合掀起了贪廉剧斗的滔天巨浪，终于借助“夺门”奇案骗取了明英宗的信任，斗败于谦，重开贪腐盛世。
连于谦这位超级英雄都能斗败，贪官们的气焰嚣张上了天，直到有一天，明英宗终于省悟。然而几个大贪官又岂肯交出到嘴的肥肉，太监谋反，一场比夺门更加奇异的政变终于为英宗朝的贪廉剧斗画上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句号。
3.1 一手补天裂
土木堡之变，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天裂大祸，几乎将建立不足百年的大明王朝一举摧垮，几乎让蒙古人看到重现大元帝国荣光的一线希望。然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的盖世英雄横空出世。辛弃疾的那句“看试手，补天裂”并没有在开禧北伐中实现，却是一直等到240年后才终于找到属于它的主人——于谦。
于谦，生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卒于明代宗景泰八年（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明太宗永乐十九年（1421年）辛丑科进士，明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于谦很小就表现出惊人气质，七岁时就有一位高僧见到他便惊呼：“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23岁中进士，深得明宣宗（朱瞻基）器重，历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等要职。于谦一生以清正刚直著称，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已任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加衔）、巡抚河南山西九年，政绩颇高，朝廷将其加衔晋升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禄。
于谦非常清正，每次进京从不带礼物，京官们多少有些失望。有人劝于谦：“您不肯送金银，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于谦莞尔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吟诗一首：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就是“两袖清风”的典故。所幸当时三杨主政，不需要送礼，于谦每次进京办事，上午汇报，下午就可以得到批复，还没有感受过吃拿卡要的风气，所以愈发正直。然而三杨去世后王振当政，风气为之一变。碰巧当时有一位御史也叫于谦，曾经顶撞过王振，王振暗中记下“于谦”这个仇人。有一次于谦向朝廷举荐参政王来、孙元贞二人接替自己的巡抚职位，巡抚是中央派驻在地方的协调官，参政则是布政使的副官，相当于副省长，于谦举荐参政接替巡抚本是很正常的人事工作，但王振把两个于谦搞混了，看到举荐奏疏觉得是个机会，准备整他。而那些每次眼巴巴望着巡抚大人送礼却被于谦搞得大失所望的京官们一听说王公公准备整这家伙了，兴奋得汪汪直叫。通政使（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李锡弹劾于谦擅自推荐人选取代自己，是因为久久不能提拔，以此来表达对朝廷的怨气。法司据此将于谦逮捕下狱，上升到了毁谤朝廷的高度，甚至准备论死。结果羁押三个月后，王振终于搞清楚自己认错人了，于是释放于谦，但贬官为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正四品）。从死刑到贬官，全都系于王振一句话，认错人，可见当时明朝的司法公正已经受到权力的侵染，不再是明初那般清正。
不过于谦威望已经很高，河南、山西的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下于大人，周王、晋王两位藩王也出面让于谦回当地。须知明太宗系藩王造反成功，他深知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大大限制了藩王的权力，藩王也明白参政的敏感性，一般不轻易干政。现在两位藩王甘愿冒政治风险出面干涉于谦的任职，可见人望之高。王振也无奈，只好同意于谦以大理少卿衔巡抚河南、山西。于谦这一干，就又干了十年，在两省巡抚任上一直干了十九年。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终于升官了，朝廷召其为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也先大举入寇，兵部尚书邝埜随明英宗亲征，于谦在兵部主持工作。旋即，土木堡大败，皇帝被俘，大量公卿突然死亡，也先趁机攻向北京，宣府、大同、紫荆关、古北口、密云的守军纷纷溃败，瓦剌数十万大军在北京城下成功会合，包围九门。也先提着明英宗在城下耀武扬威，要城内的人赶紧投降。
面对这样的窘境，北京的留守朝廷陷入一种癫狂状态，很多人在危急关头并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御敌，而是追责甚至泄愤。众人怪罪是王振造成天裂之祸，当庭打死了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明英宗出征后，皇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但这位长在深宫的皇子又岂是大将之才，现场看到活活打死人这样的场景居然吓得站起来就跑。于谦连忙拉住郕王，让他当庭宣布王振有罪，马顺该死，又拼命在一片混乱中安抚杀红了眼的官员们，终于让大家渐渐冷静下来，一片混乱之中于谦的袍袖都被扯得碎粉！事后，留守北京最大的官员吏部尚书王直紧紧握住于谦的手，激动得泣不成声：“国家全靠先生了，一百个王直都没用！”于谦也毅然担起责任，以区区侍郎身份主持朝廷工作，应对土木堡之变这样前所未有的巨大突发危机。
翰林侍讲徐珵首先提出应该南迁首都以避战。明朝本有南北两京，危机时刻，暂迁南京也合情合理，郕王初时也很心动。毕竟也先挟土木堡大胜之势，风雷般扑向北京，群龙无首的明廷确实非常危险。但是于谦力排众议，怒斥徐珵，要求郕王必须留在北京，坚决打击也先的嚣张气焰，不能迁都避战。很显然，于谦才是真正的寇准再世，王振完全没有踩准节奏。
不过现在明廷的情况可比寇准时的宋廷危急得多，尤其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眼下明英宗被敌人俘虏，敌人还以其为要挟，形势对比过于悬殊。于谦当机立断，要求拥立郕王为帝，主持大局。郕王也很愕然，向于谦表示谢意，于谦却凛然道：“臣等只是忧国，不是为了私计。”很快，明廷决定，由郕王即位，改次年为景泰元年，史称明代宗、景泰帝。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并将明英宗两岁的儿子朱见濬立为皇太子，以安人心。
由于明英宗带走了京营的核心架构，并在土木堡全部打散，现在北京的防御确实很空虚。但于谦并不惊惶，以景泰帝的名义传檄九边勤王，很快聚集了22万大军，包括在土木堡之变中作壁上观，不及时出援的一些宣府、大同主力将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镇朔将军、宣府总兵官杨洪和都督同知、大同总兵官石亨。尽管他们在土木堡之变中形迹可疑，尤其是石亨在阳和口一触即溃，将明英宗暴露在蒙古轻骑的直线追击下，已被免官调查。但他们毕竟久为边将，威望和军事素质都极高，国家用人之际，军事上必须仰仗他们。于谦用杨洪率两万宣府精兵守住北京正门，石亨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杨洪、石亨又举荐了很多正在接受调查的将领，于谦将他们分派镇守九门和紫荆关、居庸关等重镇。
于谦在北京准备停当，也先的大军也很快来到城下。其实以国家实力对比，也先也不至于能将大明一口吞下，冲击北京也只是为了抢夺更多利益，不过做得越吓人，讹到的钱也就越多。由于手握明英宗这个巨大的人质，也先自信能讹到不少，狮子大开口向太后（明宣宗皇后孙氏）开出了一亿两白银的价码！须知中国自古是一个贵金属匮乏的国家，在美洲大开发之前，金银是很稀有的，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两百万两白银左右，这个数字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过太后和皇后还是很积极地筹钱，争取能尽量让也先大爷满意。但是后宫的私财能有多少，也先瞄准的是国库。现在于谦掌权，他显然不会从国库中支出一分钱来赎人，而是要坚决打击！尽管钱皇后不断地凑到钱，私下派人跟也先保持沟通，但于谦却下令北京各门坚守，并计诱也先大军轻入，在北京城下痛击了瓦剌军。
也先一时也搞不清楚皇后和于谦之间到底是有分歧还是合伙在骗自己，但无论如何手中有皇帝这样的人质，明军还敢这样痛击自己，不怕撕票么？继而明军又多次打击瓦剌军，而且于谦派兵守住紫荆关、居庸关等后路，让跟着也先入关来捡钱的部落大为惊惶，一时矛盾四起，搞得也先反而焦头烂额。站在也先的角度，这很让人想不通。也先拎着明英宗来到城下，对着城上大喊：“你们的皇帝在我手上，应该是我要挟你们才对！你就算不肯马上给钱，也应该客气点好好商量对吧？怎么敢真对我动手？”
也先觉得自己问得理直气壮，于谦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而于谦的回答令所有人都无比震惊——他直接对着城下的也先开了炮！
没错，于谦没有答话，而是直接对着手里拎着明英宗的也先开了炮！估计明太祖和胡三舍泉下有知，都会被这份决绝所震撼。虽说儒生均知亚圣有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对着君王开炮的毕竟前所未有，除了造反的也就只有于谦做得到了。不过当时更直接的效果是追随也先的众多部落彻底崩溃了，这个回答很坚决地表明了汉人已经不想要这个皇帝了，这一炮当然没有击中也先和皇帝，但也先太师许下捏着这个人质就能跟随他入关来狂抢而没有丝毫危险的承诺已经被这一炮击得粉碎。
没办法了，也先只好气急败坏地带着诸部开始撤退。由于慌不择路，于谦又早已在他们的退路做好守御，蒙古诸部在归途中频遭打击，各部落的损失甚至比明军在土木堡更大。挟大胜之势，手握对方皇帝做人质，结果反而败得如此之惨，也先不被气死已经是心理素质出众了。至于明英宗，也先灰溜溜地把他挟回草原，又跟朝廷反复交涉，于谦代表朝冰冷拒绝。也先又私下和钱皇后联络，皇后倒是很积极地筹款想把老公赎回来，但一则她私下筹的钱太少，二则没有渠道送出去。就这样拖了一年，也先一分钱都没得到，白养了皇上一年。最后，也先也失去了耐心，灰溜溜地把明英宗无条件送回。至此，土木堡之变圆满解决，击败了瓦剌侵略者，“救”回了被俘的明英宗，而这一切，都是于谦的功劳。
盖世英雄！在皇帝被俘、满朝痛哭的混乱局面下，于谦挺身而出，给王振定罪，否决迁都，拥立新帝，痛击侵军，拒绝和谈，最终迫使也先主动将明英宗送回，这比寇准签订《澶渊之盟》的功绩更加伟大！南宋权相韩侂胄曾发起规模浩大的开禧北伐，大文豪辛弃疾激动地写下了“看试手，补天裂”的豪迈诗句。但事实上，开禧北伐最终草草收场，这句豪气通天的诗词一直等到240年后，才找到真正配得上他的主人——于谦。
对于朝廷而言，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剧变。明英宗由皇帝变为太上皇，更重要的是他的班底已经在土木堡死光了。景泰帝新登皇位，在北京保卫战中立功的文武大臣迅速填充成为新的班底。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于谦。于谦不但救天下于水火，他的一身正气更是令政坛为之一振。本来大明官场似乎有一种明太祖铁腕肃贪的效果逐渐散去的效果，贪官污吏和违法乱纪行为逐渐抬头，甚至出现了王振这样的巨贪，但于谦的横空出世却似一泓清气，重新澄明宇内。而他那种面对敌人拎着皇帝当人质，却毫不犹豫地一炮打过去的果敢决绝，比之明太祖亲斩胡三舍亦毫不逊色。
这简直就是一个为臣版的朱元璋，面对又一个如此量级的对手，贪腐恶魔不禁皱起了眉头。
3.2 宫斗三人团
其实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败得非常诡异，尤其是长城内外各大重镇的驻兵眼见明英宗行走在危险的草原上，甚至也先已经追及御驾时仍不出援，导致百年不遇的惨败。对此，不少人从阴暗面分析，认为这其中暗藏阴谋。比如有人认为并非是王振而是某些官员故意怂恿明英宗亲征，并带上许多重臣，然后与也先、边将勾结，造成一场大败，将这些重臣一网打尽，回头再把责任推给王振，反正王振也死无对证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明廷的权力换代，尤其是要把王振等人的利益攉到自己的盘子里。
这些说法充满了阴谋论的味道，不可尽信，但也不可不虑。至少，王振是一个率先冒头的巨贪，他被打掉后明廷开始了一个瓜分其利益遗产的进程，这点毫无疑问。这无论如何都点出了当时明朝政坛的一个重要特征：大明王朝建立近百年，也受到明太祖铁腕肃贪的重压近百年，贪腐这个慢性病已经被压抑了这么久，终于要找到新的病灶重新发育了！而永宣盛世留下的班底依然对病魔的复甦非常不利，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崛起的于谦，又是那么的刚正，成为继明太祖之后，又一堵屹立在贪官污吏面前的高墙。不过贪官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大，他们是没有被吓跑的。胡惟庸这种小吏，为了揽权贪财，敢于向战神徐达、“小诸葛”刘伯温伸出黑手，甚至蓄谋要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盖世伟人明太祖生死相搏。现在，区区一个于谦，他们就怕了吗？更何况，立功的也不止于谦一个，很多人借着大功蹿上高位，他们也并非没有资格和于谦掰一掰手腕。
石亨本来是土木堡之变中的败军之将，正是他的溃败将明英宗暴露在了也先的直线追击下。而大溃败之后，他却毫发无损地单骑溜了回来，这本身就让人生疑。但当时精锐将校损失殆尽，于谦用人不疑，力荐石亨、杨洪等在土木堡之变中表现不佳的将领担当大任。结果石亨等似乎知耻而后勇，奋勇血战。尽管途中石亨又一度怯战，要求于谦开门放自己进城，但于谦不答应，要求城下的部队力战，石亨倒也没有丢脸，没有逃遁，而是背水一战，痛击瓦剌，立下大功，战后封武清伯，加太子太师，提督团营，跃升为军中大佬。
从人生低谷突然走上巅峰，石亨深知多亏了于谦，而由于明朝的制度，武将立战功才能封世爵，文官一般是没有这样机会的。所以这一战下来，石亨世封武清伯，功劳最大的于谦却没有封爵，石亨反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了表示感谢，石亨的做法是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出任都督前卫副千户，以形成一定程度的世袭。但于谦却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还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名战士，以强军助国，而独独举荐大臣之子，这合乎公议吗？”石亨一片好心却被打了脸，不由得勃然大怒。而且渐渐地，石亨发现于谦虽然帮了自己大忙，但确实没有半点私心，并没有把他当自己人。石亨常有一些谋取私利的小动作，均被于谦制止，感激之情逐渐散去，仇雠过节次第累积。贪官污吏最大的伎俩就是结党营私，所以要抓住各种机会以私利结交，于谦这种不合作的姿态让他们很不爽。
当然，于谦不愿与石亨结党，还有的是人愿意，除了军中很多人想仰仗新大佬石亨提拔而投效的军官，石亨还需要文官和宦官这两条线上的同盟，徐有贞和曹吉祥很快成为了他的盟友。
徐有贞其实就是在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首先倡议南迁首都以避战的徐珵改的名字，当时于谦就当众痛斥了他懦弱怯战的行为，激起了郕王和百官奋勇抗战的决心，但徐珵的官声也就算彻底毁了。景泰帝继位后，徐珵谋求从翰林侍讲晋升为国子监祭酒，本来已经通过了多官会推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内阁也审议通过，报给皇帝御批。结果景泰帝却鄙夷道：“这不就是当时提议南迁的徐珵吗？他为人这么差，会坏了国子监学生们的心术！”竟然否决了朝廷决议。徐珵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深恨于谦。同时，徐珵明白自己仕途无望，于是想了个办法，改名徐有贞，居然蒙混过关，三年后升为右谕德，继而借治理黄河立下大功，连续升迁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最后登阁拜相，后来有人发现所谓徐有贞就是徐珵时，他官已经升上去了。这个过程免不得有人大力举荐，也需要司礼监太监帮忙打圆场，不然很容易露馅，这个太监便是曹吉祥。
曹吉祥本是王振的门下，略通军事，王振最喜派他外出监军。多年来，曹吉祥跟随朱勇、陈懋等名将转战麓川（今缅甸中部）、兀良哈（内蒙古东部）、福建等地，多有战功。明军出征，除了正规明军，还经常征发一些蕃族部落助战。曹吉祥心思缜密，每次出征都要结交从征的蕃族将领，笼络为私党，甚至带回京城蓄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私人武装。但随着王振的陨落，明英宗下野，他在后宫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他也在积极寻找能够结盟的对象。
于是乎风云际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一个文官、一个武将、一个宦官抱着结党营私的目的走到了一起，他们相互扶持，在各自的战线上为盟友提供助力，很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伙。但这个团伙始终面临一个高耸入云的障碍——于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立下盖世奇功，朝野称颂。更重要的是，于谦堪称让景泰帝捡了皇位的首功之臣，景泰帝对他更是感激涕零。奸臣构陷忠良的一大传统招数就是给昏君进谗言，借昏君之手冤杀忠良。但且先不说景泰帝是不是昏君，要在他面前进于谦的谗言也完全不现实。三位研究良久，要扳倒于谦这堵高墙，实现贪腐盛世，必须做到两点：
1）要除掉景泰帝这个大后台；
2）他们要立下一个比于谦更大的奇功。
这样的功，当然就只能是拥立一个新皇帝咯。
3.3 夺门复辟
土木堡之变后，在于谦的力倡下，郕王朱祁钰幸运地当上了皇帝，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一年后瓦剌无奈放归了明英宗，回到北京的太上皇相当尴尬，景泰帝让他在南宫居住，实际上是软禁了起来。不过明英宗也一直很安静，从未有非分之想。
然而，就算景泰帝对自己的皇位能够放心，儿子的问题却绕不过去。于谦议立郕王为帝的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册立明英宗两岁的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表明景泰帝确实是临危受命，而不是篡位，大明的世系并未因此发生偏移。但人都是有私心的，景泰帝坐稳了皇位就要开始考虑身后事，谁当了皇帝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世享大位呢？景泰三年（1452年），景泰帝终于做通了工作，将太子朱见濬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让很多人不满，更让本已看透世事，准备在南宫了却余生的太上皇明英宗的心中也泛起了一丝波澜，这种人心的细小变化往往逃不过贪官们细致入微的察觉。更要命的是，朱见济很不争气地在被立为太子次年就夭折了，年仅五岁。朱见济是景泰帝的独子，他死后景泰帝拒绝再立太子，而景泰帝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大明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机会就是这样出来的。
景泰八年（1457年）初，景泰帝病重，临终前召重臣托孤，其中包括石亨。石亨料定景泰帝命不久矣，于是找到曹吉祥、徐有贞等商议，几人议定，现在没有太子，景泰帝也拒不册立皇储，显然只能由朝廷议定新皇人选，无论是复立英宗、沂王还是外镇藩王，都是文官们的事儿，功劳落不到自己头上，所以他们必须抢在文官们议定人选之前推一个“自己人”来当皇帝，而这个人选只有明英宗最合适。
议定后，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曹吉祥前往联络孙太后，因为君位继承理论上是皇室家事，老太太占有法理制高点，她的意见非常关键。当初拥立景泰帝，册立朱见濬为太子都是以孙太后的名义发布，所以必须得到她在名义上的支持。而曹吉祥是宣宗朝就进宫的老太监，与孙太后有旧，容易沟通，他向太后禀明了复立明英宗之意，太后当然愿意自己的亲儿子再当皇帝，表示支持。接下来还有一件要事，那就是算命。造反这种事儿不先算个命大家不安心，但石亨、曹吉祥这些粗人是不会的，这时就该大才子徐有贞出手了，他可不是用简单的易经八卦，而是通过更高端的紫微命数算出，正月十七日三更时分适合起事。
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贞联络靖远伯、守备南宫王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杨善等愿意参与复辟的退休高官夜入朝堂，提前准备第二天早朝事宜。石亨假传瓦剌入寇，调集了大批精兵进京，号称保卫京城安全。结果徐有贞打开紫禁城大门，放石亨部队进入禁宫。徐有贞还锁上大门，并将钥匙丢进河里，以防外部援军赶来。此刻天气突变，乌云密布，众人本来心理压力就大，见有天变更加惊惶，以为自己有违天意，会遭天谴。徐有贞急忙站出来，说这里只有我精通天象，这恰是皇位更替的象征，大家不要怕，马上就成功了！大家才定下心来，继续前进，去南宫取明英宗出禁。明英宗被景泰帝锁在南宫，钥匙早就毁了。石亨像攻城一样带兵用檑木擂开厚墙，闯了进去。明英宗见有人擂墙而入，大惊失色，还以为是有人来行刺，结果众人俯伏山称万岁，方知是来请他复辟。明英宗不明情况，还有些犹豫，但石亨等人此刻却情绪高涨，簇拥着他就往奉天殿赶。路上，明英宗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以示不忘功臣之意。
石亨大军簇拥着明英宗前往奉天殿正殿，一路不断有值夜的卫士制止，均被明英宗喝止。卫士大多认识明英宗，见他突然出来了，无不惊骇，谁人敢阻。徐有贞请明英宗坐回御座，率王骥、杨善等老臣山呼万岁，相当于行了复辟之礼。此时天已微亮，石亨敲响钟鼓，通知群臣入朝。群臣依次入班，却见御座上不是八年来熟悉的皇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不由得面面相觑。这时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明英宗也向大家宣布：“景泰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诸位臣工不必惊慌，仍保持原来的官职。”徐有贞又率王骥、杨善等重臣参拜，群臣也只好跟着参拜，明英宗终于重新坐回皇位，改元天顺。另一方面，景泰帝正在乾清宫梳洗，准备临朝，听得太上皇复辟的消息，只是连说了几声：“好，好，好。”便颓然回到床上，重新睡下。二月初一，明英宗下诏废朱祁钰仍为郕王。二月十九日，朱祁钰卒，以亲王礼下葬。
由于石亨等人是擂开南宫门，救出明英宗，又夺门而入正殿复位，所以史称“夺门之变”。
复辟就意味着清算，明英宗复位宣谕朝臣毕，立即将东阁大学士王文、兵部尚书于谦等下狱，称他们密谋议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合谋，准备迎立襄王（朱瞻墡，明仁宗第五子、明宣宗之弟）之子为帝，属谋反行径。徐有贞发动言官系统的党羽制造舆论，又指示负责审理此案的都御史萧惟祯将此定为谋逆，要判死刑。王文非常激动，激辩此系诬告。于谦却笑道：“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罢了，辩之何益？”司法系统很快裁定王文、于谦谋反罪名成立，判弃市（在街市上公开处决，对儒学出身的文官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家属流放充军。
判决奏章到了明英宗手中，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之臣。”徐有贞力劝准奏，拿出于谦当时射向他那一炮来说事。明英宗虽然对于谦此事确实有些心寒，但毕竟明白于谦这是公忠体国，还是不愿。徐有贞又说：“不杀于谦，复位这事便师出无名啊！”明英宗心中一凛，终于下定了决心，批准判决。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这座他曾誓死捍卫的城门前——处斩。
徐有贞还派人到于谦家里抄家，希望能抄出点资财来，证明于谦是个贪官。然而于谦家里却真如他自己所说，清风满室，家无余赀。好不容易发现有一件房锁得很严密，疑似有什么珍贵的东西，结果打开一看，是御赐的蟒衣、剑器。徐有贞也不得不感慨于谦确实是清正廉明，令人钦佩。不过对于谦的迫害还是不能停止，遂溪（今广东湛江遂溪县）教谕（教育局长）吾豫进言说于谦应该诛族，而且但凡于谦举荐的文武官员都应该处斩。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维持于谦本人死刑而止。锦衣千户白琦请示将于谦的罪行刻在铜板上以示天下，一时间希望向石亨团伙邀宠的小人纷纷跳将出来，指出于谦的罪恶。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洋洋得意地看着这样的场景，他们心中高兴的不仅仅是打击了政敌，更高兴的是看到有这么多人站在自己这个阵营，果然只要扳倒于谦，贪腐盛世指日可待！
当然，这世间也绝非贪官遮天。史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有一位叫朶儿的指挥，本来是曹吉祥的部下，现在应该弹冠相庆才对，但朶儿良心未泯，在于谦死的地方酹酒祈祷，失声恸哭。曹吉祥见手下出了这么个叛徒，非常生气，用鞭子把他打跑。但第二天朶儿又继续来酹酒恸哭，街市军民都看见了，曹吉祥也没有办法。都督同知陈逵本来与于谦没有交往，但感其忠义，收拾了于谦的遗骸并安葬。须知弃市是一个政治处罚，谁来收了遗骸就表明承认与死刑犯是同党，所以大多数被弃市的政治犯连至亲都不敢来收尸。陈逵不顾政治风险，出面为于谦收尸，正是被他那种大公忘私的精神所感，毅然挺身而出。而孙太后曾多次与于谦交锋，一是于谦拒绝太后出钱赎回明英宗，二是于谦请太后同意拥立景泰帝登基，三是要求册立朱见濬为太子。尽管于谦每次向太后提要求都带着冰冷生硬的命令口吻，让人一时很不舒服，但太后毕竟明白于大人是公忠体国，绝无私心，所以内心很敬仰这位铁骨铮臣的盖世英雄。最初孙太后不知于谦被杀，知道后哀叹数日。明英宗见了大家的反应，其实也很后悔，但又不敢轻易承认错误。而真正应该让他感到忧心的是，贪腐阵营在挺住了明太祖铁腕肃贪之后，又扳倒了于谦这位为臣版朱元璋，他们的盛世真的要来临了。
3.4 贪官一击灭监察
由于有了夺门大功，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仕途大畅。石亨封忠国公，加太子太师，佩镇朔大将军印，提督团营（京师三大营改编的陆军主力），总揽军权。徐有贞封武功伯、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有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的秩序，但不一定满员，在职阁员中排名相对最前的即为首席辅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若在职则为名符其实的首相）、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曹吉祥则由景泰朝的冷宫老太监重用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大公公（也有一些考证认为他因不识字，其实没正式当过司礼监掌印太监）。三人分别成为武将、文臣、宦官三大系统的大佬。这些人一朝得逞，很快暴露了可怕的嘴脸。
当时和石亨一起戴罪立功的将领很多，军中资望尚在石亨之上的当属杨洪。杨洪的祖父杨政是随太祖开国的功臣，官封汉中百户。其父杨璟则随太宗靖难，壮烈牺牲。太宗登基后对杨家礼遇甚厚，让杨洪世袭父祖军职，杨洪也不负众望，屡立战功。尤其是永乐八年（1410年）明太宗亲征漠北，追至蒙古人的圣河斡难河畔，本雅失里大汗背水一战，杨洪搏杀陷阵，打得本雅失里仅率七骑逃遁。一生跨断大漠汪洋，令全球人类罔不臣妾的绝世战神永乐大帝也不由得感叹杨洪“将才也！”，专门记下其名，以待擢用。宣德年间，杨洪镇守开平（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曾是元朝旧都），独当一面，多次大败鞑靼、瓦剌，甚至立下过生擒平章（宰相）脱脱的大功。客观地说，杨洪算得上永宣之后，直到戚继光出现之前明军百年间头号名将。土木堡之变爆发时，朝廷急需将才，首相陈循便表示，当世名将，数杨洪第一，石亨第二，杨洪之子杨俊第三。
不过在土木堡之变中，杨洪的表现非常令人生疑。当时他作为宣府总兵，与大同总兵石亨构成宣大防御体系，是北京以西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但在明英宗来回奔走，甚至被也先追击的过程中，两人均未及时出援，石亨出兵去为明英宗断后，却一触即溃，杨洪则干脆根本没出现过。很多人指出杨洪久在边关，与蒙古人私交甚厚，此战必有密谋。不过于谦用人不疑，还是重用了杨洪、石亨等将，他们也知耻而后勇，痛击瓦剌，立下不世之功。战后封赏，杨洪封昌平侯，仍佩镇朔大将军印，宣府总兵官；其子杨俊任右都督、游击将军、提督三千营；侄杨能封武强伯、都督佥事、总领神机营；侄杨伦任羽林亲军都指挥使；侄杨信封彰武伯，佩征虏副将军印，延绥总兵官，镇守延绥镇（今陕西延安、绥德，长城防御体系西段核心），后接替其兄杨俊提督三千营。
京师三大营是明军的陆军主力，其中，五军营约为二十五万步兵（含御前仪仗），三千营是十万骑兵，神机营是五十万火器部队。土木堡之变后瓜分势力，石亨在徐有贞、曹吉祥的支持下牢牢抓住了五军营虎符，而杨洪家族则瓜分了三千营、神机营以及九边重镇中的宣府、延绥等镇，甚至还染指了作为御前禁卫的羽林卫，一时如日中天。
然而日中则昃，杨家将的势力其实已经到头。景泰二年（1450年），杨洪上书称自己一门父子官居极品，手握重兵，威望太满难以自居，请求就此退休，并将子侄调往其它军镇。这既可能是杨洪内心真实想法，也不排除是受到石亨排挤，自忖斗不过背后站有徐有贞、曹吉祥的石亨，所以主动下野。总之，不久杨洪病卒，继而其子杨杰也病卒，杨俊则打了败仗，又被人落井下石，告发他盗卖军储，被论死，最终夺爵免死。杨家将的势力渐渐淡去，石亨总算在军中一手遮天。
石亨能压倒杨洪，并非因为在军中的资望，而是因为夺门这个成功的策划，更因和徐有贞、曹吉祥结成了强大的政治利益同盟。其实从杨洪的主动请辞来看，此人尚有一定底线，至少不是一个为了私利而不顾一切的人。但这种人主动退缩，恰恰会在贪廉剧斗中给没有底线的丧心病狂之徒留出空间，失去了杨洪的制衡，石亨更加肆无忌惮。夺门之变后，石亨将亲戚五十余人冒充锦衣卫领功，部曲以夺门之功得官者竟有四千多人！明英宗知道肯定有很多是冒功，但念及石亨的拥立大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认了。
石亨见明英宗这么配合，更加高兴，开始大肆驱逐非嫡系官员，代之以嫡系，将一大批五品郎中越级提拔为侍郎（正三品）甚至尚书（正二品）。那么，在贪官的团队中，谁是嫡系呢？当然就是肯贪污、善贿赂的人了。石亨超擢官吏的标准就是谁给他送钱多，就表明谁对他忠诚，他就大力提拔。当时朝野流言“朱三千，龙八百”，暗讽郎中朱铨、龙文分别以三千两、八百两的贿赂求得兵部侍郎和南京工部侍郎之职的丑事。这其实是石亨故意泄露出来的市场指导价，向大家公示求什么样的官需要付多少钱。有了明码标价，卖官的生意当然更好，不过卖官所得的收入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买官者自然便成了自己人，贪官往往就是以这种形式吸引贪婪之辈加盟，打造一个贪腐的团队。
石亨这样做自然会引起监察系统的攻击，尤其是石亨和曹吉祥多次公开占夺民田，频遭御史弹劾。而石亨、曹吉祥经常想出一些奸计，能蒙蔽明英宗一时，御诏发到六部却经常遭六科给事中驳回，他们和监察系统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不过他们毕竟是夺门功臣，御史们也很清楚恐怕他们比于谦更难扳倒，谁也不敢轻易发难。不过随着利益越来越多，石亨、曹吉祥也时不时出现一些小冲突。这些人唯利是图，无真情可讲，利益面前该撕就撕，这让一些常怀扳倒两大贪官之心的御史觉得看到了机会。
监察御史杨瑄便认为这两人已经分裂，可趁机一并扳倒，于是找掌道御史张鹏商议，准备联名出劾。都察院的长官是都御史，其下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员，每道10员左右，其中一位执掌日常事务的称掌道御史，相当于都察院的十三位中层干部。张鹏听说要弹劾石亨、曹吉祥，非常激动，表示愿意出面召集全部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出劾！张鹏把这个消息一传到都察院，整个宪台都沸腾了，十三道掌道御史纷纷表示愿意联名出劾，另有刘泰、魏翰、康骥等三位监察御史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不过这些人做事并不机密，事先就被石亨知道了。一得到这个消息，石亨和曹吉祥立即捐弃前嫌，重新紧密勾结。二人连夜商量了对策，跑到明英宗面前哭诉，诬称张鹏是景泰帝亲信宦官张永之侄，张永被他们所杀，所以张鹏现在要给张永报仇，并指出张鹏会以哪些哪些罪名来诬蔑自己。第二天，杨瑄、张鹏等人的联名弹章送呈御前，明英宗一看，果然和石亨、曹吉祥所说相符，勃然大怒，将联名出劾的御史们全部下狱，并且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主使。但试想这些御史明知石亨、曹吉祥是夺门功臣，还要联名出劾，显然是出于一片公心，何来主使？于是曹吉祥便又在皇帝耳边暗示，十三道掌道御史齐刷刷出动，这必是都察院长官主谋无疑，于是明英宗下诏将左都御史耿九畴、右都御史罗绮也下狱配合调查。最终，杨瑄、张鹏被判死刑，其余均被流放充军。
石亨和曹吉祥一举荡平了都察院的中高层，又趁势提出，监察御史负责纠劾官员法纪，给事中负责监督御诏在六部的执行情况并把持舆论，必须老成持重，所以必须30岁以上的官员才能担当，以下的一律调离。其实隋唐设立御史言官的制度，初衷就是考虑到一些初涉官场的年轻人和高层较少利益感情纠葛，才能更客观公正地监督高层，这个设计非常巧妙，所以一直沿用至明。未料明英宗对他们听之任之，竟然同意打破这个中华帝国隋唐以来上千年的政治传统。吏部尚书王翱也已经投奔了他们的阵营，王翱经过核查筛选出何玘等13名给事中调任州判官（市委秘书长）、吴祯等23名监察御史调为知县（县委书记），逐出北京的核心权力关键环节。
从都御史到十三道掌道御史，从30岁以下的年轻御史到给事中，数日之内，石亨、曹吉祥竟将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整个监察系统涤荡一空！监察系统历来是惩治贪官的主力，贪廉斗争中，就算不利，也只是让贪官漏网，最多有少量监察官个人遭到打击报复，但放眼二十四史，又何来整个监察系统被贪官一举全歼之例？此役堪称贪官对监察系统最酷烈的一场歼灭战。再考虑到之前已经将于谦、王文等更高级别的清官扳倒，不知石亨、曹吉祥会不会私下举办一个仪式，酹酒祈告被太祖镇压的万千贪官：前辈们，大仇得报了！
全歼了监察系统后，石亨、曹吉祥开启了一个愉快的贪腐盛世。石亨掌陆军主力，曹吉祥掌宫廷禁军，超过一半的将帅都出自两人门下。两人还豢养私人武装数万人，“都人侧目”。不过更本质的权力和利益还在于行政系统，明朝有一套严格的文官体系，主要行政权力掌握在文官手中，而文官又都由科举考试产生，不像武将和太监那样全凭长官提拔，这样就很难形成称心如意的团队。本来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结成紧密同盟，文官这条线应该由徐有贞来负责，但令石亨、曹吉祥恼火的是，夺门大功告成后，徐有贞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这是文官和武将、太监必然的隔阂。
毫无疑问，徐有贞与武将、太监结盟，策划夺门之变，冤杀民族英雄于谦，是一个千古罪人，但客观地说，他毕竟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饱读圣贤诗书的儒士，他做人的底线还是与石亨、曹吉祥这两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大老粗不同。徐有贞与武将、太监结盟，搞一连串阴谋诡计，目的更多的是晋升揽权，但他揽权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实现人生价值，而并非简单的捞钱。徐有贞曾与门客饮酒，醉里问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宰相？”门客说不知。徐有贞便道：“左边堆数十万黄金耀眼，右边杀人盈血满地，还能目不转睛，这样的人才是真宰相。”颇有点煮酒论英雄之态，也可见其价值追求并不在钱财上，所以在揽权之前他们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走上权力巅峰后便出现了严重分歧。
首先，曹吉祥举荐了很多才德不堪的官员，明英宗知道这是他收受贿赂的结果，但碍于他有夺门之功，不便驳斥，于是悄悄让内阁帮忙抑制一下曹吉祥这种行为。敏锐的曹吉祥很快就察觉到内阁在抑制自己贪污弄权，很不高兴。不管是徐有贞还是其他阁员所为，你徐有贞作为内阁首相，为什么不为三人团攉取利益？这已经让三人团出现了严重裂痕。
其次，石亨、曹吉祥放纵部曲强占民田，这是贪官以不法之利拉拢不法之徒的惯用伎俩，但徐有贞作为帝国首相，深知这是动摇大明王朝统治基础的恶行，非常反对。但石亨这种粗人却只看到眼前利益，哪里考虑那么长远，反而认为徐有贞连这点小利都阻止，不是自己人了！
更严重的分歧则是石亨提议用武将当巡抚，这就彻底突破徐有贞的底线了。明朝的巡抚惯例由朝廷派出侍郎或副都御史兼任，从未有武将担任巡抚之例（明清六百年都没有）。这实质上也是石亨染指不了行政财经大权，于是想用麾下武官来侵夺文官的权力，将其利益攉到自己盘子里的做法。这既是撕破脸和徐有贞甚至整个文官队伍争权，也严重违背宋明以来中华帝国形成已久的政治规制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形态。此人一朝得志，竟忘乎所以到如此地步！
于是徐有贞和石亨、曹吉祥二人便渐行渐远，常微言二人有贪腐行径。在杨瑄召集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合弹劾石亨、曹吉祥的大案中，徐有贞虽未直接参与，但已经比较明显地站到了石亨、曹吉祥的对立面。杨瑄最初以个人名义上疏弹劾石亨、曹吉祥不法行径时，明英宗曾召内阁奏对，评议此弹劾是否属实，徐有贞与李贤等阁员一致回答属实。明英宗下诏褒奖杨瑄，所以才会让杨瑄信心爆棚，发起了联名出劾的大案。这也让石亨、曹吉祥认定徐有贞已经与他们决裂，决心整治这个叛徒。
构陷奸臣和构陷忠臣其实也没有本质区别，用的手段也差不太多。明英宗当时正宠信徐有贞，常屏退左右与其密谈。曹吉祥便让小太监窃听二人谈话，然后再故意把听到的内容泄露给英宗。明英宗见自己与宰相的密谈竟然让第三者知道了，非常惊讶，忙问曹吉祥从何听得此语！曹吉祥装作满不在乎地回答：“听徐有贞说的啊，他又不是只告诉了我一个人，满大街都知道啊。”于是明英宗便觉得徐有贞这人并不可靠，从此不再与其商谈秘事，逐渐疏远。而在杨瑄召集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合弹劾的大案中，石亨、曹吉祥博取了明英宗的信任，获得最终胜利，又趁机向英宗进言，称此事是内阁在幕后指使。明英宗本来就对徐有贞有所不满，此时怒气外泄，将徐有贞也逮捕下狱。徐有贞当初谗杀于谦的罪行始终深埋在很多人心底，此时岂有不爆发出来的道理，很多人纷纷弹劾他“图擅威权，排斥勋旧”，这还真不是诬陷，但明英宗念及夺门之功，没有重罚，只是将其贬为广东参政。
不过得罪了石亨、曹吉祥哪来那么容易脱身。徐有贞刚刚出发去广东赴任，石亨便投递了一些埋怨明英宗的匿名书信，称是徐有贞指使门客所写。明英宗大怒，派人在德州（今山东德州，南距北京325公里）追及徐有贞，重新逮回诏狱。但此事查无实据，最终面临无罪释放。石亨又进谏：“徐有贞封爵时，自撰诰券辞文，其中有‘缵禹成功’之句，而且他还选择当年曹操的封邑武功县为封邑。大禹曾受禅称帝，曹操也开创基业。他这是以大禹、曹操自比，有反心呐！”刑部侍郎刘广衡据此以谋逆罪名起诉，要求判决徐有贞弃市。不过这显然是文字狱做法，大理寺没有做出死刑判决。明英宗也明白这是夸大其词，最终将徐有贞贬为庶民，流放金齿（今云南保山，当时系傣族聚居区，属蛮荒之地）。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全面平反夺门之变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徐有贞恢复官身，但赋闲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家中。不过徐有贞依然胸怀大志，常夜观天象，发现将星转移到吴县上空，并通过精湛的星相学计算出当地马上会出现一位进士出身的儒将，被免官后复出带兵，立下大功。这显然就是他自己了，于是非常高兴，勤练武艺，准备以战功起复。结果不久同乡的一位进士韩雍免官复出，历任大理少卿、兵部侍郎后，成化元年以右佥都御史之职督军前往镇压大藤峡瑶民叛乱（主要在今广西中部），俘杀首领侯大苟，后升为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在两广继续镇压叛乱，屡立战功。徐有贞才知天象指的是别人，黯然扔掉铁鞭。事实上，徐有贞主要还是因为谗杀于谦，得罪的人太多，所以得不到起复，最终老死在家。
客观地说，徐有贞这人才华横溢，而且志向非常高远，属于典型的有才无德，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底线。徐有贞是“吴门书派”的创始人，诗词、书法都冠绝当时，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等名家均出自其门下。同时徐有贞还是一位优秀的水利科学家，最早进行了多孔泄流实验，证明了多个小孔泄流比同横截面积的单个大孔泄流速度更快的重要定律，比美国流体力学专家汉弥顿·史密斯（Hamitton Smith）早四百年。而在其刚改名徐有贞后，负责治理黄河水患，立下大功，数年间便由右谕德（从五品）晋升为宰相（正二品），更可见其不世出的理政治国才能。只可惜此人心术不端，为求晋升揽权过于不择手段，甚至谗杀伟大的民族英雄于谦，最终黯然被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代奸臣的恶名。
3.5 太监曹吉祥的野望
石亨和曹吉祥虽然没能实现取徐有贞性命的目标，但总算将其逐出官场，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接下来他们就要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过明英宗也不是傻子，开始察觉到这二人的奸状。其实，明英宗也是一个饱受贪官折磨的皇帝。他很清楚，贪腐行为是要葬送他朱明江山的，只是一直虑及石亨、曹吉祥的夺门大功，才一直强忍着宽宥他们贪一点，但这种忍耐不是无限度的，他们却步步进逼，让英宗越来越难受。所以，在连续扳倒于谦、徐有贞这些障碍后，主要矛盾就由贪官和清官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贪官无限度的贪欲和皇帝有限度的容忍之间的矛盾。
一些聪明的人知道，现在才是斗倒他们的时机。英宗复位后，诏吏部侍郎李贤入直文渊阁，作为次相，排在首相徐有贞之后。李贤不是三人团，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徐有贞的首相地位，所以三人团对他颇多排挤打压，他一直耐心忍受。冤枉的是，杨瑄发起弹劾，石亨、曹吉祥与徐有贞翻脸时，石亨、曹吉祥却怀疑徐有贞已经和李贤等人成了一伙，于是在皇帝面前把他们一起给告了状，明英宗将李贤贬为福建参政。李贤受此重挫，但他很清楚现在石亨、曹吉祥正值宠信，辩不过他们，于是隐忍不发。不久，李贤复为吏部侍郎，一个月后又复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可能是汲取了徐有贞的教训，李贤绝不直接攻击石亨、曹吉祥的贪腐行为，而是非常谨慎地引导皇帝对他们的态度。李贤很清楚徐有贞曾经是他们的盟友，动作稍大尚遭报复，自己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行事更须谨慎百倍。
明英宗和石亨偶尔会在国事上有所分歧，本来这不至于令其失宠，但李贤一直精心挑选这样的机会来发出深入皮下的细致攻击。有一次石亨得到情报，瓦剌太师孛来在长城附近狩猎，带着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当年秦始皇用和氏璧打造，历朝相承，作为中华帝国正统象征的宝符。玉玺在北宋“靖康之乱”中丢失，宋元以来常有所谓的传国玉玺重现于世，但事实上均属附会之赝品。石亨提出可以突袭孛来把玉玺抢来，明英宗也很心动。李贤却提出，这个玉玺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实用价值，何况多半还不是，犯不着为此重开边衅。明英宗觉得李贤有理，打消了念头，石亨却不依不饶，坚持要出兵，明英宗有点不高兴，李贤趁机说：“陛下应该乾纲独断，为什么总是被这些人所制？”明英宗说：“这些人干政，奏事的人总是先到他们门下，怎么办？而且我曾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很不高兴。”李贤轻轻说：“陛下以后要逐渐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明英宗点了点头。从此，明英宗不再对石亨、曹吉祥及其听之任之，甚至有时故意不遂他们的意，关系开始从无所不听的恩公逐渐转为冷淡。现在才是发出致命一枪的时机！
天顺二年（1458年），兵部尚书陈汝言因贪赃获罪。石亨扳倒于谦后，力荐郎中陈汝言越级提拔为兵部侍郎，并很快又升尚书。结果不到一年，陈汝言东窗事发，贪赃之巨，令人发指。明英宗非常气愤，把陈汝言的赃物摆了一地，让石亨自己看，痛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最受宠信，死时却家无余赀。而今陈汝言当了不到一年尚书，竟得了这么多贿赂！你力主杀掉于谦，举荐这样的人？”石亨非常羞赧。李贤更是敏锐地察觉到皇帝表露出想念于谦的心思，或许已经在思考夺门之变的本质。于是李贤趁有一次明英宗闲时重提夺门的话题，分析道：“其实此事最多可称迎驾，岂能叫‘夺门’？这天位本是陛下固有，‘夺’多不好听啊！而且当时所幸是成功了，万一事机泄露，石亨等死不足惜，却置陛下于何处？”明英宗不由得心中一凛。李贤察言观色，接着说：“其实郕王已经临终，等他死了，群臣自然会表请陛下复位，哪需要搞这些事儿？石亨他们只不过是想以此邀功而已。”明英宗还不信，又说当时于谦、王文、张永等人谋立其他人为帝，景泰帝死了也未必轮到自己复位。李贤微微一笑：“他们谋立了谁，请来一问便知。”明英宗急忙找到当时传言要被谋立的几个人选诸如襄王等问对，立时辨明，绝无此事，均系石亨、曹吉祥故意放出的谣言。
至此明英宗终于恍然大悟，复位本是天经地义，夺门完全没有必要，反倒增加一层造反失败的危险，石亨、曹吉祥为了自己的富贵，押着明英宗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其实这个道理旁人来看本不复杂，但明英宗身在局中，一直认为自己能复位确实是夺门夺回来的，对石亨、曹吉祥感恩戴德，不做他想。旁人也没有机会分析给他听，分析了也听不进去，毕竟人一听到大恩公的坏话自然就会抵触。所以有些人是在机会并不合适的时机出手，比如杨瑄便是凭一腔热血，在石亨、曹吉祥最受宠时发难，而且毫无保留，一下子把本方的底牌打光，这是严重缺乏斗争经验的表现。李贤不直接攻击石亨、曹吉祥的贪腐行径，而是先从动摇其恩宠做起，先让明英宗能听得进去石亨的坏话，再找机会分析清楚夺门之变的本质，使石亨、曹吉祥失去最大的靠山，再来慢慢找具体的案件定罪不迟。
明英宗将石亨以夺门之功举荐的四千多人尽数革职，此后他的败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有一天，明英宗登翔凤楼望远，见紫禁城不远有一座异常宏伟壮丽的府邸，似乎已经逾越了大臣的规制，问是谁家。恭顺侯吴瑾在身边，其实他知道是石亨的府邸，却故意说：“这必然是王府。”明英宗不信。吴瑾说：“不是王府的话，谁敢僭越逾制到这种程度？”明英宗微微点头不语，只是派出锦衣卫开始暗中调查石亨的不法行径。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锦衣卫密奏石亨之侄大同总兵石彪有不法行径。石家军权太盛，本来就令人侧目，明英宗趁机封石彪为侯，但召回京师。大同是石亨发迹的根基，岂肯轻易放弃。石彪指示心腹千户张斌带五十员将领到宫前请愿，要留石彪镇守大同。明英宗觉得有诈，令锦衣卫将张斌收入诏狱拷问。
石亨有点害怕，主动去御前请罪，请求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石彪也不再谋取留守大同，但请不要杀张斌，将其免官放归田里可好？明英宗这回却没有答应，而是将石彪也收入诏狱调查，结果在石彪家里抄出来蟒袍龙衣等大量违制物品，该当死罪。明英宗将石彪收押，又免了石亨的职，这时才来深议“夺门”之事，追究石亨党羽，但凡石亨引荐的官员一律罢免，朝政为之一清。虽然“夺门”这个功劳不算了，但石亨毕竟在此前战功卓著，明英宗还是赦免其罪，令其回家闲住。
然而，恰如徐有贞因为谗杀了于谦，不容于天下士子，再难起复，石亨更是很多人必杀之而后快的对象。锦衣卫不断收到致命的举报，称石亨之前有各种谋逆行迹。比如石亨当大同总兵时有一次入京经过紫荆关，对左右说：“严守此关，据守大同，京师无可奈何。”隐然有在大同割据之意。石亨掌管天下兵马之后，用侄子石彪镇守大同，对私党夸口说：“北拥紫荆关，东据临清（山东西北部），决开高邮（扬州高邮，当时京杭大运河入长江口）堤坝，断绝饷道，京师不用血战就可拿下。”有一次石亨在家突然对心腹卢旺、彦敬说：“我这位置，你们眼馋吧？”两人不明就里，石亨得意地说：“陈桥兵变（宋太祖兵变篡周立宋之举），史书不称为篡逆。你们助我成大事，我的位置不就是你们的了？”
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锦衣指挥同知逯杲奏称石亨对朝廷有怨言，其家族一直在蓄谋不轨，明英宗终于同意将其逮入诏狱。而各种谋反的举报继续汹涌而入，逯杲不辨真伪，一律上奏，因为大家都知道，石亨和徐有贞不同，就算失去了“夺门”这个功勋，其之前因军功封侯却是实打实的，按照明朝祖制很难判死刑，除非用谋反罪名才有可能取他性命。不过这些举报无一不是捕风捉影，一条都不足以定罪，但石亨自己很明白满朝文武都不会轻饶自己的性命。一个月后，石亨这位骁勇善战的当世第二名将，竟被活活吓死在狱中，终于得偿所报。
石亨倒台后，三人团就只剩下曹吉祥一人了，按说他再也掀不起波澜，等待他的下场其实也不严重，太监嘛，无非就是打入冷宫。但曹吉祥却孤注一掷，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奇事，让他成为太监史上的一朵奇葩——造反！
没错，曹吉祥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造反的太监。
众所周知，太监其实没有任何朝廷赋予的公权力，只是皇帝私人的附庸，偶尔能凭皇帝的私宠权倾一时，但那只是皇帝私权的一种滥觞，并非本身有什么实权地位。而且太监是不完整的男人，从人格上来说是受人鄙视的，所以太监要当皇帝是绝无可能的。宋明以来文官势力膨胀，把皇帝的私权力都压制下去不少，太监就更难专权了。但万万没想到，汉、唐宦官专政高潮之际，权宦们也最多行废立皇帝之事，从无人考虑过自己来当皇帝，而时至明朝，居然发生了一次太监造反想当皇帝的奇事。
石亨倒台后，曹吉祥惶惶难安，不过太监是最善于谄媚的，明英宗被他伺候舒服了，就暂时没有动他，甚至连掌管宫廷禁卫的权力都没有调动。曹吉祥还私养了一些蕃族武士，他觉得还有机会，于是拼命用金钱厚赏，要他们卖命。其实比曹吉祥更积极谋反的是他侄子曹钦，因为如果曹吉祥真当了皇帝，他是最有机会继位的。曹钦曾问门客冯益：“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冯益说：“您的本家魏武帝曹操，就是宦官曹节（东汉十常侍之一）的后代。”曹钦大喜，更觉大有希望。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钦对家人曹福来滥用私刑，被御史弹劾，朝廷又派锦衣指挥逯杲调查。曹吉祥大惊，逯杲本是他的人，也贪腐成性，但得知明英宗省悟了夺门之变的本质，认定石、曹已失势，于是决然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甚至攻击起来比其他人更猛，石亨便是死在逯杲的追索之下，这次朝廷又派他来调查自己，恐怕带了杀意，于是决心孤注一掷。曹吉祥召集党羽商议，当时甘肃发生叛乱，朝廷遣怀宁伯、提督三千营、陕西总兵官孙镗，兵部尚书马昂率京营出征，京师附近的部队都被集中到了郊外。曹党计划内外夹击，由曹钦率曹氏私人武装五百人，配合都督伯颜也先率兵从正门攻打紫禁城，择机给他们开门。曹吉祥率宫内禁军接应，杀死明英宗后，太常少卿汤序等文官拥立曹吉祥即位，手法和夺门之变颇为类似，只不过现在用曹钦代替了石亨，汤序代替了徐有贞。曹吉祥这班人的配置明显比当年低了很多个档次，最关键的区别是：夺门只是闯进去即位，现在却是要弑杀在位的皇帝。
计划确定后，曹钦召集家将夜饮，待凌晨举事。不料家将中有一位蒙古降将马亮（原名完者秃亮）偷偷溜到朝房告密。当时吴瑾和孙镗夜宿承天门外西朝房值班，接到马亮的告密大惊，连忙写了奏疏从西长安门门缝投入。明英宗毕竟是经历过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多次惊涛骇浪的人，迅即反应，逮捕曹吉祥，传令紫禁城和京师九门戒严。曹钦见状立即知道密谋已泄，但首先他没有应急方案，其次此刻他也没有应急意识，他脑中只剩下一件事——杀逯杲这个叛徒泄愤！这个紧急关头，这群叛匪不考虑怎么突入紫禁城，甚至不考虑怎么逃命，却一路奔向逯杲的家，将其首级砍下，又驰入西朝房，砍死一直弹劾曹氏的都御史寇深。气撒完之后，曹钦又转到东朝房，这时天已蒙蒙亮，首相李贤、吏部尚书王翱在此准备上朝，曹钦抓住他们，扔出逯杲人头，握住李贤的手，恳切道：“今天是逯杲激起的兵变，我等实在是万不得已，请为我草拟一道奏疏禀明圣上！”李贤、王翱无奈，只好按他的意思写了奏疏，从东长安门的门缝投入。
但这一次却石沉大海，东长安门依然紧闭，毫无反应。曹钦才终于明白自己之前做的全是浪费时间的无用功，咬咬牙开始带兵攻打东长安门。其实他若一开始便急攻长安门，门内守御全无预料，而他们却是有备而来，攻进去救出曹吉祥，杀死明英宗也未可知。但曹钦却在逯杲家、西长安门、东长安门转了一大圈，又写了封完全没屁用的奏疏，等了半天，一直等到门内禁卫准备停当才攻门。而紫禁城的内卫其实并非朝廷官军，却是皇帝私军。曹吉祥等人私养外国武士作为私人武装，其实这招皇帝也会。明代随时都有大量的蒙古逃民从草原投奔北京，皇帝便令御马监将这些人组织起来，训练组成腾骧四卫（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理论上每卫5600兵，共2.24万兵，不隶属于国家，从皇帝私财中支取军费。这支部队也从不出宫，就是作为紫禁城的核心禁卫。腾骧四卫由御马监掌管，曹吉祥掌管的是正规明军派来帮忙值守宫门的外围禁卫，宫内便是腾骧四卫的守御范围，不归他管了。而曹吉祥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虽权倾后宫，但御马监掌管兵符印信，还有这支皇帝私军，实力也很强，一直与司礼监分庭抗礼。曹吉祥在后宫专宠，排挤打压了不少太监，御马监对他一直暗藏怨恨。尤其是夺门当天，曹吉祥称御马监掌印太监郝义调腾骧四卫想杀自己，怂恿明英宗当时便杀了郝义，两家积怨颇深。现在曹吉祥造反，御马监岂有不卖命镇压的道理。
腾骧四卫快速集结，在宫内抵住了曹钦的猛攻。曹钦一度擂开了东长安门的城墙，但四卫亲军取御河的岸砖来填充。曹钦又纵火烧毁了东长安门，结果四卫亲军在门里又燃起更大的一堆火，曹钦一时也无法攻入。腾骧四卫抵抗良久，正规明军终于出现了。明军本来已在郊外集结，正待今日出征，此刻孙镗将军突然说发生了宫廷政变，让他们去平叛。不过孙镗一无军令，二无诏书，甚至事先都没打过招呼，现在突然就要调兵全副武装前往皇宫，这也不现实。情急之下，孙镗派人在营外大喊，说刑部关押的囚犯越狱，捉拿者有重赏，总算有两千兵愿意随他武装前往。结果走到紫禁城不远，孙镗对士兵们说：“看到长安门的大火吗？是曹钦在造反！”结果这一说士兵们反而又不走了，因为他们知道囚犯越狱是假，发生政变是真，现在情况不明，又没有军令诏书，不知该怎么反应，所以又驻足不前。此刻，工部尚书赵荣披甲跃马驰入街市，大呼杀贼！终于又有数百人随其前往。
腾骧四卫本已应付得非常艰难，此刻见明军来援，士气大振，奋勇拼出，将战场逼退至街市上。曹吉祥的私军蓄养多年，也非常强大，在曹钦、曹铉、曹铎兄弟的率领下，伯颜也先等将奋死血战，倒也沉重打击了腾骧四卫。然而御马监率下的腾骧四卫也是明英宗私军，可能出塞去打蒙古人不行（其实现在面对的还是蒙古人），但镇压宫廷政变是他们的专业，岂能不以死相拼，捍卫行业地位。这时一幕奇景出现了：来自蒙古、高丽、占城、波斯、俄罗斯等各国各色人种组成的私军在北京大街上殊死血战，明军和市民在旁有序观战，其中还夹杂了大量本来准备上朝的朝廷命官。腾骧四卫虽实力不济，但一直血战支撑到了傍晚，以明廷的工作效率，终于把军令传达到了门外的军营，孙镗、马昂率大军入城，将曹氏私军全歼。曹吉祥被收监审理，三天后便被凌迟于市。
至此，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团也终于走到尽头，两死一贬，“夺门”闹剧也总算以太监造反这场更大的闹剧落幕，不过他给明朝官场带来的伤害却再也无法弥合。尤其是民族英雄于谦，在这个贪廉剧斗中被贪官碾碎，更是令人无比痛心。
3.6 西湖于岳双少保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团彻底倒台后，于谦被冤杀的真相也终于大白于天下，不过明英宗却羞于正面承认自己的错误。直到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驾崩，皇太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濬）继位，改明年为成化元年，史称明宪宗，宪宗朝之后明廷才展开大规模悼念于谦的活动。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改忠肃。于谦被杀后，葬于故乡杭州西湖畔，与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堂隔湖相望。西湖一向以妩媚秀丽著称，但其实这座充满女性气质的名湖，却长眠着岳飞、于谦这两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伟大精神的感召下，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人间的爱与正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怜惜一身之命。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是杭州邻近的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很小时到西湖游历，便写下了这首七绝：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
立志要以岳飞、于谦为师，挽救明末危局，报效国家。最终，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也归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两位心中的老师并称为“西湖三杰”。之后，更有章太炎、秋瑾等无数烈士选择魂归西湖，为这杨柳依依的宁静湖面平添了无数悲壮浩然的气息。清代诗人袁枚写下这首七绝：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是啊！西湖最初并非以美景闻名，恰是因为有这么多民族英雄魂归于此，才引起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思，慕名前来，成为世间第一名湖。后人在太平盛世欣赏西湖秀丽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有那么多伟人将碧血忠骨葬在这绿水青山之间。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回转，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哪怕是于谦这么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当时的贪官污吏眼中，也不过是妨碍他们敛财的障碍，必除之而后快。贪官只见眼前利，名垂青史有何虑。从于谦和三人团的起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贪与廉的斗争中，廉洁的一方其实弱点非常明显。廉洁的人往往也很刚直，刚者易折，于谦、王文、杨瑄等人常常在斗争一开始就被贪官察觉，继而被贪官用计肉体消灭，又遑论获胜呢？
于谦从小以文天祥为偶像，做了一个文天祥的小像放在书桌上，平时最爱以手抚膺，长叹：“这一腔热血，洒往何处？”确实是个热血好男儿。他那首著名的《石灰吟》更是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于生死正义的人生观：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正是这种大公无私又热血刚直的性格，才能促使他面对被俘的皇帝，毫无犹豫地射出那一炮。这种性格的官员可以为了天下苍生和人间正义丝毫不顾自身安危，所以受万世传颂。但这样的性格面对狡诈的贪官，却是巨大的破绽。明英宗在万分犹豫中，最终还是同意了杀于谦，而类似情况下，却多次宽宥石亨、曹吉祥。究其心理原因并不复杂，于谦射向他的那一炮，多少有些让他心寒，而石亨、曹吉祥却为他夺门复位，平时也善于谄媚，多么温暖人心啊！这是人性使然，石亨、曹吉祥这些贪官奸臣很善于把握、引导、利用这种人性，于谦这种人却一心只以儒家圣训为处事原则，疏于揣摩现实中的人性，这在官场斗争中必然处于严重下风。杨瑄那种不留底牌的打法，多少也是和于谦有着儒家士子共通的缺陷——在善良的人看来是优秀品质，在贪官看来却是可以击溃的破绽。清正的人认为自己高居天理正义，理直气壮，就凭一腔热血便可将一切贪腐恶疾熔断，不屑于勾心斗角。但现实却并非如此，贪廉之间的斗争，比徐达和察罕帖木儿之间的铁马金戈更加动人心魄，也更加复杂微妙，是非常需要技巧的，但清官往往比贪官更缺乏这种技巧，而且于谦恰好处于一个历史上清官最最缺乏斗争技巧的一个时代。
说句更难面对的话，明太祖铁腕肃贪使贪腐陷入了一个低谷，但同时也使反贪的一方也落入了一个长期无战事的荒芜期，这和国无战事，武备废弛是一个道理。杨瑄等人的稚嫩程度在反贪史上也是罕见的，御史们太久没有经历过实战的锻炼了。而作为文官的精神领袖，于谦其实也并未有意识、有技巧地率领官员们向贪官做坚决的斗争。
相比之下，李贤扳倒石亨的做法倒是显得成熟很多，吴瑾在这方面似乎也略有心得，而真正向贪官进攻最猛的恰恰又是逯杲这种从贪官阵营中叛逃过来的奸臣，可能他更了解奸臣的世界，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们。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周星驰喜剧电影《九品芝麻官：白面包青天》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不然怎么斗得过贪官？”虽是周氏无厘头喜剧，但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却也没有多大用，因为清官就是少有奸人，这本身就是不兼容的两种品质，强行要求清官还很奸猾，或者反过来说，要求一个奸徒当清官，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这也是贪腐这个慢性病在人类社会始终难以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于谦和三人团的贪廉斗争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贪官喜欢结党营私，清官却往往各自为战，互不配合。明英宗曾派人用计离间石亨、曹吉祥，但二人很容易就看穿是离间计，跑到皇帝面前痛哭，结果把明英宗自己弄得来很愧疚，负责为英宗实施离间计的代理宰相岳正反而受到责罚。杨瑄召集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的义举值得敬佩，但不得不说太缺乏斗争经验。既然察觉到这两个大贪官之间有了裂痕，那就应该想办法制造机会，让他们的裂痕越来越大，直到两人互相撕咬，遍体鳞伤，甚至咬死了其中一个，再将另一个一举拿下。而杨瑄等人的做法却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同时宣战，这不是促成他们重新团结吗？事实上石亨和曹吉祥确实也曾出现过利害冲突，但只要一面临危险，很容易捐弃前嫌，重新紧密勾结起来。清官虽然价值取向趋同，却遵循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理念，一般不会勾结。贪官之间没有真情实意，却有共同利益，而且是不法利益，所以必须紧密抱团，这也是清官不如贪官战斗力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封建王朝，皇帝往往是贪廉斗争的最终裁决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这天下是皇帝的家产，他当然不愿意贪官贪污他自家的钱。但昏君何其之多，很多时候贪官贪了他家的钱他还帮着数。明英宗算不算一个大昏君？其实也未必，很多人说他有些软弱，这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明英宗的真正问题还是在于夺门复位这个硬伤，他和明太祖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缺乏果敢决绝的性格，而是他得国不正，至少比太祖差远了。明英宗是通过夺门这样的政变夺回皇位，靠的是一帮野心勃勃之徒为他拼命夺回来的（至少当时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亏欠石亨、曹吉祥很多，必须在贪腐这种“小事”上给予补偿，所以面对贪官的步步进逼，他一再退让，甚至牺牲了于谦、王文、杨瑄这么多忠良。
所以，要和贪腐这样的恶魔作斗争，首先要自身正才有底气。于谦刚者易折，但他至少做了斗争，不幸的是，最高皇位上却坐着一个来路不那么纯粹的人，需要时时向贪官污吏服软，所以贪腐一方能够一度逞凶狂，甚至碾碎了于谦这么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的官场风气不可避免走向庸俗的一个重要转折。明太祖攒下的清廉遗产至此可以宣布耗尽，慢性病魔已经恢复了活力。尽管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团最终覆灭，但病灶已经重新发育完善，他们的后辈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畅快享用遗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