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号称史上得国最正的开国皇帝。最底层的穷苦出身，从小受尽贪官污吏的折磨，复仇之火从未在他心中熄灭。
这样一颗耀眼的帝星在元末明初的污浊乱世横空而出，对贪官而言，是最刺耳的丧鸣。
洪武四大案，人头滚滚。无论你是开国元勋，还是驸马皇亲；无论你是横绝大漠擒回末代元帝的绝世战神，还是承担着让庞大帝国顺利运行的熟练文官。只要沾上一个字——贪，等待你的下场，就只剩下明太祖独创的酷刑。
他身后，是一个铁山般刚强但又似乎有些过于冰冷的大明王朝。人类社会最顽固的慢性病——贪腐，似乎从未遇到过这么难缠的对手。
1.1 得国最正的开国皇帝
大元的铁骑重炮横扫欧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武功，但它的治国水平又着实令人着急。蒙古奴隶主军事贵族走出极北苦寒之地，占据了这花花江山，将马奶粗袄换作美酒红绫，奢靡享乐之风迅速弥漫在元朝的统治阶级中。上层的奢靡享乐，又岂能不靠下级官吏搜刮民脂民膏来源源不断地供应，所以，整个元朝的腐败也可谓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也正因如此，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将不足百年的大元王朝淹没在烽烟四起的狂潮里。
最终推翻元朝，定鼎天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朝的建立和以往的王朝多少有些不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开国皇帝的出身门第。以往的开国皇帝多是贵族出身，最不济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这种出身中下层军官家庭的。而明太祖却是实打实的最底层，祖上世代务农，而且世代拖欠税款，更不堪元朝下层官吏的压榨，四处迁徙，逃避官吏的追索。仅从朱元璋的祖父一代算起，就已经辗转沛县（江苏北部）、句容（江苏南部）、泗州（安徽东部）、钟离（安徽凤阳）多地。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汉民反而成了居无定所之人。每到一地，朱家都要受到当地官吏无尽的索取、压榨。不幸的又岂止是朱家，原本中国最富庶的江淮地区，此时却充斥着朱家一样的流民。朱元璋就是在这样颠沛流离、哀鸿遍野的环境中长大。事实上，朱元璋处于最底层，对暴政的根源——蒙古上层军事奴隶主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眼中所见的反倒是他们的爪牙——基层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从小就对贪官这个群体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旱灾蝗灾齐至，饥荒四起。朱元璋的父母和三个哥哥都饿死了，朱元璋连安葬他们的费用都没有，幸有邻居刘继祖帮忙安葬，这就是后来的凤阳陵。朱元璋无依无靠，只能到附近的皇觉寺去当和尚，希望能混口饭吃。但时逢饥荒，施主们自己都没饭吃，哪来的余粮进献菩萨？皇觉寺的和尚们也只好纷纷外出化斋，也就是讨饭，朱元璋在化斋过程中都饿晕了好多次。直到后来天下反元，朱元璋及时加入义军，才吃上一口军粮，镇住了肚子。明太祖这种出身条件是任何一朝开国皇帝都不能比拟的，基层官吏贪腐给他带来的切肤之痛也是隋文帝、唐高祖这些门阀高第永远不能体会的。
另一方面，明太祖反贪的底气也比任何一个开国皇帝都要足，因为他得国最正，不欠谁的。明清多有学者论道：“自古得国之正，莫过于皇明高皇帝，非汉、唐、宋所及。”没错，汉高帝（刘邦）能当皇帝，少不了先秦六国贵族和汉初勋贵的支持，才推翻秦朝，又击败项羽；唐高祖（李渊）则是在关陇汉族门阀的支持下篡夺了隋朝；宋太祖（赵匡胤）更只是后周的中层将领，完全是在一帮禁军兄弟的撺掇下篡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他们首先是靠某些权力集团的支持当上皇帝，其次皇位得来不正，支持他们开辟王朝甚至篡位的人更不得不报答。报答的形式无非就是纵容他们敛财，敛财不就是靠贪么。大官贪，小官当然就跟着贪，一个贪腐的体系就形成了。这个体系或许你能治一治，但触及不到根本，一般也就做做样子而已。但这一次到明太祖这儿，情况变了。
不少人都会认为，开国元勋为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战功，相比之下，贪腐一点显得微不足道，皇帝也不会因为开国元勋贪一点点钱就不记功勋，不念旧情，真的对他们下狠手。很多开国元勋以及他们的子嗣，甚至门生故吏就是仗着这一点不断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贪这点不至于推翻自己的功勋。历代的皇帝也确实正是这样放纵贪官的，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痼疾，古已有之的慢性病。
但这一次情况真的变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就已经非常注意，而不是等到明朝建立后痼疾长成了才来解决。
龙凤四年（1358年），朱元璋与另一支明教义军张士诚的内战进入到关键时期。朱元璋遣签书枢密院事（中央军委副主席）胡大海率大军进攻张士诚的战略要地婺州（今浙江金华），胡大海久攻不克，朱元璋又亲率援军来到婺州，最后一举攻克。之后朱元璋让胡大海率军继续进攻绍兴，但胡大海刚开拔，婺州就发生了一件有点难办的事儿——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贪污军粮酿酒。
战争时代粮食异常紧缺，用粮食酿酒是非常奢侈的行为，所以朱元璋严令军中不得酿酒，违者以军法论斩。但婺州攻克后，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和部将王勇等三人一高兴，就想喝点小酒庆祝庆祝，苦于军中无酒，于是利用职权之便取了一点军粮来酿了一点酒喝。此事被朱元璋得知，勃然大怒，立即要依法将三人处斩。胡大海的都事（秘书长）王恺见要斩他老板的少爷，慌忙找到朱元璋，力陈不可。其实王恺也未必完全是出于私心，他劝得确实很有道理。当时的形势是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三家争夺南方义军的统一，朱元璋实力略强，但又地处南京江淮一代，处于江浙的张士诚、湖北的陈友谅两家夹击之下，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胡大海这种级别的战将并非只有在朱元璋这儿才找得到工作。此时胡大海正带着主力部队去攻打张士诚，你偏偏把他儿子给宰了，且不说他极有可能会带着大军投敌，就算不投敌也难免动摇他的军心。更深入一点讲，当时朱元璋离开南京大本营，来到胡大海主管的婺州前线，而胡大海带着主力在绍兴作战，无论他投敌还是溃败了，张士诚都会向婺州扑来，朱元璋跑都来不及跑。也不知到时候遍布婺州的胡大海部将会不会把朱元璋捆起来进献给张士诚，所以此时杀胡大海的儿子显然并不明智。事实上有一个不错的折衷办法——先把胡三舍收监，等胡大海打完这一仗回来，再行论罪。是的，一般人都会这样考虑。
但朱元璋不是一般人。
朱元璋只说了一句：“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不但要立斩胡三舍，而且还是亲自拔刀斩了！
严惩违法乱纪的贪腐行为，不为任何外部因素所扰！要反腐，就要有这样的气度！
事实上，朱元璋的这种决心气魄这也不能简单地以什么雄才大略、心胸气度来解释，而是他确有更长远的打算。贪腐对国家，对政权，并非冲击性的伤害，而是一种侵蚀性的慢性病。很多王朝先天带病，但世间本无尽善尽美，对于很多封建统治者而言，带点贪腐这种小毛病，问题并不大。更何况，贪腐最直接的受害者是百姓，又不是统治者自身。有些统治者恰恰还要放纵一点贪腐，以换取权贵的支持。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对于极低程度的贪腐，最高统治者完全能够容忍。
我们不妨从更阴暗一点的角度来揣度，不仅是老朱，其实小胡也有更长远的打算——分析测试一下未来的皇帝。
当时离明朝建立还有十年，很多人已经能够大致预料，朱元璋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皇帝，胡三舍也将成为开国勋贵。开国勋贵们提着脑袋打江山是图啥？可能有些人是确实为了更崇高的目标，但也不排除有些人带着打下花花江山供自己享用的思想，比如胡三舍。那未来的老朱皇帝会容忍开国勋贵们开捞到何种程度？这个就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小胡就从贪污少许军粮试起，如果老朱容忍了，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贪污大量军粮，再下一步是贪污军饷，再下一步是盗卖军资……走到某一步朱元璋受不了，问责下来，这便可以判断他大致的容忍边界了。有了这些实验数据作支撑，才好为明朝建立后大规模开展贪腐活动时到底捞到什么程度提供依据。客观地说，胡三舍这个实验方案既符合科学方法，也符合自古以来官场惯例，而且仅就这一步来说实验还挺成功，得到了很明确的实验结果——尽管这或许并非他想要的理想结果，但至少是一个很明确、足以形成论断的结果。如果当时有SCI，绝对可以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cover article——当然，第一作者的名字要打上一个框。
稍微有点意外的是实验结果出得太快，第一步就大大突破了朱元璋的容忍边界，还搭上了一条小命。而当那些抱着和胡三舍类似心理的人看到他这篇SCI，一定非常震撼，当然这也正是朱元璋想要的效果。他冒着被胡大海叛变的巨大风险，亲手斩杀只有轻度贪腐行为的胡三舍，向所有开国勋贵亮明了态度——我的容忍度就是零容忍！我不怕我的大将扰乱军心，我不怕他临阵叛降，我不怕他反戈一击，我甚至都不给他一个机会求情，就在他率领大军拼杀在前线时宰了他的亲儿子！只因他儿子沾上一个贪字，这就是我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态度，这就是未来大明王朝对贪官污吏将要采取的态度！
当然，贪官是没有被吓退的，即使面对朱元璋这样史所罕见的对手，他们仍会做困兽之斗。事实上，明朝毕竟接手了元代的官僚体系，其腐朽程度同样史所罕见。明朝建立后，贪官污吏开始逐渐冒头，明太祖残酷镇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明初四大案”，牵连者恐在十万以上，甚至牵连到民间大户，可以说是拿着新王朝统治根基做赌注的刮骨疗毒。这场对决，实则比徐达、常遇春摧枯拉朽般推平元军的战争更要激烈百倍！
1.2 胡惟庸案
严格地说，“明初四大案”中第一案——胡惟庸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贪腐案，史家更多地将此案解读为明太祖为了集权而与官僚集团展开的政治斗争。但其实在此案中胡惟庸及其党羽也隐约暴露了一些贪腐问题，而且他们结党争权，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营私，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走到大规模敛财那一步就被皇帝给镇压了而已。所以，胡惟庸案也可以说是明太祖铁腕治贪的一个热身。
胡惟庸此人其实在开国战争中并无突出表现，一直在后方担任主簿、知县之类的地方小官，从未立过战功，甚至史料都无法考证他的出生年份。但胡惟庸是个很善于钻营的猾吏，而且确实有较强的行政事务能力，更重要的是抱上了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李善长的大腿。
李善长被明太祖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甚至在战神徐达之上。明初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理论上长官应是中书令，但实际上未实授，而由左右丞相共同主持工作，首任左丞相便是李善长，徐达屈居右丞相。事实上徐达还要兼征虏大将军（明军总司令），长期驻扎在北平（后来的北京）与北元（蒙古流窜回到草原的残余小政权）作战，极少干预朝政，所以明初几年都相当于是李善长独相，在明廷地位超然。李善长更将胡惟庸引为朋党，纠集一些淮西籍贯的官员，形成所谓的淮西乡党，与另一位宠臣刘基（刘伯温）的浙东乡党进行政治斗争。这便是胡惟庸的拿手好戏了，他很快斗倒了浙东乡党，自己也在李善长的一力举荐下平步青云。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大明首席开国元勋——太师、韩国公、中书左丞相李善长退休。但贪权恋栈的李善长是典型的退而不休，他退休前极力举荐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右丞是右丞相的副职，是中书省的次级领导。李善长也一直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从人际关系层面干预朝政，与胡惟庸形成前后台配合。洪武五年，徐达率军北征蒙古，不料兵败，伤亡数万。虽然明太祖念其功高，未加责罚，但徐达本人坚决辞去了中书左丞相之职，留在北平专心治军。不过中书右丞相汪广洋资历较浅，再加上李善长极力反对，未能递补为左丞相，仅以右丞相身份主持工作。而李善长、胡惟庸暗中勾结，挑起汪广洋和中书左丞杨宪（浙东人士）的斗争，两败俱伤，最后杨宪被杀，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副省长），胡惟庸则顺利晋为右丞相，虽然暂未官至左相，但实为独相。洪武十年（1377年）七月，胡惟庸终于正名为左丞相，但明太祖又召回了汪广洋重为右丞相，想对他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不过此时的汪广洋已经对官场心灰意冷，重回中书省却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所以，从洪武五年至十三年，实质上一直是胡惟庸独秉中书，并且始终得到李善长的幕后支持，炙手可热。
在这漫长的专权过程中，胡惟庸少不了官场上的阴谋诡计，他最常用的手法正是以小利诱人，召集一帮心怀不轨的贪官污吏聚拢在自己身边，形成团伙势力，对忠臣良将进行打击倾轧，从而实现团伙利益。尤其是一些为明朝的建立立过战功，但明朝建立后不适应法治的武夫，他们在因不守法纪而受朝廷责罚后，不认为是正当的法纪惩处，却认为是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惧而向胡惟庸求助，所谓求助的方式无非就是贿赂金帛骏马、奇珍异宝。胡惟庸大肆收受，并将他们都引为朋党。
其实这类人中不乏真正的开国功勋，比如吉安侯陆仲亨，明朝建立前曾任朱元璋麾下左翼统军元帅，攻克过太平（今安徽当涂）、集庆（即南京）等重镇，并且是最终战胜陈友谅的主要将领。明朝建立后有一次陆仲亨从陕西回南京，擅自使用了沿途驿站的车马。驿站是明朝的公共运输体系，陆仲亨本身有朝廷配给的官车，但他可能嫌不够舒服，想坐四匹马拉的大车，便从驿站中取了货车改装成座车，并用驿站的马拉着跑。明太祖知道后大怒，痛斥他：“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民买马何其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罚他到代县去当警长，追捕盗贼。另一个类似的是平凉侯费聚，明朝建立前曾率军攻打张士诚、方国珍，并攻克西安，明朝建立后又率军平定大理，战功犹在陆仲亨之上。但明朝建立后费聚便生活奢靡，遭到明太祖责骂。这些人一旦遭到皇帝的责骂，便认为自己失去了宠信，并且见识了皇帝亲斩胡三舍的果决，惶惶不安，很容易聚在胡惟庸身边。胡惟庸首先收受他们的贿赂，再故意让他们去干一些不法之事，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附庸。这些人在军中又极具人脉，为胡惟庸广植羽翼，甚至组织私人武装，渐渐有了不轨之心。
另外一个权力部门御史台也很重要。御史台是纠察百官，向皇帝和舆论揭发官吏不法行径的部门。作为权臣，如果频频遭到御史们的攻击也是很麻烦的事儿。胡惟庸培植的头号亲信正是御史大夫陈宁，陈宁在明朝建立前一度表现得非常正直，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后，陈宁出任广德知府，代为当地人民请愿，免除租税。当时军费异常紧张，朱元璋不肯。陈宁便亲自上奏：“民间饥荒到了这种程度，还要征税不已，这种做法与张士诚压迫人民无异，下场也会一样！”朱元璋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明朝建立后陈宁一改之前的做派。洪武三年（1370年），陈宁出任苏州知府，追索赋税异常苛刻，甚至经常用烙铁烧人，人赠外号“陈烙铁”。朱元璋得知此番情形，脑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他家人被元朝基层官吏追索压榨的惨痛回忆。别说，陈宁在参加义军之前还真就当过元朝的小吏，这难道是他忍耐许久的本性再次发作了？其子陈孟麟劝父亲不要如此凶残，竟被陈宁活活打死！明太祖得知后更加厌恶陈宁此人，但胡惟庸却觉得此等酷吏正是他急需的“人才”，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御史台的秘书长），并很快提拔为左御史大夫（御史台一把手）。有了陈宁把守御史台，胡惟庸可以做到想打击谁就打击谁，而谁要打击他，陈宁则会在御史台把弹劾的奏章压下。
至此，胡惟庸完成了中书、军队、御史等各大方面的布局，愈发跋扈。对于仍不肯阿附于己的正直官吏，胡惟庸则打击倾轧。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大明第一届状元，并且参修过《大明日历》，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吴伯宗不愿阿附胡惟庸，胡惟庸便怀恨在心，指示爪牙诬陷吴伯宗，将其贬到凤阳。但吴伯宗没有被吓到，继续上书，论胡惟庸“专恣不法，久之必为国患。”胡惟庸更加怀恨在心，多次构陷吴伯宗。所以吴伯宗尽管才华横溢，并且深得明太祖欣赏，却多次起复，又多次被贬，最终死于翰林检讨（从七品）任上。若说吴伯宗还只是个文弱书生，徐达却是大明第一战神，为了专权，胡惟庸甚至敢于向他伸出黑手！徐达在北平听闻胡惟庸的种种行径，非常厌恶，但也并未与他挑起战端，只是在与明太祖见面时偶尔提及此人奸恶。胡惟庸得知后怀恨在心，但他无法在台面上与徐达相争，于是企图收买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谋害徐达！虽然此事未能成功，但可见胡惟庸已经阴险凶残并且跋扈到了何种程度！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偶感风寒，明太祖特命左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前往诊治，以示恩宠。结果胡惟庸却趁机下毒，毒死了被明太祖誉为“小诸葛”，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功劳极高，更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刘基。胡惟庸一个明朝建立后才靠投机钻营幸进的丞相，居然敢连续向徐达和刘伯温伸出黑手，可见权欲熏心，已非人理可度！
不过明太祖也开始察觉到了胡惟庸的种种行径，尤其是已经纠集起了一个贪腐集团，渐渐生了收拾他的念头。胡惟庸也渐渐察觉到皇帝准备收拾他，双方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胡惟庸不但私养死士，勾结诸多将领，还与蒙古、倭寇勾结，准备起事。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南部）来朝贡，胡惟庸接待后却不禀报皇帝。明太祖大怒，胡惟庸与礼部互相推诿责任，明太祖更加愤怒，下令彻查，结果中书省、礼部的很多官员都因此下狱，右丞相汪广洋甚至被赐死。汪广洋死后一些贪腐行径又暴露出来，明太祖继续追查，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六部都有官员被牵连进来。案子一直拖到第二年正月，胡惟庸的亲信御史中丞涂节在接受调查时，供认了胡惟庸和陈宁有谋反行径。明太祖查实后尽诛胡惟庸、陈宁、涂节等人。
胡惟庸虽死，但他的党羽还很庞大，朝廷继续追查余党，历时多年不止，其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是李善长。胡惟庸死后名义上已经退休的李善长还在上下其手，销毁线索，庇佑胡惟庸的余党（因为他们本就是一党）。当初，胡惟庸和北元大臣封绩勾结谋反，但封绩早已逃至漠北，线索断了。意外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征虏大将军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北伐，在著名的捕鱼儿海战役中俘获了整个北元小朝廷，其中就包括封绩。但李善长居然将封绩隐匿起来不报告皇帝。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才终于得知封绩早已被俘，却一直为李善长所匿，顿时勃然大怒，将李善长诛族。时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最后一位涉案高官——靖宁侯叶升被杀，明初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已历经十二年，总算了结。十二年间，被杀的共有公爵一名（李善长），侯爵至少九名（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丁玉），伯爵以下勋臣、丞相、平章、尚书、侍郎等官更不可胜数，《明史》称牵连被杀者略计有三万（包含被诛族的家属，但此数有严重夸大）！事实上，此案甚至可以牵扯到240年后。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年），李善长十世孙李世选奏称家中藏有明太祖诏书，许诺李善长后代隔九世后可恢复爵位。明思宗（朱由检）遣首相韩爌等调查后发现此为伪诏，将李世选处死。真是仇隔九世必报，好不容易当了漏网之鱼，何必又要送死？
后世很多人不认可胡惟庸案是一场铁腕治贪的反腐行动，而将其归结于政治斗争，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胡惟庸的党羽多是以谋反就戮，贪腐行为偶有闪现，但比起谋反而言似乎不算多大事儿。但恰如前文所说，在明太祖眼里恐怕就不是这样看，胡三舍只贪污了一丁点儿军粮就被他亲手处斩，这些人的轻微贪腐行为就更不能得到容忍。至于他们后来结党谋反，其实也是害怕因贪腐而遭重罚，才孤注一掷。如果换成一个对贪腐略为宽容的皇帝，或许就走不到这一步，而是将贪腐行为缓缓展开，渐渐侵入国家的肌体之中了。
真正重要的是，正在准备着享用花花江山的广大贪官污吏们这下搞清楚了——朱元璋这人并非只在打天下的时候狠，坐天下更狠！尤其是对他们这种贪官污吏最最最狠！
1.3 空印案
第二个大案便是空印案。所谓空印，是指在空白的文书上盖印，然后想怎么填就怎么填。此案源于明朝当时的地方财政审计制度，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在十余个区域（实际上相当于现代的省）分别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个衙门，分别主管军事、行政、司法三大职能。另有都察院派驻的监察御史，对他们实施监察。布政司主管行政，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每年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便是审计本区内各府、州、县的财政收支，年终到户部汇总。这需要布政司的官吏在本地先做好账，再盖上本司的官印，然后带到南京来核对。
这乍一看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则有一大难处——财政审计非常严肃，核对时若有什么不符，户部就要打回重新造册，重新盖印才能提交。布政司的官印一般也不便带离，所以负责去户部对账的官员就得跑回原地，盖好章再跑到南京，如果又有不符还得这样再跑。很多人觉得这太麻烦了，于是有人就想出了应对之策，即布政司在空白书册上先盖好印信，带到户部去，和户部核对后，“抹平”了账目，造一本完全符合“要求”的账册，把当年的账给报了。这其实亦非明吏原创，而是元代便早已有之的惯例，被明吏沿用。明朝建立多年，也没有任何人指出有何不妥。直到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才终于发现有这么重大一个漏洞。
这事儿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小吏偷奸耍滑，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交通、通讯条件所限的折衷办法，但在明太祖眼里又岂能容下？账目这玩意儿，是多少就多少，如果有什么不符，那就应该说明不符的原因，而不是去把它改得来“符合”。这账目改了不就是做假账么？做假账难道不该法办么？更重要的是，户部明明知道各地这样做假账，却给予了长期默许，这不是中央地方官僚合伙坑蒙朝廷么？而且财政年度结算可以这样作假，那什么账不能这样作假？
明太祖很生气，下令彻查。其实这也很好查，首先，汉字的“一”、“二”、“三”等数字很容易添笔，但添的笔画也不难辨认，但凡有添笔的都是改了账目；其次，印章用红色印泥，账目用黑色墨水。如果是先写好再盖章，那红泥就应该在黑墨之上，反之则会有墨水写在印泥上方的情况，这种就可以判断属于“空印”行为。空印案也为后世立了两个新规：首先，账目不能用“一”、“二”、“三”这样的所谓小写数字，更不能用阿拉伯数字，而要用“壹”、“贰”、“叁”这样的所谓大写数字；其次，盖章必须“朱在墨上”，即红色印泥必须盖在黑色墨水上方，以证明是写好了字之后才盖的章。这两个制度一直沿用到现代，仍是财务和公文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充分说明是非常正确的规则。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大索空印案，其实结果很简单——全国所有布政司都存在空印行为，全部有罪。朝廷判决户部主要官员和每个布政司、府、州、县掌管财政印章的人一律死刑，副官杖责一百，流放充军。此案被杀的官吏据称亦以万计，可以说将整个财政系统杀戮殆尽。客观地说，这已经动摇国本。尤其是在明朝建立九年，以经济建设为重的时代，这样无差别扫射财经系统，是非常可怕也难以理解的事。时任湖广按察使佥事（主管司法的助理官员）郑士利上书为空印案求情：“管账的官吏们不容易，从省府去户部六七千里，往返奔波根本不现实，先印后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这样做了很久了，何足深罪？何况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承袭这种做法，不知这是犯罪。朝廷求贤士来当官，得之甚难。当到知府、知州，都是几十年的成就，岂能视作草芥？陛下怎能用不足为罪的罪名，坏了这么多足用之才？臣窃为陛下感到惋惜！”
喂，郑大人，您口中所说的这些足用之才，比胡三舍——哦还有他爹更足用吗？
郑士利的说情之辞看似恳切有理，实则鼠目寸光。朝廷培养官员当然不易，能当到知府知州的也堪称能吏，但能吏就可以贪腐？郑士利前一段还只是说情，后一段则有点暗藏要挟的意味，这更是贪官们最常用的一个辩词——我们是行政体系的栋梁，就算有轻微的腐败，但不至于垮掉，您现在惩治大家，岂不是拆毁整个栋梁体系？所以皇帝您应该容忍我们这一点点贪腐，这也是为了您的江山着想呀！
为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支持，为了下层行政体系的完整，总之就是为了保持统治，贪腐就应该被容忍。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郑士利之后，为空印案辩解的人还有不少，称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甚至时至今日，国外都还不乏为之雄辩者。《剑桥中国史》便称，钱粮在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不可能完全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无法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数目。这些辩解表面上都有不无道理，但实则都是站在对贪腐相当宽容的立场。贪腐这种行径，在强盛的明初当然看起来不足为道，但这种病毒侵入肌体，对帝国的侵蚀却是积重难返。明朝后来就非常流行火耗、漂没、羡余等看似轻微的贪腐行为，正如《剑桥中国史》所辩，运输过程中“难免”有些损耗，官吏们便巧立火耗、漂没等各种名目，让这种“损耗”越来越大，到明末甚至出现税款十之八九归了火耗，朝廷收不到税；而朝廷派出的军饷十之八九归了漂没，导致前线哗变。这些乱象的根源不正是在空印案便早早埋下，太祖惩治得狠一些，让这些乱象晚一些出现，国家便多强盛一些，国祚也延续得长一些，此等宏图大计又岂是郑士利之辈所能窥见？
若说胡惟庸案只是清理上层高官，空印案则是更深一步，彻查了整个财政系统，更将惩治的范围延伸至更基层的官吏，是对整个行政体系的猛烈涤荡。这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史所未见的铁腕肃贪，但下一个案子又会让他们有全新的认识。
1.4 郭桓案
郭桓，当时实在只是个小苍蝇，死前虽官至户部侍郎，但在徐达、蓝玉、王保保、李善长一众巨星云集的时代着实不算个人物，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会以一个著名的贪腐大案名垂青史，甚至与深入极北终结大元的战神蓝玉相提并论。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离空印案已有十年之久，被腐败案涤荡的财政系统逐渐恢复了元气，然而此时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李彧、提刑按察使赵全德在赋税问题上舞弊，私吞国税。明太祖下令调查，这一查不得了，原来北平还不是孤案，全国各地都在通用这些模式，根据御史和司法系统的彻查，贪官们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模式。
1）户部以各种理由减免地方政府的税额。被减免的部分自然也不会退还给百姓，而是被地方和户部官员私吞；
2）户部直接私吞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赋。比如浙江本应上缴450万石（约合42.3万吨）秋粮，户部只向国库上缴200万石，其余则盗卖中饱私囊；
3）巧立名目，加征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税种，但不上缴国库，而由税官私分。
其中，最容易查实的是第二种模式，即盗卖官粮。据查，当年各布政司共盗卖2400万石（约合225.6万吨）税粮。另外几种模式由于金额太过零碎，已无法查清到底贪墨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牵连面更广，因为减免赋税、加征税种等问题并非户部一个系统就可以包办，刑部、工部甚至御史系统都牵涉其中。而盗卖官粮是卖给谁了呢？不会是户部和刑部互相卖，而是要卖给民间的富户才能换成现金，所以这一次如果真要彻查，就不仅是行政系统的问题，还要深入到财主这个阶层，这就真的是要动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了，历史上绝无如此肃贪的先例。
但，这一次是明太祖。
明太祖一方面要求彻查涉案官员；一方面竭力追赃，被贪官低价盗卖给富户的官粮都要索回。最终，被牵连处死的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主持工作）麦至德三位公卿，六部侍郎以下不计其数，诛杀之烈，更甚空印案。更引人瞩目的则是追回官粮700万石，那些收购赃粮的富户虽不负刑事责任，但赃物均被没收，血本无归。有些商户贷款大量收购低价赃粮，这下彻底破产，“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核查出涉及借贷的赃款遍及天下，民间中产以上的家庭大多破产）”。
官员毕竟是统治集团的塔尖，民间富户才是统治阶级的庞大根基，历代惩贪肃政有整顿塔尖者，却从未有像空印案那样动摇骨架的，更没有郭桓案这样猛击底座的做法。千万不要认为2400万石只追回700万石是很温柔的做法，这在经济犯罪中其实已经相当凶猛，以至于矫枉过正，一些合法商户也被牵连。当然，还有一些司法系统官员，居然敢刀口上舔血，趁查案之机上下其手，利用盗卖官粮的账物、赃款的账目混乱从中渔利，甚至将一些合法商户牵涉进来，想借机敲诈勒索，有些账目至今在史料记载中都是一笔糊涂账。最后，明太祖下诏：“朕诏有司除奸，顾反生奸扰吾民”。将负责查案的右审刑（法院副院长）吴庸等官员处死，此案才逐渐平息。但也可见在追查此案深入到商户这个阶层时，司法系统非但没有保留，甚至还用力过猛。胡惟庸案、空印案已经让人叹为观止，现在贪官贪民们完全傻眼了。真正令腐败分子胆寒的是——明太祖治贪的铁腕，下一个将扫向谁？
1.5 蓝玉案
胡惟庸、空印、郭桓三大案，明太祖依次涤荡了高官、行政系统、民间富户三个阶层，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历代肃贪的极限，现在铁腕还将扫向何处？答案是军队。
长枪在手，天下我有。武装力量永远是最最根本的权力根源。军队其实耗资巨大，贪腐的空间也不少，但自古以来却绝少有人在军中开展大规模肃贪，原因很简单，只要你在政治上忠于我，军事上能打胜仗，贪一点是可以容忍的。有些君主甚至会适当地放纵将卒劫掠、贪墨一点，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是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但自古以来，来到明太祖为止。
明太祖恰是一个能在胡大海浴血前线时杀他儿子的角色，某些大将军用兵如神，却低估了皇帝肃贪的决心。
蓝玉，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妻弟，明朝建立前年纪较小，在开国战争中尚未有立功的机会，但深得常遇春真传，从小就体现出一代名将的潜质。明朝建立当年常遇春病逝，明太祖悲痛万分，决心培养蓝玉继承常遇春在明军中的地位。蓝玉也不负众望，多次随徐达、冯胜、傅友德、沐英等名将出征，转战蒙古、四川、西藏、云南，清扫元朝残余势力，屡立功勋。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蓝玉封永昌侯。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拜征虏右副大将军，随征虏大将军冯胜、征虏左副大将军傅友德北征北元太尉纳哈出。明军大破纳哈出，杀平章果来，生擒其子不兰溪，最终纳哈出投降。纳哈出是北元残余势力中最强的一支，此战本是大功，然而还未及论功行赏，冯胜却被人告发私吞缴获的大批良马，并向纳哈出之妻索贿，强娶蒙古王子的女儿。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事发生在冯胜这种级别的大将身上不足为道，但明太祖却不能容忍，免了冯胜的职，从此退出指挥系统，麾下将士均不得赏。蓝玉却趁机官拜征虏大将军，跃升为明军总司令。
次年蓝玉便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元顺帝（奇渥温·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之孙脱古思帖木儿嗣位，史称北元后主、天元帝、乌萨哈尔汗，明廷遣征虏大将军蓝玉率十五万大军深入漠北讨伐，兵至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索布力嘎）。蓝玉谍知北元后主驻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在中国和蒙古国交界处，中国部分属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果断率军兼程赶到，然而沿湖搜寻四十里不见敌。当时风雪急恶，明军水草断绝，看来只能无功而返。定远侯王弼却认为出其不意的机会就在眼前，不能放弃！蓝玉果断拍板，全军熄灭烟火，夜行至海南。这时得到更精确的情报，敌营在海东北八十余里。蓝玉果断令王弼率选锋奇袭，王弼趁大风沙突入元营，元军猝不及防，全军覆没。元主仅率太子天保奴、知枢密院事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逃脱，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官属等七万余人被擒。不久，捏怯来弑杀元主及天保奴，率余众归降。至此，大元朝廷彻底终结，从此不再使用“大元”国号，西至伊朗、俄罗斯，东至蒙古、西伯利亚，全世界蒙古势力分崩离析。蓝玉一战终结大蒙古帝国，无愧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划时代名将。明太祖得报大喜，赐敕至军中表彰，将蓝玉比作古代名将卫青、李靖，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就在回师途中，蓝玉便令人大吃一惊。首先是回师至长城喜峰关（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时，守关的将吏开门稍微慢了一点，蓝玉竟挥军破关而入。回京后，更有人揭发蓝玉奸污被俘的北元皇后，导致皇后自杀，更是令明太祖怒不可遏，当面切责。这些事情放在普通将军身上，早就诛族了，但明太祖念其功高，没有实质性处罚，只是本来准备加封蓝玉为梁国公，现改为凉国公，并将改号的原因镌刻在世券上，想以此告诫。然而蓝玉一贯自持功高，骄横放纵早已成习惯，未将太祖的告诫放在心上。明朝建立后，蓝玉就大量蓄养庄奴、义子，横行乡里。蓝玉曾在东昌（今山东聊城）强占民田，地方官当然不敢管他，朝廷特派御史前往质询，蓝玉的家丁居然将御史打跑。蓝玉西征成功后，因功授太子太傅，他却嫌位居冯胜、傅友德之下，公开出言不逊：“我就不能当个太师吗？”（整个明朝历史上，只有李善长、张居正两位首相在生前当到太师，连徐达都止步于太傅）。蓝玉还利用自己出征云南后留在当地的一些亲将，大肆开展走私活动，每年仅贩卖私盐就达400余万斤。官拜大将军后，蓝玉在军中经常擅自任免将校，至于贪污腐化，更是大行其道，空印案、郭桓案，乃至发生在眼前的冯胜小贪被免的案例都丝毫不放在眼里，觉得这些人和战功卓著的本战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蓝玉的骄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明太祖早期对他的放纵，常遇春的早死本已使太祖心痛，有一种在蓝玉身上弥补的心理，更因蓝玉本人确实功高盖世，所以零容忍的明太祖也一再宽宥其种种行径，经常以口头责备代替实质性惩罚。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能使蓝玉这种人汲取教训，反倒因为受责骂而怀恨在心，两人的关系逐渐走向翻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作为御前禁卫的锦衣卫指挥使蒋瓛（huán）告发蓝玉邀其密谋，准备趁明太祖出巡时率锦衣卫将皇帝擒杀！明太祖大惊，连忙将蓝玉逮捕审讯。后蓝玉认罪伏法，供认了一个谋反集团，包括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实际上还有靖宁侯叶升等已在胡惟庸案中伏诛。很多高官被诛族，《明史》称牵连被杀的有一万五千人之多（此数有严重夸大）。蓝玉案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被打入《逆臣录》。
恰如胡惟庸案一样，很多人认为蓝玉案也不是一个典型的腐败案，而是政治斗争。但事实上如果真从政治角度出发，明太祖在蓝玉案中反而表现得没有前几个案子那么杀伐果决。这恰是因为蓝玉大将军功高盖世，更有常遇春的情怀在其中，不比胡惟庸、郭桓之流猾吏，所以才多次宽宥，最终实在是不法过甚，才痛下杀手。蓝玉之死和胡惟庸一样，根源还在于其贪残暴虐，明太祖其实早就想惩治他，他造反也是因为察觉到危机才孤注一掷，这也只是丧心病狂，而不是真有谋朝篡位的能力。以明朝的体制，武将根本不可能谋反，明太祖杀蓝玉，确是重拳肃贪，而非政治斗争。
1.6 驸马欧阳伦案
经历了“明初四大案”的人头滚滚，流血漂橹，试问明朝的贪官污吏们还敢继续贪吗？
答案是——敢。
在连续办理了胡惟庸案（朝廷高官）、空印案（行政系统）、郭桓案（富户阶层）、蓝玉案（军人）四大案后，各类腐败高危人群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古代敢杀的贪官杀了，汉武大帝、唐宗宋祖不敢碰的贪官也被杀得七零八落了，还剩下谁？其实还剩一类——皇亲国戚。有人说朱元璋肃贪是为了他朱家的江山稳固，也只是杀别人，不会杀亲人。那好，现在就杀一个亲人给你们看看。
洪武三十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前一年，明朝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欧阳伦案。此案令人震惊，倒不是因为金额巨大或牵连甚众，而是案犯欧阳伦的身份特殊——他是当朝驸马，明太祖的亲女婿。
欧阳伦本来有着令人艳羡的完美人生：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又受马皇后嫡生女安庆公主青睐，成为皇帝女婿，官至驸马都尉，这即便在戏剧小说中，也是超级耀眼的光环男主角。然而欧阳伦却不懂得珍惜，而是盘算着利用政治身份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他将目光投向边境茶马贸易。
盐、铁、茶在古代被视为战略物资，进出口贸易一律由国家专卖，有时连国内都实施专卖。明初的茶叶外贸还有一个特殊功能——与乌斯藏（青藏高原）地区的羌蕃部落进行马匹贸易。乌斯藏在明初属于羁縻地区，理论上是大明国土，但实际上也不等同于内地州县，而是由当地部落领主代管。即部落领主向朝廷称臣，但部落民都是领主的私有财产而非国家公民，领主由部落世袭选举而非朝廷任免。事实上，蒙古后来向明朝称臣，也属类似情况，甚至后来灭亡了明朝的后金（清朝）最初也是羁縻区。这样的地区与朝廷关系微妙，随时可能叛降，所以维持互惠互利的贸易来保持蕃部安宁至关重要。更何况乌斯藏东部的河湟（黄河上游，今属青海省）一带是著名的河曲马产地，明初战争频繁，对战马的需求极大，所以国家是把乌斯藏的茶马贸易放在战略高度来考量的，制订了许多带有政治意义的贸易政策，而非放任市场价格随意波动。主管的官吏也明白这个道理，不敢轻易从中渔利，欧阳伦却偏偏认为他发现了这个商机，可以凭驸马身份从中捞一票。
为了保持茶叶对马匹的购买力，朝廷通过高额关税调控，避免大量茶叶输入乌斯藏，从而维持远高于内地的茶价，这便给走私犯罪提供了营利空间。欧阳伦投身于此，在内地以低价收购茶叶，派家奴用官车押送至陕西边境，绕开海关和边境检查，其实就是用官车走私。海关官吏并非不知他行的是什么勾当，但慑于他的驸马身份，敢怒不敢言。结果欧阳伦的家奴们就愈发嚣张，把边境税吏呼来唤去，到后来甚至任意捶打。最终，税吏不堪其辱，向朝廷报告了欧阳伦走私茶叶的情况。明太祖得报大怒，立即将欧阳伦及其家奴全部逮捕，很快判了死刑！
安庆公主当然慌了，拼命向父皇求情，并辩称走私虽是犯罪，但罪不至死，按律也只该坐牢。但明太祖却宣称皇亲犯法，比庶民罪加一等，坚持要判死刑。千万不要误会是明太祖不疼爱安庆公主，须知安庆公主是孝慈高皇后马氏所出，马皇后只生了宁国公主和安庆公主两位女儿。《明史》称马皇后还生了懿文皇太子（朱标）、明太宗（朱棣）等五个儿子，但有考证称这五子实为朱元璋其他姬妾所生，再由马皇后抚养，而非亲生。明太祖和马皇后亲生亲养的就只有安庆公主两姐妹，不可不谓掌上明珠。马皇后当年是反元义军领袖郭子兴义女，要饭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当初正是靠了郭子兴的关系才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心。郭子兴较早身亡，朱元璋作为他的继承人，受到了反元义军其它派系的严重打压，一度非常困难，正是结发妻子马氏在政治上四面笼络人心，极力改善朱元璋的政治处境，才使朱元璋挺过了人生最困难的一段时光（也许困难程度略低于讨饭时饿晕那一段）。有一次朱元璋被关禁闭，不许进食，马氏偷了炊饼，藏在衣服里拿去给他吃，结果把自己的肉都烫焦了。明朝建立十五年后马皇后病逝，明太祖再未立皇后，可见夫妻情深。马皇后死后，明太祖更加疼爱两个女儿，现在安庆公主怀抱马皇后灵牌，哭倒在明太祖面前，只求能免丈夫一死。
最终，明太祖做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让步——不判欧阳伦死刑，但赐其自尽，家奴周保等尽皆伏诛。安庆公主哭得死去活来，但依然无法挽救欧阳伦39岁正值耀世升华的生命。次年，明太祖驾崩。
欧阳伦案尽管涉案金额和案犯人数比起“明初四大案”简直不足一提，但对后来者的震慑只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既表明了明太祖铁腕肃贪，“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绝不因为案件小就轻饶的态度，更表明了“王子犯法，比庶民罪加一等”的决心，绝不因为是皇亲国戚便能逃脱罪责。一时天下震慑，青史震动。
1.7 世间再无明太祖
毫无疑问，大明太祖一朝三十年，堪称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强势涤荡贪腐的一场战役。其实这场战役从大明建立之前就已打响，朱元璋明知胡大海领兵在前，依然毫不犹豫地斩杀了只有轻微贪污行为的胡三舍，向贪腐这个人类社会最顽固的幽灵擂响了古往今来最摄人心魄的战鼓。明朝建立后的“明初四大案”，从丞相胡惟庸到户部财政系统，从战神蓝玉到侍郎郭桓，再到驸马欧阳伦，不管你是谁，有何种理由，只要沾上一个贪字，必死无疑。甚至可以说，明太祖肃贪这几个案子的思路都很清晰，对象依次是开国元勋（胡三舍案）——高层统治集团（胡惟庸案）——基层行政体系（空印案）——富户（郭桓案）——军队（蓝玉案）——皇亲国戚（欧阳伦案），将贪腐的宿主依次扫荡，坚决不留任何感染的机会。明太祖很清楚，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就要对贪腐这个慢性病毒保持高度戒备，决不让一个王朝带病建立。否则，还不如不建。
明太祖的这种建立王朝的思路确实收到奇效，明朝堪称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相对最清正的一朝。郭桓案后，时人评价：“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庞大的中华帝国一时风清气正，刚从元朝的腐败深渊中挣扎出来的中国居然迎来了一个“治隆唐宋”的罕见盛世，并为之后“远迈汉唐”的永宣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足见清明的吏治对社会繁荣富强有着多么根本的作用。当时和后世很多人都试图雄辩肃贪不能过猛，像空印案、郭桓案这样扫荡了整个行政系统是触及国本，会影响经济发展之类的论调在事实面前都成了无稽之谈。清朝由于特殊政治原因，在编撰《明史》时极其热衷于抹黑明朝皇帝尤其是明太祖，但在肃贪这个问题上，清人也只能夸大他的残暴嗜杀，绝不敢怀疑他的正直，也不敢过多地否认肃贪对澄明吏治，带领国家从元朝的烂摊子中极速崛起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不过饶是如此，明太祖最终也发出了“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的哀叹。明初如此凶猛的反贪风暴，堪称人头滚滚，更甚驱逐大元的世纪大战，然而直到明太祖驾崩前一年，还出了欧阳伦这么嚣张的贪官。可见，贪腐这个幽灵，它从未远去，即便遇到明太祖这样狠辣的对手，它也只会静静地伏于暗处，舔舐着伤口，耐心等待机会，等人们再次忆起它的存在时，它已经深深地侵入帝国的肌体。然而世间再无明太祖，虽然大多数人都痛恨贪官，但真正能像明太祖这样铁腕肃贪，涤荡乾坤的人，似乎再也没有了。这个由他一手建立，如铁山般冰冷刚强的大明王朝，在失去这位最铁血的反腐战士后，又将在漫长的未来如何面对这个可怕的慢性病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