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跟踪进军的步伐，跟踪“武器的批判”
近年来，人们提到大事小情告一段落，好像习惯了说“尘埃落定”。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几乎从来没有过尘埃落定的感觉，老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内战尚未结束，国民党势力还没有彻底退出大陆；更不用说无论老区新区都是百废待兴，百事待举。的确，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正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革命胜利了，建立新中国，才进入草创时期。在我们编辑部，刚刚建立的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大家都忙忙乱乱的。我除了上班以外，又有幸分配上俄文夜校，天天下班后骑车穿城而过，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了。总之，一切都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斯莫尔尼宫里那种人来人往的景象，我也浮躁得安不下心来。
每天读到“军队向前进”的战报和捷报，有时是新华社随军记者的通讯，我想着如果不是临时调回北平，而随“四野”南下，那么今天我或者正在翻越五岭，明天就会进入十万大山。于是我凭着简短的消息和通讯，驰骋遐思，心中的形象慢慢具体起来，饱满起来。我酝酿《进军喀什城》这首诗的时候，正买到一本陈清漳等记录整理的《东蒙民歌选》，迷着雄浑深沉的《嘎达梅林》，这样，我笔下这首歌颂第一野战军沿着祁连山艰苦行军的诗，却有了呼伦贝尔草原上马头琴伴唱的节奏：
从山下看那山上啊，
一座白云笼着的山，
从山上看那山下啊，
一座白雪盖着的山，
三尺雪上三尺深的脚印，
大军把雪踏化了。
诗的结穴在鼓动战士扎根边疆，完全符合当时入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口径：
我们迈过了戈壁瀚海，
这里就是祖国的边疆，
这里也唱着毛主席的歌，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这是我第一次在诗里写到“毛主席”三个字。在1949年夏秋写的《唱吧，红色歌手们》和《歌唱北京城》里，我都是直呼毛泽东的。我们一向直呼其名，起初对称“毛主席”颇有些不习惯，觉得像是称呼官衔似的。但过了一年半载，听熟了，也就跟着这么叫了。以官衔入诗，是否与诗格格不入？古人虽习于把官衔引入诗题，但诗中还是避免“张丞相”“李尚书”的，“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只能算是特例吧。不过，毛主席长，毛主席短，这可不是我的创造，口头上，文字中，诗歌里，早已蔚然成风，我不过随俗罢了。
这首诗很快在1950年3月的《人民文学》刊出。在那前后，这个刊物还刊出了部队作家寒风的小说《党和生命》，写一个战士尹青春带病行军的艰苦卓绝；西虹的小说《家》，写行军经过韶山的感觉和启发。我坚信我也是从革命汲取诗情，这是文学创作惟一正确的路。
很快迎来北平解放一周年。我已调到中央台专稿组。摭拾报刊上的工人诗歌，写了一篇《从工人诗歌看北京解放一年的变化》，由齐越播出，因为其中有押韵的歌谣，念起来叮叮当当，有声有色。我记得其中引用了刘剑青写的《老不笑》，这是一个老工人的外号，一个大半生“老不笑”的倔老头终于笑了。刘剑青其实不是工人，他随着华（北）大（学）的文艺工作者，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体验生活，写了这首诗。他后来到作家协会工作，当编辑，不再写诗，写评论时常用的笔名，一是“金锋”，一是“宋爽”，金风送爽之意吧，但他自己的后半生好像也并没有“爽”过。在1989年后的党员重新登记中，被逼着检讨交代，虽卧病在床亦不能免，苦不堪言，若非如此，他不致六十多岁就去世的。
那时候报刊上经常以相当篇幅发表工人的创作，有短文、小小说，更多的是诗歌。我读过一位石景山发电厂工人的诗句：“我一发声，好似深山虎啸，我一吐气，便成满天烟霞。”我欣赏他写出了工厂的气氛，也写出了工人的气魄。我深深地佩服，以为仅这两句就超过我《烟囱之歌》一大篇；我以为，也超过了田间的《汽笛》，尽管今天从环保角度看，“满天烟霞”难免污染的嫌疑。我当时记住了作者姓名，现在却只记得他姓夏了。
那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为斯大林祝寿之后，他到各地旅行，同时叫周恩来赴苏谈判缔结中苏盟约的事。莫斯科电台要求中国电台提供一些广播节目。中国电台自办节目还很少，这篇通讯就被选中充数，齐越认真地重新录音，不过，到了苏联俄语广播中，这抑扬顿挫的朗诵也只能作背景声音混播吧。
许多年后，毛泽东高级随员、译员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披露，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几次想对斯大林一吐积郁，说说当年在国内的中央苏区受排挤、被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讥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而有苦无处诉的旧事，却总是没有机会，或者开个头就被打断了。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他认为毛泽东已经胜利，就足以证明其正确，这就够了，而斯大林是在更大范围内的胜利者，他是不想反思过去的，不愿重提那话题。两个大人物互相摸不透彼此的心思。这一些，我们当时自然全都不知道；只知道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等。在周恩来参与谈判之前，斯大林和毛泽东首次会见时就谈到过这些问题。据师哲回忆，毛泽东认为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目前的状况对中国有利：苏联在旅顺口驻军，可以增强我们抵御侵略的力量；中长铁路可以给中国培养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斯大林说，撤军不意味着不援助中国。问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特别是驻扎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有些难堪。苏军撤回，我们在国际上就是赢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到：蒋介石没办到的事，中国共产党办到了。条约赋予了苏军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我们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只要中国政府请求我们撤军，我们就撤，或者根据中国的要求，留驻两年、五年、十年都可以。只是不要给人造成我们从中国逃跑的印象。从斯大林这番内部交心的话，看得出他真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战略战术以至策略玩得烂熟，手里处理两国关系，眼睛盯着国际影响。让人想起两年以后，他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讲的，一定要把“和平”的旗帜和“民主”的旗帜抓在手里，可见虽到晚年也没有糊涂，不至于蠢到把和平、民主等等一股脑儿都贬为资产阶级的货色。这就使他很能蒙蔽天真善良的人们于一时，在1953年传来他逝世的消息时，千百万中国的听众为之哀痛逾恒，不是装出来的。
我为中苏新约献上一首《歌唱中长路》（发表时编辑部改题为《歌唱中国长春铁路》），写道：“望不断的电线，望不断的铁道，中长路的火车日夜奔走。”在满洲里西接西伯利亚铁路，在绥芬河东接乌苏里铁路，从苏联源源不断运来支援我国的采矿设备、钢轨和各种机器……我为此由衷地欢呼：“长白山化了雪，黑龙江开了冻，中苏两国头顶着一片天空。”五年以后，1955年3月，我作为中央电台记者，去旅顺和大连采访苏军撤退。前来参加送别仪式的中国代表团，由宋庆龄、彭德怀率领，这一位令人尊敬的昔日“国母”，一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是我所心仪的人物。他们都还没经过共和国时期的特殊风雨，但我近距离地观察，他们都极矜持，包括在小型电影放映间里，也是进退有节，不苟言笑，使我感到奇怪，这里也没有外宾，为什么像在外交场合呢？我原以为欢送苏联红军回国，是应该高高兴兴的事，怎么除了我以外，大家都好像满腹心事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了。也是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是谁打响了第一枪。而在当时，我们只是在党报上看到一幅新华社发的图片，一个美国官员——记得似乎是国务卿杜勒斯亲自出马，在三八线南侧指点着什么，是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吧？随后不断传来朝鲜人民军的胜利捷报，我自然是全心全意地瞩望着北朝鲜的胜利。7月《人民日报》上刊出我的《给朝鲜人民军》一诗：“唱吧，高唱你们的战歌，你们的战歌就是凯歌！”“你们从大同江打过了锦江，把凯歌从北方唱到了南方！”“一巡热酒还没冷，你们解放一城又一城！”接着却是美军9月在仁川登陆，打退了向南锐进的朝鲜军队，并且在10月1日这一天越过三八线挥师北进，战火一步步燃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半岛告急！终于有一天，那已是深秋十月，中国当局发出声音：对于朝鲜局势，中国人民不能置之不理！宣告中华儿女将组成志愿部队实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随之在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桥参战（对外公布为10月25日）。国内读者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看了报上的消息和社论。我在机关内部的动员大会之后，义无反顾地报了名。抗美援朝人员的名单很快决定了，没有我，但我和留下的人们像乡村里的军属送别亲人一样，送走赶赴东北的同志。那时候北京东车站日日夜夜响遍了苏联卫国战争中《共青团员之歌》的悲壮旋律：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们生在积贫积弱的中国，百年来不断地在战争中败绩，屈辱地接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忍气吞声做亡国奴或准亡国奴。毛泽东一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抚慰了我们长期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我们敏感的民族情绪极易点燃。加上对《白皮书》的评论已经使我们的反帝心理聚焦美国，箭在弦上，一时忘记了我们曾念念不忘的“秋海棠叶”怎么残缺了一大块，因为我们相信列宁在世时已经允诺废除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此刻，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竟然介入战争，又以空军轰炸了我国的安东（后改丹东），人人都有了大敌当前的迫切感。留守后方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倾吐肺腑歌唱前方的战士们。
11月间写了《邮工说》，刊于《光明日报》：
哪怕炮火纷飞，/哪怕冰雪严寒，/我把你温暖的心/带到头一道火线。/我给你寄情，寄爱，/我给你寄针，寄线，/告诉他千万要勇敢！/我给你捎上一句话——盼望他早日光荣凯旋！
不管白日黑夜，/不管山高路远，/我把志愿兵的家信/按着地址送到门前。/寄你的捷报，喜报，/寄你的胜利，平安，/寄你的英雄报功单！/寄你的决心，寄你的话——和平不实现，誓不归还！
严辰、吕剑办起了袖珍的《抗美援朝诗歌画》，一直办到1951年，沙鸥接着办下去。我的一首长诗《美帝与死神》，由张仃配了装饰性很强、风格独具的画，刊发在《人民画报》12月号。我那首《你们的战歌就是凯歌》已经由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如我记得不错，教授名江定仙）谱曲，我听过合唱队的演唱。我还与瞿希贤大姐相约，我写词请她谱曲（后来“迄未成功”）。总之，我觉得我虽然没能直接入朝——第一线，或上东北——第二线，但我要用诗歌参加战斗。
据说麦克阿瑟预计在感恩节就可以在鸭绿江边自由行动。为此，我写了《11月23日——感恩节》，我诅咒：
让你们五千哩外的母亲和妻子/将接到来自华盛顿的通知，/报道你们在感恩节那天，/为麦克阿瑟元帅——战死。/她们虽然已哭干了眼泪，/免不得还是要痛哭失声；/她们虽然连朝鲜也不知道，/却要记住一个北朝鲜的地名。
感恩节很快就过去了，这首诗还没发表出来，我遂改写了一下，“过了感恩节，那就在圣诞节”，让美国士兵们流尽最后的血。家兄燕平读了我寄给他的诗稿，说我没有将美国决策者和美国人民包括士兵和他们的亲人区别开来；他是做新闻工作的，注意掌握政策，我想自然比我更懂得宣传口径。
12月间，有个美联社记者说，在朝鲜，“大概只有第二次敦刻尔克，才能避免被歼灭”，我就此写了《没有敦刻尔克》：
你们对朝鲜人民/欠下的太多，/如果要走/必须留下些什么；
缴出你们的枪/或是生命；/走进俘虏营/或是坟墓！
《把他们叫醒》，叫的是散兵坑鸭绒睡袋里的美国兵：
如果他们在做怀乡的梦，或是梦着要任意横行，那就叫他们睁开睡眼：决不许他们稳睡安生！
如果他们还想回家去见妻子，那就得举手缴出枪支；朝鲜的岩石不是东京的地毯，这里连死灰也迸出火焰！
我以为这两首诗，该是完全符合我党我军的宣传口径了，这不相当于战场喊话——“缴枪不杀”么？我们历来不是对国内国外都重复一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吗？我也没有像感恩节那首诗，对美国的军人家属施加威胁，可仍然发不出来。甚至我写的《失去譬喻的麦克阿瑟》，针对的绝对是美国当权派，我国朝野一致认定的战争贩子，应该获得毛泽东所说革命文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机会了吧？还是没有。
我至今不知道，我这些对美帝国主义充满“民族仇，阶级恨”，对我们全国上下一致声讨的“侵朝美军”必欲置之死地的诗篇，为什么不获发表？李慎之先生当年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朝鲜战争期间又被派到美军战俘营做工作，我在他生前竟忘记问问，当时宣传上是否有什么禁令，例如表现抗美援朝，是不是限于反映我方军民的英雄业绩，像我这些类似“缴枪不杀”的内容，主要用于战场喊话，就不在中央级报刊刊登了呢？
我是业余作者，写这些东西不是组织分配的硬任务。发表不出，也不存在完不成任务的负疚感，尽管有些遗憾，那就像报名参战未果一样。我对于紧接着席卷全国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军事干部学校，简称军干校）热潮，也写了配合的诗歌。
1950年“八一”建军节前，我根据一条印象很深的旧消息，写了长诗《送绿茶》。去年9月，人民解放军“打回”井冈山，井冈山人把著名的杭山绿茶送给当年并称“朱毛”的朱德和毛泽东，像当地革命民歌里表达的那样：“爹在娘在不如毛、朱在，千好万好不如红军好”。我这首诗很快在7月30日的《天津日报》副刊上发出来。它暴露了我从书本上来去的弱点，整个说来是民歌风，但不知道井冈山的山歌是怎么唱的，诗中夹杂着江南“四句头”和陕北“信天游”的节调，颇不统一。几年后收入《到远方去》增订本时，就从头到尾改写一过。这一遍稿把“爹在娘在不如毛、朱在”改成“爹在娘在不如党在”，实际上把诗里惟一一处歌颂朱德的地方删去了。1949年南下时唱的队列歌曲里还有以“朱德的旗帜飘扬”开头的，后来悄然淘汰。似乎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宣传规格，但从文字报道、照片排列各方面显示的“毛刘周朱”这一次序，日渐深入人心。我这一笔删改得有点“势利眼”，当时却是自然而然，也没有明确的“自律”意识，几乎是出于党的编辑工作者的本能，要求一切符合宣传口径罢了。
这一年的“十一”是建国一周年，我决定写一首长诗《北京颂》。这样的思路是非常典型的：一是从题目上就限定为颂歌；第二，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作为献礼。报刊在平时要“配合”，到了节日更要组织配合的版面。在这类配合性作品中，能写出个性来的太少了。我对已成为首都的北京，的确不是虚情假意，不过因为题目太大，不是从一个真正动情的点切入，舍个人视角而鸟瞰宏观，不免像古人作赋，流于大而无当。最后，只有写各民族大团结的一章，改题《从边疆到北京》发表。其中就有“毛主席是光明的太阳，毛主席好像慈爱的父亲”这种“大路货”的歌颂。我的诤友吴小如看了以后，他只批评了“香花灯彩伴着歌舞欢声”一句里的“香花灯彩”四个字，他是京剧通，他说这使他想起某句戏词里的“花灯彩”，我知道，这是跟“地平阳”“马走龙”等“三字尾”同一格调的。这样的批评其实够厉害的了，只是我当时重视不够，批评者措词委婉，我听过一笑置之，更没有由此及彼地好好想一想。
改造为战士，才有掌握“批判的武器”的资格
现在回想，如果不是吴小如，更不是私人间交换意见式的批评，我就不会这样掉以轻心了。1949年以来，凡是报端的批评文字，都会引起我的注意。比如《光明日报》副刊发过一篇文章，批评该报副刊上一首自由体的新诗，依稀记得写到灌木丛什么的，句子较长，不押韵，署名康栗，批评文章说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但给我的印象，是自由体的诗吃不开了，容易被人视为“洋味”，弄不好还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后来再没见到康栗这个名字，我也更自觉地向民歌体靠拢，——这里是不是也有一点出于生存策略的的考虑？我又曾在《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版上，看到艾芜从刚解放的四川写来他初看话剧《刘胡兰》的观感，他特别称道了最后一幕，铡刀下去，血花飞溅，是使人震撼之笔。然而没过多久，就发表了什么人的文章，认为铡刀溅血的视觉形象给观众造成的心理效果是不好的，艾芜赞扬了不该赞扬的东西，云云，变成主要是批评艾芜了。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所以记住了，当时有点为他抱屈。记得还有人很厉害地批评了吴祖光编剧的《牛郎织女》，因为我不知道这位批评者的名字，批评的又是戏曲，与文学“无关”，就忽略过去，只记得挨批评的人里还有一位黄芝冈，却是延安来的。《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园地”一度在版面上有些互相呼应之作，如叶圣陶在1950年1月4日发表《语文漫笔》，首肯江华《要努力驱逐使人糊涂的词汇》一文，接着对流行的某些语法、修辞式提出批评。后来我和臧克家分别提出一些异议或补充。不久，亚群接着这个话题引申出一篇《“穷人”与“阔人”》，他说，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不同于劳动人民受穷受苦的旧社会了，工人农民都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作主人，而且在经济上也翻了身，生活有了改善，不能再用“穷人”来称呼。倒是在土地改革以后，被剥夺的地主和懒汉二流子们成了穷人。现在再笼统地说“穷人”，就会模糊阶级界限。这是一层。他还说了一层意思，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在大陆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现在生活条件比较富裕的人，大体是民族工商业者，是“四个朋友”之一，不能再用从前看待“阔人”的眼光去看他们了。亚群此论，我们知道是针对刚从美国回归的老舍先生的，当时报道了他在北京饭店的欢迎会上数了一段快板，其中就是“穷人”“阔人”对称的。这位亚群姓李，是“人民园地”的编者，后来南下四川，做了省委宣传部的部长或副部长，仍喜写些文章，在1958年关于新诗问题大讨论中，他站在提倡民歌体反对自由诗的一边，当时的气候是全民写民歌，在北京批判何其芳、卞之琳，四川是亚群的管界，他就把火力集中于雁翼了。
我在1950年2月3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诗和小资产阶级感情》，其中所批评的聂绀弩的几句诗，跟这位亚群的思路异曲同工。那几句出自聂绀弩歌颂建国的长诗《山呼》，原刊于《光明日报》，大概是彭燕郊经手发出的：
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地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已经没有地主了。
碰到随便一个不认识的人，/要倾吐肺腑就倾吐吧，/他不会是敌探，/因为已经没有敌探了。
不用羡慕别人的豪富，/因为自己也不贫穷，/不用指摘别人的奢侈，/因为谁也用不着过分俭约。
爱一切人，/爱一切物，/因为再也没有可恨可憎的了。
这当然不是聂绀弩写得最好的作品。但他刚刚从香港的“思想战线”上回来，在那里，他每天都在执戈进击。乍一回到他所渴想的解放了的土地上，显然也不是接受指令或委托，而是纯自发地写了这首洋洋洒洒数百行的长诗。无非表达对尧天舜土的热爱，并没有企图否定敌情、否定阶级斗争的意图。我却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狂热”冲昏了头脑，说这节诗里思想和感情的毛病，比曹禺先生引过的“我要伏在地上，让革命的行列从背上踏过”的诗句的毛病还要大（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曹禺这句诗多半是从鲁藜的《泥土》脱胎出来的）。
我这样立论的基础，就在一开头引用的周扬一段话里：
文艺工作者是富于感情的，问题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差不多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大部分对于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认识是抽象的，他们多少保留了个人知识分子的情感，他们有过看书特殊的趣味，爱好，他们有过自己的小小的感情的世界。他们没有体验过大的群众斗争的紧张和欢喜。个人情感常常成为了一种太大的负担。高尔基说过：“人们被历史的两种力——小市民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所牵引，明显地在动摇着，情绪的根源倾向过去，理智的根源倾向未来。”这并不是主张理智和感情可以分开，如像有些同志常为自己辩护的那样，而正是说明了情感的惰性之大，立场的彻底转变不容易。这是一种危险的动摇状态。（《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1944年3月）
周扬作序的当年，据他说，“经过整风，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感情是大大改变面貌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我在这里，大谈感情问题，却是把矛头指向“不客气地说，是还完全没有改造的”“新区文艺工作者”。聂绀弩只是正好让我遇上，用他的诗句为例“更加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诗人，必须经过改造，并且是长期的、艰苦的改造，首先是自己走进群众的队伍，然后被批准成为群众的一员”，云云。也许这时我还只是鹦鹉学舌，而进一步就将是为虎作伥了。本来，我也属于“必须经过改造”之列，但我却来指手画脚地说嘴。这正像胡风的生平中，例如40年代中后期，有些与胡风有过不同程度接触（包括文艺思想上的共鸣）的共产党员，如胡绳、乔冠华等，采取了以批判胡风代替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脱身“撇清”。我当时并不懂得这一套，但用唱高调、批评别人以示自己的“进步”，这是无师自通吗？不尽然，因为这是“立场教育”的结果，观点、方法随立场而改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篇文稿还点了两位诗人的名。一是陈敬容在1950年元旦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人民的第一个新年》，其实她只是使歌颂流于概念化；还有邹荻帆一首诗里把天安门上红旗比作船帆的诗句，现在冷静看来，形象、寓意都不错，当时我却因他这样的比喻与我心目中的革命诗歌格格不入，也举例加以批评，不过后者刊出时被删去，可见编者也不以为然。许多年后，我跟荻帆共事，却从没说起这件事。我跟晚年的陈敬容也颇有一些过从，我也没说起过这件事。对聂绀弩，则只是在我写的《重读绀弩诗》文中有所表示，其时他已去世多年。我并非有意隐瞒，但可见人们对自己的过失往往是宽容的，凡是“人负我”都记得清，“我负人”却常常忘到脑后了。
仅此一例，就表明我很快也很早就沾染上“左”的文风。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对周围的同志似乎并没有这样疾言厉色，动辄“提到原则的高度”。我那时在同事中是年纪最小的，待人接物还有几分腼腆，更重要的是还没赶上需要我锋芒毕露地“杀”上第一线的机会。1950年初，单位里搞整党，因刚进城，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开生活检讨会的样子，我又不是党员，不过列席提提意见而已。我却是第一次面临着“没话找话说”的局面。叫你提意见，你一言不发，岂不像对整党漠不关心似的。记得我给一位女同志提的意见，是见她乘过一回人力车，说是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让劳动人民伺候云云（这倒跟绀弩杂文里咒骂坐“滑竿”的“老爷”相近）。这位女同志十几岁就只身从沦陷区的北平到延安去寻父，平时各方面也都很好，但我可能用了“小姐习气”之类的字眼，大约十分伤了她的心，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
幸亏我像《诗和小资产阶级感情》这样的稿子写得不多。我还是以更大的兴趣和专注去写诗。在力求写作上也能“革命化”的同时，英美法德这些国家的文学经典仿佛都失去了范本的意义，因为它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那里只有少量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这跟后来1958年有人写道《托尔斯泰没得用》，特别是跟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控所有人类文化遗产为“封、资、修”的思路如出一辙。这样，自然把目光转向苏联。解放前夕，我于《苏联卫国战争诗选》之外，读过勃洛克的《第十二个》（戈宝权译）：“黑色的夜，白色的雪……”但那是以现代派手法写十月革命，且以基督教的圣徒为喻，总像是隔着一层。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偶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生于1893年，与毛泽东同岁，但年纪轻轻就自杀了。1950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北京南河沿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俄文缩写是BOKC，英文缩写是VOKS）会址（这里在抗战胜利后一度是美国新闻处，与苏联交恶后改为政协俱乐部，80年代后又挂了欧美同学会等牌子，也历尽了沧桑），举行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演讲会，不记得是纪念他的诞辰还是忌日了。相应地，在报刊上也陆续发表有关这位诗人的文字，译介他的作品。
说来不好意思，我们（或者说是我）把马雅可夫斯基奉为榜样，主要的不言自明的原因，其实是由于斯大林的一句话，说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把这样一个最高评价给予一个死于自杀的诗人，而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经常是把自杀当作叛变行为来谴责的。如果像传说的那样，斯大林听了高尔基朗诵诗作《少女与死神》，赞叹道“爱战胜死”，这不难理解，而对马雅可夫斯基如此推许，真有点匪夷所思。列宁曾经表示看不懂他的诗，没有多大兴趣，估计只看过那时还算是未来派的诗人之作。斯大林既感兴趣，一定是看懂了，征诸后来斯大林对现代派艺术的深恶痛绝，则我估计他看到并且首肯的，该是十月革命后诗人改变诗风所写的“罗斯塔之窗”，以至《列宁》和《好》等颂歌吧。
这位在苏联文学史上几乎与高尔基并列的，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诗歌奠基者的革命诗人，少年时代曾加入社会民主工党，被沙皇政府逮捕过，便没再恢复党的关系。他是以未来派的颇有才华的诗人的身份迎接十月革命的。革命胜利重新唤起了他的政治热情。在内战时期，他为苏维埃政府的通讯社（塔斯社前身）设计以诗配画的橱窗，名“罗斯塔之窗”；其画是宣传画、招贴画，其诗则是政治诗，讽刺诗，短小精悍，及时面世。他有一个自豪的说法，所谓“社会订货”论，即他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为革命政治的需要而及时写诗的，犹如工厂根据订货来生产。这与我们中国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以至配合宣传中心工作的方针不谋而合，也跟党报党刊在各个政治节日或有一定宣传任务时组稿配合的做法相呼应。1950年我就写了不少这样的东西。有的发表了，如关于抗美援朝的鼓动小诗，咏唱全国粮食统一调运的《粮食进关》等。又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后，我曾写过一首批评电车公司把铁轨弃置街头以致生锈受损、无人过问的诗，没有发表。我遂就此事写了读者来信，看来，本来这件事适于写信反映，用不着写诗的。这些就事论事的“诗”根本不是诗，也起不到真正的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应该怎样评价，是另外的问题；我这种“邯郸学步”只能怪自己幼稚，怪不得人家误导。
在形式上，我在1955年秋的青年积极分子会上写了《青春进行曲》，1956年3月写了《三门峡放歌》，都用的是所谓“楼梯式”，也是从这位苏联诗人那里套来的，我以为有助于朗诵时掌握抑扬顿挫的节奏，而当时我希望我所有的诗都能琅琅上口，面对大庭广众。不久我又写了一首《拍马须知》，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学的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未能发表。我后来基本上也不再写楼梯式的诗了。
不写楼梯式的诗，不是说我就不以这位诗人为师了。翻看我1956年在北大、人大、党校诗歌社团讲话的提纲，都是推举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为政治诗人、革命诗人的典范；并且把他纳入当时“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因为我把“干预生活”作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党性的表现，理所当然视他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而也是“干预生活”的先驱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检讨我的主要罪行之一——以“干预生活”为名，反对官僚主义，“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光这一点就老是交代不清。此中的来龙去脉，牵连纠葛，也许只有搞那一段文学史或文学思潮史的学者才有兴趣，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只是一个青年作者的误读误解，以及他和党组织之间由于隔膜而生的一场双向“误会”吧。
现在我们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之后，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思想历程和情感历程。至今谁也说不清他的自杀，主要是跟那个蔼尔莎·特里奥蕾（法国诗人阿拉贡的妻妹）的离合有关，还是更多地出于社会政治原因，如他受到排挤打击感到孤立无援，或者还交错着现实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与内心追求之间的矛盾。他在得到苏联政府批准出国访问时，一方面写了《苏联护照》那样情调高昂的：“我骄傲/我是/苏联的/公民！”还写了一些抨击美国资本主义的游记；另一方面似乎也还偷尝了他曾有力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文化的禁果。几十年后有一位美国女士披露，她的母亲是美国人，而她是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非婚生女儿，这可能不是毫无根据的自认。
现在我们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搞个人迷信。马雅可夫斯基有名的长诗《列宁》，写于列宁逝世后不久，那些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之作还没来得及出笼。诗人这首长诗也没有歌颂斯大林，却是真心地歌颂列宁的。然而，诗中有一处警句：
我们说
列宁——
就是指着
党，
我们说
党——
就是指着
列宁！
诗人当时可能就是这样认识的，这也反映了苏俄“民主集中制”下党和领袖关系的实际状况。这里是把党和领袖完全等同起来，“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也就必然导向服从领袖。本来是没有党就无所谓领袖，一下子变成了没有“这个”领袖就没有党。领袖俨然是党的化身，党性最终体现为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马雅可夫斯基写下这两句诗时，可能并没想得那么多，他更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斯大林时代，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名字不仅意味着党，而且成为祖国、人民、理想、未来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前线的战士冲锋陷阵，不惜赴死，嘴里喊着的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以很大的激情写出这样的诗句，不足深责。这里有认识的根源，更有体制的根源。因为这不是他的创造和发明。在西方，有“朕即国家”之说；在东方，忠君就是（也才是）爱国。现代对政党和国家首脑的个人迷信，深深地植根于千百年来专制主义的土壤。据说，在30年代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上，“海洋一般”的群众振臂高呼的口号之一，就是：“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他们显然不是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获得灵感的。
马雅可夫斯基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歌颂，对领导十月革命一举胜利的列宁的歌颂，跟那些阿谀谄佞之徒的言论也是有区别的。他不是一味盲目地歌功颂德，他在写了长诗《好》以后，说还要写一首诗叫《不好》，这跟他写《澡堂》等讽刺剧的构思正好互为印证。然而这首题为《不好》的，以揭露、批判社会阴暗面为主题的诗还没写出来，他就不幸弃世。二十多年以后，1956年底，我和舒学煾（笔名舒小兵，若干年后用笔名为舒展）、沈仁康在《中国青年报》一间办公室里，为1957年元旦策划一整版的诗配画，一组十几首短诗由我们分头赶写，总题就是：《1957：好！》当时也曾戏言，以后再写一组《不好》，也是还没来得及写，迎面骤来急风骇浪，在那个1957年的夏季，我们个人先就“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