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居住在人们的心灵中，而祠堂则是一个宗族心灵的外化。
我想，对于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磕头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最可信赖、最可亲近的神明，莫过于祖先的在天之灵了。
他们赋予后人以生命和灵魂，田园和山川，基业和村庄，赋予后人以一脉相承的姓氏、相貌、体态，甚至肤色和秉性。他们的德行记载在厚厚的宗谱里，流传在深深的村巷中。他们的教诲镌刻、书写在屋舍的里里外外，或者，像风像雨像阳光，通过大门和天井流泻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人们呼吸到的炊烟里会有他们身体的温热的气息，聆听到的蛙声虫鸣中会有他们喋喋不休的叮咛，仰望到的一切幸福无不是他们庇佑的结果。他们是本族子嗣的前生，族人则是他们的后世。族人为他们人丁兴旺、子孙绵延的期冀而活着，为他们平步青云、光耀门第的理想而活着，活在他们制定的族规、家训里，活在他们无所不在的凝视和倾听之中。
留连在一座座古村里，通过建筑以及发生在建筑空间里的民俗活动探看那些村庄的内部，祖先崇拜的景象让我震撼不已。震撼之余，我恍然如梦。在我的梦幻中，每座村庄的先人仿佛就在族人点燃香烛、顶礼膜拜的那一瞬间灵魂附体，把他们的思想、情感都寄予后世的身体了，祖先的在天之灵是沿着缭绕的烟缕飘然而至的，降落在人们的眼睛里、心灵里；或许可以说，他们死后仿佛才真正地活着，而负载如许多精神寄托的后世，大约也要等到谢世才能像神灵那样受用着虔敬的香火，超然地活着。
祖先的在天之灵是画像，是牌位，是享堂上方那肃穆的空间，是寝堂窗扇后面那深邃的时间，也可以是与此相关、附着了人们心情的具体物品，比如，香灰和烛泪。
也许，正是因为投注了人们的主观情感吧，在修水客家人的意识里，香炉中的香灰就是祖先的化身。从前，每年过了腊月十五日，人们要择定良时吉日，把祀奉祖宗时留在香炉中的灰筛一次，去掉杂质后，再倒回钵中。他们认定，这香灰象征着先人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初建香炉时，人们会在祠堂里焚香秉烛向老祖宗说明某支儿孙前来迎接某某祖宗，然后，从祠堂香炉中包起一部分香灰倒入新炉，此举被称为“接祖宗”或“分香炉”。此后，在为本宗支去世的人做醮除灵之后，要收起香灰，悬挂在祖宗牌位前，到筛香灰时，再禀告祖宗，将新的香灰投入其中，称为“合香灰”。据说，祖宗有时会“不愿意的”，那么，就要等到第二年筛香灰时再行禀告。有的人在生前不守族规，死后其香灰始终不为祖宗接纳。
我在乡间曾数次亲睹，人们将神案上累积得太厚的残烛，那些真诚的烛泪，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箩中。问起来，都不言语。莫非，那一团团、一块块、一滴滴的残烛，为延续堂前的烛火，要再添新的烛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
祖先崇拜是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在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原野上，正是宗族血缘关系让人们能够紧密地持久地聚居在一起。面对生老病死，面对天灾人祸，面对各种神秘无解的自然现象和太多的人生苦难，生活起居在宗族血缘关系中，无疑是化解人们内心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的最可靠的生存环境选择了。而早在史前时代就有的祖先崇拜，连同自然神崇拜，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被儒家小心地加以改造，使之得到强化，又成为以族权和神权来烘托皇权、维护封建等级制的重要精神支柱。
共同的血脉，是人们情感的源流，就像穿村而过的小溪，可以滋润干涸的心田，也可以洗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污渍；共同的祖先，是人们精神的旗帜，就像弥漫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很轻易地就能唤醒人们对家的依恋一样，他们随时随地唤醒人们的敬仰之情、感恩之情。瑞金杨氏有一副通用于祠堂的对联说得好：“敬宗祖而建祠堂恍睹音容笑貌，敦人伦以集子姓恒怀爱敬尊荣。”
因为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人们确信亡故的先人是有灵魂的，他们的在天之灵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明，这样的神明真正属于一方水土、一族子嗣，他们能够以超自然的力量护佑着族人。
所以，在乡村，家家户户的厅堂之上都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所有的民居几乎都成了香烟缭绕的庙堂；
所以，许多地方依然延续在“祠堂”的名称出现之前、古人把先人别墅改为家庙的称呼，把宗族祠堂叫做“家庙”。
家庙，一个多么温馨的名词。仿佛，被无常的天灾人祸所困扰的人，得到了一种永远的荫护；仿佛，为驳杂的民俗信仰所蛊惑的心，得到了一个坚实的维系。因为它温暖，所以它可靠。它的砖木和人们的身心血脉相连，它的温度正是人们的体温。
宁都灵村的邱氏家庙有联云：“云谷奠宗祊萃祖考英灵一堂如见，琼山垂道统阐圣贤学术千古不磨。”在这里，“一堂如见”的比喻再真切不过了。祖先的在场，反映在修水的习俗里，变得很确定了。在修水，祖先的牌位需请外姓人书写，因为书写者如来拜谒，祖宗必须起立行礼，若书写者为族人，当然免不了频繁祭拜祖先，那样的话，祖灵也就不得安宁了。看来，冥冥之中，作为自家的神明，祖灵始终在注视和倾听着自己的后世，而族人哪怕内心敬奉着各路菩萨，也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的祈愿和感恩，率先告知自己的前生。
时间是众多灵魂聚会的广场。宗祠便是聚合族人和祖先的场所，香火就是沟通人世和天堂的语言。香烟袅袅飘升，许多的心事都变得那么具体可感，有形体有色彩有气味，丝丝缕缕的，淡淡的蓝色的，幽幽的清香的；烛火轻轻摇荡，许多的庇佑都变得那么心照不宣，无需占卜无需神示无需禳解，自家的神灵在上，就是宗族兴旺的前景在上，它的法力阔大无边，大至保佑本族瓜瓞绵绵、子孙满堂，小至管束族人谨言慎行、勤俭持家。
因为有那些不死的灵魂同在，当人们齐聚于宗祠，进行祭祖、修谱等宗族活动以及婚嫁、添丁等庆典时，这些宗族活动总是充满了告知的意味，或者是倾诉和祈求，或者是通报和告慰，即便借助祖先的威严在这里惩戒族人，何尝不是告知先人的一种形式呢？
所以，我把宗族活动的这一场所，看做是灵魂聚会的圣殿，阴阳对话的厅堂。一位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这样为祠堂定义：“那就是祖宗居住的地方嘛！”这个未经思索脱口而出的定义，反映了乡村对祠堂的基本认识。对了，人们之所以倾尽合族之力，在乡土上营构这种富丽堂皇的圣殿，正因为这里将安歇先人的在天之灵。确切地说，祖先是居住在人们的心灵中，而祠堂则是一个宗族心灵的外化。
因为祠堂的意义，它的建筑空间很自然地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即便民居也是如此，正厅上方是一个家族的神圣所在，因而整个厅堂首先是作为精神性空间而突出于建筑之中。尽管，神龛和祖先牌位的雕饰与古色古香的长条形香案上描金的浮雕、带扶手的坐椅靠背的镂雕，可能比建筑装饰更为精致，但走进厅堂，首先让我肃然的不是这些家具、器物本身，而是它们在空间中各自占据的位置，以及各个位置之间所形成的层次分明的关系。推开虚掩的大门，哪怕屋里空无一人，仅由依次摆放在堂前的八仙桌、坐椅、香案，和设置在堂上的祖龛、牌位，我们也能感受到统摄一个家族的威严，想必它们能够轻易地唤醒人的敬畏之情。香案上的红烛和香炉以摇动的烛影和缭绕的青烟，召唤着祖先的神灵庇佑子孙。
祠堂作为宗族、房支祭祀祖先等宗族活动的场所，它通过砖石木营构的空间气氛更是强烈。其建筑一般由庄严的门楼、宽敞的正厅、肃穆的享堂和寝堂三进三部分组成，享堂用于祭祖和宗族议事，寝堂用于安放祖先神主牌位。每座祠堂都有祠名，一般以宗族姓氏或房派之祖的名号命名，祠中的享堂也都有堂名，“祠堂”就是整体建筑的“祠”和主体建筑的“堂”的合称。我常常深入到寝堂，一个家族的所有先人都集结在这里，密布的牌位令人震撼。
有时候，人们删繁就简，以“左昭右穆”来笼而统之代替那些难以穷尽的名字，所谓“春祀秋尝遵万古圣贤礼乐，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源流”是也。神龛中央列始祖牌位，二四六世居左，称“昭”，三五七世居右，称“穆”。瑞金杨氏宗谱对牌位有明确的规定，神龛中央列“弘农郡杨氏历代显祖考妣一脉宗亲之神位”，“左”、“右”二字平“历”字，“昭”、“穆”二字平“考妣”二字，分列两边。
瑞金九堡镇上有两座钟氏祠堂，它们不似别的祠堂有享堂、寝堂之别，而是把享堂、寝堂合二为一，充分利用享堂上方的空间，做成了梯级的神案，排列整齐的灵牌分成好几路纵队，高低错落地遮住了上方的整面墙，每块灵牌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样，一跨进祠堂大门，首先看见的就是森严壁垒的灵牌；最甚者，当为广丰管村一带的宗祠了，我到过的龙溪祝氏宗祠、管村管氏宗祠等处，都专辟寝堂，有的宗祠是先有寝堂，而后续建享堂、戏台等建筑，寝堂里三面墙都是灵牌密布，所有亡故的族人都记载在灵牌上了。
显然，这样的灵牌其意义并不在于记录。既然那些名字永远受用着族人的香火，它们就是众多先人的魂灵。那么多的名字令人震惊地陈列在祠堂里，营构出来的是一种肃穆、威严的气氛，置身其中，我甚至觉得，写满文字的灵牌本身就具有符咒的辟邪功能，何况，那些文字还是能够护佑族人的在天之灵。
如果说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居所，那么，灵牌就是他们的眠床或坐椅了。我更愿意把他们想象为永远灵醒着的、警觉着的，因此，他们是端坐着的。也许他们会端着旱烟筒打盹，但人们无时无刻未曾感受到他们威严的注视。人们需要这种注视，须臾不可离开，即便在逃避战乱、背井离乡的苦难旅途上。宁都有民谚曰：“草鞋脚上，灵牌背上。”说的就是，在遥远的过去，因战乱告别中原的客家人，脚穿草鞋、背负祖先的灵牌艰难迁徙的情状。
试想，于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的迁徙途中，始终背负着祖先的姓名，始终怀揣着宗族的根脉，随时可以长跪在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之中，为先人叩拜，与灵魂对话，那该是多么动人的虔敬！这句民谚既是客家人饱经风霜、颠沛流离的生活写照，也反映了他们敬祖祀宗、慎终追远的内心情感。
“在路上”尚且如此，当人们聚族而居时，自然要郑重考虑安置护佑族人、福荫子孙的家神了。所以，在江西乡村，凡建房必有厅，而且，常常要先建厅安放祖先神位，依礼追祭，而后再建住室。甚至，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择址开基时，首先建造的是祠堂；或者，宁肯自己栖身茅寮，也要让祖先的魂灵拥有庄严的殿堂、体面的庭院。
生命最终会仅存一个个名字，一个个符号。然而，生命的符号因为有了属于它们的宗祠建筑，顿时获得神祗的威严。那些符号复活在灵位上，像一双双深沉的眼睛；复活在牌匾和楹联中，像一声声语重心长的劝勉；复活在土木砖石里，像一阵阵灼热的呼吸，弥散着灵魂特有的令人诚惶诚恐的气息。
既然，宗祠建筑承载着一个宗族全部的历史情感、生活理想，以及维系情感、支撑理想的宗法关系，那么，宗祠建筑本身也就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
我由它厚实的砖墙、粗大的梁柱，体味它象征人们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的人类价值；由它显赫的门面、宽阔的空间，追索它激励后人勤劳上进、光大门第的精神价值；由它考究的建筑、精致的装潢，品评它极尽炫耀的外表之下，确实蕴涵着的艺术价值。
我已经顾不得继续在这里罗列宗祠建筑的价值所在。我得赶快走向散落在广阔乡间的那些古老的祠堂。
它们的处境岌岌可危。威胁着它们的，并非仅仅是时间。尽管我们已知时间正在变本加厉地风蚀着一切民间古建筑。
宗祠是家族祭祖联宗、议决宗族事务、办理红白喜事、上灯修谱、表彰功德、惩戒罪恶等精神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它集祭祖和管理、崇拜和行使族权于一身，神圣而庄严，集中体现着人的精神要求。因此，作为家族的门面和标志，它往往是村落或集镇中最宏大、最庄严的建筑。
如今，以宗族观念为基石的祠堂，恰恰因为宗族意识的普遍淡化而落寞地老去。婺源县是朱熹故里，自古以来，人们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彝伦攸叙的宗族观念深入人心。明清时期，婺源每个村落都建有祠堂，少者七八座，多者二三十座，游山村董氏宗族就建有二十三座祠堂。据文献记载，全县祠堂最多时达到二千余座，是全国立祠最多的地区。而到如今，这些祠堂完好或部分保存下来的仅六十八座，其中明代建筑六座，清代建筑六十二座。我以为，祠堂数目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
尽管如此，在江西大地上，依然留存着蔚为大观的古祠堂。遍访那些古祠堂，我感觉，它们颇像农村的孤寡老人，独守着一个个凄清的日子，门前石阶上的青苔一直爬进了目光里，最不幸的，连节日的香火也享受不到了。
至于乡村的宗族意识究竟是淡化了还是“愈演愈烈”了，这大概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与此同时，确有不少地方仍然热衷于修建祠堂，仍然频繁地利用祠堂举办各种宗族活动。人们据此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并不奇怪。据传，某地两姓为墓地而起纠纷，当地政府在毅然采取措施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械斗之后，又毅然对这两姓祠堂进行“清理”，并且毅然作出决定：全县任何宗族组织、团体和姓氏，不准新建、扩建、改建宗族祠堂和庙宇。已建的宗族祠堂，属危房的予以拆除，其余收归当地村委会统一管理，并逐步改为农民夜校或文体活动中心等。这一决定的基础，便是对农村封建宗族势力抬头的警觉和戒意。
且不论融化在血脉里的宗族意识是否会因为祠堂的不复存在，而随即化为乌有，也不论宗族意识的功过利弊，就让我们通过考察现实乡村的宗族活动，来准确判断宗族意识的生存状态吧。
我走遍江西古村看到的情形是，许多的祠堂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许多的祠堂成了谁家的作坊，许多永远找不到钥匙，许多永远失去了门锁。在那些充斥霉腐气息的祠堂里，有的墙上刷着几十年前的标语，有的神案上残留着若干年前未燃尽的线香，有的偶遇腰背佝偻的影子攸忽一现，有的不过是鸟雀的驿站、蝙蝠的天堂。更有甚者，竟成了污水横流的牛栏猪圈。
尽管，祠堂从来都是宗族的门面，然而，民间古建筑中损毁朽坏最严重的，往往正是属于众人的祠堂。可见，凝聚族人的宗族意识事实上已经悬若游丝，它实在很难约束人心、牵引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了。我无法否认，的确有一些村庄忙于修谱、忙于兴建宗祠，不过，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宗族活动，其内在却是虚弱的，因为它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村中的长老。在村庄成为“空心村”之后，它不仅仅透露出人气指数骤减的现实，更意味着心气的消散。试想，宗族观念的要义便是为了子孙繁衍，香火不断，当年轻人渐行渐远，宗祠最终被人们冷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遍布江西山野间的古祠堂，能够幸运地躲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劫难而留存下来，大多因为那时它们做了小学校，一些祠堂正门的匾额至今仍被白灰覆盖着，上书“××小学”。现在看来，当时的赤脚教师还是懂得斯文的，一些祠堂里的雕饰正是被他们敷以白灰或黄泥，掩人耳目，才得以保全。鹰潭市近郊的嘴上詹家和里屋孔家，各拥有一座四五百年的古祠堂，当年，我曾在这两个村庄所属的公社插队几年，知道有同学在这两个村子的小学任教，却从未听说他们的校舍是这么两座古祠堂。如今走进其中，十分的意外，宽敞的戏台，林立的柱子，孔氏宗祠戏台两侧还有走马楼。想必台上和享堂都可能是教室。村人告诉我，因为戏台之下阴暗潮湿，那里就成了老师们的寝室。日有书声朗朗，夜有灯火长明，相对门锁紧闭的今天，想必，那段光阴该是詹、孔两姓祖先最幸福的时光了。
嘴上村的詹家祠堂门前，有一条丰盈的小溪，溪上横卧着一棵古樟。显然，溪边的树是被水冲毁了根基而后被风刮倒的，听说，随着树的倒伏，村中竟有几个六十岁的老人接连去世，人们不由地一阵恐慌，都说得赶紧想办法让树站立起来。但是，并没有谁真正付诸行动，那棵樟树将一直骑着溪流，看时光流逝人影流逝。这个故事令我心头一震：既然人们确信它是一个凶兆，怎么又如此麻木、懒得禳解呢？我相信，迷信的人们依然迷信着，只是当他们集体面对灾祸时，人心散了。就像人们议论修缮宗祠一样，仅筹集了区区五千元资金，始终不能动工。这大概颇可以证明人们内心到底积蓄了多少宗族意识。在詹家宗祠里，能够告慰先人的，唯有一地去年的爆竹屑；而在孔家宗祠，不过多了几条架在空中、大约再也不能下水的龙舟。
所以，我固执地认为，现代文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生长在农耕文化土壤上的宗族意识，其速度和力度都是难以想象的。想当年，强大的政治力量辅以极端的手段，也不过是伤及宗族文化的皮毛或筋骨，使之暂时偃旗息鼓；而现在，新的生活方式却能很轻易地就把人心给掳掠了去。
广昌县甘竹的孟戏，除了赤溪曾家戏班外，还有大路背刘家戏班。我两次去看刘家班子演出的传奇戏《长城记》，和曾家祠堂的景象一样，这里的观众也以妇孺老人居多。要知道，作为祭祖敬神的族规戏，它的意义在于，全族长幼置身祠堂与祖宗同乐，使晚辈浸润着宗族的荣耀和威严，不仅维系着宗族的血缘关系，宣扬长幼有序，而且潜移默化地教育全族支丁，起到激励、警世的作用。可是，如今的青壮男性即便未曾外出打工的，心也野了。
这两台孟戏的价值在于，其一，无论是现存的历史古籍还是近现代的白话本，都没有孟姜女全本故事的记载，这两个本子可谓孤本；其二，孟戏唱腔幽雅，悦耳动听，集我国古戏曲唱腔之大成，曾家本主要唱的是南曲，比弋阳腔还要古老，五音符的古曲特征十分明显，刘家本主要唱的是海盐腔，堪称中国戏曲唱腔的活化石。它在江西乡间生长至今，真是个奇迹。
我以为，是祠堂哺育了它，祠堂里的香火营养着它，滋润着它。民间戏曲艺术和许多其他形式的民俗活动，无非出自维系宗族关系的需要，它们能够绵延发展，正是由宗族力量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假如，没有对三元将军的虔诚笃信，没有祭祖敬神的需要，很难设想孟戏能够留传至今；当然，假如，没有孟戏摄人魂魄的艺术魅力，我们也很难设想，宗族的信仰能够如此牢固地凝聚族人。
所以，祠堂又是娱神娱人、教化子孙的场所，是延续宗族血缘关系的文化空间。当宗族意识变得日渐稀薄、宗族关系日渐松散时，那些娱神娱人的活动难以为继也就毫不奇怪了。广昌孟戏的两姓戏班，都面临年轻人不肯学戏、演员青黄不接的尴尬，只是靠一些中老年演员撑持着，其中有不少正是为了撑持局面挺身而出临时学戏的。由此，我怀疑民间文化的活态保护究竟能在多大的时间长度上维持它的原生状态，因为它已经失去或最终要失去属于自己的宗族意识和农耕文明同生同荣的原野。
我行走在这样的原野上。
为了采撷，或者只是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