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姑娘那年十八岁》。那本书中收入了我的五个中篇小说，这五个中篇小说都是写新三届知青生活的。文学评论家、作家行人给我写了序言，名为《生活锻造自我》。在序言中，行人写到了我当初在知青点时，代一些知青兄弟写情书的事，行人对此还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而事实的确如此，我在知青点时确实没少替知青兄弟写情书，还由此促成了好几对知青的结合。
情书是很私密的一种东西，恋人们寄情于情书的字里行间，互相传达着彼此爱慕的心意，但请人代写情书，却是现实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而我们新三届里很多人说是高中、初中文化，实际上都是被打了折扣的。当我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全国就已经在轰轰烈烈闹“文革”了，虽然学业受影响的程度时强时弱，但“校园里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社会上的革命形势俨然已经“万里山河一片红”，而学校里的各种革命形式、手段，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充分显示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身为学生，我们每天都是活动不断：今天是排练革命样板戏，明天又是集体跳忠字舞，时不时地还要开各种批判大会。所以，到了下乡插队的地方，好多人连请假条都写不好，就更不用说写传情达意的情书了。
但是这情书却又实在是每个“有志”青年都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请假条的重要性和这个可根本没法比。因为在那个交流手段相对贫乏的时代，情书几乎是表达爱情的最主要的方式。无论是交流感情，还是倾诉心事，甚至是表白爱意，都离不开情书的帮忙，尤其是在男女交往观念还很传统的那个时代。相比之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要幸运得多，打电话、上网聊天、发帖“灌水”、手机短信，尽可以一展自己所长，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的，也可能是诚恳的……所以写情书必须要有针对性，而不能千篇一律。就像所谓治病要“对症下药”，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一样。写情书，给小张写的不能给小李用，给小李写的自然也不能给小张用。
比如，小张人长得还可以，平时很注重仪表，喜欢别人夸自己漂亮，那情书的写法自然是要以赞美她的美貌为重点，要以“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劲头，把她写得“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多写一些诸如“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或者“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粪的语句，来表现小伙了，对她的一见倾心。我记得写过一封挺典型的情书，就是这个类型的，我还依稀能回忆起其中的一些字句。那个女知青是徐州市里下乡过来的，人长得很好看，平时的打扮总是又干净、又利落，尤其是她身上带着的那种城市里来的气质，确实在一群略显“土气”的知青当中，显得有那么一点鹤立鸡群的味道。当时那封写给她的情书确实费了我一番功夫，一方而是她的文化比较好，相对应的，我代写的情书自然也要有些文采，达到既能表现内容和主题，又能避免语言平庸落入俗套的目的。而另一方面，怎样既能恰到好处地赞美她的独特气质，又不至于让求爱者相形见绌，也颇需要技巧。还好，一番设计之后，我终于写出了一封自己还算满意的情书，也算对得起那位知青兄弟了。记得那时的情书很流行用比喻，所以我任那篇情书里也用了许多的比喻句，什么“宛如出水芙蓉，清丽脱俗”，什么“面若桃花，灼灼照人”……遗憾的是，我从未有机会问过求我帮忙的小伙子，收信人看过之后是什么样的评价。
而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若小李长得相貌平平，但是为人善良，心眼好，平时很有人缘，那么情书里就不能再把赞美容貌作为重点了。对于这样的女知青，要以突出内在美、心灵美为主，多表达对写信者内心的触动。所以，这类情书要多用一些诸如：“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温婉的性情”，或者“水晶般纯洁的心灵，为我的生活折射进阳光”之类的语句，来突出她的气质或内涵。另外，如果对方有什么不够完美的地方，那就要小心地绕过这些“雷区”避免触到人家痛处，以防搞得适得其反了。如果对方是个小眼睛，那就要尽量避免类似于“明亮的眼睛”这些话了，弄不好平时就对自己的不完美耿耿于怀的收信人，会偏执地以为这是在讽刺自己。
那个时代表达爱意盛行情书，是因为那时的爱情与现任的潮流很不同，那时的爱情是青涩、含蓄的，并没有“电视速配”、“爱情快餐”这些说道，所以很多当面并不敢讲出来的话，要靠情书来壮胆。不过，即使是这样，情书的表达语言也是相对很委婉的。代人写情书时，怎么才能既让姑娘明白小伙子的心意，又不至于太过唐突，也是很有技巧的，这琢磨语言的功夫还真是不简单。有的时候，写着写着我都觉得自己将来若回城了，完全可以去做外交官：整篇情书写下来，既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一副“你知我知，心照不宣”的样子。回想起来，那时费尽心思去写每一份情书，确实很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可以算是插队生活中的练笔了。那一封封情书，有些是带着相思的哀愁，欲语又停留；有些是充满热切的感情，却又小心翼翼地表露；还有些带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引人遐思……真的有请我代写情书的知青，最后成功地得到了所爱的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每到这时，我自己也常常感到由衷的欣慰，替他们感到高兴。
一声叹息
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起她的模样，但她那一声叹息却常常在我心中回荡。
她也是一位新三届的学生，初中毕业后，闲居家中两年，1975年和我们同一批下放，到了徐州东部的一个农村。
我是在公社计生办工作时，因为工作关系知道的她。记得有一天计生办召开全公社妇女干部会排查计划生育对象。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孕龄妇女要实行计划生育措施即上环。她所在的大队妇女主任点了她的名，说她是个“难缠头”（当地指不听话的意思），怎么做工作也做不通。因为她所在的大队属于我的“包片”，所以，我在本子上记下可她和十几个“难缠头”的名字。散会后，我向她所在的大队的妇女主任了解她们那些人的情况时，妇女主任又点了她的名字，而且又加了一个“最”字，即“最难缠”。没等我问原因，妇女主任就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知青，新三届的，家不在本大队，如果找得勤了，她就回她娘家。
我听了一惊：新三届的知青已经结婚生孩子？这不太可能吧？
也许是因为她和我一样，是新三届知青，我很想了解她结婚生育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是“最难缠”，而做通了她的工作，可以影响其她孕龄妇女，我开始找她做工作。可是一连去了她所在的人队几次，都没有找到她。我找她的邻居了解情况时，邻居中还有人说她是“破鞋”，意思说她是未婚先孕。那个年代，没结婚怀孕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她就因为这一点，已经受了一次处分。还有的人听说我找她，惊奇地睁大眼睛，反复盘问我是她什么人，与她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干部下乡，都是骑着自行车，我上了车还没走远，就听到背后有人说：“那个骑车的小伙于是找某某某的，八成又是她的野男人。”我听了，气得眼冒火星，恨不得下车去把那几个人狠狠地揍一顿。同时，我也对她产生了几分埋怨，认为她给新二届知青丢了脸。
后来，公社召开妇女主任会议时，她所在的那个大队的妇女上任又发了几次牢骚，说做不通她的工作。
公社计生办的一位领导急了，说是她再不采取计划生育措施，大队和公社就不给她开回城接班的证明。
那时，国家已经开始实行退休接班顶替政策，不少知青以接班顶替的名义回了城。据她所在的大队妇女主任反映，她也正在积极办理接班回城的手续。
听了计生办负责同志的话，我不禁为她着急起来。那个时候，没有大队、公社开具知青在农村的表现证明，招工、办接班顶替都是不可能的。如若她为此而影响了接班，那就意味着她可能会永远扎根在那片她并不情愿扎根的黄土地上了。于是，我偷偷告诉她所在的大队妇女主任，不要以任何理由阻拦她接班回城。我记得我是这样说的：“要是因为你的原因，让她接不了班，回不了城，她会恨你一辈子。你们同住一个大队，你又不可能永远是干部，她要是找个机会报复你，那你可就惨了。”
妇女主任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笑着说：“我才不那么傻呢！”
此后，我一边了解她的情况，一边想办法通知她。据了解，她是初中毕业来农村“插队”的。她的父母离异，家中还有母亲和弟弟妹妹。母亲经常生病，她同去的次数比较多，大队里有人认为她不安心劳动，经常批评她。渐渐地，她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专爱和大小队的干部过不去。不过，她毕竟是个女孩子，表面上很强硬，但内心却很脆弱，白天受了气，晚上回到宿舍偷偷哭泣，渴望有人来安慰。就这样，当地的一个青年农民走进了她的感情世界。因为不懂生育知识，直到怀孕几个月后，才知道是怀孕了。那个青年农民家里当然不希望她把孩子流产，于是赶忙给他们办了婚事。婚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子。为此，她受到种种非议。如今，她的孩子已经一岁了，家在农村的公公婆婆希望她再生一个男孩。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感觉到不是她自己不想采取计划生育措施，而是家庭有阻力。
于是，我让大队妇女主任给地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她必须于“喂！”
我下了车，回头看看她，问：“你是喊我吗？”
她已经走到了我面前，大大方方地回答说：“我就是喊你。”
“可是我不姓‘喂’呀！”我说。
她咯咯大笑一阵。笑罢，对我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上个月在我们村开计划生育动员会时，我从我们家的窗口看见过你。”
没等我问她，她自己报出了名字。
“那你知道我做什么工作？”我问。
她说：“你是好差事，专搞妇女……工作呗！”
我的脸一红。没想到她的性格还相当泼辣。
我把计划生育的形势、政策规定、以及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的意义给她说了一遍，最后强调说：“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与你接班回城关系分十密切，你可要想好了啊！”
她不以为然地说：“回城又怎么样呢？”
“难道你不想回城？”
她的神情黯淡下来。接着，她把怀里的孩子交给那个跟随她的女孩，让那个女孩抱着孩产到不远处的树阴下等她，然后说道：“你是知青，我也是知青，用咱们的行话说是同事天涯沦落人，所以，我也不需要向你隐瞒什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虽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但现实生活并非“火热”。
见我点了头，她才问道：“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命运是自已能掌握的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没有想到她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知道她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
她等了一会，见我不回答，自己作了回答，说：“我们的命运是握在别人手里的。初中毕业，我想读高中，因为我母亲出身不好，没有推荐上；下乡插队，我想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回城，照顾母亲，可是别人总认为我改造不好；就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也不是我说想怀孕就怀孕，我说不想怀孕就不怀孕；现在，公公婆婆想让我再生个男孩，母亲却想让我赶快回城接班……说来说去，命运都是别人安排。”
说着，她的眼圈已经红了，泪水在眼睛里打转。说完以后，她长长地叹息一声，那一声叹息，仿佛重重地敲着我的心灵。
她的这番话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实上，她说的是我们新三届很多人心里话，只是在那个年代没人敢说出来。
过了一会，我才劝她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别想那么多了。你总得为孩子想想吧。难道你想让孩子也一辈子呆在农村？”
她沉默了一会，突然问我：“你能不能帮我在证明上盖个章？”
我表示为难，但又真想帮她。我说：“你就先报名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采取一下节育措施。这是大势所趋。至于以后生不生第二胎，那还不是看具体情况而定。”
她想了想，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她说：“其实我也早想采取措施，就是因为心里不平衡，想跟大队那些人较劲。”
几天后，她到公社卫生院做了计划生育节育措施。
再过几天，公社开妇女主任会时，她所在的那个大队妇女主任告诉我，她已经接班回城了。大队妇女主任还夸了我一句：“还是你们有文化的人说的道理深，你和她谈了一次，工作就做通了。”
我听了，觉得很惭愧。其实并不是我做通了她的工作，是她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此后，我曾打听过她的下落，没有人能说清楚，仿佛她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还有的人问我“你打听她干什么，与她什么关系？”我脸红，我无言以对。我说是认识。朋友说不对吧，认识就这么关心，不仅仅是认识吧？
从此，我也不敢再打听她的消息。
她的那一声叹息，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转折关头
人的一生绝不仅仅有一次转折，但对一生产生影响的关键转折却为数不多，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转折当属年轻的时候。如若一个人在最关键的转折关头一步走错，很可能会遗憾终生。直到现在，我和一些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时，还会说起我们新三届的一位同学。她如果不是因为在高中毕业后，在自己可以施展才华的关键转折时走错一步，不至于一生都黯然失色。
这个女生是贫苦家庭出身，据说她的母亲苦大仇深，经常在忆苦思甜会上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读高中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高潮。班级里、学校里经常召开批判大会。她作为贫下中农的子女代表，常常出现在主席台上发言。她每次发言都要重复她母亲在旧社会的不幸遭遇，而且每次都泣不成声，换来师生们一阵阵愤然而起的几号。在那个特别注重家庭出身的年代里，这个苦大仇深的家庭背景，也给她带来了机遇。她上初中时入了团，高中时入了党并且担任了校团委领导和班团支部书记、红卫兵组织领导。
她长得不是特别出众，但很讨人喜欢，皮肤黑里透红，眼睛清澈明亮，身材十分匀称，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很清秀、很纯朴、很青春。
她的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在班级里很少与别人开玩笑，有时下课后同学们在班里讲笑话，逗得满堂大笑时，她也只是淡淡地一笑。笑时，脸上的酒窝非常动人。
那个时代，我们时刻准备着……
就在我们读高中的第一年，也就是上个世纪的1973年，国家对教育抓得比较紧，甚至传出要恢复高考的消息。那个时候，学习非常紧张，早上有自习，晚上还有晚自习。说是自习，其实老师都和学生一样盯在班上。记得那时为了把学习抓上去，每个班除了班主任，还设了一个副班主任，好像叫辅导员。毕竟是在政治运动期间，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还是很多。她既是校团委、校红卫兵的领导成员，又是班团支部书记、班长、班红卫兵的头头，所以，比起其他同学来更忙更累。她为了不让学习拖下来，往往比其他同学要付出更多的牺牲。有时，别的同学在晚自习时补了课，她因为参加校里的活动没能参加，等活动结束，晚自习也结束以后，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加班复习。她没有因为参加政冶活动多而影响学习，每次考试，她的成绩在班级里也排在前列。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在同学们眼里，她是学校里最有发展前途的一名学生。
我们那一届高中生，是“文革”中招收的第一批高中生。这一届高中生理，把前几届初中毕业没升高中的都放在了一起，同学与同学之间，有的年龄相差近七八岁。在我们那届同学中，一些初中时期在学校里参加过“文革”的，经历过“夺权”、“深挖‘五一六’”等一次政治运动洗礼，比起我们这些那时还在读小学的要成熟得多。他们平时接人待物很谨慎、很小心、很防范、生怕伤害别人，也怕再受到别人伤害。因此，同学之间人际关系十分复杂。付出时间和精力，更要比别人多动脑子和心思。我很快就发现，不少同学都故意回避她或者说躲避她，对她敬而远之。她也看得出这一点，所以也自觉地与同学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议论时政或者班里、学校里的事情时，看见她进来了，马上就停了来。还有的时候，某个同学在老师不在时，发过什么牢骚，说过什么怪话，或者说有什么不好的表现。被老师知道了，在班会上提出批评时，很多同学都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她，好像她是惟一的告密者，只有她才能去告密。每当那个时候，我发现她的神情都带着一丝无奈和痛苦。
现在想一想，即使有些事情是她汇报的，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为她毕竟是班的干部，负有这样一份责任。不久前，我有一位朋友到北京来出差，聊起地方一位领导时，他感叹说：“某某人经常骂那个领导。”我问为什么？朋友说：“某某和那个领导过去是最铁的关系。某某的父亲曾提拔过那位领导。而那位领导对某某并不照顾。某某犯丁一点错误，就让那位领导给调了位子。”因为我对朋友说的那位领导和某某都比较熟悉，于是问朋友：“群众对某某的意见很大，如果你是那位领导，你怎么办？”朋友心悦诚服地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其实，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而这二者之间最难做到的是理解。有的人明明做得不对，也希望别人不批评或者少批评，这岂不是陷别人于不义吗？
我过去对她是敬而远之。平时几乎没有和她说过话。因此，别人怎么议论她，我也深信不疑。
我对她印象的改变是在高中二年级的上半年。有一阵子，我的学习成绩不好，纪律方面也不好，班里发展了几批“红卫兵”，我也没有轮上。老师经常批评我。她作为班干部，受老师的委托，找我谈心。谈心的时间是在晚自习以后。说句实在话，刚接到通知时间，我的抵触情绪很大，心里还怀着几分敌意。
按照学校的规定，晚自习下课后，教室里要熄灯。但是，教室走廊里的灯还亮着，透过窗上的玻璃照进教室里，使教事里一片橘黄，仿佛黄昏时刻。她进来时，脖子上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让整个人都增添了几分娇媚。不知为什么，我对她的敌意减轻了一些。
我已记不清她当时和我谈了些什么话。只记得她比像平时那样居高临下，一副领导的派头，说话也不是平常那样都是政治口号，张口闭口都是训斥。所以，我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轻松，而且渐渐地愉快起来。当我讲到我的一些思想时，她静静地听，不时点点头或者笑一笑。
最后给我的感觉是，她不像班领导在和我谈话，而是像一位大姐在与弟弟谈心。
我记得最后也谈到了高中毕业后的前程问题。我问她高考会不会恢复，她摇头说和你一样不清楚。我说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只能去“插队”。她本身家就在农村，不能参加高考，出只有“回乡”一条路了。我清楚地记得，谈到这里时，她轻轻地叹息一声。虽然是轻轻地一声叹息，在空旷，寂静的教室里却显得十分响亮，十分沉重。这一声叹息表明，她也在为自己高中毕业后的出路苦恼，也在为今后的人生道路苦闷，也在为那个无情剥夺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理想、选择的时代而感慨。
她有一副好嗓子。每次学校里搞文艺活动，她都要登台唱一段京剧样板戏。不知为什么，从和她那次谈话以后，每次听到她在台上唱京戏时，我都会产生另一种感觉：她是通过唱京戏，把自己心里压抑的不平挥发掉。
她的那条红围巾，在班里没有围过。说实话，我曾几次想对地说：你围了那条红围巾特别好看，特别青春。但是，我没有敢那么做。我们高中毕业时是在冬天，那天，同学们一起照毕业相，我也没看见她围那条红围巾。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和地联系过。只听说她和其他同学一样，回到自己家乡，当了一名农民。后来又听说，回乡的当年，她通过—位领导介绍，进了一家地方国营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据说她刚刚离开农村，当时的公社就来人到她家，想让她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如果真的是那样，她的人生道路肯定又是另一种样子。1979年恢复高考时，不少同学回到母校复读，准备参加高考。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我和老师以及几位回校复读的同学都很希望看到她的影子。可惜的是，她既没回母校复读，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复读，而是听说她已经结婚。
老师和同学无不为她的行为感到不解，也为她感到惋惜。我不知她是否后悔过。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已经到了一家新闻单位工作，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她在一家工厂工作。我曾经与她通过一次电话。我问她过得还好吧，她沉默了一会，笑了笑说：“就那么回事吧。别人能过，咱也能过。”
从此，她就渺无消息。
只要想起她，就会想起那条红围巾，想起那天晚上教室里看到的那双真实的眼睛。
口号
口号，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口号，是一个社会的产物；
口号，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口号，是一个民族的呼声。
每一个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口号都有其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尤其是我们这些新三届的一代人，毫不夸张地说，是在口号声中长大的，而且至今耳边还常常有口号萦绕。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喊着“向雷锋叔叔学习”的口号，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们喊着“打倒走资派！”、“走资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登上了大批判的舞台；后来，我们喊着“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上山下乡；再后来，我们喊着“大干快上，实现四化”的口号，从农村走向工厂、学校………直到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还常常离不开口号的引导。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我们农村的穷乡僻壤，墙上写着口号，树上挂着口号，甚至公交车上也涂写着口号。当然，其他国家也喊口号，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盛产口号，而且丰富多彩，同时，又把口号看得那么神圣，那么重要。
在一定程度上，口号就是政治，口号就是动员令，口号就是“最高指示”。记得有这样两个关下口号的故事，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可笑可叹。
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初期，有—个村里召开批判人会，斗争“党内最大走资派”。村里红极一时的造反“司令”是个不识字的人，“司令”要在台上领着群众喊口号，以是示其最革命，同时也显示其权威。当时，上边为了统一口径，连口号也要发单子。他看了半天，没认出一个字。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找了村里一位识字的，躲在后台给他递词。这种办法，唱大戏的常用，日的是怕演员在台上忘了词、闹出笑话。“司令”让那个识字的人递一句词，他喊，一句，然后群众再跟着他喊一句。第一句词是“打倒刘少奇！”，这一句他没听错，也没喊错。第二句是“让他靠边站！”这回他听得模糊，而且也不懂“靠边站”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喊了句谐音“让他扛扁担！”，台下的群众当然不知所云，也跟着喊了这么一句。那个在后台递词的急了，嘲讽地嘟噜一句“还让他挑水桶呢！”，于是，“司令”也跟着喊了一句“还让他挑水桶呢！”台下的群众虽然也跟着喊了，但是有人发现了破绽，笑了起来，于是台下一片大哗。
还有一个关于口号的故事更让人痛心。“文革”时期，能带头喊口号的人，必然是出身好、苗子正、最革命的人。那个时期，带头喊口号的人，由于激动，或者由于失误，由于不慎，一下子喊错了，口号声还没落地，就有人冲上去，撕下他的“红袖章”，脖子上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当即就从红变黑，从批判人者变成了被批判者。这样的事情在全中国绝不是一起两起，而是很多。
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我读初中的时候，家住在一所学校里。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过去曾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所小学校长，“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以后，滴落成了一串黑墨，像是长出了胡子。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而他看到后，脸一下子变得铁青，汗水都落了下来。
“你怎么这不小心？惹火上身了，惹火上身了！”他一边说，一边着急地找出一张红纸，裁开后，赶忙把那个字又写了一遍。
我当时也愣了。这时，我才发现那个长了“胡子”的字是毛主席的“主”字。这下边多了一点，万一贴出去，那可就要酿成大祸。
因为就在这之前不久，我所在的那所小学就抓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学生。
冬天的时节，学校门前的河干涸了。放学后，一些学生在河里用树枝练写字。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大概是五年级的一个男孩，也在河床上用树枝写画。他在那个低年级学生写的那句口号上划了一个x字。第二天一早，有人发现了这一“重大案情”，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不敢怠慢，立即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又向县里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公安人员就进驻了学校。经过几天排查，查到了那个高年级的男孩，于是，那个男孩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押上了警车。后来，听说那个男孩被判了几年徒刑。这件事在学校轰动很大。接下来，学校连续开了几次大会，班里也开了多次小会，要求凡是牵涉到“伟大统帅”和“副统帅”的，一定要慎重，比如写领袖的名字，必须写在一行上，不准转行，因转行把领袖的名字分开，就算是“现行反革命”；写作业时，如果写错了字，如果那张纸上有伟大领袖的名字：必须把那张作业纸保存好，交给老师处理，如果私自撕破，而撕到了领袖的名字，也是“现行反革命”……那个时期真是人心惶惶，活得十分艰难困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标语上一个关键的字涂写多了，一点，那岂不是现行的现行吗？所以，那个老师害怕了。
他重新写了个“主”字，自己描黑，也不让我再插手。
从此以后，我对写标语一直心有余悸。
下放以后，在知青点，我算肚子里喝的果汁比别人多一点的，因此，领导安排我写标语时，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在知青点写得那些口号，都是写在墙上，每个字都有一米高。人要站在梯子上，用刷子去写。因为有了在初中时描字出了问题的教训，所以，在写那些标语时，我十分小心，先用尺子、粉笔，一笔一划地把字的轮廓写山来，然后再描。这样，每天下来，只能写三四个字。有的知青私下里笑我，说我写文章还行，根本不会写大字。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