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应该说，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人的去世，能带来如此多的发自内心的失声痛哭与悲鸣叹惋，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到纪念碑前送花圈，没有组织、没有串联，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推向一个个高潮。因为住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周总理就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仍然顽强闪亮的一支烛光，让人们在黑暗的窒息中看到一丝光明的希望。
然而如今，这支鞠躬尽瘁的蜡烛为共和国流干了最后一滴泪，永远地离开了爱戴着他的人民。跳梁小丑们还在上演着一幕幕的闹剧，善良正直的人们还在为真理而苦苦挣扎……历经十年动乱的土地上，风雨骤狂，山河欲崩。
几个月后，正当“四人帮”大肆防民于口，人们对总理的哀思无处可寄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了周总理的遗言，据说是写给毛主席的。
那是像平常一样普通的一天，我刚从果园劳动回来，正琢磨着怎么安排午后的闲暇。是继续把那本《林海雪原》看完呢？还是把最近的一些感想整理一下再写几篇文章出来呢？我这样一边想着，一边收拾着堆在桌子上的书和只剩下茶叶渣的茶缸。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惟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看完遗言，我心里更加激动了，一方面为周总理临终前受到的迫害感到心酸，另一方面却被遗言里那饱含深情的话语，感动得泪流满面。尤其是最后那句：“永别了，同志们！共产主义万岁！”，让我始终噙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心里就像被抽空了一样难受，与此同时，脑海里却在暗暗下着决心：一定不能辜负了周总理的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真的就是周总理的遗言。但是，读着这份遗言，我们的眼前就仿佛浮现出了病榻上面容憔悴的周总理，耳边就仿佛响起了周总理那略带苏北口音的亲切声音。遗言里对小平同志的肯定，对实现“四化”美好未来的展望，对同志们的谆谆嘱咐，对自己身后事的请求……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仍然念念不忘他所热爱的人民。退一步想，即使周总理没有留下遗言，那么这些话也一定是他老人家想要对我们说的！
那天，我和老潘拿着遗言，读了一遍又一遍，很难说我们是根据里面的内容、里面的语气，来断定它是真的，还是我们被里面流露出的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所感动，抑或这份遗言说出了我们盼望已久的心声，使我们热切地渴望它就是真的！但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里，在那种情况下，一句充满无限遗憾的“永别了，同志们！共产主义万岁！”怎能不让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呢？
从老潘家里出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把这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告诉给同样怀念周总理的室友们。想到这里，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一心只想快点回去，好立刻把这个让人激动的消息告诉他们。就这样，我一路上脚不沾地的回到了宿舍。
一进门，我就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忙把同伴们招呼到了一起，气喘吁吁地说：“我看到周总理的遗言了！”
“啊？”他们几个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旋即又七嘴八舌地问起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于是就把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们，还把遗言的内容讲了一些。听我讲完，他们也很激动，纷纷说要牢记总理的嘱托，要继承总理的遗志，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抄一份。
当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老潘的家里。我对老潘说：“这份遗言太重要了，我也想抄一份珍藏起来。”
谁知老潘却摇摇头不肯让我抄：“我刚刚听说，上边已经传出风来了，要追查总理遗言，说是假的。”
我听了很着急，忙说：“既然当初想隐瞒，自然会说是假的，我们又不会泄漏出去，查也查不到的。”
老潘还是咬着嘴唇使劲摇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事情只会越闹越大，还是看过就算了吧。”
我实在不甘心就这样看过就算了，只好继续求他：“我保证不会向下传了，肯定到我为止。而且形势这么危险，我一定会小心的！”
看到老潘还在犹豫，我急了：“我们怎么能在紧急关头退缩呢？你难道还不相信我能保护好总理的遗言吗？”
看到我这样坚决，老潘只好让我抄了一份，只是他再三地叮嘱我，一定要十二万分地小心，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我最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那份遗言带回了宿舍。此时，同室的伙伴们都在急切地等我回来，我一拿出抄着遗言的那张纸，大家就争着读起来。他们看完遗言都很激动，纷纷议论起自己的感受。
有的说：“周总理实在太可敬、太伟大了，从来只为人民着想。”
也有的说：“是啊，他临终前还惦记着我们的‘四个现代化’。”
还有的说：“有些人怎么能这样对待总理！连留下的遗言也不能公开。”
但更多的，是对总理接班人的揣测：“总理在遗言里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成绩，表明总理是希望他接自己班的。”
“对！致悼词的也是邓小平，邓小平一定会当总理。”
几天之后，老潘遇到我，偷偷地把我拉到了一边，低声对我说：“现在上面查得很紧，会有什么后果都很难说，你还是赶快把总理遗言烧掉吧。”
接着，他又很紧张地望着我说：“没准最近这几天就要查过来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能把我给出卖了。”
听到这里，我抬起头真诚地望着他说：“你放心吧，我们是并肩战斗的好兄弟，如果出卖了战友，就是辜负了周总理！”为了让他放心，我又用力地抓住了他的肩膀，使劲儿地冲他点了点头。
临分手，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千万要替我保密啊！”
我只好安慰似的对他笑了笑：“放心吧！”
我回到宿舍，越想越担心，就把那份总理遗言又偷着抄了几份，开始想夹在书里，但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了被子底下。但是，毕竟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我可以用微笑去安慰别人，但对自己，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尤其是四处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我的心里不可能不紧张，连着几天情绪都很不好，生怕被查出来，也怕连累了别人。没想到，我几天来的紧张情绪被同宿舍的一个朋友看了出来。他虽然比我的年纪小—些，但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是一个很讲义气的朋友。他对我说，为了安全起见，让我把遗言交给，他保存起来，这样即使来人查，也查不到什么。于是，我想了想，就同意了。
不久后的一天，县公安部门真的来人了，我也被叫了去谈话。
谈话被安排在一个小办公室里，人家问我：“有没有见过周总理遗言？”
我坦诚地点了点头。
人家又问：“是谁传给你的？”
我就说：“是我在徐州看到一个宣传栏上贴着的，觉得很感动，就把它抄了下来。我当然不知道是谁贴上去的”。
当然，县公安局的同志也是奉命行事，也不是要整人，就说以后别再传了。我不禁暗地里挺舒了一口气。这样，我一颗吊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就在县公安局的同志和我谈话时，我的几个好友一直守在屋前屋后，我一出来，迎面就看见了他们。看见我出来，他们冲我点点头。当时的这一幕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和生命里。他们就这样在谈话时自始至终地守在外面，一方面，他们是怕我出事，在保护我，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与我共同承担着一份神圣的职责。我同宿舍年龄最小的小平还主动替我把“总理遗言”保存起来。
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清楚，那段感人肺腑的话究竟是不是周总理的遗言，但我们却是把那份遗言当作真的来保护的。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早已不仅仅是一份遗言，而是代表了我们那一代人爱护战友、爱戴周总理、热爱祖国的一份神圣的情感。
那天九月九
从20世纪70年代过来的人，都忘记不了1976年那个特殊的年份。尤其是那一年中九月九日那个天昏地晴、悲伤欲绝的日子。
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我回一趟肖县老家。九月九日那天中午饭后，我骑着自行车返回插队的地方。从老家出来时，还是晴空万里，到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老天突然变了脸，一层浓重的阴云遮住了太阳，接着还下了几滴雨。当时，我已经走过了安徽省界，行走在苏北一条大堤上。大堤下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恰逢秋收时节，地里不少民正在忙碌。
突然之间，远远近近的广播同时响了。那个时候，村村有广播喇叭，一只喇叭响了，方圆几里甚至十几里都能听见。几十只乃至几百只喇叭同时响起，真是天摇地动。广播一开始就是播放低沉的哀乐，那一刻，天地间一片悲壮。我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车速。从那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哀乐曾一遍遍在共和国的上空响起，人们的泪水和悲伤也一次次从心中涌出……谁也不敢想象，这一次又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倒下。
哀乐过后，播音员用深沉、悲壮的声音说出了“毛泽东主席”这个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
若干年后，我和一些当年走过来的朋友说起那一刻的感受，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无法接受！”、“不敢相信！”
“文革”时期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人群。
事实也是如此。我当时听后，身心震动，连自行车都骑不稳，赶忙下了车，把车停在路边侧耳聆听。
这时，我看见迎面过来的几个骑自行车的人，都是泪如雨下。一个年约50岁左右的农民，扔下自行车，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毛主席啊，您不能走啊！”
堤下的庄稼地里，跪倒一片农民，响起一片哭声。那时，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任何人下令，全都是自发的，哭声也是发自内心的。
那年九月九日的中国，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云。
一路上，我看到很多人在哭。印象最深的是路过一个叫黄桥的村子时，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自家的门前，一手抱着个孩子，一手拍打着土地，嘴里喊着毛主席，哭得嗓子已经哑了。
晚上，我回到了插队的果园。那些知青哥们，三正成群地聚在一起，都在议论着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当时议论的热点话题主要是毛泽东主席去世了，谁会接班？有的说，可能是华国峰，因为那时央领导人排序他在最前边；也有的说是江青，因为她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而且那些年都很红火；还有的说邓小平，但大伙都认为不可能，因为邓小平正在受批判……我们这些新三届知青，尽管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但对国家的命运却忧心忡忡。
晚饭后，我和一位知青哥们散步到—位职工家。那位职工家里也聚着一些人，也在议论着毛主席身后的国家大事。那个年代的人与现在的人相比，政治态度大不相同。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关心政治，但是在一起时不敢说真话，不敢发牢骚，更不敢骂娘；而现在，人们对政治十分淡漠，很少谈政治或者不谈政治，但在一起时什么话都敢讲，甚至开口骂娘。所以，那些职工在一起谈的是些大路话。有一个老职上的话在我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是人们说到邓小平的时候，有的说邓小平要是能接班，国家可能会好一些，有的说邓小平已经被打倒了，不可能再翻身。那位老职工咳嗽一声说：“什么事情都可能起变化，说不定邓小平很快就会东山再起。邓小平要是再起来一次，哼，等着瞧吧！”
一屋的人听了，都沉默不语。
上床睡觉前，同宿舍的一个哥们悄悄地问我：“不是天天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吗？我真以为毛主席不会逝世呢。”
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
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逝世，让我们这些新三届的人突然大彻大悟，从迷信和神话中走了出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悲痛，还有担忧、不安。
正值中秋，但很多人自动地撤销了中秋聚会的宴席。不过，也有的人因聚会被捕，理由是毛主席逝世，只有阶级敌人才兴高采烈。这就有些过分了。
第二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带上了白花和黑纱。
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召开那天，我们在电视机前，同北京一道参加了追悼。我瞪大眼睛看了又看，也没看见邓小平的身影。会后，—位知青哥们感叹地说：“看样子，邓小平是出不来了。”
1976年9月9日的夜晚，整个中国笼罩在悲哀之中。
后来，一位诗人写了一首诗，开头几句，至今仍让我记忆忧新：“今日九月九，倚窗望北斗，孩儿想娘啊，我想领袖。”
毛泽东主席去世已30多年了。30多年来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与日俱增。前几年，有些人对下“毛泽东热”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我看后，感到那些观点是各取所需。我想起家乡一位诗人的话：“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对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毛泽东，人们的评价应当是最真实的，人们对他的感情也是最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