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性规范
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性规范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主张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性活动要有节制，性能力不可滥用；另一类主张将性行为区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种。前者是精神肉体并重的文化；后者是重精神轻肉体的文化。东方文化接近于前者；而西方文化接近于后者。
西方文化，至少是从基督教起的西方文化，一直被视为反性的文化。性活动如果说不是受到仇视，那么也是受怀疑的。西方对性的仇视的主要来源在于希腊的二元论思想。这种思想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的力量，即精神的与物质的，灵魂的与肉体的，高尚的与低下的。简言之，二元论认为，灵魂通过被放进人的身体而受罚，因而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拯救，使灵魂可以摆脱肉体的统治。性行为是坏的，因为性活动就是肉体需要超越了精神需要的表现，生育子女就是延续肉体对未来灵魂的束缚。这种概念在希腊语系世界成为一种固定的观念。这种二元论思想的来源成为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虽然西方的性文化基本上属于重精神轻肉体的文化，古代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被视为精神肉体并重的文化。福柯在划分与现代西方性观念不同的界线时，也常常是把古代地中海文化与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相提并论的。例如，有一项对25位古代西方神学家的著作的研究表明，他们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四个：第一，女性的精液对生育是否必需：盖伦（Galen）认为女性精液对于生育是不可缺少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不是不可缺少的。神学家对这两种观点莫衷一是，但他们都同意存在着一种女性的精液，会在快感高潮时分泌，虽然它不会决定是否生育，但是能使孩子变得更漂亮。15位谈到这一问题的神学家中有8位认为，妻子故意避免快感是一种轻罪，3位认为非罪。第二，丈夫是否应当将性交拖延到妻子射精之后再完成：4位神学家认为这是丈夫的道德责任，其他认为不必这样做。第三，夫妻是否应当同时射精：25人中只有6人提到这一问题。但6人都认为，应当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受孕机会，还可以使子女更漂亮。第四，如果丈夫在妻子未射精前结束，妻子可不可以自己手淫达到快感：17位讨论了这一问题的神学家中只有3人禁止性交后手淫，14位允许这一作法。不赞成这一作法的3人提出的观点是：妻子独立的手淫防碍她与丈夫合为一体。（弗兰德林，第119120页）虽然这些神学家的观点没有什么解剖学的依据，但他们还远远没有像基督教神学家那样以性为罪恶，反而会认为逃避快感是罪恶。
大致属于精神肉体并重的文化还有印度，印度次大陆的人对性的看法远比西方人正面。印度的性文化观念认为，性是从神那里来的，性唤起与创造性有关，与生命力有关。性除被视为生殖力之外，还被视为快乐、力量和奇迹的源泉。
伊斯兰文化对性的看法也比基督教对性的看法正面得多。它强调节制是美德。根据《可兰经》，一个节制的男性就是把性活动仅限于妻妾之间的男性。但是伊斯兰的性规范也有与基督教相像的地方。例如，在妻妾以外的性活动是有罪的，贞节很重要；通奸是罪恶，尤其是女性，要受重罚。如果女人通奸，要被关在屋子里一直到死，后来改为用石头砸死。但对女性通奸的反感更多来自女人是男人财产的观念，而不是对性活动本身的仇视。《可兰经》没有提出惩罚同性恋的要求。总的看来，伊斯兰文化是把性作为正面的事物接受下来的。
像这些古老的东方文化和西方古代文化一样，中国人的性观念对性持有基本肯定的看法。概括地说，中国的性规范强调以下两种观念：第一，阴阳和合；第二，节制欲望。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阴道是云，精子是雨。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蕴育。因此，阴阳调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三元延寿书》载黄帝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又有：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圣人不绝和合之道，但贵于闭密以守天真也。另据《素女经》，黄帝问素女曰：今欲长不交接，为之奈何！素女曰：不可。天地有开合，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不交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千金要方·房中补益》则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之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龙一吟，第36-40页）
阴阳的思想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一阴一阳，一男一女；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观念的优点首先在于，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被视为一件好事，而不是罪恶；是一件顺应自然的事，而不是违反自然的事。其次，这种性观念的一个副产品是，阴阳价值相等，不可以轻言孰重孰轻。采阴可以补阳，采阳可以补阴，两种方式同样都可以导致延年益寿。
采补之说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特色。《玉房秘诀》说：御女欲，动辄易女，易女可长生。若故还御一女者，女阴气转微，为益亦少也。又说：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以阳养阴，百病消除，颜色悦泽，肌好，延年不老，常入少童。审得其道，与男子交，可以绝谷九日而不知饥也。（龙一吟，第101-105页）
采补之说可能是经验积累，但并无解剖学依据。应当说，这是一种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假说，但是由于许多人信以为真，付诸实践，年深日久也就形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信念，或一种行为方式。要想理解中国人的性观念，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化尽管强调阴阳和合，男女平衡，但是即使在古代假女子之口吻所写的性指南类书中，大多也是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客体的。这一点在节制的观念中看得就更清楚，所有有关节制的说法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虽然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性观念以男子的性是有限的、女子的性是无限的看法有关，但这些讲阴阳和合的古籍常常更偏向以男性为主体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除了阴阳互补的思想之外，在中国人性观念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节制欲望的观念。福柯曾注意到，在古希腊，人们也很重视性活动的节制，而不重视哪种行为对，哪种行为错。所以严格地说，中国和古希腊属于同一种性观念类型；近现代西方的性观念则属于另一种性观念类型。
中国古籍中有大量关于节制欲望的论述。《三元延寿书》中记载，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人能一月再泄精，一岁二十四泄，得寿二百岁。（龙一吟，第36页）按照现代各国对一般人性交频率的调查统计，大致都保持在平均一周两次上下。中国古籍中所提倡的却是一月两次，应当说是非常强调节制的。
中国式的节制观念不仅包括性交频率不宜过高，还有节约精液的思想。这种观点认为，精液是男性身体中的精华，应当厉行节约，不可轻率抛洒。仙书云：阴阳之道，精液为宝，谨而守之，后天而老。（《三元延寿书》，龙一吟，第151152页）夫阴阳之道，精液为珍，即能爱之，性命可保。（《玉房秘诀》，龙一吟，第127页）在这里，保精被提高到保命的高度。
如果说节约精液的思想其他文化中也有，那么中国古代房中术中的还精补脑之说却是我们祖先的独创。还精补脑说的理论解释是这样的：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景岳全书》，龙一吟，第131页）这又是一个完全没有解剖学依据的假说，流露出一派天真古朴的风格。按照这一主张，男子在性交时应当闭精不泄，即所谓动而不施。固精则可保气，保气即可益寿。
《素女经》云：能动而不能施者，所谓还精，还精补益，生道乃著。另据《玉房秘诀》所载，黄帝曰：愿闻动而不施，其效何好？素女曰：一动不泄则气力强。再动不泄，耳目聪明。三动不泄，众病消之。四动不泄，五神咸安。五动不泄，血脉充长。六动不泄，腰背坚强。七动不泄，尻股益力。八动不泄，身体生光。九动不泄，寿命未央。十动不泄，通于神明。简书《十问》中也有类似的话：一至勿星，耳目聪明；再至勿星，音气高扬；三至勿星，皮革有光；四至勿星，脊不伤；五至勿星，尻髀能方；六至勿星，百脉通行；七至勿星，终身无殃；八至勿星，可以寿长；九至勿星，通于神明。（龙一吟，第111-114页）
在中国人关于性的看法中，节欲的观念极为深入人心，有时，这种思想甚至会带上一点神秘天启的色彩。如庄子曰：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无论是古籍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纵欲伤身的恐怖故事。如孙判官纵欲伤身，崔祖武绝欲临死获救等等。《三元延寿书》载，春秋秦医和视晋侯之疾曰：是谓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元气论》曰：嗜欲之性固无穷也。以有极之性命，逐无涯之嗜欲，亦自毙之甚矣。《素问》曰：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则说：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龙一吟，第151-156页）
节制的思想深植于中国人的养生经中。苏轼《东坡志林》中写道：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龙一吟，第198页）
有时，节制的思想还要借圣人之名来加以阐释：天生人而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吕氏春秋·情欲》，龙一吟，第158159页）
下引言论可以说是节制思想的极致，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一切都要少，而忌讳多：故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则荣卫失度，血气妄行，表生之本也。惟无锅无少者，几于道矣。（《千金要方·道林养性》，龙一吟，第202页）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男性应当节制性欲。如果性欲过度，就会伤及阳，丧失阴阳平衡。男人要避免多射精，因为会失了元阳，而女人的阴却没什么问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如果一个男人性交过度，女人要因之受责备——是她们诱惑了男人，使他们丧失了节制的定力。在《金瓶梅》中，男主人公对他的几个妾就是抱着一种又爱又怕的态度，好像女性的性欲对男性是一种威胁。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这样描述中国人的性观念：中国人总是能够享受性的快乐，而从不会有西方人那样的罪恶感。虽然中国人认为各种性交体位都是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没有哪一种是不自然的，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男上女下的体位是做爱与宇宙秩序的相似之处，因为男为天，女为地。口交是允许的，但是口对男性生殖器的活动比起口对女性生殖器的活动得到较低的评价。因为在口对男性生殖器的活动中，男人从中不能补到阴，所以所得评价较低；口对女性生殖器的活动则得到较高的评价，甚至在男性作者所写的性指南中受到赞赏，因为它不仅为女性做好性交准备，而且能使女性产生出更多的阴，使男性从中受到补益。男性与女性肛交是允许的，因为男性从肛交和从阴道交中能够得到同样多的阴。男性手淫不太好，因为会损失阳精，但是女性手淫如果不是受到鼓励，也是被忽略不计的——还是出于同一个逻辑：男性的阳是有限的，女性的阴是无限的。中国人还认为，不论使用哪种性交体位，男性一定要尽量努力为女性带来快感，他应当在女性未得快感前控制射精。中国古书中写道：男性应当完全能控制自己的射精。在与女人性交时，他在十次中应当只有两三次射精。
此外，在中国传统的性规范中，同性恋受到容忍。30年代到过中国的西方观察家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的公众论对同性恋现象完全冷淡，根本对它毫不在意，由于它似乎能够愉悦伴侣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只要另一方出于自愿，那这类行为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害。虽然同性恋性行为得到中国性规范的接纳，但是绝对的同性恋者却要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能生育子嗣，延续香火。人们唯一看不起和深表怀疑的是那些独身者或自愿放弃性交的人。
简言之，中国人对性持有相当开放和肯定的态度，虽然自清朝开始（一说是宋朝），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在公众场所从不言性，但是对于深谙此道的人来说，性是一种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延年益寿的活动。一般来说，按照中国传统的性观念，在性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接受的，只要不是过度挥霍生命精力。在中国文化中，性既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它是一件有益于健康和人伦因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什么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为什么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和自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
可能的解释有以下三个，第一是中国古代性观念的改变；第二是从共产党创业之初延续下来的禁欲主义倾向；第三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而不是以性为罪）的观念。
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并非始终如一的，也并不是一直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的，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清朝。阮芳赋开列的转变时间表还要早得多，他认为，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在前4000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从1000年前（宋代，960年）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否定、压抑。（阮芳赋，序言）
改变中国社会的性气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党的禁欲主义倾向。像所有最初因理想而聚集起来的党派群体一样，共产党成立之初也是十分强调其道德力量的。而道德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规范。为了显示和保持其道德力量，共产党选择了一种严格的性规范，革命者群体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禁欲倾向。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许多红军战士都是童男，他们对农家女极为尊重，因为红军纪律严明。军官全都不娶妾，也没有情人。如果一个红军士兵使一个女人怀孕，他就有责任同她结婚。尽管有许多反共宣传，革命军队总是更偏向于过份的清心寡欲，而不是相反。（转引自斯泰西，第148页）
斯泰希在其关于中国妇女状况的研究专著中也论述过中国共产党的禁欲倾向，她指出：共产党家庭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提倡严谨的性道德规范……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始终如一地要求把性活动限制在婚内，而从不允许人们的社会责任来干涉它。在整个革命时期，敌人总是把共产党人描绘为性道德堕落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对这种指责所做出的反应是公开把自己认同于比当代普遍盛行的标准更为严厉的性规范。……军队规定，侵犯妇女是犯罪行为，军队做出有意识的努力，抑制士兵的性冲动。（斯泰西，第186187页）
斯泰希是如此分析共产党禁欲主义的原因及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禁欲主义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因为党要同反共宣传做斗争，而且从它的自身利益出发，也有必要保持严格的性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对女性有利的政策。党认为，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自由恋爱的道德标准会进一步剥削而不是解放妇女，妇女是双重标准的受害者。事实上，农民妇女在这一方面比党还要保守。妇女协会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体面的农家女拒绝参加组织，因为它吸收破鞋入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严厉的性规范也反映出它借用传统的、父权制的农民价值观的意图。（斯泰西，第187188页）
除共产党的禁欲传统的影响之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并未退场。它对人的压抑依然存在。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禁欲，但节欲的观念与禁欲的观念也有相当合拍的一面。在近几十年，革命团体早年的禁欲主义同中国社会中固有的节欲观念融和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清教色彩，这一点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顶峰。虽然在近些年有越来越宽松的趋势，但是从社会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方式中，还是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性规范的痕迹，有些刑法的规定和案件的处理显得相当荒诞。后文对这种情形有详细讨论。
性规范在现代的变化
古代哲人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Terence，公元前185159年，转引自Katchadourian，384）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Kinsey）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规范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现代人的性规范与性学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关于性学的创建日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在1844年至1886年间，以两本同名书为其标志，一本是凯恩（HeinrichKaan）的《性心理学》，另一本是艾宾（KrafftEbing）的《性心理学》。第二种说法认为，性学的兴起是在1922年至1948年间，其标志是1922年瑞奇（WilhelmReich）发现他称作快感力量的真正性质，以及在1948年及随后金西出版他的两部性学著作。
有性学专家将艾利斯、金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称为性学的三个里程碑。艾利斯是第一个公开表达出对性的肯定态度的人。他的两个主要贡献是，第一，承认了女性性欲的存在及性快乐对于男女两性同等重要；第二，扩大了合法性行为的范畴，扩大了对异常性行为尤其是同性恋行为的容忍度。艾利斯认为，像虐恋这样包含了统治与屈从关系的异常性倾向与正常性行为仅有程度之别，性咬就是中间状态的一个例子。这一科学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性行为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具有生理的根源，因此天然存在于一切性形式和性快感之中。推而广之，所有的正常性行为与所有的反常性行为之间的区别也仅仅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区别。他的这一观点成为此后性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性学的一个主要立场就是反清教主义传统。它把性视为一种自然的功能，认为人应当拥有自由表达自己性本质的权利。它激烈地反对禁欲、节欲、禁制和压抑，批判维多利亚式的假道学，批判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美国和西欧，性学研究使性生活开始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宗教的、道德的领域降低到纯粹私人行为的领域，降低了控制性表达的间接社会手段的控制程度，如法律或其他非个人的第三方对个人在私下场合的行为的干预。
从西方的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年，对于被允许和不被允许的性行为的界线划分带有明显的传统因素，比如把性行为划分为正确与邪恶、美德与罪恶、神性与兽性的对立。性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道德领域（注重美德与邪恶）转向肉体或精神健康的领域（注重健康与变态、成熟与不成熟、正常与反常之间的对比）。社会学则对人类的性活动做出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有更多形式的行为被列入得到社会性行为规范允许的范畴。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性行为也受到了更严厉的社会控制，如强奸、性骚扰和性虐待等行为。
在20世纪的7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中的规模宏大、影响深刻的性革命使西方的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坦率地谈论与性有关的一切话题，各种各样的性话语都得到了表达的机会。而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控制方法的发展。过去，未婚青年很难得到生育控制工具，只能靠体外射精。少女会因道德危险受监护。70年代的社会变迁已经在性的领域造成了这样一种二者择一的态势：究竟是鼓励青少年采用避孕措施，还是完全禁止青少年的性活动。因为后者已经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按前者办。
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可以说，影响现代人性规范的主要因素就是生育与性快乐的疏离。目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已婚妇女的避孕率已达到83%，有的地区更高达90%以上。虽然这个比例在世界上算是高的，但其他国家也有相当高的避孕率和绝育率。英国1978年人口调查表明，人们对绝育的态度已经大有变化。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已婚夫妻在妻子35岁时做了绝育手术。一项由牛津大学所做的样本容量为17032对夫妻的调查表明，绝育手术中男方绝育占三分之二。男性绝育手术简单、便宜，成功率也很高（成功率约为99%）。虽然罗马天主教会认为绝育是罪恶，应当绝对禁止，但仅在英国，每年就有超过10000例的绝育手术。
即使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在有些国家，平均每百次怀孕的人工流产比例竟能高达55%，如下表所示：
世界各国人工流产率
国家 年 人流数 人流率 人流比
澳大利亚（1988）6320016。620。4
保加利亚（1987）11990064。750。7
加拿大（1987）6360010。214。7
中国（1987）1039450038。831。4
印度（1987）5884003。02。2
以色列（1987）1550016。213。5
意大利（1987）19150015。325。7
日本（1987）49780018。627。0
南韩（1984）52800053。043。0
瑞士（1987）3470019。824。9
苏联（1987）6818000111。954。9
美国（1985）158860028。029。7
越南（1980）17060014。68。2
注：人流率（abortionrate），每1000名1544岁女性中的人流数。
人流比（abortionratio），每100次怀孕中的人流数。
（海德，第232页）
在人流比超过50%的情况下，每两次怀孕就有一次是不生育的，更不必说绝大多数的性交根本就没有导致怀孕了。普遍的避孕、绝育和人工流产使得性活动与生育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性规范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生育不仅不再是性的唯一目的，就连性的主要目的都算不上了。从为生育的性活动在人类全部性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来看，生育在所有的性目的中只能算作很不重要的一种了。
因此，在当今日世界，可以说有三种最主要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第一种仍坚持着以生殖为性的唯一合法理由的规范，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有着较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旧把性看作自我放纵和罪恶。对他们来说，只有为了生殖的性才是正当的。第二种性规范认为，性是爱的需要，对持有这种信念的人们来说，爱与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爱才能有性，没有爱的性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性规范的。第三种人认为，性的目的是娱乐，性仅仅是人生多种快乐的来源之一。上述三种性规范又可以被概括为：以生殖为主；以人际关系为主；以娱乐为主。
有人将后两种现代性话语分别命名为浪漫性话语和随意性话语。浪漫性话语是把情感和长期关系当作性的条件的观点，这种话语与一夫一妻制、配偶制和家庭生活有关。随意性话语是指以性本身为目标，将性视为个人的，而不看重伴侣关系。随意性话语与吉登斯的爱的会合这一概念相似。他指出，这种爱情是由可塑的性和个人生活的民主化而来的，它与20世纪女性地位的改变有关。相互的性满足是新型性关系的核心，持久的忠诚关系变得不再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无兴趣话语和掠夺性话语。无性趣话语是表明对性完全不感兴趣的话语，例如说我对此事基本上毫无兴趣。掠夺性话语则是传统的男性气质的性态度，在这一话语中，一个男性的性伴侣数量与他在同伴中的声望成正比。随意性话语与掠夺性话语有相似之处，但有两个主要区别：其一，在随意性话语中，性活动的价值在性本身，不是为了向同伴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其二，这种性活动最理想的境界是女性与男性起同样的作用，她们也可以为自身的性满足主动提出性要求。
尽管有文化的差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文化当中性的规范还是带有某些普遍性，例如：夫妻感情联系的增强；邻居亲属的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这种到1750年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规范，在20世纪末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现代的文化创造出这样一些价值观：对浪漫和热烈爱情的高度评价；为爱情而结婚（反对包办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反对父权制，等级制）；男女两性的性自由；男女平等；对性活动的宽容；以童年为生命周期中需要特别对待的时期（反对使用童工）。自19世纪以来，上述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对于现代性观念影响最大的是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性革命。关于这场性革命的功过是非，各种理论流派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场所谓的性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的论据是：80年代一些调查表明，年轻人的性价值观和性行为模式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一般看法是，在50年代及以前的年代，社会的性规范相当严厉；60年代和70年代这20年，西方的确经历了一场性革命，主要是性规范大大放松，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增多，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等等；自80年代出现艾滋病危机之后，传统规范回潮，人称黑暗时代，因为人们全都穿黑衣服，在同性恋社群中，几乎没有人没参加过正当壮年因艾滋病去世的亲友的葬礼；到了90年代，一种新的性规范正在形成，其主要特征一个是安全的性，另一个就是女性性权利的崛起。
目前，关于性规范问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潮流。一个是保守观念的回潮；另一个是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性观念的抵制。
保守观念的回潮在西方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正是艾滋病刚刚被发现的年代。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流行起到双重作用，一个是传播了与6070年代的性观念，另一个则是重新导致了性焦虑，其中最明显的是同性恋恐惧症和假道学观念的回潮。宗教界和右翼人士发起对70年代性革命的全面反攻，声势浩大。例如，90年代末，美国人重申家庭价值，成千上万的男性参加了许诺运动，许诺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回归家庭价值，当然是传统男权制意义上的好男人。这一运动尽管遭到女权主义的强烈抨击，也令许多自由派男性所不齿，但仍不失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潮流。
保守派的梦想中的世界是一个从未发生过性革命的世界。这种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作为性革命发生前的典型社会形态，可以以爱尔兰为例，在那里，堕胎、同性恋和离婚至今都是非法的。一位女性这样讲到西方性革命前的生活和人的感受，她说：50年代十分可怕，我们十来岁时是饥渴的一代人。50年代对于女孩来说尤其可怕。它极其严酷，尤其是在像卡里索（Carkisle）这样的地方就更严酷。我们如饥似渴地排长队看好莱坞的电影，对快乐充满渴望，渴望过上我们想过的那种生活，而你只能在电影中看到这种生活。我们的生活中什么都没有，真是严格节制到极点，比父母在战前的生活都不如。
在当今世界，在性的问题上，保守派的力量仍旧十分强大。虽然社会对于性想像已经变得相当宽容，但是对性行为还是有着许多的禁制，有些性规范甚至相当严厉。人们总是被告知可以有性自由，但是实际做起来既困难，又昂贵。对性最常见的约束就是认为它只应限于婚内，而一切在婚姻形式之外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仍然被保守思潮视为越轨的行为，应当受到像艾滋病这样的灾难的惩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潮流是后殖民主义反西方思潮的潮流。非西方民族开始重视它们自身的文化，抵制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盘接受。只是接受西方那些好的东西，同它们自身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有些极端分子鼓吹全盘抵制西方文化，历数西方文化中的种种阴暗面，例如种族主义思想、毒品、犯罪、放荡、离婚等。这些人希望倒转时钟，回到殖民时期之前。
总之，西方化和抵制西方化是当今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性规范这种文化因素很重的领域尤其如此。西方有很多问题，东方有自己的优势，在西方社会因艾滋病危机而受到巨大挫折，否定自身的性价值、性规范、性观念时，东方的一些性文化、性规范显示出某种优越性。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独立的思考，以便使性的规范向有利于人性自由的方面转变，而不是相反。
注释及参考书目：
弗兰德林：阿利斯等编《西方的性，过去与现在的实践与观念》，巴索·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5年。
海特菲尔德等：《爱与性，跨文化观念》，艾伦与贝肯出版社，1996年。
海德：《理解人类性行为》，麦克格罗希尔出版社，1994年。
龙一吟：《中国古代性学集成》，八龙出版文化服务有限公司，1991年。
阮芳赋：《中国的性，中国文化的性学研究》，普莱农出版社，1991年。
斯泰西：《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