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事件来说，有时的平静只是一个幻象：看上去，那似乎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早晨，邻居金峰叔家的公鸡刚刚叫过，黑暗中，疏落的星星还有些冷，仿若凝在草叶上的露水，我的爷爷已经起床，背上他的柴草筐准备上路。在貌似遥远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者更早，我爷爷的每日都是如此，他会拾些柴草和牛马的粪回来，所以那日和以往并无不同。我说过，有时外表只是一个幻象，正如，我用这样一个平常的开始作为开始：那日，爷爷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已出门，而奶奶，则在半小时后下炕，收拾屋子，为这个早晨烧火做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我爷爷活着的时候他们天天几乎如此，那一日，金峰叔家的公鸡叫得一如平日，黑暗也不较平日更重，星星也不比平日少或者多——略有不同的是，那日，是辛集的集市。考虑到，三年前自辛集恢复集市以来每五天便有一个集市，这种不同似可忽略不计。
然而不能不计。
做好了饭，爷爷却没有回来。在以往的时候他早应当回来了。奶奶在满是烟火和土灰气味的灶膛边坐着，直到气味散尽，直到阳光铺厚了半间屋子，爷爷也没能回来，以往他可不是这样。那一日，我记得我被父亲派去给奶奶送火柴，火柴是母亲在集市上买来的，他叫我早去早回，回来吃午饭——我跑到奶奶家的时候奶奶正在院子里忙着什么，我把火柴递给她的时候奶奶多少有些心不在焉，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半块馒头抹一点儿自家的蜂蜜，而是说，你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她说了两遍。
我说了些什么现在早就忘了，在完成必须的任务之后，在确定没有抹了蜂蜜的馒头之后我也同样心不在焉。气喘吁吁跑回家，吃饭的时候大约父亲问了我，你奶奶如何，你爷爷在家么，我也随口答了，这些都已了无印象。还有印象的是，那日吃着吃着父亲和母亲就吵了起来，父亲甚至为此摔了一个碗，而母亲也毫不相让，她将手边的两只碗一起挥到了地上——对我来说，对我们家来说，看上去，一切都似乎极为平常。
有时，外表只是一个幻象。生活有那么多的枝条，那么多的线，那么多的头绪和偶然，那么多的埋伏和所谓命运，我们怎么能猜到其中的发生呢。何况，那时我还小。只有六岁。
黄昏，爷爷才拖着疲惫和阴沉的脸色返回家里，他没有吃饭。奶奶重新热过了粥，它已经热过两次了，有一股焦糊的香味儿——可爷爷并没有走到饭桌前，他已经饿了整整一天，要知道他那时还有着一个惊人的好饭量。奶奶问我爷爷，听说你捡了一个布包，里面全是钱？爷爷嗯了一声，用鼻孔里的气息。奶奶再问，你当时就给人了？爷爷又嗯了一声，还是。奶奶发了一阵叹息，感慨，然后又问，听金峰说，有人在集上瘫了，你给送回去了？他说人挤没看太清。
嗯。爷爷还是，用鼻孔里的气息，甚至比之前的更轻，多少带一点儿不耐烦。“那你也不至于不吃饭啊，”奶奶洗着碗，她的手上用着力气，那些碗在锅里发着声响，“咱不稀罕人家的东西，我不是说咱稀罕人家的东西，这些年咱一直这样过不也过来了，那时，咱吃上顿没下顿，也没稀罕过人家的东西……可，你就那样把钱还人家了？他就，他就……”
爷爷故意关闭了耳朵。黄昏回来的爷爷心事忡忡，他似乎丢掉了一半儿，他似乎有什么东西没有带回来，譬如魂儿。奶奶就是这么说的，她说，你爹就是不说话，早早就睡了，像丢了魂一样。母亲说，谁让他那么好心来着，谁让他那么正直来着，现在，事到头上了吧。我就说过不能这样。
那日的发生我是听母亲说的，她在言说那日事件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爷爷使用的和她所使用的不是同一种逻辑，不是同一类“道德”，何况，爷爷的所做也的确给我们家带来了“后果”。在介绍那日发生的时候，我会尽量减少受她情绪的影响，保持某种的客观——
那日，开始的所有都和往常一样，我爷爷甚至走上的也是往常的路线，包括他的基本步幅——在经历了少年、青年时代的诸多荒唐之后，晚年的爷爷渐渐变成了足够标准的勤劳农民，村上的人都如此评价。那日，爷爷拾满了柴草筐，时间还早，他就在一棵槐树下休息了一小会儿，然后从五队的果园中穿过去，回家——这是他唯一的一点儿改变，平时他都走果园外面的路，那天小有不同，这份小小的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曾在五队当过多年的队长，这些果树是他当队长的时候种下的，那年，已近盛果期，而他的队长也刚刚换掉。母亲说，爷爷在槐树下休息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毛色鲜红，它和我爷爷对视了一下，在跑开的时候像人一样重重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的杜撰，我承认她有这样的习惯，不只是在一件事上。我母亲，一边坚持着她的无神论一边强烈地相信着神秘，她的坚持时常取决于哪一点儿更对她有利——愿我的母亲得到安息。好，接下来继续那日的发生：比平时略晚一点儿的爷爷一出果园，就在路旁的草地里发现了一个布包。灰绿色的布包，尽管阳光已经足够强烈但它在草丛之中并不凸显，仿若草叶的暗影，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爷爷之所以能够发现它，是因为爷爷觉得那片草长得茂盛，出于勤劳的习惯他见不得茂盛的草，他想把草割下来收入自己的筐……爷爷捡到了那个影响到他、影响到我们家和几个人家的灰绿色布包，那时，布包是安静的，它就像某个童话里未被打开的魔瓶，上面只有一层灰土、露水打湿的痕迹和粘得很薄的阳光。出于好奇，是的，像童话故事里的那个人，我爷爷出于同样的好奇将布包打开，里面还有一层纸，再里面，则是，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来很是不菲的，钱。
尽管那时的早晨已经不算很早太阳已经辉煌地升起但路上并没有人。后来，讲述那件事的时候，母亲反复强调，四处无人，一个人也没有，连影子也没有，整条道路空空荡荡。那么多钱，是你父亲三四个月的工资。母亲的感叹里成分复杂，“也就是你爷爷。”“他要是不等，要是到集市，也许……”
可我爷爷等了。他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这是我爷爷计量时间的方式，虽然他从五队队长的“职务”上退下来就戒了。他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终于看到来了一个人，有些慌张的人，骑在一辆旧自行车上。爷爷不急，在树林里盯着他。这个中年人，他似乎在寻找什么，看上去的确如此，而且，在果园的边上他竟然停了下来，东张西望，然后朝草丛中走去——就是他了。肯定是他了。爷爷怀着惊喜，冲他喊了一声。我爷爷，和我的家人，都在事后对他的那声呼喊追悔莫及。
“你在找什么？”
那人用慌张的眼神看着我爷爷。他咬了咬嘴唇。
爷爷笑了笑，努力打消他的疑虑，“别着急，你是不是丢了东西了？”
那人咬着嘴唇，慌张的表情没有半点儿的减少。他打量我爷爷两眼，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那你丢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中年男人松开了他的嘴唇，“布，布包。”
“是不是这个？”爷爷将它拿到胸前。他点点头。
“那，你说，里面有什么？”
在那个中年男人回答之前有一段较为漫长的沉默，而我爷爷忽略了它，只把它看成是男人的紧张和对他的不信任。这也不能怪他，爷爷认为。“你说，里面有什么？”爷爷将那个包抖了抖，那时，他已确信，这个布包就是面前这个人的。
“钱。”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忐忑，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了一下喉咙。这一显见的异样爷爷再次忽略了，他想到了别处，“你爷爷就是那样的人，一辈子……太正直了，太容易相信人了，吃了多少亏就是不开窍。要是换作我……”母亲当然有这样的自信，她当过村上的妇女主任，受到过省革委的表彰，然后是供销社售货员，经历风浪多多，阅人多多，自然养起了超常的自信（打击她自信的事件出在后面，她调到县里，成为供销社一家饭店春华楼的经理。在她的手上春华楼每况愈下，直到工资都发不出来。除了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她从未对自己的经营有过任何指责，但不指责并不意味她就毫无反思。当然这件事的出现还要晚上十多年）。“没有人能在我手上把包骗走。”父亲使用着鼻孔，哼，是没人。要是你捡到了，肯定没人拿得走，就是失主也不行。他用报纸遮挡着自己的脸。“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母亲的声音高了八度。
在村头，爷爷遇到了真正的失主，而那时，另一袋烟的时间也已过去，他遇到的中年男人早已不知去向。爷爷走到村头时还为刚才的发生有些忿忿：那个中年男人没有一丝的礼貌，他接过布包，打开，重新包好，没一句感谢也没任何感谢的表情，骑上自行车便飞快离去，爷爷伸长脖子在后面问“你点点看少了钱没有？”——然而他竟头也不回，把我爷爷孤单地剩在了那里。
那日的秋风有些凉。
等爷爷遇到真正的失主，他的忿忿就不是刚才的忿忿了，他受到了欺骗，而且此刻他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痛哭中的老人，一个脸色惨白的老人，一个坐在地上那么无助的老人。“十二家人凑的钱。让我来买线，织网……十二家人凑的钱。让我来买线，织网……我给丢了。我怎么不丢了自己啊。”老人在围绕的人群中反复着这样的话，仿佛自己的舌头被什么拴住了，仿佛，他把一颗硕大的苦果含在嘴里，即不能吐出也无法咽下。七嘴八舌。这时我爷爷挤了下去，他已经清楚了，已经清楚的爷爷却感觉自己的头脑有些大，有些木。“老哥，你的布包，是什么颜色的？”接下来，爷爷又问，“里面还有包么？再里面是什么？”越说越是了。爷爷看了一眼那个老人眼里的小火苗，“唉，老哥，我受人骗了。我捡到了你的包，但，让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骗走了。”他把这句话勉强说完，那个老人，眼里刚刚闪过的火苗突然地就熄灭了。它本来就相当微弱。
“你，你怎么啦，”爷爷喊，“老哥，我给你追回来，我给你……”
“你说你上哪里去追？”母亲说。“你爷爷也真是。有热闹非要去看，你知道自己受骗了，反正也没丢自己的东西，干吗和人家说，那话不说能，能憋死你？”她当然要遭到我父亲的反驳，父亲说，咱爹当然没你那么多心计，也没你的心长得那么偏。以你的心来猜他的心，太难了。“我的心怎么了？我的心怎么了？我的心不这么长，这个家还要不要？就你们那点儿心计，饿不死你们！”母亲说的也是实话，她是我们家的恩人，至少她这样自居：在挨饿的那几年，如果不是我母亲……都是些旧事，可她从来不肯忘却。父亲又接了句什么，然后是……他们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
不说这些了，接下来我继续说那日的发生，我的爷爷，和金果叔，和刘海叔一起把那个瘫坐在地上的老人送回了家，他的家，在七里地之外的巩家村。事后，我母亲打听到，他们把老人送回去然后和他的家人一起把老人送到医院，来来回回四五个小时，那个老人除了腿不能动之外思维还算清楚，在这四五个小时里，他除了重复前面的几句话就是对我爷爷他们点头，也许他不准备把我爷爷捡到过布包的事说出来，然而……母亲在叙述到这里的时候用了许多表达情绪的语词，并配合着表情，我将它们都统统滤掉，削繁就简，剩下的主干就是：爷爷主动向人家的儿子儿媳交待，他捡到了布包，却交给了另一个人，那是个骗子。他向人家信誓旦旦，我一定把钱给你们找回来，你们放心。我叫某某某，住在辛集村。母亲仿照金果叔的语调，说，我在后面拉他都拉不住。“这就是你爷爷。”母亲的话里有话，包含复杂。
“他要是不说，要是管住自己的嘴，哪有后来的那些事哟。”
后来的事，如同旋转起来的涡流，它有一股向下的、内在的力量，它潜在暗处，却有巨大的吸力，让你生出摇摇欲坠的感觉，让你生出某种的恐惧，它在每一个“明日”早晨的门口，蹲着，比金峰叔家的公鸡起得还早——那年，我六岁，只有六岁，但许多莫名的感觉便潜入进我的骨头里，经久不散。它甚至让我感觉自己有某种的苍老。何况，我的父亲母亲天天都为此事争吵，发愁，他们的争吵吸走了屋子里的空气和好心情——我小心翼翼，想办法迅速从他们身边消失，然而这些都有些无济于事，“后来的事”就像一张挂在黄昏里的蛛网，把我们罩在了里面。
还是一点儿一点儿，一件一件来说吧。
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来了。这没什么难度，他们按照爷爷留下的信息找到了我们家。开始的时候他们极为客气，多少显得怯懦，坐立不安：不，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没事，没……爷爷和奶奶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叙述有些混乱，前言和后语之间缺少连线，有时只有半句，但最终，意思还是清楚了。老人是村上的会计，憨厚正直，在村上有着很好的口碑，当了十几年的会计从来没算错过一笔账，从来没沾公家一分钱，更不用说个人了，所以一村人都相信他（后来，在听奶奶向她复述的时候，母亲用声音和表示了她的不信。别听他们的，谁不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谁会说自己不是？）。可他这次，栽进了泥坑里。村里穷，人们想干点什么事总想不出点子，老人一次听到辛集的一个人说村上有人放网，织网的人挣了多少多少钱，他就动心了。十二家人，拿了四百二十块七毛二（母亲再次表示了她的不信，肯定没那么多，他们知道钱没有了，我们也没看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所以就信口多说点，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伎俩），老人自告奋勇前来买线织网。要知道，老人一生谨慎，从来没丢过一分钱，哪想得到……
爷爷一遍遍向人家道歉。他问，老哥身体……人家告诉他，病了，在炕上躺着呢，腿一直动不了，现在，嘴也不太会动了，吃饭都得喂。你看你看……爷爷直搓自己的手，仿佛他的手上粘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们放心，我一定要把钱找回来。你们放心。对不起老哥啊。
临走，奶奶追在后面问了一句，万一，我是说万一，要是找不回来怎么办？奶奶问得忐忑，小心，含着明晃晃的不安。
儿子仿佛没有听见，他收拾着自己的手推车，显得异常专注。他的女人回过头，眼里满是泪水：我们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没法过了。她瞄了我爷爷一眼，你们就，行行好吧（母亲离开条凳上站了起来：行行好？我们不行好，会有这回事？会让他们粘上？都是些什么人啊！爷爷哼了一声，而坐在一旁的父亲则直接跳了起来：说的什么话！你看你说的什么话！母亲挺直胸膛，她没有丝毫的惧意：我说的不对么，不是人话么？）。
……那件事像一种强力的胶，真的粘在了爷爷的手上，他甩不掉，更大问题是，他不想甩，就没有要甩的意思，这一点儿，让我母亲很是忿忿。我们就是捡到了，让人骗走了，也和这事没关系了，反正我们没有把钱昧起来，反正我们没有故意也没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找我们根本就没什么道理……不理他！爹，我们得过自己的日子，咱们不能让他把自己的日子毁了，你说是不是？
爷爷没有说是，也没说不是。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这不容改变。
爷爷走村串巷。他向人们打探，听没听说过谁家拾到了一个布包，里面全部是钱，听没听说谁家有一辆旧自行车，当然是“大铁驴”，听没听说谁家突然有钱了，听没听说……爷爷去了巩堤头，苑堤头，然后是东王，韩照，西马。爷爷找到各村的大队，当年他经常参加公社里的会议，与一些村干部还算熟悉，至少面熟。爷爷找了散在各村的亲戚，朋友，到人家坐一坐，然后言归正传，你知不知道谁家拾到了一个布包，灰绿色的，里面是钱。有四百二十多块呢。不坐了不坐了我还得去……这事儿你们给经点心，我，我把人家给害苦了。爷爷向所有的亲戚端出他的愧疚，这当然惹得我母亲很不满意：我们是偷了抢了？我们不是做好事做的么？谁愿意有这个结果？干吗非要往头上扣那个屎盆子？四婶在这件事上和我母亲完全一致，她也认为爷爷完全没有必要，家里有那么多的活儿，他一点儿都不操心却把心思全用在外人的身上，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也找到我们村里了。我娘说咱爹了，没见过你这么帮人的，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四婶只说了半句，她偷偷瞄了我父亲一眼，“哥，你和老四也得说说咱爹，他也真是……”
爷爷早出，晚归，并且归得越来越晚：他走得也越来越远了，一直打听到海堡和盐场，但是，毫无结果。“你也不想想，谁骗了你的包还到处嚷嚷，我骗了一个布包，里面全是钱？谁能像咱这么傻？找吧，找吧，这可真是大海里捞针了。再说，你找到了人家，钱都花完了，你有什么办法？”
母亲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是，又能怎样呢？“你们等着瞧吧。麻烦事在后头呢。不信就试试。”
是的，麻烦事说来就来了，他们就蹲在屋门的外面，像一团阴郁的暗影。奶奶打开门，他们进来，一个在条凳的前面蹲下了，另一个则直直地站着：是那个老人的儿子和儿媳。事后奶奶说，我一见到他们，心里就被乱麻一样的东西给堵上了。
老人的病一直不好。拉尿都在炕上，动不了，总是哭，嘴也歪得厉害，正常的话不会说了，就会两个字：屁，钱。钱，屁。儿媳说，这还不算最烦心的，不管什么原因，老人病了当小人的都得伺候也没什么，可是家里的钱全拿走了，都给丢了，病看不了不说，吃饭穿衣的钱也没了，马上要秋后了，冬天了，这日子该怎么过？这还不算是最烦心的，当时，老人带的是十二家的钱，他们家的丢了也就丢了，还有另外十一家呢，人家也都穷得叮当响，不然也不想一起来买线织网不是？让人家怎么过？现在，这十一家的人，天天在门口堵着，倒还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可这也让人受不了啊。“他爷爷，一辈子说说道道，现在……”奶奶陪着哭了半个下午，她告诉人家说，我们家老头子这些天天天出去给你们找，应当快了，快有眉目了。
那个瘦女人拉着我奶奶的手，看得出，大伯是个好人，我们，我们也是没办法啊。我们天天……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啊。
父亲陪着爷爷去了两次巩家村，回来直叹气，真是惨啊。真是惨啊。我们是得，帮着他们把钱找回来。“要找你们去找。家也不用你管啦，日子也不过啦！我自己带着儿子更舒心。”
父亲说，你是没看到那个情况。三间旧房，屋子倒是还算干净，就是总有一股臭哄哄的味儿——也没法不臭，那个老人瘫在炕上了，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大小便。瘦得不成样子，要是找不回钱来，可能年都过不了。屋子外面整天蹲不少的人，乱哄哄地，都是讨债的。父亲没说，他和爷爷一到就被人围住了，在得知是爷爷将捡到的布包交给骗子的之后那些人又哭又骂，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们差一点儿都走不出来。父亲没说，他和爷爷带过去的点心（是我母亲花的钱，她在供销社里，供销社有自己的点心房，她去买可少花两三角钱，但因此，钱也得她来出了：她怎么能跟我爷爷去要钱呢？这事，让父亲很长时间都矮着半头，和母亲吵架都显得不好意思）根本没能拿进屋，就被守在屋外的人们分了。父亲说的是，老人的儿媳见他们来，就像看到了亲人，哭得那个惨烈。父亲说的是，老人见到我爷爷，竟然露了一丝的笑容出来，他咧开嘴，流了更多的唾液在自己的衣襟上。父亲说的是，他们家的家具，桌椅，包括大门都被讨债的人给弄走了，要是老人能卖钱，他们也会把他给分了卖了（母亲插话，这事不说也想得到，要是咱家出这事儿，就是老四、金峰他们也得把咱家的东西都拿去分了，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到事上，谁都是顾着自己。她对我父亲提出严重警告：我告诉你，不许再可怜这家人，丢钱的是他不是咱，不是咱让他丢的，别让他们赖上咱，这种人，最会得寸进尺，不信你看）。
事后母亲坚持认为，让她说中了，她的预见是对的，她的所有预见都是对的，只是别人理解不到罢了。“你看吧，不由你不信。”
她的意见再次得到了四婶的支持，她们俩如此一致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是——“咱爹这种做法，早晚吃大亏。早晚，得让人家赖上。现在怎么样？”
……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多少与她们的预想有些相似：爷爷找不到那个骗走布包的人，他找遍了周围的村村落落，甚至到漳卫新河那边的山东，一直问到滨州一带。没人提供给他真正有用的线索，有几次，他满怀希望过去，结果去是一种扑空，不是，不是那个人，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我们公社拥有自行车的人并不很多，这本来是一条好线索，然而我爷爷顺着这条线的全部枝蔓一一摸过去，结果还是扑空。他记得那个中年男人的模样，但我们公社里，所有自行车的主人都和那个男人不一样，爷爷对自己的眼光有着特殊的坚信。莫非，他是外地人？这让爷爷，父亲，四叔，和一些热心的亲戚们感到更多地渺茫。
那两个巩家庄的人，儿子和儿媳，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因为老人需要照顾他们有时会来一个人，另一个，过一两天再来，相互替换。儿子倒没什么，他只是在墙角或者屋里蹲着，吃饭的时候递上一张嘴；不过儿媳来了就不同了，她有时会哭闹一番让你心烦，有时还说几句听起来刺耳的过头话，后来发展到，临走，她会席卷一件两件我们家的东西——当然这是在我爷爷在家的时候，爷爷不在家，她是拿不走的。她在我爷爷的面前已经颇为趾高气扬，仿佛我们亏欠她许多，仿佛我们做了亏心事递给她了把柄，她只是拿回自己应得的东西，理所当然。母亲和四婶最见不得这份嘴脸，就是不拿这份嘴脸她们也有了一肚子的气——
“你把它给我放下！”母亲指着瘦女人的鼻子，一前一后，四婶也跟了进来，她们早就商量好了。
这肯定在瘦女人的意料之中，预想之中，可当它真正出现她还是有些慌乱，措手不及。“我，我没拿什么……”随后她瞄了一眼我奶奶，尖起了嗓子：“我不该拿么，我没法过啦！”
“你没法过了怨谁？该，就该你没法过，谁让你这么赖皮来着，算是老天有眼啊！”四婶插话，她一把夺下了女人手里的东西。“我爹他是好心，还帮着你们往回找，要是我，我才不管呢，又不是我丢的又不是我让你们丢的，凭什么天天上我们家来混吃混喝，还想拿，看你不要脸的！”
……院子里站满了人。看得出，那个瘦女人根本不是能吵架的主儿，何况是在我们村，何况她要面对的是七嘴八舌，一圈不断游动的舌头。她哭了，哭得那么痛心，无助。她能反复的只有一句：“我不找你找谁去。布包是你们最后见到的，我不找你找谁去。”
就在这时，爷爷出现在院子里。
事情，再次出现了转折。
爷爷承诺，家里的东西只要她需要，就可拿去。人心都是肉长的，她公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他造成的，要是没有他把布包交给骗子，也就没有这些事了。“你拿东西，我心里倒还略略地好受些。”爷爷的眼圈突然红了。
（“凭什么啊？这个家我们也有份儿，我们拿过什么？就是蜜，都舍不得给孩子们吃……”母亲拉了拉四婶的衣袖，制止了她的继续。）
爷爷承诺，再给他二十天的时间，如果到时候他还没有找到那个骗子，布包里的钱由他来还。他说话算话。（“凭什么啊？凭什么我们还？”这次，轮到四婶拉我母亲的衣袖了，“你不用拦着”，母亲甩甩手，“大伙都在，你们给评评理，我们是偷了还是抢了，我们得到什么了？以后，这好人还怎么做啊？要知道是这个结果，爹，当时你就该把钱自己拿回来……”）
瘦女人走了，她没有带走曾经拿在手里的东西，出门的时候，她依然尖着嗓子，挤出一句“我们也不是坏人……”她说得很不响亮。
“爹，你怎么，怎么能……看你到时候拿什么还。”母亲丢下一句。
“反正我们没钱。我们没人挣工资。”四婶又丢了一句，母亲准备搭话的时候她已经飘到了外面（为此，母亲耿耿于怀了许多天）。
二十天，看上去并不算短，甚至有些过于漫长：它有二十个早晨，二十个正午和二十个黄昏，它有四百八十个小时，两万八千八百分钟——在这二十天里，我爷爷更是早出晚归，四处打探；在这四百八十个小时里，他很少能够让自己睡得塌实，奶奶听着他在黑暗里翻身，辗转，悄悄叹气，仿佛黑暗中生着刺猬的刺，它们一下一下在刺他的背，刺他的胸，刺他的腿。两万八千八百分钟，我的爷爷，他的每一时刻几乎都用来思考：那个骗子到底到了哪里，他如何能够重新找回那个布包和里面的钱？这占去了他的全部心思，全部的智力。
母亲也在找，她再次找到公社派出所的所长，得到的答复是，还没有进展，他们不是不尽力，而是，这事的确有些难，所有线索都断了。父亲也在找，他叫自己的学生们留心，把他们一一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推心置腹，让他们仔细打探。四叔四婶，包括辛集三队、五队的人也都跟着在找，包括邻村的亲戚和大队的干部们……然而这并不能令我爷爷感到欣慰。时间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过着，二十天的时间眼看就要用完了，它很不禁用。时间一天天过着，我们依然一无所获。好在，巩家庄的人没有来，他们没再给爷爷的煎熬增添另外的杂质。可是，时间马上要用完了。我那年六岁，连我都能感觉时间即将用完之前的紧迫，它压在屋子里，把里面的空气都压走了。
爷爷来到我们家。他是一个人来的，之前很少如此，和我父母沟通的多数是我奶奶，所以他的到来还是让我母亲有些……不安。爹，你，有事么？
爷爷是来借钱的。他在我母亲寻找种种理由拒绝之前固执地说了下去：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之前咱日子穷，没给过你们什么。我说的是借，有借就有还，肯定。我就是砸了骨头卖也会还的，这样，你也别为难，有多少先借我多少，让金龙给我写个字据。一定要写。爷爷用的是和平常很不一样的语调，他既没看我的父亲也没看我的母亲，他看的是别处，他看的是，墙上的斑点或者一只蛾子的影子。
话说得如此，母亲也无话可说了。她拿出了三十一块钱，这时我父亲插话，你不是准备了买手表的钱了么，把它也添上吧，我们先不买了。“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看我这记性。”母亲打开衣柜，从底层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布包，它是一个袖章改做的，上面还有剪了一半儿的字。母亲把钱递到爷爷的手上，“爹，你可别说什么借不借的，还留什么字据……不让人家笑话？”
不，一定要留字据。爷爷说得，斩钉截铁。
爷爷把钱送过去的时候才知道，老人已经死亡。这个消息仿佛是一种电流，爷爷被击中了，他愣在当场，像一块摆晃的木头。
老人的儿子拒绝了爷爷的钱，不过，他把爷爷送去的两块布被留下了。他说，大伯，这个我收下，要不是你非要做礼帐我也不敢收的。你的钱我绝不收，我父亲要是地下有知，他会骂我的，骂死我的。他一辈子，最看中的就是名声。
那天他说了很多的话。之前，他给我爷爷、我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闷葫芦，没想到，有那么多的话在他的肚子里翻滚。你们真不欠我们什么，真的。我父亲的债由我来还，今年还不上明年，明年还不上后年，到老我肯定能还得上，我父亲一辈子站得直立得正，在这事上，我已经给他脸上抹黑了，你的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一分也不要。
爷爷拉着他的手：“我对不起大兄弟啊，要不是我做错了事让人骗了，他也不至于，不至于……我一定要找到那个骗子，一定要……”
大伯，找不到就算了吧。你已经费心啦。这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他也跟着抽动着嘴角，泪水不断地涌出来。
不，爷爷不能把它放下，他把这事当成是自己的债务，现在，他的压力更大了，毕竟，一个人死在了自己犯下的过错上。他接受不了别人的宽解，我的父亲母亲也知道，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起作用，不会起到作用。这个债务，甚至把我爷爷的腰压得更弯，让他抬不起头。
秋天结束了，接下来是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北方的田野上剩下些光秃秃的树，它们看上去很冷，在更北的风里簌簌发抖。没有了农活，爷爷还是天天到田间去，从远处，他就像另一株寒冷的树，他就是树的样子。那年我六岁，在我的记忆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地冷，却几乎没下过雪。在我记忆里，那年，爷爷变得更加沉默，心事忡忡，他留在心头上的那块石头还在生长，他的样子有时让人感觉恐惧。之前可不是这样，虽然，父亲、四叔和村上的人都说爷爷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不止一次，我看见爷爷站在果园的路口，向远处张望。难道，爷爷会那么天真地心存幻想，等那个骗子走到自己面前，将布包递给他：大叔，我错了，这个包不是我的，钱也没动，现在还给你吧……
没人将灰绿色布包送回来，也没有这个布包的任何消息。公社的人倒是来过两次，他们一是向我爷爷了解更细的情况，二是担负着劝阻他的使命，他们说，现在把事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尽力的。这里，没有你的错，你没必要为此自责……我爷爷静静听着，努力点头，但警察们走后他还会继续他的打探，前往周围的村庄，前往各个集市，前往……他寻找那个留在他记忆里的人，寻找那辆印象略有模糊的自行车。“咱爹要这样下去，唉。”母亲感叹。四婶也同样的感慨，“这样下去，人家会怎么看他？是疯还是傻？家里有多少活儿，咱爹也不做，光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让孩子们也抬不起头啊。那天刘七婶婶就说咱爹，烧的，就怕自己家过得舒服。”两个女人，她们也搭起了戏台，并在其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应当找个人，劝劝咱爹。”“谁能说得动他？！”“老婆子也是，”四婶提到我的奶奶，“冲我们总是劲儿劲的，我们拿她根草叶她也得心疼三五天，前几天我借了一个碗忘了还，昨天就拿话点我。哼，人家来拿东西，她的劲儿呢？她的能呢？”……
接下来，我要说到那年的春节了，春节当然是个大事。我记下来的大事有：母亲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海军服，把一向懦弱的我打扮得威风凛凛；我借了树哥哥的木枪，当然前提是给他当两天的马，并在“战斗”中扮演失魂落魄的日本鬼子；我把爷爷买给我的灯笼烧毁了，这个灯笼我只打了不足半个小时，为此我痛哭一场，一直心疼我的爷爷却没承诺再给我买一个新的。我还记下了另外的大事，那就是，二十七，二十八，巩家村有四五个人来我们家堵门，他们说想讨回他们的钱，在死去老人绿布包里包着的钱。“我们欠你们钱么？我们什么时候欠下你们的？你们凭什么来找我要？”这样的事，当然得我母亲出面，何况二十七那天爷爷不在家，他早早地出去了。他们倚着墙角，一言一语甩着大概早想好的话。“你们说什么？大点声！别装得像杨白老似的！这样，你们出个代表，来和我说！其他人，都给我离开这个院子！”那些人大概没见过这样的阵式，真的全退了出去，待了一会儿却又全都进来了。“你不还我们钱，我们的年怎么过？”他们反复的就这一句。
“我们凭什么给你们钱？我们是借了你的还是拿了你的？有什么证据说我欠你们的？你们说！使赖法子来了！算是人么？对得起自己的那张皮么？……”母亲越说越气，她的手指指过每个人的脸，她的手指所到之处，那张脸就会略略地偏向一边。“去，把你四叔，金峰叔，老李家人都叫来！把大队的人也叫来！”那些人，竟然给我让开了一条路。
“反正，不还我们钱，我们就不走。”我返回来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说。“我们不是来打架的，”对于围满了的黑压压的人，他们显得气力不足，“我们是来讲理的。你们要仗着在自己村……”“我们要不是过不了年，也不会来这。哪怕少还一点儿，我们也就……”
四婶也来了，还有梅姐姐，秋哥……我母亲的话更加滔滔不绝，也越来越难听。“你说捡了包给了一个骑车赶集的，谁看见了？我们不来找你要找谁要？”一个大约十八九岁少年挺出来，硬着他的脖子——“什么混账话！”他的脖子很快挨了几巴掌，是巩家村的人们打的，“我们没这个意思……”
“哼，这就是你们的意思，尾巴露出来了吧！我们的好心在你们那就是驴肝肺，你们以为我们昧起了你们的钱！你打听打听，我们是那样的人么，我们是那样的人家么！凭什么由你们沷脏水扣屎盆子，你们也太欺侮我们辛集好惹了吧，你们也太欺侮我们李家没人了吧……”
二十八，被打回去的那些人没有再来，来的是一些女人，孩子，她们还是来讨要“她们的钱”。爷爷在家。他说，钱，不在他这，真不在他这里，他没有捡钱不还的意思，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说，他正在找，找那个骗走了布包的人，如果找到了一定给大家一个交待。“要是找不到呢？都这么长的时间了。”爷爷咽了口唾沫，“那我还。你们可找人问问，我是不是个说话算话的人。”——这些，是奶奶过来转述的，她是想搬我母亲这个救兵，那些人还在奶奶家的院子里。“不去，”母亲气哼哼地扫着院子里的灰尘，纷纷扬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说什么？娘，你也太由着他了，你也太……不过，我把丑话说到前头，你们要还这笔冤钱，可别找我，我肯定一分不出，一毛不拔！也太欺侮人了！”
那些女人一直待到中午才走，她们的离开和我母亲依然有很大的关系，她带着公社的警察出现在院子里。“爹，我把丑话说到前头，你们要还这笔冤钱，可别找我，我肯定一分不出，一毛不拔！也太欺侮人了！”守着我爷爷，父亲，警察，以及那些巩家村的女人，前来看热闹的辛集人，我母亲又重复了之前和奶奶说过的话，她说得更为坚决，蛮横。在我父亲、四叔、金峰叔他们眼里，话里，我的母亲多少有些“沷”，不过还从来没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语调和我爷爷说过话，但那天，她……说了。
对那年春节，我还记下了父亲和母亲的“战争”，不过这不算大事，因为他们的战争经常发生；我还记下二十九的晚上下了一场小雪，并不很厚，不过那天晚上爷爷很晚才回来，他在傍晚的时候就消失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大约已近凌晨。父亲，四叔都曾出去找过他，找遍了村子里的角角落落，所以爷爷说他只是在五队的打麦场里坐了一会儿肯定属于撒谎，只是没人愿意拆穿。爷爷说，他想到了我早逝的槐叔和巧姑，他们俩分别死于正月初五和正月初七，一到过年就……回来的路上，母亲说爷爷的这句话也不全是真的，都多少年了，再说，每年也不这样——父亲接了一句什么话，突然，母亲的声音便又高了八度，两个人再次吵起来。对于那年春节，我还记得，初一是我生日，母亲一大早就把我打发去了姥姥家，直到初三才把我接回，我还记得当时我哭着喊着要姥姥“救命”，姥姥也哭了，紧紧把我搂在怀里……
那个春节，家里一直被一种什么东西给笼罩着，让人感觉压抑，灰暗，空气稀少。虽然，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包括四叔四婶，都尽力地端出少见的笑脸，说着吉祥或可笑的话。那种粘粘的，挥不去也理不清的东西却一直在着，在着。
让爷爷牵肠挂肚的“布包”终于在初四那天出现了转折，真是柳暗花明，真是拨云见日，真是……嫁到赵堤头、带孩子回家的杨环随口跟自己的母亲说，村里一直很穷的赵风亭家（请原谅，这是一个化名，我大概忘记了那个人的真实名字，虽然我可打电话问我的父亲，但最终我决定不打这个电话，以后就是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也不会将它如实写出来）前些日子葬了母亲，也不知哪来的钱，竟然给老太太做了松木的棺材，据说老太太临死之前馋饺子，他们竟然一连三天让老太太顿顿吃饺子……说者无心，但杨环的母亲却把它记在心里，她叫自己的儿子把我爷爷叫了过去。“我也不知道和你的那事有没有关系，不过，孩子说到了，我告诉你，让你留一下心也不是坏事。”
爷爷问到了自行车。杨环坚定地说，没有，他们家没有自行车，绝对没有。他们家买不起，叔你大约没去过他家，穷得叮当响，去年过年还到我们家借面呢。他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地过。
杨环的坚定多少扑灭了爷爷的火焰，仿佛是一盆冷水。
“不是就算了。唉，我还以为能帮到你呢。”同样感到失望的还有杨环的母亲，她也感到了那盆冷水的凉。“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也给你留着心，大哥，这事可把你这个好人害苦了。”
他们家没有自行车，从来就没有过，那他就不会是我爷爷要找的人，这条线索等于又断了。不过，他多少有些不甘心，多少有些自欺欺人，多少有些心存幻想，于是，在初六那天，他还是去了赵堤头。
我爷爷也觉得自己是在自欺欺人，他对自己的这次查访并不报太大的希望，不然，他肯定初四就去了，或者初五就去了，他肯定希望自己能早一天放下压在心里并且还在增长的那块石头。然而真的是柳暗花明，他竟然真的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人，为找他，爷爷朝思暮想，踏破了铁鞋——
问到赵风亭家在何处，爷爷并没急于过去，当时，他并没把这个赵风亭当成是自己要找的人，并没把杨环所提供的线索看成是有用的线索，他来，一是出于自欺欺人的幻想，二是出于给自己一些交待，让自己显得有些努力。爷爷把自己说成是赵风亭的一个远房亲戚，多年没有过联系，这次来走亲也想到他家看看。那些晒太阳的老人倒是满腔的热情，很快，爷爷就打听到有关赵风亭的一些情况，关于贫穷，关于他少年丧父，关于他母亲这几年的病……去赵风亭家看看，查证，爷爷并不急于，他其实早就把赵风亭排除在嫌疑之外了，没有自行车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他一直和那些老人们聊到时近中午。在一个老人的指点下，爷爷很快就找到了赵风亭的家，那个低矮的小房很好认。
爷爷敲了敲篱笆门，似乎一个男人探了下头马上又缩了回去，然后一个女人走了出来。“谁啊？你找谁？”她的表情很不自然，但爷爷并没在意。他甚至，把刚才有个男人探头也当成是幻想或者错觉。“我找赵风亭。是住这里吧。”
女人的慌乱更加慌乱，显然，她并不善于掩饰：赵，赵……他不在家。
爷爷还没在意。“邻人盗斧”的故事中那个丢失斧头的人总感觉自己的邻居一举一动都像个贼，而在我爷爷这里，他因为已经预先排除了赵风亭的可能，所以对任何的异常也都不放在心上。我爷爷向女人说明了来意，他讲到那个集市，那个早晨，那个布包——“我们家可没见什么布包！我们没拿过人家东西！”爷爷对她的打断感到好笑，是啊，我没说你们拿了，我只是……要是你有什么发现，听没听说过谁家拾到了一个布包，里面全部是钱，听没听说谁家有一辆旧自行车，当然是“大铁驴”，听没听说谁家突然有钱了，听没听说……“没有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话再次遭到打断，女人表现逐客的意思，爷爷只好收住他的话头。“你家男人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他能知道得多一些……”
“他走亲去了。挺远，在山东呢。可能四五天回不来。”
爷爷告辞。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一个孩子从他身边挤过去，窜到女人的身边。“娘，这是谁？是咱家亲戚么？”爷爷看了孩子一眼。只一眼，就足够了。
女人坚持自己的男人不在家，不在，出门了，走亲去了。爷爷也没多说，转身，离开，但出了村子不久他便又返回了赵堤头，躲在一个暗处。那个男人，终于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出现了，他想去茅房。爷爷从暗处现身，朝着他冲过去……
“没错，就是他！”
爷爷说，尽管他现在嘴硬，不肯承认。“我终会叫他承认的，我会让他把钱还上的。不过，唉。一条人命已经没了。”母亲接过话题，既然已经找到了骗子，知道他姓自名谁家住哪里，爹，你也就该放松了，把包袱缷下，后面的事让公安来办吧。四叔四婶和我奶奶都是这样的看法，爷爷也没有坚持。好吧。他长长地出了口气，这口气，使那天的夜晚似乎有了特别的光，有了特别的温暖和舒心。这口气，大概也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出的，包括已经七岁的我。
然而。然而那个人还是被放了回来，他拒不承认自己见过什么灰绿色布包，拒不承认自己曾在那天到过辛集，而且在此之前也没见过我爷爷，何况自己也没有什么自行车。“就是他，没问题！”我母亲把所长叫到一边，“你们就这样放人？他说没有就没有？”所长对我母亲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可他就不承认，他是个硬骨头。我也拿他没办法。手段都用过了。
“这，怎么向老头交待？”
……巩家村的人又来了，这次，包括死去老人的儿子。我的爷爷，陷入了包围。他缺少七八张嘴，就是有，他也没有办法很好地使用它们……我爷爷竟然出现了短暂的昏厥，在巩家村的人走后，他病了，发起高烧，他的大脑里有一团四处冲撞的火焰，这股火焰窜到他的肺里，心里，胃里……“你说你做的哪门子好事哟！都说好人有好报，可你现在看看你的报应！”奶奶一边给爷爷擦汗一边埋怨，“以后不许再这么傻啦！咱什么好事也不做，谁爱做谁做去！你也该长长记性，这辈子，吃的亏还少么！”蹲在灶边烧火的四叔也跟着浇油，“你觉得是做好事，人家可不这么看，你没听见么，人家以为你……你要是把钱拿回来，买点什么大人孩子不高兴，不说你好！”
“滚，都给我滚出去！”爷爷抄起一个药瓶，向四叔砸过去。“看看，还不让说了！”四叔一边嚷着一边跳起来，“自己错了还不承认，还说不得……”奶奶探出头，冲着四叔喊，少说两句当你是哑巴啊！添什么乱！（事后，四婶找了奶奶，也找了我父亲母亲，看，给老四头上打的包！有脾气干嘛冲我们撒啊！我早看出来了，我们没人家有能耐，不挣工资，在他眼里就什么都不是！）
三天之后，爷爷的病情略有好转，他就又出门了，目的地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赵堤头，赵风亭家。我父亲想陪他去却被骂了回来，他有那么大的火气。
一天。
两天。
三天。
可以想见爷爷的坚持，他配得上“锲而不舍”这个词。同时坚持的还有巩家村的那些人，他们隔三差五地来一次，这实在让我们心烦。
正月过了。二月二，龙抬头。那年，春天似乎来得早些，虽然寒冷还会继续很长的时间才能散尽，但，河里的冰已经慢慢化了。河上，时不时会有一声浑浊而悠长的声响，它源自冰的内部，不断扩散着。
二月二，是一个节日，在当时的农村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天，我爷爷没守在家里，他又去了赵堤头村。赵风亭的女人把我爷爷堵在外面，“我说了他不在！他没拿你的钱，你别烦我们啦！”她拿着一个筐子走出院子，一出来就锁上了篱笆门。这个动作让我爷爷感觉可笑，篱笆门的锁应当是刚安的，是安给他看的，是用来挡他的，不过，如果他想进去其实也简单，低矮的院墙根本挡不住人。“人做事得讲良心。他不亏得慌么？他睡得好觉么？明明就是他。你们还是把钱拿出来吧。不是你的就不能成为你的……”
女人跟我爷爷在门外打转儿。爷爷也跟着，反复着。最终她烦了，竟朝河边走去。爷爷想了想，看了看门里，也跟着女人走向了河边。
我说过冰已经化了，河边一片泥泞，冰的断裂声此起彼伏，走在前面的女人鞋上已满是污泥。“你别再跟我们过不去了好不好，又不是你的钱！”女人哭了，她把手里的筐子甩向河中——“你要再追，我就跳河！我就死给你看！”
爷爷继续。向前一步，两步。
女人真的跑向河的中央。冰断裂的声响更加巨大。她哭得，那么难看。突然，她在一个断裂的冰面停下来，一跳，两跳……冰断开了，她落进深深的水中。
爷爷那天是被抬回来的，他一身污泥，湿淋淋地，而且丢掉了两颗牙齿——他身上的污泥和水是因为去救那个女人弄的，而牙齿的丢掉则因为那个赵风亭，他从躲藏的家里跳出来，用一把铁锨狠狠砍向我爷爷的头——“他还打人！不能就这么算了！打死他！一定让他血债血还！”母亲和奶奶用力拉着暴跳的父亲，而四叔，则在一旁冷笑。他坐了一会儿就回家了，临走，他对我奶奶说，柳叶发芽了。是的，他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第二天四婶哭着来找我的母亲，“不好了，他四叔……出事了。”
四叔一大早就来到了赵堤头，径直走向赵风亭家，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那就是赵风亭家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认识”赵风亭的，这一直是个谜。那天，四叔的手上拿着一把铁锨，形状、大小与赵风亭击打我爷爷的那把大致相同。四叔跳过赵风亭家院墙，冲着屋里喊，“赵风亭，你给我出来，有种你就出来！”
喊了几声，赵风亭真的出来了，他似乎对此有所预见。不过，他的手上没拿任何的东西，而我四叔的铁锨分明地放在胸前。四叔一见，二话没说，挥动铁锨朝赵风亭的腿上砍去……赵风亭竟然没躲。
四婶来找我母亲的时候四叔应当还在赶往公社派出所的路上，他的肩上扛着已成为“凶器”的铁锨。他是通过路过的金钟叔向家人传递消息的，四叔说得轻描淡写，不慌不忙。在他背后，赵堤头的许多人都远远地跟着，一直把他送到派出所，直到他被关押起来才慢慢散去。多年之后，四叔的行为被描写成一个英雄，对此，四叔听完，吐掉口中嚼着的草叶，“扯淡。”之前，我的父亲母亲，在言语间，在行动间，似乎对我的这个四叔都有些不屑，但从那之后，大大改变。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独独缺少我的四叔。缺少四叔似乎缺少了许多，他空出的位置只得被昏暗和沉默填满。母亲打听到的消息是，赵风亭的腿断了，住在公社的医院里，本来医院已经叫了县医院的救护车，但赵风亭坚持不转。
“这可怎么办？你们说，他这是想什么？老四……要坐多少年啊？”
那个晚上大家坐到很晚，很晚，整个晚上似乎只有四婶的声音，她说的也极少，更多的是沉默，一家人围在巨大而狰狞的沉默之间，仿佛是涡流中的草叶。我也跟着，简直是种煎熬，脑袋里被一些混乱的粘液填得满满却不敢睡去。一闭眼，我就看见血，看见飘忽的魔鬼和巨大的牙齿。
我们离开奶奶家，路上，母亲说，她打听过了，像四叔这样的情况，得判三至五年。所长说让在受害人的身上想想办法，他要是不咬得紧，或者可以轻判。“我们得把老四救出来，不管多大的代价。”——怎么救？他犯的是法。他们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路，我能听出母亲的不屑。代价，什么代价？这个代价谁出？他们惹事让咱去擦？老四家会说你好？要在平时，父亲肯定反驳，他们肯定争吵，但那日，父亲只是重重喘气，不发一言。
赵风亭躺在医院里。他的腿断了，如果他接受公社医院的建议去县里，情况可能好一些，可是他没去。他的腿可能会留下残疾，我们医院没有做手术的条件——医生的话让准备前去探望的四婶一下瘫倒在地上，母亲和奶奶也未能拉得住她。“他是想要老四的命啊。他是想不让我们好过啊。”
我和父亲再去医院的时候，赵风亭正在用一个粗瓷的碗在喝水。他的女人一直把后背留给我们，仿佛我们是空气，并不存在。父亲那天显得木讷，笨拙，他费了很多的力气才说明来意，其实这个来意我母亲和四婶已表达过两次了。冤家益解不益结。老四是个混蛋，不是东西，你别和他生气。他是应当受到惩罚。现在惩罚也惩罚过了。你好好治病，好好养，医药费我们全包了。至于，至于那个布包……也许是个误会。就当没那回事，不，我父亲看错了，冤枉你了，我们给你恢复名誉……
赵风亭毫无表情。他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水，他咽水的声音很响。这让我父亲更加木讷，笨拙，他的汗水都下来了。这时，赵风亭的那个儿子出现了，他推了我父亲一把，滚，滚。我都听得见他咬牙的用力。父亲摇晃着站起来，他一脸尴尬，挂着僵硬的笑容：这孩子，这孩子……上几年级了？到中学，到我班上……那个孩子就像发怒的刺猬：狗才上你的班！滚，快滚！
……一轮轮的外交都宣告失败，我们绝望了，尤其是我的四婶，奶奶。其实日子最不好过的是我的爷爷，他遭受着大家的指责，之前还从来没有谁敢这样对他……母亲有更多的抱怨，我们为“营救”四叔花了不少的钱，一提起来她就感觉牙痛：“他是什么东西！算什么东西！四包点心，六斤油条，还有大枣，红糖……喂狗狗还叫两声呢！”“你说老四家，这么大的事，又是老四惹的，一到花钱的时候她就退，一到花钱她就退，我们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不花白不花？净装糊涂！真不知道她的心是什么东西做的！我要是狠得下心来，也不花，看她怎么办！”
就在我们以为必须接受最坏的结果，所有努力都付之流水的时候，事情有了突然的转向，四叔被放了出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赵风亭找到派出所，撤回了对我四叔的全部诉讼，他说，他的腿和四叔没有任何关系，是他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弄断的。是被一头激怒的牲口给弄断的（为此，剃了光头的四叔很是不平：凭什么说我是牲口！给我安个别的名义还能接受）。警察问过多次，可赵风亭就是如此坚持，并在口供上签了字，当然，派出所他们也乐得是这个结果，这些日子我的父母可没少往他们那里跑。“他们没打你么？没不管你饭么？没……”四婶那时，完全是一个小女人。
还没有结束：布包也被送了回来，是赵风亭的女人送回来的。钱花了一些，但布包没丢，包括里面的纸：女人说，他们得到这个布包，本来一直准备等有了钱再还回去的，不丢布包就是证明。“花的钱，都用在了他奶奶的身上，老人一辈子不容易”……女人又哭了，后来母亲说，她长了一幅哭模样，这样的人命都不好。女人还纠正了我爷爷的用词，她说，我们家风亭不是骗子，没想骗你，是你自己非要把包塞给他，后来，后来他就动心了，因为他想到自己的娘。她说，那天，他借了孩子三舅的自行车来辛集赶集，本来是想买些红薯，还准备了一个口袋，可骑到果园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口袋不在车上，忘家里了，而当时他也有些内急，想去一个僻静的地方撒尿，结果被我爷爷当成了丢东西的人。
“我们人穷可志不短，我们做事从来没做过亏心事，要不是孩子他奶奶……临走就想吃顿饺子，她一辈子也没为自己张过嘴……”我奶奶，母亲和四婶，都跟着这个女人哭了起来。
“钱就剩这些了，我们也还不上……”三个女人一起制止，不用还不用还，我们还——我母亲想到赵风亭的医药费，“大哥的腿，你们尽管花钱治，可别心疼钱落个残！花多少钱，我，我们听着！”一听这话，那个女人又哭了，她哭得更为难看。过了很久，她才说，不了，不用。风亭说，那是他应得的报应，怨不得谁。
临走，女人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孩子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一直没和他说，我们不想让孩子……她说，这个布包里的钱，一分一厘也没用在孩子身上，一分一厘也没用在别人身上。
放心，放心。一向坚硬的母亲，已经哭成了泪人。
事情到此，已经到达它的尾声。爷爷的这一“债务”最终得到了偿还，巩家村的人不会再来纠缠，而赵风亭一家也没再和我们有任何联系。仿佛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曾经笼罩过我们家的乌云或者其它的什么也已散去，日常恢复到旧日当中，我的父亲母亲依然继续他们的争吵，母亲和四婶、奶奶的明争暗斗也在延续，她们绵里藏针，指桑骂槐，斤斤计较，有些时候则又同仇敌忾；四叔学会了打麻将，他在麻将桌上消耗着自己的日日夜夜，堵塞起自己的耳朵，对四婶的报怨、爷爷的指责和训斥置若罔闻，不久，我的父亲也加入到麻友的行列……母亲得到消息，赵风亭的腿到底还是残了，做不得重活儿，一到下雨，阴天就痛得厉害——她只在饭桌上说过一次，她是对我四叔说的，没想到，正进门的爷爷将她的话装进了自己的耳朵。
（据金峰叔说，我爷爷曾悄悄去过赵堤头村几次，他曾偷偷塞给杨环钱物，让她想办法转交给赵风亭的女人……“他的钱哪来的？还不是我们的？我知道你爹，肯定偷给他不少钱……他要是真有钱，多给孙子点儿，孙子们也愿意上他那里去……”母亲的话当然招来父亲的不满，他也不是一个好脾气。）
事情到此，已经到达它的尾声。只是，一次，在果园里金成大伯遇到我爷爷，两人闲聊，我爷爷抓着大伯的手，“我的身上，还欠着人命呢。”他说得凝重，郑重，仿佛里面依旧有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