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正谈得高兴，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冷嘲热讽，无动于衷，或者是冷眼旁观，不屑一顾。这种人，要么是高人，有独到的见解，见旁人胡乱瞎侃，心中不舒服，本不想掺和到当中去，却又忍受不了他们乱讲，因而在情态上有所表现。这种情况为情理中事，不足为奇。另一种情况则是没缘由的冷嘲热讽，自视高于众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不值得深交。有的人天性如此，倒也不必多怪。
卑庸可耻者在他人的言论并不正确的时候，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如果不是存心这么做，必定是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逢迎、投机取巧。这种人不可信赖。
妇人之仁的表现各不相同。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的印章拿在手里，即使把玩得磨去了棱角也舍不得给人家。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对欲成事功的人来说，应引以为戒。怀妇人之仁者，不足与之交谈大事。
曾国藩识人、用人的本领十分高明，他经常结合人的情态识别人才。
有一天，他收到学生李鸿章的一封书信。在信里，李鸿章向他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老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放下李鸿章的信，照例背着双手出去散步。
曾国藩返回府邸时，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他，李鸿章推荐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只见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曾国藩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悄悄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观察着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平，却器宇轩昂，背着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经颇有微词。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回到房间里，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在交谈中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和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不过，那个抬头看云的年轻人虽然口才一般，却常有惊人之语，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说话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吩咐手下给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给了他一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
在大家实在想不通时，曾国藩说出了其中的原因：“第一个年轻人在庭院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刚才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他对很多东西并不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他在背后发牢骚发得最厉害。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遇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骄不躁，竟然还有心情仰观浮云，就这一分从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显贵，他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国藩的一席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称是。“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一声叹息。
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在后来的征战中脱颖而出，并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垂暮之年毅然复出，率领台湾军民重创法国侵略者，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位巡抚刘铭传。不过，正如曾国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通过刘铭传在大厅里的表现，曾国藩就辨识出他的大将气度，这是几十年阅历和经验所致，偷不得半点机巧。人们也不乏这种经验，有的人头回见面，就让人喜欢，认为是个人才，这就是从人的情态得出的结论。
通过观察对方的情态，我们能够对其有个清楚的认识。但是，人的情态并非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看一个人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不要认为一个人不好，就永远否定他。
观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态，细细地研究、琢磨，根据其客观表现出来的情形来判断，而不是主观臆断。那么，我们看人就会更准确了。
通过声音窥见其真面目
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呜则贱。
——曾国藩格言
人的声音，跟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之气一样，也有清浊之分。清者轻而上扬，浊者重而下坠。声音起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至舌头那里发生转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去，这一切都与宫、商、角、徵、羽五音密切配合。识人的时候，听人的声音，要去辨识其独具一格之处，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符合。但是，只要听到声音就要想到这个人，这样就会闻其声而知其人。所以，不一定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才能看出他究竟是个英才还是庸才。
曾国藩在《冰鉴》中指出：“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人的喜怒哀乐的确能在声音中有所体现，即使人为地掩饰，也会有此特征。
郑子产一次外出巡察，突然听到山那边传来女子的悲恸哭声。随从们转视子产，听候他的命令，准备救助。不料，子产却命令他们立刻拘捕那名女子。随从不敢多言，遵令而行，逮捕了那女子。当时，她正在坟前哀哭亡夫。人生有三大悲，即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可见该女子的可怜。以郑子产的英明，他不会对此妇动粗。其中缘由，是因为郑子产的闻声辨人之术。郑子产解释说那妇人的哭声没有哀恸之情，反蓄恐惧之意，故疑其中有诈。审问的结果，果然该女子与人通奸，谋害了亲夫。
人的声音，由于健康状况、生存环境、先天禀赋、后天修养等不同而不同。所以，声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品格——雅与俗、智与愚、贵与贱（这里指人格修养）、富与贫。
声音分为声和音。音，是声的余波或余韵。两者似乎是密不可分，实际上差别不小，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我们通过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
曾国藩认为：贫穷卑贱的人说话只有声而无音，显得粗野不文明，圆滑尖巧的人说话则只有音而无声，显得虚饰做作，所谓的“鸟鸣无声，兽叫无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普通人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声响散布在空中而已，并无音可言。如果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情动于中，而声中饱含着情，到话说完了尚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则不仅可以说是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名流。说话的时候，即使口阔嘴大，却声未发而气先出；即使口齿伶俐，却不矫造轻佻；这不仅表明其人自身内在素养深厚，而且预示其人还会获得盛名隆誉。
另外，经过心理学的调查表明，声低而粗的人在现实生活里，性格成熟潇洒，较有适应力；声音洪亮的人精力充沛，具有艺术家气质，有荣誉感、有品位，而且很热情；讲话速度快的人朝气蓬勃，活力十足，性格外向；外带语尾音的人，精神高昂，有些女性化倾向，具备艺术家气质。
通过听声音还可以辨识人当时的状况。在正式场合中发言或演讲的人，开始时就清喉咙者，多数是由于紧张或不安。说话时不断清喉咙、变声调的人，可能还有某种焦虑。有的人清嗓子，则是因为他对问题仍迟疑不决，需要继续考虑。有这种行为的男人比女人多，成人比儿童多。儿童紧张时总是结结巴巴，或吞吞吐吐地说“嗯”、“啊”，也有的总喜欢习惯性地反复说“你知道……”故意清喉咙则是对别人的警告，表达一种不满的情绪，意思是说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可要不客气了。口哨声有时是潇洒或处之泰然的表示，但有的人会以此来虚张声势，掩饰内心的惴惴不安。
还有些短语也有一定含义。“嗯。”——表明知道了。“喔！”——表明感到惊奇。“喔？”——表明心存疑问。“好的，照此办吧。”——表明完全接受。“好，以后再说吧。”——表明不肯接受。“好，再研究研究。”——表明原则同意，办法还须讨论。“好的，你听我回音。”——表明愿意帮忙。“好的，我替你留意。”——表明没有把握。“好的，我替你想办法。”——表明肯负几分责任。
通过察人声色，也能看出一个人的能力。
由声音中蕴含的气充沛与否，可以测知他的气概胸襟；由声音的音色音质协调悦耳与否，可以测知他的性情爱好与品德，这里重在一个“和谐”，不以悦耳动听为唯一标准；由声音的势态，可以测知他的意志坚强与否，声势高亢的，其意志力必然坚强，声势虚弱的，缺少主见；由声音中所包含的感情，可以测知其当下的心情状态。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幕府推荐了陈兰彬、刘锡鸿两人。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盛名。接见后，曾国藩对陈、刘二人作了评价：“刘生满腔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点，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对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清政府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锡鸿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逊，同乡皆敬而远之。刘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年），经许振炜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
总之，不同的声音会给人不同的感受。《礼记》中曾谈到内心与声音的关系：“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对于一种事物由感而生，必然表现在声音上。人外在的声音随着内心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声音是观察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个可行途径。如能结合考察眼神、面色、说话态度的变化，真实度、准确性会更高。
人的声音百变，但声音会随着心理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管怎样掩饰，听人的声音，总能大概了解到这个人内心，再结合对人神、貌的观察，加以印证，我们就能大概了解这个人的性格。
不求全才重在忠义有德
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无以“不敢冒奏”四字塞责。
——曾国藩格言
每一个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身边有得力干将，所以，他们对选拔人才也就格外重视，唯恐让人才流失，唯恐自己看走眼，错选了人才。同样，曾国藩也在选才方面慎之又慎。
他在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三个标准。
1． 选忠义血性之人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为国家为朝廷尽忠尽义的血性，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所以，他在自己组织军队的时候，就特别重视人才是否有忠义血性，希望因此能够号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挽救封建王朝的事业之中。
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只有当地的士绅据城抵抗。常州城被攻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等六人，请求朝廷让各地督抚把他们请带自己的营中，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事实上，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儿”而收为部下的。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虽然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对于一个人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只有立场坚定，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动，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
正是在“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表现出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骁勇。
据《中兴将帅别传》一书中描述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
上述这些官员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战场上居然能表现得如此之骁勇凶悍，完全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都有一股所谓的忠义血性，作为他们为朝廷效力的终极理由。
2． 选人切勿眼光过高
世间万物皆遵循这样的道理：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人也不例外：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中国的上古兵书《太白阴经》对此讲得很明白：强悍刚勇的人，可以勇敢地对待大难，其个性却难以持久；温顺安分的人，可以循规蹈矩，却难以灵活变通；性情沉静的人，可以考虑长远的规划，却难以应对突发的事件；性情谨慎的人，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却难以开拓事业。这段千古金言启示后人：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
曾国藩从来都不相信有所谓的“全才”。他认为，书上所说的“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罢了。
其实，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有所长有所短的人。他在统领将帅、规划战略上非常在行，但要让他亲自带兵去参加一场战斗，他却总是吃败仗。所以，他对这个“选人切勿眼光过高”的原则是深有感触的。他曾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去识别。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阁下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
程子曾经对司马光说：愿相公宁愿受一百个人的欺骗，也没有使好贤之心从此而没。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降低取才的标准，获取的人才才会一天比一天多。因此，领导者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求全才，否则，结果只会让自己失望。
除了不求全才外，曾国藩还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他向来认为应该不拘一格，广揽天下英才。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出身秀才，有的出身农夫，有的出身行伍，甚至有的曾是土匪、是叛将，但曾国藩从不以出身为限，向全国广招良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