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的局势很不稳定。上海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小刀会”起事。当时，上海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上海县城；另一个是外滩的外国人租界，也称“夷场”或“洋场”。洋人曾经接济过“小刀会”，租界因此并未受战火影响，但“小刀会”起事以后占领县城，终成租界的掣肘之患。二是由于洋人资助“小刀会”，与太平军从事军火交易，惹恼了清政府。于是，清政府决定限制洋人在上海的生意，颁布了禁止丝茶运往上海的政令，并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增加关税。而洋人似乎也在与清政府较劲，关系变得很僵。受这两种因素影响，上海的进一步繁荣就受到很大的制约。
不过，这也不是说没有回转的余地。能够调停的关键，是洋人与清政府都不想长久僵持下去。对于洋人来说，如果一定要与清政府僵持，他们在上海的生意必将全面受到影响。比如，现在洋人急需的茶与丝，由于贸易禁令，货源断绝，就只能在上海高价购进。而清政府主要也只是恼恨洋人资助“小刀会”和卖军火给太平军才发出禁令的。从实际利益来说，如果真正断了洋商的生路，清政府也断了一条财路，起码关税就要少收许多。
胡雪岩要在上海设立阜康分号，要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要在上海开米行，甚至还想在上海开戏院、茶楼。而所有这些生意，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上海一定要保持繁荣的势头，而要保持上海的繁荣，首先必须设法使上海稳定。
因此，胡雪岩想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他认为，朝廷与洋人的争端绝不会长久。如果僵持下去，洋人固然要受损，但上海市面也会萧条，最终会两败俱伤。他要做的是，在朝廷与洋人之间调解，把彼此发生争端的原因消除，叫朝廷相信洋人，也叫洋人相信朝廷，这样才能使上海市面热闹起来。那时，开戏院、茶楼也好，办房地产也好，才会无往不利。
于是，胡雪岩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自己囤积的生丝尽快脱手。这些丝本来是他准备在销洋庄的过程中用来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的一批丝。胡雪岩在这个时候脱手的目的，是要向洋人做出一种友好的姿态，因为洋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较重视中国商人的态度。二是去苏州拜见江苏学政何桂清，搭上官场的路子，在官场找到出面调停的人。在胡雪岩看来，如果有得力的人出来做这件事，平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争端，事情并不是办不到的。
结果，他真说动了何桂清。何桂清借进京捐巡抚之职的机会说动朝廷，朝廷便取消了贸易禁令，使上海市面重新热闹起来。
对于生意人要不要自觉去帮助维持市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也许会觉得生意人只管做生意，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帮助维持什么市面。只要自己有手腕，能够把握住机会，市面平静有市面平静的钱可赚，乱世有乱世的钱可赚。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胡雪岩也说过，乱世之中，生意很难做。不过，越是难做就越是有机会做好。
但是，无论如何，做生意总与市面的环境相关，与时局的安定与否相关。乱世之中，也许确实能够给人提供许多崛起的机会。但从根本上说，事业的发展还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平静的市面。就社会的总体购买力而言，治世比乱世要大得多。只想在乱世之中找机会，甚至惟恐天下不乱，这只是一种投机者的想法，这样的人不会有大出息。
五 中西贯通，培植“洋场”势力
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几个。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胡雪岩借重的另一个势力就是洋人。按照胡雪岩的说法，他的成功得力于两个局势的大转变：第一个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二个是海禁大开。两者共同促成一个纷纷攘攘的乱世，而胡雪岩是典型的乱世英豪，善于应对乱世，把握方向，整顿秩序。
胡雪岩对洋场的利用，也正得力于他这种能力。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立，首先是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其次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情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洋务方面均由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便逐渐促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1. 与洋人打交道，选定中间人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然而，自己与洋人不熟悉，想做成买卖，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懂洋事务的朋友。不久，尤五托人找到一个在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古应春，约好在酒楼见面。尤五告诉胡雪岩说，古应春是个很“外场”的人物，不难对付。
双方一见面，胡雪岩就用请教的口气说：“应春兄，我总算运气不错，夷场上得有识途老马指点，以后要请你多多指教。”
“不敢当。”古应春答道，“我对老兄你也已慕名很久了，这么多的人推崇老兄你，可见老兄你必是个好朋友，我们以后要多亲近。”
“是，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况且海禁已开，我们自己不亲近，更难对付洋人了。”
“着！”古应春说，“雪岩兄，你这话真通达。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自己人弄死自己人，白白便宜洋人。”
“现在新兴出来‘洋务’这两个字，官场上凡是漂亮人物，都会‘谈洋务’，最吃香的也是‘办洋务’。这些漂亮人物我见过不少，像应春兄你刚才这两句话，我却还是第一次听见。”
“哼！”古应春冷笑着，对胡雪岩口中的“漂亮人物”做了个鄙夷不屑的表情，“那些人是闭门造车谈洋务。一种是开口就是‘夷人’，把人家看做茹毛饮血的野人；再一种是听见洋人二字，就恨不得先跪下来叫声‘洋大人’。这样子谈洋务、办洋务，无非自取其辱。恨洋人的，事事掣肘，怕洋人的，一味讨好，自己互相倾轧排挤，洋人脑筋转得快，有机可乘，绝不会放过。”
“应春兄！”胡雪岩矍然而起，“我有点不大服气！我们自己人弄死自己人，叫洋人占了便宜，难道就不能自己人齐心协力，从洋人手里再把便宜占回来？我们自己现在就可以先做起来。”
“好！”古应春也一仰身坐了起来，“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只要能够成功，我可以不必在意利益。我洋行里那个‘康白度’也不要了。”
“应春兄，”胡雪岩首先声明，“自己人说话，不妨老实。你洋行里的职位，仍然要维持，不然跟洋人打交道不方便，而且那样一来，洋人那里的消息也就隔膜了。”
古应春原是不假思索想到就说的一句话，即使胡雪岩不点明，他回想一下，也会改变主意。现在，听胡雪岩一说，觉得胡雪岩实在是一个替人想得周到的人。
“雪岩兄，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好做它一番市面出来。”
此意一定，胡雪岩就提出了与古应春合伙同洋人做生意的要求。惺惺相惜，古应春自然也十分乐意。此后，胡雪岩与洋人做军火交易，比如同英商哈德逊谈判，以合适的价格及时地买到两百支枪、一万发子弹，生丝销洋庄，比如在上海第一笔包丝卖给洋人，一举赚得十几万两银子，古应春都功不可没。
2. 了解洋人，有的放矢
以往，中国人对洋人极端鄙视，最初原因来自于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到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愚昧野蛮的人。这些蛮夷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却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叫。
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
别说普通人，连大清的官员对洋人也不是很待见。只是后来，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人们才开始对洋人卑躬屈膝。
但是，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认为其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二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却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他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不像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
胡雪岩曾说：“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至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胡雪岩虽说是个商人，但他对形势看得很准。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疆土。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哪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而为自己积累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很有感触：“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你就会前功尽弃……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正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要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领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赢不了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往往更多。
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有着深远的意义。于整个国家，他借来了左宗棠平定西北的军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培养了大批海事人才。于他自己，洋场生意巩固了他的商场地位，为他积聚了大批财富。胡雪岩的这种眼光，令我们不得不佩服。
眼光决定气度，眼光决定成败。有了深远的眼光，就敢开一代风气之先，站在时代的潮头，成为领军的人物。
3. 做大生意，培植“洋场”势力
胡雪岩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凭借个人魅力，逐渐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洋场势力范围，别人想涉入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洋人认准胡雪岩，不大相信别人。
江南制造总局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中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知，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不管谁来做都需要给胡雪岩留折扣。
胡雪岩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都有很深的“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建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他外贸工业等一系列近代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来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
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唯利是图”的洋人知道胡雪岩是左宗棠的红人，做生意又出手阔绰、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一诺千金，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综合胡雪岩经商生涯看，其突出特点就在他的取势理论。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知道势和利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唯其马首是瞻，他就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另一方面，有势才有利，社会上各种资源散置着，就像水白白流走一样。假若没有蓄积、没有成势，就无法形成一种力量、一种走向。蓄势的过程，就是积聚力量、形成规模、安排秩序、形成走向的过程。
官场和江湖有嫌，洋人和官府有隙，胡雪岩却非要他们前嫌尽释，沟壑尽平，大家携手来做生意、求利益。这种作为，一般人想不到，胡雪岩想到了，一般人做不到，胡雪岩做到了。所以，人们称赞他神，称赞他奇。这种神奇，在胡雪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与众不同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