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有一位宰相名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都城街市中，碰见有人群斗，死伤极多，但是他若无其事地通过现场，什么话都没说，继续往前走。不久又看到一头拉车的牛舌头吁吁，丙吉马上派人去问牛的主人到底怎么回事。旁边的随从看见这一切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宰相对群殴事件不闻不问，却担心牛的气喘？丙吉回答说：“取缔群殴事件是长安令或京兆尹的职责，身为宰相只要每年一次评定他们的勤务，再将其赏罚上奉给皇上就行了。宰相对于所有琐碎小事不必一一参与，在路上取缔群众围斗更不需要。而我之所以看见牛喘吁吁要停车问明原因，是因为现在正值初春时节，而牛却吐着舌头气喘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阴阳不调。宰相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顺调阴阳，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车询问原因何在。”众随从听后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宰相英明。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领导者下功夫做的事情：第一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握；第二是调整团体的能力；第三是让部下各尽所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朝廷内外大小事务都要一一过问，以履行他“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诺言。久而久之，诸葛亮累得筋疲力尽，杨容为此经常劝谏他要适当下放一些权力，一来，可以让下面的官员得到锻炼，二来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得到改善。可是诸葛亮不肯听从劝告。几年后，蜀国在国力方面有所增强，国内治安也稳定了不少，可是诸葛亮因为过度劳累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从表面上来说，领导尽心尽力地做事是一种美德，可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局也是得不偿失，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这也是简易领导的反面教训。作为领导来说，只需要掌握大方向，具体的事情应由各级人才去处理，不必每件事都过问。过问就是掣肘，不能达到简易领导的原则效果。
袁了凡在他编辑的《通鉴》一书中阐述了领导工作的诀窍：“把紧急的事当成眼前的大事来解决，不将精力放在那些琐事上，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
办事要公平——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原文]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第32章》）
[今译]
天地间阴阳之气相合，就会降下甘露，人们不必指使它而会自然均匀。
[按语]
河上公：侯王动作与天相应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天降善瑞，则万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调若一也。
蒋锡昌：“自均”即五十七章自“自化”之谊。此言天地相合，则甘露下降；上行无为，不发号施令，而民乃自化也。
天降甘露，周遍均匀，万物都能得到滋润，这不是人力可以干预的，而是完全自然而已。道生万物，也是本诸自然，无私无欲，追求公平，让每个人各得其所，那么就没有所谓不服气的事了。
《吕氏春秋·贵公》中说：“阴阳气候，甘露时雨，不择物而变，不私物而降，这才是公的气象。”刘宝楠解释说：“治天下必先公正、公平、公开，公则使老百姓高兴。公则天下太平，太平来自公。成事在公平，失事在偏私。”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一口气总是有的。只要活着，这口气总在。平时受轻视、被欺压，投告无门，这口气拼命忍着、压着，后来，终于忍不住、压不住了，如堤水冲决而出，漫过了理智的河岸，这样就很危险。身为领导，不能有高高在上，而对下面的人就恣意委屈、愚弄他们。相反，处事要让他们高兴，平和他们的气势。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公”字。众人心理平衡、平顺，全靠领导者能持之以公；进而天下太平、平安，也靠领导者能秉公办事。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成事在于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张南轩说：“从政需要公平心。心不公平，好事也会办成坏事。”让人觉得公平，首先在于平其人之气，平其人之情。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就在于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我的心像一杆秤，不为他人所轻重。”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样评论诸葛亮：“为政开诚布公，公正尽忠。对时世有用的人，就是仇人也奖赏；违犯法令、怠慢国家的人，就是亲人也要诛杀。认罪后肯悔改的人，从轻处理；死不认错，还狡辩的人，虽轻重罚。善没有成绩不赏，恶没有坏果不贬。严刑峻法，天下却没有人怨恨，这就是他用心公平正直的结果。诸葛亮堪称治世的良才，能力与管仲、萧何在伯仲之间。”
马谡同魏国大将军张在街亭作战，他由于违反诸葛亮的指挥，被张大破蜀军。诸葛亮于是拿下马谡，把他杀了。他亲自祭奠，并且抚养他的孩子，对待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蒋琬说：“现在天下没有安定，而你杀了有智有谋之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哭着说：“孙武能够取胜天下，是因为他用法公正。现在四海分裂，战争刚开始，如果废除了军法，用什么讨伐敌人呢？”
当初诸葛亮认为马谡才智权术超过常人，对他非常器重。刘备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诸葛亮没当成一回事，任马谡为参军。到现在把他杀了，人们都说，马谡是丞相平时熟知的人，到他打败仗，流泪把他杀了，而且抚恤他的后代，真是为政没有私心啊。
张释之在西汉文帝时官任廷尉，典掌刑狱。有一次，文帝车骑出行中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吓了皇帝所乘的舆马。文帝当即命令侍从骑士逮捕此人，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受理此案，犯人供称自己是本县人，行至此地，闻听皇上驾到，过往人众禁止通行，便藏于此桥下。时已至久，以为车骑已过，刚出来就撞上了皇帝的车骑，便匆忙跑开，廷尉依律定罪，奏报皇上：“一人违禁，罚金四两。”文帝大怒，认为此人惊吓车马，几乎伤了自己，廷尉只判罚金，这是轻君重民。张释之则据理力争：“法律是天子与臣民共同遵守的，依法所定就是罚金，如果重判，则使民不信法。若当即将此人诛杀，也就罢了。既交付廷尉审理，则当依法定罪。廷尉本身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廷尉不公，天下执法者就会轻重法令，百姓将手足无措。望陛下慎察。”文帝权衡利弊，诚服称赞道：“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人为万物之灵，最富情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疏之别，又有朋仇之差。这种差别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引之于法，循私枉法，就难免受众矢之的了。诸葛亮等人深明大义，理智处事，情怨是情怨，公法是公法。领导能如此，确实是至高无上。
掌握决定权——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文]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36章》）
[今译]
鱼不可脱离池渊，国家的锐利武器不可在人前显示。
[按语]
河上公：鱼脱于渊，谓去刚得柔，不可复制也。利器，权道也。治国，权者不可以示执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王弼：利器，利国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器而立刑以示人，变必失也。
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句话简单地说就是，君王管理国家不离开“道”，就能让水依然是水；但是君王统御臣下的权谋要深藏在心，不能让人知道，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
以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慎谋能断，善用奖惩，最重要的是大权不可旁落，一定要掌握管理主导权。
历史上无数的圣明君主和伟大的领导，每当遇到重大决策问题时，开始都会广泛地征求众人的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历代兴国的贤明君主喜欢采纳身边人的建议。历代亡国的昏庸君主也喜欢采纳身边人的建议。建议相同，而前者使国家强大，后者使国家衰败，出现这样的反差完全在于君主的辨别能力和决断能力。
战国初期，赵国国君武灵王年轻有胆识，继位后决心振兴赵国，锐意改革。他看胡人骑马，身穿紧衣，脚穿皮靴，骑上快马纵横驰骋，何等便捷。再看看赵国，人们讲究穿大袍，干什么都不方便，尤其不适应兵车作战。于是武灵王决定改革服装，改战车为战马。他召集群臣共商改革之事，大夫楼缓表示赞成。可是，一些保守的大臣不赞成，而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反对得最为强烈。武灵王于是犹豫起来，不敢决断。大臣肥义进言，声称改革是大事，办大事不能犹豫不决，如果犹豫很难成事。大王认为是对的，说了就要下决心干，反对的声音只能做决断的参考，但不能影响决断。武灵王觉得这番话说到心坎上了，对改革的信心倍增。他做通叔父公子成的工作后，赐他一套胡服，次日朝见，大臣们也就跟着改穿胡服了。君臣们又下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国人民不分贵贱，一律改穿胡服。改革服装成功之后，武灵王接着对军队兵种进行改革，号召军人武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赵国练就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率骑兵打败了中山、林胡、楼烦等几个国家，赵国在列国中的威望有了极大的提高。赵武灵王改革的成功经验很有影响，临近的燕国、秦国等国家也争相效仿，针对自己的国情进行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这一切，均源自赵武灵王当初的英明决断。
张江陵说：“大事在于思虑周详，计划在于身体力行，谋略在于集思广益，决断在于自己。”领导要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同时要把握住决断、取舍的权力。美国前总统里根是一位“明星总统”，他在担任领导人期间，个人风格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里根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实行的治政方针明确而又有条理，一经确定便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行。坚定并不意味着一意孤行。
里根是善于博采众长的美国总统。在出任美国加州州长时，里根不能说没有领导经验，但在许多领域他并不是内行。然而精力旺盛的他喜欢与各界人士进行直接的接触和对话，从中了解情况、增长知识。里根说：“一个领袖必须具有能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早在担任加州州长时期，他就显示了这种能力。在解决某一方面问题前，他总要召集各方会议，遇逢下级来请示什么，他常常反问一句“前任州长是怎样处理的”？在广泛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以后，择其中之精华，自己做最后决定。有人说他不像个州长，倒很像个甩手的“董事长”：小事不管，大事靠别人出主意。里根对此评语不以为然，他对州政府官员们说：“当州长就要像当董事长一样，管好大事就行了。至于小事，我相信你们都能管好。”
里根出任总统以后，仍然坚持这种工作作风，长袖善舞，广结人缘，顾及公众利益、国会反应、党派利益等纷繁的因素，不拘成规，果断决策。所以里根在他的任期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同时也为正在做管理的领导者树立了工作榜样。
不摆架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原文]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老子·第39章》）
[今译]
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根基，所以君王领导得自称是孤家、寡人、不谷。
[按语]
河上公：言必欲尊贵，当以薄贱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滨，周公下白屋也。高必欲尊贵，当以下为本基，犹筑墙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坚固，后必倾危。
范应元：谷，善也。又百谷之总名也，春秋王者多称不谷。
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受感情支配。而获取人们感情的惟一方法，就在于你尊敬他、器重他、同情他、帮助他、爱护他等各方面的表现。
你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人们认为你是伟大、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还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架子，使他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的真诚朋友，而实际上你是他们的领导。这样发展下去，在无形之中他们就抬高了你的身份地位，使人们的心目之中保存着这种观念、看法，于是，你便提起人们的自尊心，去获取他对你的热烈拥护与衷心爱戴。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效忠效力，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就永远难以赢得人们真诚的拥护与爱戴。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王侯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恐怕就要倾覆。所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王侯们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根本吗？人们最讨厌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侯们却用它们来称呼自己。一切事物，减损它反而得到增加，增加它反而得到减损。”作为领导阶层来说，就是要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显扬他人实际上就是抬高了自己。骄傲足以毁灭自己的事业，而唯我独尊、狂妄自大、放纵无礼同样足以毁害自己的事业。
真正强大者不显示强大，真正高贵者不炫耀高贵。老子说：“江海所以能够成为河流百川所汇聚的地方，乃是由于它能对人民表示谦下；要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处在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沉重；处在人民的前面，而人民并不感到难堪。”作为一位领导，要想获得拥护与爱戴，就要身处高位而不显示高贵。
诸葛亮说：“古代凡是优秀的将领，对待自己的部下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当困难来临时，身先士卒，首当其冲，站在最前面，在功劳荣誉面前，与部下谦让，把功劳、荣誉推给部下，对待受伤的士卒，百般安慰和抚恤，当部下为国捐躯时，又能厚葬他们，并妥善地安排好后事，在粮食不够吃时，主动地把自己的食物让给下级，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士卒穿用，对待有才智的人，以礼相待，并委之以高官，对待英勇擅战的部下，他会给予恰当、及时的奖赏并勉励他再立新功。身为一名将帅，做到了上面的几项内容，就会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不仅对士兵要这样，对待平民百姓也应该这样。“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与物质享受，在军事将领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
司马穰苴带兵讨伐晋国时说：“士兵的伤亡情况，他们的饮食生活，问病医药，都要亲自过问，要熟悉军队的粮草、士兵的待遇以及各方面的情况，与士兵们平分食物，与他们比较输赢。”在战场中，士兵们争着出战，都愿意为他赴死。晋军听说后，班师回朝；前来支援晋军的燕军听说后，渡水撤退。
古代最出名的将领之一吴起，他的领导方法是：平时的饮食与衣着，都和普通士兵一样。晚上睡觉不备床席，行军的时候不骑马乘车，军粮和士兵一样背，处处与士卒分担劳苦。士兵有个人长了脓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出脓血。所以，士兵都乐于打仗。
明代将领史可法，不仅同战士同甘共苦，而且“士不饱，不先吃，未受衣，不先御”。督军作战时，出行不设仪仗，吃饭不讲花样，夏天不用人扇扇子，冬天不穿皮衣服，睡觉总是和衣而卧。这些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行为。
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你是开诚布公的。比如，你想号令天下人清廉，你自己首先就要清廉；要想号令天下人公正，你自己首先就要公正；你想号令天下人节俭，你自己首先就要节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声的礼节，不言的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