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把共产党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
此时，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在延安发出致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信中写道：“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一场内战，一夜之间突然转化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国际战争。
谢唯进
谢唯进化名“林济时”，从瑞士出发，于1937年4月4日兴奋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满以为马上就能前赴战场，谁知干巴巴地等了一个多月，还是不准他参加国际纵队。谢唯进在巴伦西亚实在耐不住了，5月28日，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他们再考虑考虑。在信头他就明确表示：“为了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是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他还表示如果对他个人的背景有所怀疑，大可去询问瑞士德共、巴黎法共的中国部。他强调：“我不是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做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信尾，他写道：“希望委员会能够批准我这个权利，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外国同志一样加入国际纵队。”
这封信发出去以后，果然立刻奏效。6月初，谢唯进就来到国际纵队总部报到，终于拿到了一张国际纵队军人证，号码是83492。
1937年7月6日，西班牙共和国出动了28个旅，八九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佛朗哥的军队进袭。这是谢唯进在西班牙参加的第一个战斗，他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11旅的反坦克部队，当政委和党委书记，官阶士官。3尊45毫米的大炮，威风凛凛地架在双轮炮车上，在7月毒辣的烈日晒烤下，发出刺眼的亮光。尚未启用的炮管已经发烫，皮肤一旦碰到便会烫起水泡，等到战场上开炮时，更如火上浇油，炙热难耐。逢到缺水无法灌注到炮管外的冷却管时，他们便洒尿进去冷却。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渴得快要发疯，但是补给无法及时运到战场，而瓜达拉马河的河水也干涸了，他们往河下深掘，涌出一小股水来，捧起浑浊的泥水贪婪地喝下，也顾不得满嘴苦涩的滋味。
7月底，谢唯进加入奥地利营，这个营用维也纳左派起义的日子“1934年2月12日”取名。谢唯进他们驻扎在马德里西北方40多公里的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他被分派到机关枪连，官阶士官。这个连有80—100人，因为人数少，大家很快就熟识起来，连里有个16岁的奥地利小伙子汉斯·兰道尔，是个通信兵，他对谢唯进感到非常好奇。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个多么遥远的国度，好像远在另一个星球，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来到西班牙参战呢？他跟谢唯进就这么熟了起来。谢唯进告诉他说自己来自瑞士，还有一个儿子在瑞士。8月22日，卡车把他们载到马德里南方80公里的滕布莱克，从那儿他们把武器装到火车上，然后坐进客厢向另一个战场金托驶去。
谢唯进与这个机关枪连坐在同一个车厢。夜半时分，整连的人在火车的晃荡下沉睡着，只有谢唯进一个人没有入睡。当火车快到巴伦西亚时，谢唯进突然大叫：“着火了！着火了！”他的吼声惊醒了整个车厢的人，汉斯·兰道尔也跳了起来。火车立刻紧急刹车，有人跳下车厢，黑夜里鲜亮的火舌从车厢底部窜出，原来谢唯进这一节车厢的刹车因为过热着火。去除了这节车厢，他们挤到别的车厢，继续旅程。火车沿着地中海岸行驶，到了塔拉戈纳，然后转向往马德里的旧铁道，向阿拉贡省前进，跨过埃布罗河，抵达目的地金托。
他们没有歇脚，当晚就步行到金托战场。8月24日是个大晴天。金色的阳光照在几百户依坡而建的灰泥楼房上，坡顶靠着峭壁上一座大石教堂，霸占了整个天空，每个窗口都被敌人架上了机关枪。在教堂的西面不远处有一座圈有围墙的坟场，沿着教堂的东南两面是颇伯尔坡，敌人挖了一圈战壕，藏满了机关枪。清晨，当军队获令往上冲时，坡上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像落雨似的朝山下猛射。奥地利营的营长首先挂彩，子弹穿过他的脚踝。谢唯进也中弹，右腿膝盖下被炸开，当场血流如注，被救出战场，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
谢唯进到了贝尼卡西姆军医院，右腿从膝盖以下都被包扎起来，他还与南斯拉夫的伤兵和男护士一起照相留影。几天以后，医院里来了个二十来岁的中国伤兵，他右脚拇趾给子弹射穿。谢唯进和他交谈，发现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竟然是来自纽约中国城餐馆的侍应生！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中英文，能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而且国学底子还很深厚。他自称陈文饶，当谢唯进在金托打仗时，他也在场，等到金托告捷时，陈文饶又继续前往贝尔奇特打仗，在那儿受了伤。谢唯进很高兴能够认识陈文饶，很想和他多聊聊，但是因为他自己伤重，必须转到另外一个军医院去开刀，俩人只好话别，并约好通信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