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排练打交道最多的，其实是负责我们舞蹈和形体的宋女士。宋老师终生未嫁，一把头发高高束起在脑后，行为举止远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干净利落。人到中年，却永远充满干劲，永远热情洋溢。
可进团半个月后的一天，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怨恨她时，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那天下午，一天的排练下来，大汗淋漓的我除了想喝水，根本不会产生像小露那么旺盛却又不得不痛苦抑制着的食欲。我们房间的暖水瓶却几乎永远是空的，如果我不去打水的话，小露——这个出身于富裕餐饮业家庭的后代，在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工作了，也仍然将每周换洗的衣服卷包带回家去给老妈洗。当然不能指望这样娇惯的宝贝在用空了屋里的暖瓶后会主动添满它。所以，洗完澡回到宿舍，我只好解开头顶的毛巾，用一枚发卡把湿漉漉的头发盘到头顶，提了暖瓶去水房打水。走到水房门口，我没想到小露居然在里面，听说话，还有团里的另一个同伴小娜。我没有走进去，是因为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灰灰有什么了不起啊，整天夸来夸去的，她也不嫌烦。不就是身体条件好一点嘛！”这是小娜的声音。
“灰灰的身体条件好？切，她的什么特别？不就是有个搞文艺的父亲吗？怎么不去拉大提琴，她那么闷，我觉得拉大提琴更合适些！”这是小露的声音。
我真恨自己每晚躺在床上时，和小露说了那么多有关我父母的话。我气愤难当，却不敢去当面驳斥，我一向是“门背后的霸王”，这是我妈一直对我的评价。看来没错。我窝了一股子火，跑回宿舍扔下空的暖水瓶，一口气跑到了二楼大阳台。在这个令人神伤的时刻，一个如此孤寂静默的阳台，是那么的可亲可爱，就像一个宽阔的怀抱。我倚在阳台的水泥护拦上，去掉发卡，把湿乎乎的头发披下来晾着。头发上不断滴下的水珠，和着我的不争气的眼泪，在地面点起一处处圆润的土泡，然后塌陷下去，与尘土慢慢融和，尘土变成了深褐色的星星点点。头发快晾干的时候，我也把眼泪擦掉了。我颇为睿智地发现，这一切没什么了不起的。
阳台下面正对着一处空旷的小广场，看上去已废弃了好多年。在团里楼挨楼，平房盖得到处都是的情况下，这个小广场却被保留了下来，一定是那些年政治集会的需要才会这样。广场一角的两个篮球场，篮架空空。我还从未看到过有人在这儿打篮球。也许阴盛阳衰永远是歌舞团的特点，即使家里有少年初长成，也氤氲了文艺的气氛，身材条件好的也学了本行舞蹈，差一点的，也学个京剧杂技什么的，总归是要翘着兰花指的行当，与篮球这样雄风激烈的对抗活动，风马牛不相及。这样想着，我竟然也觉得一丝好笑。
那时候，十八岁的我，尚且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老话儿的深意，只是本能地察觉到，我与伙伴们的相处从最初的热情客气，渐渐转变成尴尬冷淡。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宋老师！
我站在阳台上回想着每天宋老师在上课时说的话，她一边挥洒着比我们还淋漓四溢的汗水，一边总要不厌其烦的以树立样板的方式催迫大家。不幸的是，这个“样板”是我。她的表达常常是这样的：这身体的感觉是天然的，有些人一辈子唱不好歌，唱歌跑调，这与内心难以支配自己的身体、让它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一样的；你们看，灰灰就不一样，她的身体条件相当有潜力，她协调性好，领悟力高，她一定会成为最好的一名舞蹈演员我不会看错的；你们就懒吧，身体一天不拉开，半天就会收回去了，以前起早贪黑的功夫全都白费掉，以你们的身体条件还想偷懒，你们看看灰灰……
这些纷至沓来的赞扬，宋老师自己一定没有想到，以我的年轻懵懂，我也是在后来的日子才体会到它的分量——那几乎是一支支带响的弓箭，插在了我和同窗女孩们原来并不空阔的中间地带，它们在一日日的唠叨重复中渐渐密集，箭林丛生，我与同窗们可能发生的亲热友谊就此阻断。
终于有一天，少不更事的我冷冷地打断了正在热情赞扬我的宋老师，我可怜的反抗方式是这样的：“行了，别说了。我也没那么好……”
宋老师愣住了，显然没有料到一个她平日如此看重的好学员，会给她一个如此生硬的难堪。我知道我得罪了她。但精气神十足的她，很快就恢复得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她是那么无所畏惧的一个女人。但这几乎是无礼的做法，却并未为我赢回同伴们的冰释前嫌。这样的情形下，渐渐变得形单影只的我，终于热爱上了排练厅后那处阔大无边的阳台。我在那里进行充分的自艾自怜、天马行空的想像以及自言自语。
我中年但一直浑身洋溢着年轻，头发用一根简单的牛皮筋高高束起的宋老师，不到五十岁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在遥远南方的昆明旅行，不但远离了那座城市，也在许多年后远离了当年年轻的我，以及令我与之相遇的木地板、木把杆都一律磨损得沉旧不堪的练功房。我只能在心里怀念她，并立即完全原谅了她真诚如火又天真直接的称赞，给我的人生带来的最早的棘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