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少提起藻溪。末雁对藻溪的模糊印象，似乎是和那些偶尔来城里找母亲的乡党有关。末雁依稀记得那些衣着寒酸皮肤粗糙的乡下人在暮色的掩盖下敲响她家后门的情形——他们从来不敢从前门进屋。他们敲门的声音是怯怯的，两脚在门前的草垫上来回交替着蹭了又蹭，仿佛要把脚掌连同鞋底的泥土一起蹭落。他们把装着土产的竹篮子放在门里，如果母亲没有说话，他们就会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仿佛他们的心，也随着篮子落到了可以依托的实处。他们和母亲交谈的时候，把原本口音浓重节奏极快的方言，小心翼翼地嚼碎了，轻轻地压在喉咙和舌头之间的空隙里，听上去似乎含了一嘴的棉絮。其实，把这叫做交谈真是一种夸张，因为母亲几乎完全不说话，母亲似乎也没有认真在听，母亲只是面无表情地倚门站着。这样的姿势通常只维持几分钟，乡下人便知趣告别了。他们走后，屋里还会长时间地充溢着腊肉鲞鱼和劣质纸烟交织起来的复杂气息。这种气息如烟如气在家具和家具门和门窗和窗之间的缝隙里暧昧地飘来飘去，母亲的脸色，在这样的气味里也有些阴晴不定起来。
这些乡下来的人是到城里看病的，找工作的，办事的。找母亲当然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不言而喻是找父亲。母亲是一扇门，父亲才是门里的景致。门虽然不是景致，但景致却必须要经过门的。在末雁的记忆中，作为门的母亲是沉默而高深莫测的，而作为景致的父亲反而是一览无余温和容忍的。只是父亲在8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入葬在城里的老干部公墓。从那以后，来找母亲的乡党就渐渐地少了起来。
母亲做了多年的小学教员，才提升到教务主任的位置上，临退休也不过是一所普通小学的校长。身体一直硬朗。三个星期前洗澡时突然跌倒，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当时末雁正和一群京都协议项目的科学家在北极考察，住在加军军事基地，来往内陆的飞机十天才有一班。等末雁终于搭上最快一班飞机回到多伦多时，母亲的后事都已经由妹妹操办完了。所谓的后事，也就是遗体告别火化仪式等等。这些事情全部加起来，其实也只是后事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却是要等着末雁回来办的—母亲反复交代过，身后不沾父亲的光，骨灰由长女末雁送回老家藻溪归人祖坟埋葬。
那日末雁梦见母亲之后，当即决定回国一趟了却母亲的心愿。灵灵学校里正好有两个星期的社会调查假，末雁就带了女儿同行。
临走的前一天，末雁去唐人街做了个头发。做头发是一种时髦的说法，其实当时末雁只是想把留了三十年的齐肩发型略微剪短一下而已。
那天平素给她剪头的那个女理发师没在，招呼她的是一个新来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一看就是广东福建那一带的移民，身架瘦小，装扮超前，举止乖巧精明。他把她的头端在手里，转来转去地看，却不着急下剪。一直看得末雁有了几分不自在，才说：“大姐我给你换个发型，煽点颜色吧。”见末雁犹豫不决，就笑：“要是不行，一两个月就留回来了，变动变动，怕什么呢。”
就是这“变动”两个字，不知怎的一下子触动了末雁心里的那根筋，她便横了一条心，说你看着办吧，大不了世界上再多出个把老妖精来。小伙子嘴里说着哪能哪能呀，手就很是麻利地动了起来。
末雁将眼睛闭了，由着那小伙子的手指在她的头发里蚯蚓似的钻来钻去。在剪子喀嚓喀嚓的声响中，她竟混混沌沌地睡了过去。醒来时，只见那小伙子正在啪啪地抖着围布。她一眼就看见了大镜子中有个女人，头发剪得极短极薄，只有额上的几缕刘海，长长俏俏地插入眉梢。那头发是黑色的，又不全是黑色的，夹杂了几缕棕黄，灯光一照，就有了几分流动的感觉，衬得脸儿有些细瘦生动起来。末雁提了提嘴角，镜里的那个女子也朝她微微一笑——这才知道那个女子就是自己。慌慌地去柜台付了钱，又给那个小伙子塞了一张五元的小费，便飞也似的逃了出来。
到了街上，不住地拿手去摸脖子耳根，摸到哪里，哪里是一片凉意。在过了季的太阳里，末雁第一次有了要飞起来的感觉——才明白头发原来是有重量的。
一时兴起，就去商场买衣服。末雁平时很少买衣服，要买也是去大众化的平价商场。这天她突然想起灵灵说起过一家叫温娜的商店，是专卖减价的名牌衣装的，就开车去了那里。
进了商店，花红柳绿的，就看迷了眼。随手挑了几件，素的太素，艳的太艳，都放了回去。这时走过来一个黑人售货员，问需要帮忙吗？
那售货员和末雁岁数不差上下，矮矮胖胖的，说起话来脸上阔阔的都是笑。末雁觉得那女人笑得憨厚亲切，原想问我这个年纪穿什么合适，话到嘴边，拐了个大弯，竟成了：“我想，变个花样，你看，我刚离了婚……”
黑女人依旧是笑，却换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笑法，问末雁穿几号。末雁说了，女人就噌噌地穿过走道，直直地走到最里面那个架子上，麻利地取了一套衣服，挽着末雁的手进了试衣间。进去了，也不离开，等着末雁窸窸窣窣地换完了衣服出来，两人便一起站到穿衣镜前看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