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保中日记和可靠资料记载，从1940年到1945年，88旅共派出小部队380多人次，侦察范围达30多个市县。这些异常珍贵的侦察材料，编成了《日军在满洲地区军事部署》小册子，150万苏联参战部队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这个小册子，是88旅抗联战士用鲜血换来的。
1943年5月5日，常维宣兴冲冲地往宁安县花脸沟的一座破山神庙走去。他边走边想：用不了一会儿，我就能与李天德和赵奎两位同志接上头了。
快到那座破山神庙了，常维宣放慢了脚步，两道目光像探照灯似的把破庙周围扫了一遍又一遍——破庙在料峭寒风中艰难地挺立着，四周的山峦迷迷蒙蒙，没有行人，没有鸟鸣，一片死寂。常维宣的心，仿佛被揪了一下，脖颈上有细细的汗珠渗出来。但他稳了稳神，紧走几步，来到那棵大树下——用棍棒敲了三下大树，等待回音；但没有声音。过了片刻，他又敲了三下，等来的还是寂静无声。常维宣的脑袋轰一下，汗珠子如雨水般顺着脖颈流淌下来。他扭转身体四处张望，看看两位战友是不是就在远处，看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影。常维宣失望了，但他还是不甘心，他又使劲地敲了三下，等了半天，还是不见人影。他沮丧地走了，走出已有百米之遥，他又转回来了。他又如法炮制，敲了三下，等了半天，没有回声，也不见人影。
1942年，常维宣从苏联远东抗联总部，（南北野营）过江回到东北搞侦察，上级领导给他的命令是——明年的5月或6月的5日、15日、25日，常维宣到宁安县花脸沟破山神庙接头，接头暗号是，用木棒在树上敲三下，对方也敲三下，接头人是李天德和赵奎。5月5日，没接上头。15日25日，常维宣都按时去接头，每次去都希望而去，失望而归。6月份，他又在三个规定的日子去接头，这次是彻底失望了。他呆呆地站在破庙前，手扶着那棵粗糙的大树，凝望着远处岿然不动的山脉，脑袋一片空白。
常维宣在1984年5月召开的小部队座谈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组在北京召开抗联88旅老战士座谈会）上说，当时我简直就要瘫倒了，蒙了，像有人当头给我一棒子，完了，这下完了！和组织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就是离山的虎，就是单飞的雁，就是离开江河的鱼，就是没娘的苦孩子啊，今后怎么办哪！
在常维宣的内心，进行了一场极其痛苦的斗争与抉择——回家吧，当我的农民去吧。这不是我的责任哪！他想起了前几天组织批准他回家看看的情形。他急匆匆地走进家门，孩子已经5岁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
常维宣躺在自家那热乎乎的炕头上，翻来覆去地想：这要是回家不再走了，这不就是开小差、不就是背叛革命吗？他的身子打了一个冷战，一股冷气从脖子后冒出。他翻身坐起，不，不能离开抗联，不能回家享清福，日本鬼子不赶走，中国人连命都保不住，还享什么清福！常维宣真想抱住孩子不撒手，可是，他终于撇下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此，常维宣开始了一个人的抗战——潜伏下来。
常维宣离开家乡，来到苇和县，经一位本家叔叔介绍，到伪县公署做电话修理工。常维宣高兴极了，在这里干活，离敌人很近，可以了解许多情况，一旦有机会，他还可以做些打击敌人的事情。果不其然，他来到县公署当电工没几天，县公署的电话断了，上级来命令，他们没接到，耽误了军情，伪县长让鬼子好一顿收拾。他们找到常维宣，命令他连夜修好电话线路。常维宣起早贪黑，登高爬杆，干了一宿，终于把线路修好电话畅通。一个小头目还表扬了常维宣干活实在，能吃苦。过了不长时间，正在县公署人来人往一派紧张的时候，电话又不通了，伪县长把主管课长找来大发雷霆，常维宣也被课长好一顿训斥。常维宣说，电话线质量不好，已全部老化，必须彻底更新线路，否则，电话还会不断出问题。常维宣趁着电话没有更新前，又把电话整断了，据说伪县长让那位课长下课了。常维宣把线路维修好，也不干了，他想，线路更新后，再出问题也没有借口了，但他在更新线路时，又故意留下了隐患。
常维宣心急如焚。他不能消极等待，他要主动出击，千方百计寻找越境去苏联的机会。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抑或有些荒唐的打算——替别人顶名去当劳工。
1944年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替一个人到虎林出劳工。常维宣心想，我不是来效力的，我是来越境的，我的心在远东，没在这个虎狼窝里。有一次，他边干活边往国境线那边偷觑，被日本监工看到，把他一顿拳打脚踢。夜晚，他躺在潮湿的地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趁着月黑，硬跑硬拼跑过黑龙江。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为革命我们不怕死，但不能莽撞冲动，我们的生命是用来驱逐日寇的，所以，需要牺牲时毫不犹豫，需要活着时就要珍惜生命。这是88旅旅长周保中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