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做完爱，我们的气氛还延续着，意犹未尽的手还在摸来摸去，我老婆对我说，我们自己开个店吧，我们认真做个生意。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婆正式下岗了，她拿到了一万八千元的买断费。我们曾讨论过今后的打算，我现在在机关谋事，工资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她再在外面兼个会计，我们“少吃轻走”，生活虽然不能到达小康，但享个安逸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买断费，我建议再添入两千，凑个整数，放银行里吃息，或放朋友厂里吃高利贷。呵呵，都是些窝囊、胆小、原地踏步不思进取的想法。
其实，老婆是一直想做个正经生意的，我们前面那些练摊不算，那是开开玩笑，要认真了，我就没有同意。做生意要有“老奸巨滑”的素质，我老婆比较本分，她不是这样的料。做生意也不是百战百胜的，弄不好入不敷出了怎么办？而我又不能真正的帮她，我怎么说也算个文化人，算个机关干部，我不可能全身而出，她一个人单打独斗，万一有个闪失，我远水救不了她的近火。但现在她下岗了，条件起变化了，我们又尝试过几下，现在又挑了个关键的时机跟我说事，等于拿做爱和缠绵来“要挟”我，我当然不好反对了。我跟她开玩笑说，干部都是这样被拉下水的，把女人睡了，吃别人的嘴软，睡别人的腿短，然后不断被女人“问肯”，一问就肯，晚节就这样一点点不保了。老婆咯咯地笑起来，说，举例不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老婆计划要开的是鞋料店。为了支持老婆，我给了她许多“优惠”政策：店面的租金我出，工商管理费我出，每月的营业税我出。我说，如果你店里的东西是拿来代销的，那你等于是一文不出，白手起家，要做成了生意，甚至就是“一本万利”。
我们的店开在隔岸路，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路，和温州所有的路一样，两边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店，有酒食摊、音像店、理发室、洗衣铺、小超市、摸脚穴、电脑复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也开起了鞋料店。暂时只有两家，一家是卖鞋扣的，一家是卖鞋线的，算专营性质。我老婆开的是鞋杂店，什么叫鞋杂？就是“百草糕”，什么东西都有，胶水、糨糊、帮钳、批刀、鞋蜡、皮擦、包装纸等等等等，一般人听不懂，解释清楚要半天。老婆说，像我们这种形式以前也不是没有，比如南北干鲜果，比如烟酒糖果杂，都是这样的模式。我开玩笑地附和，再比如卖粪桶扁担的“畚扫堆店”。
隔岸路渐渐开出了鞋料店，是因为这里搞了个温州“鞋都”。现在的牌头都乱叫，什么鞋都，其实就是一班小鞋厂挤在一起。隔岸路原来有个著名的企业叫温州茶厂，计划经济时代，茶农不能自己制茶，茶叶都是经过这里加工、买卖、出口的，很吃香的，曾经是地方的利润大户，最多时安排就业岗位三四千个。现在，茶叶流通的渠道敞开了，茶叶的面貌也越来越神秘了，茶农们就把这个生意拽在了自己手里，他们自己种，自己摘，自己炒，甚至自己打自己的品牌，什么好听叫什么，怎么好卖怎么卖，这样，这个国营茶厂马上就倒闭了。但茶厂的地大啊，从人民路边上拐进来，经茶厂桥一路走进去，沿水心河再转过一圈，俨然就是一个半岛，都是它的地盘范围。虽然茶厂没了，但机构还在，现在，他们把原来的场地和厂房利用起来，搞起了租赁，已经有大大小小的五十多个鞋厂呆在里面，不就成鞋都了吗？还有个关键是，这里又和“来福门鞋市”比邻，隔一条马路，从茶厂桥走出来，跨过人民路，就在对面的松台山脚，温州最大的皮鞋集散地就在这里。只要鞋市在附近，茶厂改鞋都也是必然的，而隔岸路，相应的，鞋料店也就越开越多了。
据说，温州有一万多家各种各样的鞋厂，有些是上规模上档次的，有些则是“三无牌”的；有些有自己的专卖店，有些只能在商场里租个柜台；还有些就是家庭作坊，前店后厂，老公做老婆卖；最多的是那些自产自销的小厂，样鞋摆在来福门，让全国各地的鞋贩们来挑选，选中了，摆上商场，有了销路，有了回头客，那些小厂就有业务了，就有活干了。有这么多的鞋厂，就有那么多给鞋厂供货的鞋料店，哪怕都没有关系，“瞎子鸡啄虫”，捉漏也可以捉个半饱。照这样的理论，我老婆要开个鞋料店，思路和方向都是可行的。
我老婆的店租在“隔岸饭店”的楼下，这里原来是茶厂的食堂，后来被个人承包了，成了对外营业的饭店。承包人的脑子还不错，餐饮、娱乐、足浴、KTV都搞，但也许是地段的关系，人留不住，生意一直不暖，所以就把几个临街的包厢理出来，捣出门面租给了我们。就这样，我们的鞋料店就开起来了，虽然像模像样，虽然有我前面的“优惠”做后盾，但毕竟是初次经商，毕竟不知道生意的水有多深，路有多远，她还是“醋碟子里开荤”，好省就省。
她省的途径有三条，或者说四条，其中有一条还和我有关。
一是她不装电话。店里的电话其实是很要紧的，叫货用电话，问询用电话，催款用电话，没电话就意味着“睁眼瞎”，就意味着信息不灵，甚至意味着服务跟不上，简直寸步难行。但我老婆坚决不装电话，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前面说的，初装费太高。我也去邮局问过这件事，不仅是初装费，还要打通关节，让里面排出一条线来，还要送中华香烟给装机的老司，否则，你就是缴了费也装不起来。这么麻烦的事，我老婆的头马上就摇得像拨浪鼓了，我当然也不答应。但老婆有办法，她现在店里也有一台装模作样的电话，其实，是老婆向背后那个饭店租来的，是用来装装门面的。按照我老婆的说法，反正饭店的生意也不好，电话空着也是空着，我向他租，他还可以多收个租金，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就把电话线从楼上放下来，很隐蔽地拐进我们门框，我们每月向饭店交一百元，饭店则限定我们只许接不许打。这也好，毕竟也方便了许多，一百元就是摆一台电话装饰，也是合算的。我老婆把电话号码印在了名片上，发名片的时候，都会刻意地提示，我店里有电话啊，你有事只管打啊。对方也无一例外地吃上一惊，说哇，你们店也有电话啊！有电话好啊，有电话我们要货就方便多啦。我老婆就欣然接应，是啊是啊，没事也可以打啊，多多联系啊。
二是她不叫帮手。开店是最最需要帮手的，特别是我们这种鞋料店，又脏、又重、又累。脏她是不怕的，她本来也不是什么太太小姐，她就是从工厂里出来的，也是从最差的工种做起，慢慢才做到会计的。重她也可以安排，她这人嘴甜，逢人就叫，有人就派差事，老司啊，你帮我这个东西搬一下哦。老司啊，你好事做到底，帮我把东西放放好哦。一般也都能随心如愿。累就没办法了，这是她自己认定的生意，是服务厂家的生意，要赶在厂家上班前下班后，要轻松你还是卖手表去，卖化妆品去。不叫帮手最最麻烦的就是厂家要货，别看那些作坊一样的小厂，架子都很大，好像龙头企业一样，一个电话打过来，像催命一样，都要你立马把东西送过去，哪怕是几张鞋纸、几条鞋油、几斤鞋钉，也像是天大的恩赐一样。这样的时候，我老婆只得把门一拉，或把门交给隔壁店里，跟他们说，你帮我把店看一下啊，我去去就来啊；有客人的话你帮忙给我接应一下啊，先叫他坐一坐啊。好在我老婆人缘还不错，她这招基本能行得通。
三是她经常申请打烊。申请打烊是我老婆开店的最大发明。店是开起来了，但生意还一般。开店不是都能有生意的，生意靠守，生意靠关系，生意靠信用，生意靠服务，这些我们都懂，这得一步一步来。但我们不是着急吗，我们不是有钱了去经商，我们是下岗了无奈了去经商，我们等着开店有一个起势。而有些费用是没有办法的，店门一开马上就会产生的，即使是没有半点生意，它也是石头上钉钉，铁定的，比如税，比如租金，比如管理费。租金是一年一付，管理费是半年一付，税则是根据营业额的大小月月付。后来我们找了关系，做了税务的工作，设定了一个基本数，“包根”。但即便是包根，我老婆也觉得多，就打起了它的主意，想钻这个空子。她平时有事没事经常往税务那边跑，经常的送点小恩小惠，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叫她要惦记着人家，要像浇花一样，不一定一下子浇出一朵花来，但要经常的惦记着浇一浇，初一、十五、端午、中秋，别等出了事了才想起找人，那时都已经迟了。这样，我老婆就给税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觉得这女人勤快，有人情味，有社会流，就对她很客气。于是，在我老婆向税务叹苦的时候，税务的同情心也就油然而生了。我老婆叹苦的内容很多，什么冬天不冷，棉鞋没生意啦；什么雨水太多，皮鞋穿得少啦；什么夏季太短，凉鞋穿不上啦；什么换季太快，鞋样吃不准啦；反正都是些“鞋难做鞋难卖”的理由，这些理由都导致了她的鞋料生意不好。因为熟了，税务就很好说话，就会悄悄地给她出“主意”，说你打个报告来吧。老婆问，报告怎么打呢？税务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很多生意清淡的理由了吗？老婆说，刚才是私下里和你说说的，要拿到台面上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公开应该怎么说？税务支持地说，就说闲月淡季，申请歇业嘛，我们又不是弄虚作假。这样啊，我老婆就心领神会，就堂而皇之地打了报告，说了生意不好的理由，要求歇业休息。税务也装模作样地批了字，真的同意歇业，同意免掉税金。这是最最重要的。
其实，歇业休息是假，“犹抱琵琶”是真。休息了，我们怎么赚钱？关门了，我们还做什么生意？税务会掏心窝地对我老婆说，你把门开一半，意思意思，似开不开，似关没关，我们看见了，就当你关门了，我们没看见，你生意照做，做来都是你的，我们开只眼闭只眼就是。这等于“逃了税又做了生意”，哈哈。
四就是和我有关的一点，我也被老婆拉到店里帮忙来了。叫我帮忙就像是叫了一个免费的打工仔，不仅卖力，而且还可靠。这是我们家眼前的头等大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了。是啊，我们家世代做工，我老婆家也是，现在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人的价值观更是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以工人为荣，现在我们以贫穷为耻。工人肯定是赚不来钱的，而贫穷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我们家先天不足，没有什么暗财；二，我们后天也不努力，我们满足于现状。我们要告别贫穷，靠做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做生意。生意是我们作出的重大选择，但也是我们无奈的选择。过去我们谁看得起生意人啊，我们对生意人的词汇都是贬义的，什么“十个商人九个奸，剩下一个更刁钻”，是不是。现在我们不这样想了，我们秉承了上面的说法，“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现在要发展，我们就是这一部分人。对生意，我们一窍不通，心里一点也没有底，我们没有经验可取，也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更没有太多的钱让我们缴学费，所以我们好省就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是做得好，钱也赚得来，不仅我老婆要投入，我肯定也会跟进去的，我们今后就是生意人了，我们的后代也会继承我们的衣钵，我们的身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是填表格，就不会再填什么学生啊、工人啊，我们就会填个体工商业劳动者；轮着我们的后代，就会填老板，做大了还可以填企业家，甚至不用做事的资本家。所以，这等于是一场革命，一场翻身战，我肯定是要参与的。如果我们努力了，仍无起色，仍走不出第二条路，我们就认命，再回来也无憾。这是我们的转型期，同心协力，意义非同小可。
我只好去单位请假。我现在的工作是编杂志，不是很忙，两个月一期，我把家里的事情跟领导说了，说上次是老婆下岗，是煎熬；这次是谋求发展，是痛苦的抉择。我把生意说成是我们家的“生死战”，现在正处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关头，我要牺牲自己，力挺我老婆，也希望领导做我的坚强后盾，支持我。这一年也确实是非常时期，据说，“下海”一词就是在这前后被生造出来的，似乎没什么道理，却专指“放弃原有工作做生意”，大家一听就懂。温州曾出现过很多生意方面的专用名词，什么“飞马牌”，什么“八大王”，什么“投机倒把”，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都跟生意有关，都被人穷追猛打过，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单位只是群众团体，不会上纲上线，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硬任务，大家又都思想活跃，一时间，很多人都在蠢蠢欲动。很快，有人出国了，有人辞职了，有人“双免”，有人“内退”，都在外面试生意。我没有他们那些条件，腰也硬不起来，我只能提一个不三不四的申请——不坐班，把杂志编好，只拿个基本工资，其他什么的都不要，怎样？领导掐指一算，这没有损失啊，也没有耽误什么啊，还可以拿我的“其他”聘一个临时工，给自己跑跑腿，打打杂，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开恩了一下就“准奏”了。
就这样，我请了假，来到了店里，帮老婆一起做生意。我们的分工是：她负责接洽、营业、发展；我比较简单，负责送货。我们店里有两辆送货的车，但都是自行车，一辆蓝色的“小海狮”，是我老婆骑的，送一些可以放在车前篮兜里的小东西。一辆加重的“永久牌”，那是我的坐骑，我还在后座上装了一块板，一次可以垒两大袋鞋撑，或十箱南光树脂，或八个圆桶的包头料……
送货其实是个有损尊严的活。不是指我要用怎样的精神去对付它，或是它和我现在的工作有多大的反差，都不是，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一个小编辑，骨子里本来也很贱，在单位受领导和同事的差遣，在店里受老婆的差遣，差不多，所以，我并不计较送货的性质。
我苦恼的是我的身份，我不是一般的打工仔，不是纯粹干苦力的，不是把鞋料丢到对方厂里就可以完事的。我是我老婆的老公，如果我老婆是老板娘，那我就是老板，如果我老婆是总经理，那我就是董事长，送货只是我的一项兼职，我后面还夹杂着许多责任和许多有碍面子又难以完成的任务。老婆说，你不要光送个货，不要着急着回来，顺便去他们厂里看看，他们用的东西，如果我们也有的，你就把它拉过来。接了命令，我送货过去的时候，就顺便东看西看，贼眉鼠眼的，像个小偷一样。看中一个我们也有的东西，就恬不知耻地跟他们说，老板，这个东西我们店里也有噢，是不是分点给我们做做噢？要不要我下次也带点给你们试试噢？老板斜了我一眼，爱理不理。
老婆说，他们别的也不做，就做这一样生意，你把东西送去时把账结掉算了。又是命令。我送货过去的时候就到处找签字，仓库签字、车间验收签字、财务主管签字，最后找到老板，我说，这一点钱是不是现钞结了算了？老板理直气壮地说，没有的，我们都是挂账的，我们皮啊、革啊、鞋底啊，这些大宗的东西都挂账，你这些鞋杂还要现付？笑话。还说，一般生意我们都是半年付的，个别的我们还有一年付的，你老婆人好，我给她三月付，已经很优待了。呜呼，我哑然，我无地自容，我只能在心里骂，什么东西，“病人还狠过医生”！
从这些厂家出来，我常常会想，要是换到二十年前，我早就和他们打起来了，鸡蛋也要和石头碰一碰。二十年前我血气方刚，二十年前社会也混乱，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得把心思藏起来，把脾气收敛住，我什么也不是，既没有在机关里呆过，也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我老婆的老公，在她店里打工，在帮她做生意。这是目前她摆脱困境的唯一希望，是她喜欢的寄托，我要任劳任怨地配合她，要努力维护好她的生意环境，不能给她添乱，更不能拆她的台，哪怕是没有了所谓的尊严，我也要忍一忍。
当然，送货也有特别高兴的时候。那是有一次送鞋撑，鞋撑是个“胖货”，一千双鞋撑放在自行车后座就像一座山一样。那天下雨，还不是小雨，对方来电话说，急等着鞋撑装鞋，我老婆就叫我快点快点。那个小厂在靠近城郊的横渎，离我们隔岸路大概有六公里路，我急人所急，拼命地骑啊骑啊，雨衣被风吹得像风帆一样哗啦作响，我的鞋和裤很快就湿透了，头发和衣领也都是冰冷的水，但鞋撑不能淋，淋了雨就会像喝了水一样，装到鞋子里就可能发潮变霉，我就用薄膜把两袋鞋撑包裹好，这样，我身后的鞋撑就像是半空中飞行的热气球，我一路骑车飞奔，路人和车子见了都纷纷避让。
到了那个小厂，其实就是一间五层的农民屋，被“螺丝壳里做道场”一样做成了一个皮鞋厂，一楼是办公室兼样品间，二楼是仓库和验收，三楼是复爪和烘干，四楼是车帮和夹帮，五楼是划料和落料，真的是“五脏俱全”。我受了老板的指引把鞋撑搬到二楼，仓库签了字，验收也签了字，大概是看在雨天和路远的面子上，老板叫老板娘把货款给结了，一袋100块，两袋200块。我第一次尝到了“收现”的滋味，心里居然生出了些许感激，向他们点头哈腰。
回来的路上我一点也不觉得疲惫，似乎还很兴奋，辛苦转化为成果，车也骑得很顺溜。老婆说了，鞋撑是放在我们店里代销的，95块一袋，我毛算了一下，这一趟风雨兼程，我赚了10块钱。10块钱是多少？补个轮胎都不够，吃碗点心都不够，洗个头淋个浴都不够，但我们是欢喜快乐的。真的，辛苦是次要的，钱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投入了，我们在做着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