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既是顺其自然也是有意为之的。顺其自然是说，从小我就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对它非常熟悉。当然我阅读的范围也包括一些西方的东西，象我写《美人之美》，里面所谈的西方小说等等。可是我更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内涵恐怕需要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从小就习惯探索这些问题。文史哲这些不同的领域，其实都是现代学科给它划分的，我们在读书、想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是跟我们生命连贯在一起的，本来不可分割。可是现在基于学术分化的原则，却将其切分成若干领域，于是我们就觉得这些领域好像是固定了的，好像从来便是如此了。当忽然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大家就觉得很惊奇。可是实际上做学问不是本来就该如此吗？我刚才讲，从每个人的文学阅读经验来看，谁是专门只读外国文学，不读中国文学的呢？或者只看现代文学，而不读古代诗歌辞赋呢？不可能啊！但现在经过我们人为的切割以后，做古典文学的人，竟然就不涉猎现代文学；而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理所当然地不管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不研究西方，研究西方的则不研究中国。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文化问题时，它们彼此内部是想通相贯的，我们自身的生命也是统合的，不可能将其切割成零碎的片段。所谓做学问，我想，就是一方面解决我想到与感受到的、跟我生命有关的各种问题；一方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所以好像会涉猎到很多的领域，可其实它们的内部都是统一的。在我想来，这样做不仅不难。而且还应该是一个正途。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关的。譬如说我小时候喜欢打架生事，整天练拳。打拳就会受伤，所以我当然就要了解一下中医、中药、经脉，于是这就从武术关联到人体、药学和医学；然后再关联到少林、武当各门派，这又跟佛教、道教等宗教有关，涉及到宗教史了。我们混江湖的，也总跟社会上的帮派有关，所以不免还要稍稍涉猎中国的帮会史、涉及到一些相关的社会性知识跟武侠小说等文学门类。通过打权这一条脉络，就将这些全部都串起来了。我们常常去争论专精跟博通之间的关系，好像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就知道，要专精一件事，与它相关的许多东西不是都必须要了解吗？所以，正是因为要专精，所以才必须要通博。这两者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我写的东西，其实只是材料看起来不一样而已，处理的是个别领域个别的问题，可内部都是贯通的，都有一些我共同关心的问题在里面。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做的。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什么东西都研究，我只环绕着我所关心的主线，我的主线就是有关近代中国的所面临的文化变迁。要了解这样的文化变迁，即必须对中国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化冲突，还有历史上不同时间阶段、不同的文化变迁都做些研究。了解文化变迁的种种模式，了解每个时代的人怎样去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动，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参考。这些是我的一个主线。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面旁涉出去的。其它不相干的东西我其实并不太写。
生安锋：我们在研究自己的专业时当然肯定会旁及涉猎一些不同的东西，但很难做得向您这样深刻。像您刚才谈到的从练武涉猎到医药、宗教、帮会、侠文化等种种学问，而且在每一方面做的都非常深刻，这一点是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也是我们感到非常佩服的。
龚鹏程：我刚才讲过，要“一门深入”，当然就必须要了解所有相关的东西。这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不然。因为在每个领域内，积累越多、挖掘越深入，把周边的东西都掌握了，以后我再去做别的东西，就有了很多的思想配备。这可以用支持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跟焦点意识（focal awareness）来说明这个状况。比如我们在敲钉子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意识是敲这颗钉子，但是要完成这个动作，其实还要有很多周边的感觉和很多相关的知识在帮助我，故我们的支援意识越丰富，在解决这个焦点意识所要处理的问题时，也会更快。因而旁涉越多，在处理问题时深入下去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短。所以看起来一开始好像要花很多时间，可是这个时间花了以后，在此后处理任何问题时不仅会更快。也增加了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精力并没有消耗，反而是节省了。
生安锋：您在台湾正式出版的各种著作已达约70种，近十年来在大陆也逐渐产生了重要影响，到目前为止已在大陆出版著作十几种。由于您的学术成就、活跃的沟通和交流能力，鲜有人及亲和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以及您在全球华人世界的影响，很多人已经开始系统地研究您的思想了，甚至有建立“龚学”之说，您是怎么看的？
龚鹏程：我一直想了解我们的时代，想知道该怎样面对我们的文化变迁，同时也提供一些想法给各界参考。我说过我从小喜欢孔子，他一方面是好学不倦，另外，他也在思考一些大的文化问题，希望就夏商周文化的变动提供一些想法，能帮助大家开创新文化。我或许在这点上有些像他。所以假如有人愿意研究我，其实就是以我提供的一些想法为基点，来够刺激或协助大家共同思索一些新时代文化的出路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好事啦！而且独学无友，也会孤陋寡闻。所以若有朋友愿意来讨论、来商榷，共同面对时代的文化问题，我当然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