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1年第09期
栏目：现实中国
靠猎头公司在全球范围遴选一所大学校长，这种事一开始就刺激了媒体的神经。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在没有开办之时，就高调引发世人关注。
“猎头”一词源于英文“Headhunting”，是指专门为需求方搜寻、捕获具有专业技能或高层管理能力的高级人才。这家叫作罗盛的国际人才咨询公司，是美国的猎头公司。他们先是将目标定在200人，又减至100人。再锁定10人。
这个时候，水面已经无法平静。然而，对悠然于紫禁城宫墙内的朱清时来说，丝毫没有波动，即便他已成了猎头公司最为看重的人选。
那一段日子，他完全浸淫在故宫的古董世界。凝眸一件古董时，不觉间也将自己化作雕塑。他是故宫博物院聘任的古陶瓷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灰蓝色聘书封面，有着古陶瓷的积淀感。凭此证，他可以享受进出高墙深宫的自由。这种“特权”令收藏界艳羡。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将化学与物理光学的多种知识用于古陶瓷研究方面，找到一种科学鉴定真伪的方法。这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而猎头公司就在这时惊扰了他的安静。他们四处找他，将电话打到合肥，又追到北京，几次要求见面，他都拒绝。
深圳方面的领导托人给朱清时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拒绝猎头公司。凡是进入遴选名单的人，必须要有面谈的记录，这是程序。既然有人说情，那就见吧。
时间定在晚上8点。地点：红墙饭店。
“只有一个小时。”他强调。
猎头公司总经理带两名助手，天兵般准时降临。雍容华贵的总经理与他交谈，另外两个旁侧记录。他们强调：受深圳市政府所托，专程赴京找他。交谈间，递给他一沓有关招聘的材料，A4打印纸，白纸黑字。首先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职务描述”。在他翻动时，对方以职业的敏锐眼光，捕捉着他的表情。进入遴选的人，他们一定要逐个面谈的。他们注意到每一位交谈者在翻看这份材料时的表情大致相似。第一页，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很快翻过。第二页“待遇”这一栏，都会看得很仔细，甚至他们能够捕捉到对方的面部细微变化，如眉梢的翕动，手指的微微抖颤等。然而，他们眼中的朱清时却静如深潭。
年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大学校长的年薪相比，还不及对方的一半。“住房200平方米，”这是深圳的安居房，猎头公司专门说明，安居房是属于给产权的。
猎头公司将他们该说的都说了，诸如深圳市政府决心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像对岸的香港科技大学那样。朱清时对这样的大学显然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不缺一般性大学，缺的就是一所小规模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深圳能够拥有这个眼光，这份热情与魄力，实在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十年前曾来深圳考察时，针对深圳的教育现状提出的个人建议。此后深圳创建大学城，其指导思想也源于此。
朱清时说到这个话题，如同一下子从千年历史中复活。如塑的面容，盈荡着璀璨。猎头公司的人瞬间成了他的忠实听众，甚至参与他的话题，热议。
朱清时见时间已到，热烈情绪如铁闸骤锁，复归塑态。
他们只好起身告辞：“希望在深圳见吧。”
朱清时却说：“我还要认真想一想。如果大家赞同了我的理念，我才会考虑最后下决心的。”
总经理为之一怔，似乎没听明白，又似乎听明白了。
在他们的眼中，朱清时显然不是个文弱书生，而是有肝胆之人。使命意识在他的胸中激荡万顷。他的眼光，有时如炬，有时似冰。正是这样的眼神，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个激烈的矛盾体，不可思议地统一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静与动、理与诗、简与繁、慎言与放谈、出世与入世、穷极真理与淡泊明志等等。这所有的冰与炭的关系，在他身上均得到了奇妙组合。或许，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送走客人，朱清时内心有了起伏。这是退休一年多来从未有过的。这位卓有成就的化学物理学家，有着骄人的资历，也有着超人的意志力。70年代就曾是最年轻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最早到国外的访问学者；最年轻的院士等。他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不作表面文章。当许多高等学府诚惶诚恐地铺以大红地毯、一路鲜花地恭迎教育部评估“钦差大员”时，他却以“原生态”的真实，还学校与教育的真实面目。他说，他在中科大的十年校长期间最大的作为，就是“不作为”：顶住压力没有瞎折腾。没有扩招、没有贷款建新校区，没有制造教育泡沫。
能够不失其风骨与个性，成就人生辉煌，实属不易。如果说人生如同一张需要折叠的纸，那么，他的每一次折叠都有清晰的棱角，不走形，不打皱，这不仅需要风骨，更需要智慧。然而，做了十年的官，也还是到了终点站。
夜色中的皇城，有几分沉静的神秘，更有热烈奔放的车水马龙。在这样的静与动的大空间散步，体会到的是一种大性情。故宫红墙筑出了巨大的沉静，长安大街则涌动着长河般的气脉，古今对接，动静殊异。这真是一处练就大气，铸造大志的空间。任何个人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地方，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莫非，他还会重操旧业，实现内心那尘封世锁的抱负？
很快，他接到通知，要求他去深圳面见遴选委员会，当面竞聘演说。这等好消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朱清时能够最终成行深圳，这与遴选委员会主任有决定性关系。一听说朱清时拒绝前来深圳面见遴选委员会，主任便马上动身到合肥拜访他。
组织部长身份的遴选委员会主任，是抱定决心要说服他前去深圳面见遴选委员会的。遴选委员会由深圳方面的相关官员、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国内大学校长，还有一些资深的老院士们组成。这些人代表着各方权威。
遴选主任笑容可掬，说深圳人希望他不要缺席遴选委员会的选举。
然而，朱清时沉吟片刻，说：“深圳筹建这个大学，我很佩服。但是我不能去。因为我当了十年中科大的校长，已经成了中科大的象征。退休下来，去竞选深圳的一个大学的校长？这不大合适。尽管我知道这个学校很特殊。但中科大有那么多的校友，他们都在看着我，要是听说我前去竞选应聘，心里会怎么想？他们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不能去。”
语气虽平和，却很执拗。主任不希望就此谈僵，于是，便打了圆场，心想晚上吃饭时再说。
当晚彼此一落座，主任就将市长的亲笔信递交予他。市长亲笔撰信，求贤若渴，够给面子！但是，他看完信后，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说法：“不是我不想去，实在是不能这样去的。中科大那么多校友，他们有这么崇高的母校，我在他们心目中又是母校象征的老校长，我如果是以应聘的方式去深圳，他们心中的偶像会因此而打碎的！”
主任的随行人员马上说：我们保密！
他笑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委员，还有媒体，怎么保得了密啊！”
主任没有想到朱清时会如此一意孤行，一时还真就找不到能说服他的理由。谈话陷入僵局。
朱清时进一步说服对方：“我看这样吧，如果遴选完了，还有我，我会考虑去的，那样的话，我对校友就有交代了，是深圳方面邀请我，而不是我去争的！”
主任听明白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或许主任这时意识到“见面遴选”看来是不妥当的。但一个人也不好推翻原决定。临分手时，主任将朱清时送上车，说一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果然，主任回去后，迅速改变了这种见面方式。而其他四位候选人已经准备好发言稿，正作动身前往的准备。那四名候选人都是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或院士，都比朱清时年轻。
遴选方案当初制定时，年龄限定在60岁以内，只因朱清时，破例将年龄标准放宽了三岁。他当时已经六十有三了。这也是打动朱清时的理由。
最后遴选委员会全票同意朱清时。他们认为如果朱清时不来，这次遴选就等于作废。因为其他人的得票远远没到半数。
朱清时是带着想法与条件前来深圳的。他提了四个条件：一、校长兼书记；二、学校实行去行政化，由学术主导；三、教授工资向香港科技大学同等教授看齐；四、政府给学校最大可能的办学自主权。
竺可桢在上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也提出了三项条件，他是通过陈布雷告诉蒋介石的，这三项条件其中就有类似“去行政化”，不过，竺可桢表达得更直接：“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熊庆来在接受云南大学校长之前，当面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了“约法三章”：增加办学经费，提高教授薪俸，在教学、人事、行政方面不干涉学校的自主权；不得批条子进人。龙云主席欣然接受。
朱清时在提出四个条件时，并没有把握会被深圳方面接受。在场的领导听完他的四个条件，当即开会研究。很快开完会，表态同意。这么痛快地接受，让朱清时颇感意外。
朱清时的四个条件，是他从十年的校长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他能否当好这个众望所归的新任校长的关键之所在。深圳要建南科大，就是要建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如何在中国建成一流大学，这是他自打上任中科大校长时，始终思考探索的问题。
1991年他当选院士时才45岁。那时候，他只知埋头科研，心无旁骛。三年后，他从国外回归母校，仍然一门心思搞科研，做项目。逾两载，领导让他当副校长，他略一思忖：顺其自然吧。他觉得副校长在国外也是可以带研究生的。也不会因此影响他的学术生涯。那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此走上当官的道路。那时的知识分子不崇尚当官，认为当官搞行政，会耽误做学问。而只有在学术上穷途末路，没有任何造就的人，才会去选择走行政做官的路。
1998年他当上校长时，竟有人当面劝他别去当官，好好搞研究做学问才是正路。认为他那么好的学问放着不做而去当官，怪可惜的。但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实验与课题了，他要做的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室。
自1979年跨出国门，差不多十年间，他一直在接受西方的教育。他先后在美国的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等著名大学学习和工作过。他当时以为，要办成一流大学，首先要从教材抓起，要有人家一流大学那样的教材。于是，他带着学校相关人员，去国外那些一流大学专门调研教材，看到好的就买回来。最多的时候，竟成麻袋往回扛，运回中科大，赶紧组织专人研究，从中进行修改编撰，为我所用。教材改革做了一两年后，突然发觉做不下去了。改编的新教材固然很好，但是，推广不了。教授们没有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不往教学上放，而是用在搞课题写论文上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新教科书。因为，那要花好多气力，等于重学一遍，才能掌握，所以，他们宁愿讲旧教材，不用备课，省力省时。
朱校长由此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不是教材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教师的问题不解决，教材再好，也是白搭。
他的认知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下决心从海外引进人才，改良土壤。他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在国外按人家的体制做得很适应，却对国内体制不适应，但他们很快入乡随俗，一切按国内的体制去适应。惊人的适应力，使他们迅速变得急功近利：热衷于发表论文，追求成果奖，项目越多越好，自己做不过来还要雇学生给干活。他们草率着，浮躁着，追名逐利。一年要写好几十篇论文，论文是硬头货，发得越多，就越受重视，越有升迁发财的机会。哪一篇能精雕细刻？他们什么时间能去潜心作研究和教学？为什么海归一回来就变了呢？就像中国足球，少年时去巴西接受培训，与巴西同龄孩子比赛，并不逊色多少。然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随着他们回到国内的足球环境，马上就变了，变得跟从未去过巴西似的！这就是体制的弊端！
这些海归很聪明，他们知道中国大学的权力，是掌握在当官人手里的，谁有权谁就说了算。学问做得再好也没用，也没有说话权。于是，海归的教授们想当官了。即使热爱学术，颇有能力的教授，也都在削尖脑袋去争官，就连一个后勤处长，都被教授们争抢得一塌糊涂！抢上的人洋洋得意，似乎高人一等；没争上的人，像矮人一头。令朱清时悲哀的是，中国人在民国年间都极度崇尚的学术精神，自由学风，竟然踪影皆无！
这还是大学吗？哪还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搞学术的人怎么都变成了人格扭曲的小官员？世道完全变了。行政权力跟学术毫不相干，跟学术卓越更不是一码事！中国大学搞不上去，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大学当成行政分支机构来管理了！而大学已经不像学院倒像衙门。一个更深层次的机制和体制在起作用。学校领导都是上面派的，都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比什么都被看重。谁的级别高，谁的官大谁就说了算。这就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当他切肤意识到根本问题时，他的校长已经当到头了。
“中国的教改，机会来了！”一位老校长欣喜地对朱清时说，“难得啊，只有深圳有这个机会。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中国不知又要等多少年啊！”
有志之士相劝，有识之士推波助澜，尤其他深思熟虑的四个关键条件，居然得到慨然允诺，爽如春风。机会张着翅膀撞向你，躲都躲不了。既然深圳条件已经成熟，那就去干吧！
2009年的教师节，是他正式接过聘书的时刻。政府组织者面对众多媒体的期盼等待，仅挑选了深圳电视台和《深圳特区报》。这两家是当地官方管理得最好，最让他们放心的媒体。
这是一个将要载入历史的时刻。朱清时西服革履，沉静深邃，举手投足间，一位资深的大学校长的风度光鲜在人们面前。深圳，这座玻璃幕墙面与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同样闪亮的城市，那一天的那一刻，又添了一个闪光点，一张金色的城市名片——南科大。这所将被催生速成的超级大学，已经万事俱备！
首先激动的是现场记者，举麦克的手微颤：“朱校长，你认为南方科大应该怎么办？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朱清时声如撞钟：“南方科大将会是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学校不设行政级别，我也没有行政级别。我们不按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是按谁的学术好，谁的学问大，谁掌握真理，谁就说了算！”
一语既出，驷马难追。去行政化？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谁学问大谁说了算。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朱清时居然这样放言？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们，倒是喜欢这样说的，然而，到了1956年以后，这话就彻底消失了。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受到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严酷教育。一句话就关乎生死，关乎一辈子的命运。祸从口出，噤若寒蝉。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建筑师在南科大研究校园筹建，听到朱清时阐述办学方针，强调去行政化时，他惊呼：你这纯粹是右派言论啊。你是校长，那党委书记呢？朱清时回答“我就是”。老建筑师自语：“喔，这还行。”
面对媒体所引发的巨大震荡，是他本人无法预料，也是深圳的官员们难以预测的。
朱清时二十多年的院士殊荣、十年的名校校长生涯，其影响力不及这一句话。2010年《新闻周刊》将他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姜文等人的照片一同刊于杂志封面。姜文因为“让子弹飞”，而朱清时因为让“去行政化”这句话飞！这句话比姜文的子弹更猛烈，更呼啸，更具杀伤力！既杀伤别人，也杀伤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