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上到县上，一百二十里路，因为任务急、命令硬，我们抽调上来的十几个土改干部只能咬牙赶路，赤足又再次涉过浑水河，上坡下河，穿村过店，天快黑时赶到距县城五十里地的靖戎镇，在当地找了家农户吃饭，一碗汤面条二千元（即后来的两角钱）。饭后不敢久停，又立即上路。不知咋的，走过的七十多里路，一开始很容易乏困，只好略歇一歇，又起来走，现在终于锻炼出来了，走习惯了，两条腿没啥感觉，只是不停地、机械地轮换、移动，同时也懒得说话了，只顾低头向前赶，连老黑这个容易爆发感情的人也没说话的兴致了。记得上次正月十五以后来时，一百二十里路走了两天。被包由区上派来的十几头毛驴驮着，走困了还可以爬上驴背骑着走。那毛驴欺生，一个人一手拉缰绳，再要爬上去，那毛驴身子一闪，就会闪一跤。大伙儿兴致很高，走到坡顶，已经开春，却飞起了沙颗似的雪霰粒，风冷得很清爽。老黑走得高兴，放开嗓子唱首歌：
南风滴溜溜吹，
来了个变工队。
今年雨水实在好，
苗苗呀长呀长得美。
如今，这老黑脸吊着，只是个走。要他唱个啥，他不看你，嘴里嘟囔着说：“唉呀呀，把劲儿使在腿上些……”
一同走的还有一个吕朋，也是一块儿从大行政区下来的，已经是我很向往的青年团员了，他腰扎皮带，站得笔直，浑身是劲，行动敏捷，在舞台上他大多演的是民兵、战士和青年农民这一类革命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常感到他锋芒外露的英气，尽管他长得并不英俊，脸上有小疙瘩，喉结很大。他一直走在大家前面，把众人拉得太远了，便停下等一等。
走进县城，已经是半夜子时了，全城都已入睡。县城有个东门，还有瓮城，也有一个城门，黑鼓隆咚的，没有灯火，都有民兵值夜放哨。一看我们这个穿着装束和说话气势，不加阻拦，放我们进去。我们敲开县委大门，找熟识的人挤上人家的床，连话都懒得说，立刻困乏得进入梦乡。赶天亮时，我们十几个人的被包也都送来了，有人安排接待民兵和驮被包的毛驴，被包都堆放在组织部的房角里。这个县委所在地原是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西方宗教势力要征服东方群众，皈依天主，倚仗政治、经济力量，竟然深入到这么个偏僻的黄土原上的小城来了，修建教堂，派来传教士。房屋一砖到顶，窗棂门扇都是洋式的，礼拜堂铺着木地板，门墙上用砖砌成尖顶，安装着一个十字架。临解放时，传教士都撤走了。县委驻进去，这是县城里唯一可用的较大的完整院落，除过县委书记，还有办公室和组织部、宣传部的人都宿办合一，集中在这里，革命政权领导机关的严肃、紧张、忙碌，完全驱散了教堂里的神圣、肃穆、静寂气氛。
至于县人民政府则占据了原来的县衙门，虽然破旧不堪，倒还气魄，门对面有一堵不大的照壁。原来的大堂改造成了大会议室，一色的长短不一、高低不等的木制长凳，主席台上放一张方桌、几把木椅，后墙上两面红旗中悬挂着大幅毛主席画像，不知请谁画的，色彩不够鲜亮，是从侧面向上仰视的那一种。调上来准备随军行动的土改干部都聚集到这里，方方面面的都有，我认识的倒不多，准备听县委刘书记的动员讲话，余县长也在临结束时来参加了。
刘书记进来了，径直走上主席台。他的警卫员，替他在胳膊上挎着皮大衣。刘书记不仅是革命机关的象征，而是实际的掌权人，他眼睛小而眼光锐利，留着不太浓密的八字胡，不苟言笑，讲话时，条理清晰，说理透彻，没有官场上的八股调，时不时透出一种权力和威严。这个县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从黄河以东的某一个省里调来的。一解放，当地政权处于空白状态，极缺干部，只好隔省整体调人进来，并上升一级，在原籍是区一级的，区委书记升为县委书记，区长任命为县长，区下属干部成为县上各部门的领导和下级政权的头头，再吸收上级派来的年青干部和本县的积极分子，一个县的政权网络就这样有效地形成了。我的印象中，刘书记、余县长都是历经抗日和解放战争考验的革命者，知识分子出身，是从基层的风风雨雨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余县长倒给人一种勤恳、平和的印象，刘书记大权集于一身，那说一句话就会在地上砸出一个坑来。
说话直截了当的刘书记简要地介绍了发生在平西、安原、隆庆几个县的武装叛乱情况，离我县最近的平西县城还被武装叛乱分子包围过，城门紧闭，县上干部带领民兵和群众拼力守城。叛乱分子乱砍公路沿线的电话线杆，通讯已经中断。已经有土改干部牺牲的消息。这次的武装叛乱是当地的恶霸地主、惯匪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溃败后的残余分子煽动、胁迫群众搞起来的，是反对土地改革运动的，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几个县是回汉聚居区，回民群众很多，被胁迫的也多是回民群众，但绝不能说是“回民反了”。我们要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广大回民群众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平息这场叛乱。目前省上派军队来，抽调同志们随军行动，做群众工作和完成部队的战斗任务，希望同志们努力。他最后又提了几点要求，并鼓励了几句话。余县长只表示了态度，没有多说什么。
有重任在肩，行动又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这些随军干部，心里翻腾，东想西想，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刘书记也没有要求我们发言、宣誓、表决心、喊口号。他向我们又喊了一声：“后半晌，大家好好歇一歇。特别是你，老黑，大组长……”然后，向会议室外走去。在门外站着的警卫员，一个圆脸的小战士，我弄不清是刘书记从老家带来的，还是在本县挑上来的，看他出来，胳膊上仍然挎着刘书记的大衣，立即跟上去了。
身后跟着个背枪的警卫员，这是战争环境下的明显痕迹，建国后在这个黄土原上的小县城里，却也依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试想，旧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地主阶级还没有消灭，处于地下状态暗藏的敌特、反革命分子还蠢蠢欲动，阶级斗争以革命政权强大一方展开时，县委这个全县指挥中心的领导人怎能不跟上警卫员加以保护呢！我很留意刘书记这个警卫员，小伙子皮带上挂着皮枪套，插一只乌黑锃亮的手枪，又在肩上挎一只缴获自国民党军队美械装备的卡宾枪。那卡宾枪，枪筒细长，有木柄，极像猎枪，子弹短圆而小，不如步枪笨重，让人觉得轻捷利索，也正如这个警卫员小伙子一样。几个月前，我曾在县委审批地主成分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一阵子，一次下乡时，刘书记看见远处地里有个活物，可能是一只奔跑在裸露的麦田里的野兔，一时兴起，伸手从警卫员肩上摘下卡宾枪来，端起瞄准，砰地一声，开了一枪。那枪声在冬日的冰冷空气里，好像脆脆地撕开了一个口子。
半年以后，我已经回到大行政区原工作单位，为张部长无理扣压、迟迟不给我转青年团关系的事，写了一封长信给刘书记。很快他就亲笔给我回了信，字迹潦草，显然是匆忙中落笔的，说已批示团县委，迅速联系团区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去。不久，我的团关系就以挂号信的形式出现在单位大门口收发室的桌子上。不苟言笑的刘书记，其实有一副热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