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战友，有啥说啥。
当年你们十一支队（基建工程兵的一个师）在青海修青藏公路，我们十二支队在新疆修天山公路；你们修了10年，我们也修了10年；你们牺牲了108个，我们牺牲了168个。咱们都是从基建工程兵出来的，都在雪山上抡过铁锤，背过石头，所以见到你感觉特别亲。
我们实话实说，不整那没用的。但是有些话、有些事，你可别写到书里去，别让人家笑话咱老兵没水平。来，喝，听我给你慢慢唠。
我这一辈子呀，做过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吃了四个战友最后的一个救命馒头。当然，我也做对过几件事：一是当了兵，二是娶了个好老婆，三是退伍后又重返天山为班长和牺牲的战友守墓。
我们村里的许多媳妇都是骗来的
我家在辽宁省辽中县老达房孟家岗。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二。老大是残废，23岁那年，给生产队赶马车，让马给踢了，双目失明，现在还没有成家呢。老三也是个农民，成家了，有一儿一女，听说日子过得还可以。
你说我父母？我父母已经不在了。我父亲是2003年去世的，我没回去，太远了，没有那么多路费。再说接到家信时，人都下葬一个多月了，回去也不赶趟。我母亲是去年去世的，我也没有回去。当时烈士陵园的事挺多，离不开，我想她老人家能原谅我。
不瞒你说，我来天山24年了，没有回过东北老家一次。为什么？我也说不清，阴差阳错的，就是没有回去。现在父母不在了，以后更不可能回去了。我想一直陪着我的老班长，陪着这168个战友，死后就跟他们埋在一起。你看天山这地方多美呀，多干净呀，死后能跟这么多战友埋在一起，也是我的福分。
我父亲排行老二，是个农民。我大伯也是个农民，担任过大队书记。老三当兵去了朝鲜，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老四当了工人。我父亲最没本事，大字不识一个，人老实得有点过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给队长写大字报，落款都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陈彦令。我父亲不认识，还乐呵呵地跟在人家后面看热闹，结果让队长臭骂了一顿。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公社、县里领导写信告生产队长，落款也写我父亲的名字。你说这老实人倒霉不倒霉。
那时候穷啊！我们家过春节买不起鞭炮，我父亲是赶大车的，就用马鞭子甩两下，让我们听个响，算是过年放了炮。我的小名叫“赶趟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叫吗？因为我出生的第二天，正好赶上生产队分粮。小时候看人家戴手表，我特别羡慕。当时“戴手表、穿皮鞋、镶金牙、别钢笔”，最牛气。不管有没有文化，衣兜里也要别上一支钢笔，有的别两支三支。再多就不行了，别上一排，那是修钢笔的。有的没有钢笔，捡了人家扔掉的笔帽别在衣兜上，冒充有文化。
我哥哥12岁就辍学了，回家放猪。我父亲吃了没文化的亏，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希望我和弟弟能继续上学。那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买一支真正的钢笔别在衣兜上，那才叫真有文化。可是好好学也没用，那时提倡的是交白卷。我们辽宁的张铁生就交了白卷，还说“条条铁路通北京，老师何必硬强求”。当时没人好好上学，天天写大字报，学生给老师写，老师给校长写，贴得满墙都是。
我们村的知青说：老达房这个地方，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光棍能把人绊倒。女娃都嫁出去了，男娃找不到对象。找不上对象咋办？骗呗。咋骗？跑到山东去骗。让村里最年轻长得最帅的小伙子去山东相亲，说我们那里地多人稀，哪个姑娘要是肯嫁过去，连她的亲娘老子弟弟妹妹都可以带过去。这话很管用，又看小伙子长得帅，姑娘就上了当。
但是新婚之夜，前去相亲的那小伙子就消失了，换成了另外一个人。等新娘子发现上了当，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只好认了。
最要命的是，新婚三天后，新房里的摆设都让村里人抬走了。为啥？因为当时为了糊弄娘家人，全村人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摆设集中在了新郎家。媳妇已经到手，当然要物归原主了。
我当兵就是为了能吃上馒头
但是，我母亲不是父亲花钱骗来的，是她自己主动来到我们孟家岗的。来的时候，母亲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大姐。我父亲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就娶了我母亲。母亲以前的丈夫是谁？为啥来到我们孟家岗？我一直没弄明白。母亲不说，父亲也不说，这事就成了一个谜。现在父母都走了，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母亲生下我后大出血，几乎死掉。我一声没哭，也不睁眼，一动不动。父亲以为是个死胎，就拿破布一卷，用草绳一捆，扔到了山上的野沙岗。父亲走出老远，听到我的哭声，又把我抱了回来。我确实也不争气，小时候多病多灾，长到11岁才会说话。村里的土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舌头大。
那时我们那里以吃高粱米、玉米、大豆为主，想吃大米白面得到外地去换。过年的时候村里才发几斤面粉，让大家初一包顿饺子。一年到头，三十那天能吃顿猪肉炖粉条。粉条是自己用土豆或者红薯加工的。把红薯放在缸里，捣烂，加水，把浆打出来，淀出淀粉，然后加上白矾和成面，支一个大锅，下面烧苞米秆，上面“漏鱼”，就是粉条。生产队分的粮食，一年总有一两个月接不上顿。
记得有一次，锅里就剩下了两个苞米贴饼子。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揭开锅一看，谁都舍不得吃，又悄悄去了学校。父母和哥哥还要下地干活，饿着肚子可不行。我和弟弟坐在教室里上学，省力气，饿一顿也没啥。
可是我们经过苞米地时，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溜进去掰青苞米啃。青苞米不好消化，容易放屁，而且还特别臭，又不敢放，怕同学听见，就拿捏着，一点一点悄悄放。同学嗅到之后，问谁放的臭屁？我也左顾右盼，寻找放屁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在城里工作的堂姐夫来我们家，拿了一盒点心，用红纸包着。堂姐夫走后，母亲将点心挂在屋梁上。母亲不让我们吃，一是舍不得，二是想让人家看看，我们家来城里客人了，还带了这么好的点心，觉着很有面子。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踩着凳子，用手指头将红纸抠开一点点，沾了点心上的油，用舌头舔了舔手指，算是解了馋。后来时间久了，那红纸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母亲才取下来分给我们吃。那时点心已经有点变味了，但是吃起来还是很甜，很香。
你知道，我们东北农村都睡大炕。家境不好的一家人挤一个大炕。有人开玩笑说：老公公把儿媳妇的鞋都穿错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个大炕上。我大姐长大了，还和我们挤在一个炕上。但是大姐穿衣服优先，她毕竟是女娃，不能让她穿露屁股的衣服。大姐穿过我们再穿。我16岁以前，一直都穿大姐的旧裤子。那时女式裤子前面不开叉，解手很麻烦，我就自己在前面开一个小洞。一条裤子你穿了我穿，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补一补又穿。有时来不及补，就用书包挡着屁股后面的破洞往家走。哎呀，别提多别扭了。
当时谁都想穿一身绿，但是买不起绿布啊，咋办？母亲就把莲花叶子和生布放在锅里一起熬，捞出来就成了绿布。母亲用这样的绿布给我做了一身衣裳，穿在身上心里别提多美了。我喜欢绿军装。我做梦都想长大了去当兵，穿上真正的绿军装。还因为当兵能吃上馒头，而且管饱。这话是我姐夫告诉我的。
那时大姐已经出嫁，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姐夫是沈阳军区的，叫何长友。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看着他那一身绿军装真是眼馋。我说何哥，能不能把你的军装脱下来，让我过过瘾？他只把上衣脱下来让我穿了一会儿。哎呀，那领章，那帽徽，真是让人羡慕。姐夫说，你要是喜欢，等长到18岁也报名参军，部队不光能穿绿军装，还能吃上馒头和猪肉炖粉条。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去当兵。不为别的，就为了能穿上绿军装，能吃上馒头。
为了当兵，我给大队书记跪下了
其实，我最先想当的不是基建工程兵，而是云南的野战军。那是1978年3月，当时我已经体检合格了，有人告我的状，说我高中还没毕业，结果没去成，我心里很难过。那时政审很严，大家都想当兵，争破了头。
你不是告我高中没毕业吗？那好，我干脆不上学了，回家务农，就等着当兵。但是我不会铲地铲苞米，队长见我有点文化，就让我跟人去拉草，拉回来粉碎了喂牛喂马。生产队有一头瘸骡子，没人愿意赶，队长让我试着赶。
那年冬天，又开始征兵。这次是我们基建工程兵。当时不知道基建工程兵是干啥的，也不管那么多，只要能当兵就行。
我们大队五个体检合格，另外那四个都有来头，就我没有一点关系。这可咋整呀？上次没整成，这次再黄了，我当兵的梦不就破灭了吗？
我夜里长吁短叹，睡不着觉。母亲也替我难过，可是有啥办法呢？我们家没有一点关系，找谁帮忙呢？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大队书记姓王，我母亲也姓王，母亲就跟人家书记套近乎，提着半篮子鸡蛋，领着我去找书记。
母亲见了书记说，大兄弟，咱们都姓王，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求求你了，让你这个外甥去当兵吧。母亲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让我跪下，喊书记“舅舅”。我心里很难过，很不情愿，可是为了当兵，我还是扑通一下跪在书记脚下，喊了一声“舅舅”。那一刻，我的泪水也落了下来。
书记很高兴，答应研究研究。
书记说话还真算数，没过多久，我就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生产队长对我父亲说，陈彦令，你儿子要当兵走了，放你一天假，你去赶大集。父亲就抱着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去赶集，准备卖了钱再买点肉和菜，请大队干部吃饭。可是父亲把老母鸡揣在怀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没舍得卖，又抱了回来。母亲说那就把老母鸡杀了吧，给大队干部吃。这是规矩，人家请，我们不能不请，我们家再穷也不能少了人家这顿饭。
父亲就把母鸡宰掉了。我心疼啊。家里就指望这只老母鸡下蛋换钱，给母亲买药呢，鸡蛋送给了书记，现在连鸡也杀了，母亲以后靠啥买药？母亲说，儿子你放心走吧，妈以后吃黄连素，黄连素便宜。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到部队后好好干，将来混出个人样来，为父母争气。
第二天，民兵连长把我们带到公社，然后坐汽车直接去了辽中县城。晚上我们到了沈阳，啥也没看见，又被送上闷罐子兵车。
闷罐车上只有一个小窗户，车厢里光线很暗，接兵干部都穿着“四个兜”，也分不清谁大谁小，见了“四个兜”都叫首长。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很激动。想问“四个兜”我们去哪里，但始终没敢问。
天安门上的钉子不是金子做的
一下火车，我们才知道到了北京。那个激动啊，简直没法说。但是看了看周围，没有多少楼房，不像是心目中首都北京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是房山区李庄大队。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
我们住的是老乡的房子。我们班住的那家姓池，他家有个沼气池。那一带许多老乡都用沼气做饭。训练休息时，我经常帮老乡清理沼气池，干点家务活。老乡很喜欢我。他家有两个丫头。
老头子跟我开玩笑说，小伙子，你将来退伍了，就给我当上门女婿吧。
我听了心里很不乐意。我刚到部队，还准备好好干一番哩，将来穿个“四个兜”啥的，你却说我退伍的事，你知道我一定会退伍？
但是冷静一想，老头子说得也没错，再说，人家丫头长得也不差。
说实话，我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再回东北老家了。
三个月新训结束后，我们才真正走进北京城，驻扎在西城区安德路，任务是修地铁。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扎钢筋、支模板，支好后往里面浇水泥，等水泥凝固了再把模板拆掉。你说啥？馒头？那当然了，连队馒头管饱，我们新兵特别能吃，干的又是重体力活，一顿能吃七八个。但是我们天天在地下施工，又是封闭式管理，很少看见外面的繁华世界。
一个休息日，连长对我们说，你们新兵刚到北京，可以出去转转，但必须三人一组，由老兵带队。还说，出去时要衣帽整齐，军姿端正，不要影响军人形象。这可是我们伟大的首都，你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把军装平铺在床上，用嘴往上面喷些水，用装有开水的茶缸熨平。然后穿上，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营门。
一个老兵带着我们两个新兵逛王府井。我对逛街没兴趣，一心想去天安门。为啥？说了不怕你笑话，我们村里人都说天安门城楼大门上碗口大的钉子，全都是金子做的，有人还为此打过赌。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金子做的，还要亲手摸一摸，将来探家的时候好给村里人吹牛。心里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就与另外两个战友走散了。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干脆自己一个人去天安门。
我一路问到了天安门。看到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我激动不已。我用手摸了摸大门上那碗口大的钉子盖，原来不是金子做的，而是铜铸的。
我在天安门转了很久，后来就转迷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问路人：西城区安德路怎么走？人家说安德路地界大了，你到底要到哪里？我说不上具体地址。我一路走一路问。我从地上捡到半根粉笔，担心自己越走越迷，就在走过的电线杆上画一道，如果找不到，大不了顺电线杆子再折回来，重新再找。后来还真找到了。但是天已经很黑了，连长急得在院子里跳，带我出去的那个老兵站在一边，吓得满头大汗……
天山的冰棍不花钱
我在北京修了半年地铁。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不久，我们才离开北京。不是去前线，而是去相反的方向。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以为是去越南前线。
当时传说是一部分人要调走，大家都很兴奋，都盼望着去前线。为啥？去前线可以立战功，立了战功可以入党、提干，穿上“四个兜”。能入党，能穿上“四个兜”，是每一个新兵的梦想。别看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但是前线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北京再好，我还是一个兵，可是上前线我就有可能穿上“四个兜”。
那天晚上，天很黑，我已经睡着了，突然听到了紧急集合哨。
连长在外面喊：一号装备，把该带的都带上。
我们打好背包，黑压压站在操场上。
连长说，点到谁谁出列。
营门口停着6辆解放车，车厢用帆布蒙着。气氛神秘而紧张。被连长点了名的站到另一边。我心里很紧张，等着连长点我名字，可是就是听不见“陈俊贵”三个字。心里那个紧张啊！我一心想去前线。打仗我不怕，死了也痛快，不死就立功、提干。连长终于念到我了，我很激动，答“到”的时候，声音都有点哆嗦。
解放车把我们拉到丰台，我们在那里坐上了闷罐车。一人发了一袋江米条、两瓶罐头。窗户还不让打开，只留一道缝。铁门一直关着，只有停车解手的时候才打开。我们的火车白天不走，晚上才走。白天停靠的都是小站，也不让下车，大家就坐在车厢里等。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离越南边境还有多远？干部不让问，说保密，这是纪律。
现在总队的雷永文副总队长，当时就跟我坐一趟闷罐子车。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前年他来乔尔玛看我，说起来以前的事，我才知道他当时也在。
闷罐子车把人坐得晕头转向，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让大家打背包下车集合。我们下车后才知道，是乌鲁木齐。有人问干部，不是说到前线吗？怎么跑新疆来了？干部说，队列里不要说话，注意纪律。没人敢吭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个小干部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九月的乌鲁木齐，已经有点冷了。我看见许多大篷军车朝我们开过来。我们按次序上车，刚坐稳，车就开动了。军用帆布把车厢蒙得严严实实的，看不见开往哪个方向。
颠簸了整整一天，到了一个兵站。睡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往前走。半路上来一个矮个子，姓郝，“四个兜”，人很精干，也很和气。后来才知道他是副团长。听说他后来当了将军，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北京。你认识他？那太好了，你见到他就说，他以前的兵陈俊贵向老首长问好。
我们坐在车里啥也看不见，心里那个急呀。我就用手悄悄抠帆布，抠开一个小洞，往外一看，乖乖，满世界都是冰雪。除了冰雪啥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叫那拉提的地方。这才知道已经到了天山，我们的团部就在那拉提。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叫那拉提的地方，后来会跟我有那么深的不解之缘。
第二天继续往天山深处走。一路往上，积雪越来越厚，路也越来越滑，大家吓得不敢吭声。走到半道，车队停下了，说前面塌方了。有人问塌方是咋回事？没人回答。干部们神情都很严肃。干部说路不通了，都下车，步行。我们就背着背包，徒步前进，走到天黑才到营地。刚从工地上下来的老兵们，一个个黑黢黢的，脸上带着笑，列队站在营门口，敲着脸盆欢迎我们。
我和另外17个新兵分到了二营五连。我们连长叫许排顺。连长把各个班长叫过来，说来了一批新战友，谁谁谁到一班，谁谁谁到二班。班长把我们领回各班帐篷。
我的班长是四川人。他把我领进帐篷，老兵们帮我拿行李，铺床，说你一路辛苦了。我一看那环境，心情不是很好，但是老兵的热情让我挺感动。帐篷里生的火炉子是用废油桶做的，上面连着两个水桶，里面都是雪水，一个洗脸，一个饮用。正副班长住在两头，中间住战士，因为两头到了夜里比较冷。帐篷里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用罐头盒做的。也不是煤油，是柴油，所以直冒黑烟。老兵们就往油里撒点盐巴，烟一下子就小了。这一手我很快就学会了。
当天晚上吃的是面条。那时的面条可是病号饭，一般人平时吃不上，那天是连队专门招待我们新兵的。还有大肉罐头、鸡蛋罐头。那顿面条吃得特别香，现在都记忆犹新。饭后，老兵们给我们打了一盆热水，说你们走了很远的路，烫烫脚好睡觉。这时老兵才告诉我说，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是专门来修天山公路的。我一听心就凉了。本来想去前线，没想到被拉到这里修路来了。但是坐了几天的车，确实很乏，一躺下就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老兵们早不见了，上了工地，帐篷里就剩下了我们几个新兵。火炉子上有洋芋片，大米粥，还有七八个馒头。我们吃过饭，走出帐篷，外面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有几只比兔子大点的动物，肉乎乎的，笨笨的，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嘎嘎”乱叫。后来老兵告诉我们，那是旱獭。
我们几个没事干，就往山上爬。想爬到山顶上看看山外是啥样子。可是等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山外还是山，一座比一座高，连绵不断，没有一个人影，看不到尽头，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外。
我们坐在山顶，有些绝望。这咋整？怎么来到这么个熊地方！
晚上，指导员把我们新兵叫过去开了个会，说这是毛主席最关心的一条重要的国防公路，叫独库公路。但是你们给家里写信不要提具体干什么，也不要提国防公路，这是军事秘密。
最后指导员开玩笑说，新战友们，北京有北京的好，天山有天山的好，你们想想，你们在北京吃冰棍还得花钱，我们这儿的冰多的是，随便吃，不用花钱。
从此，我就在天山上开始了筑路生活。
在天山修路，牺牲是常事
那时，天山公路已经修了六年，大部分毛路已经开辟出来了。
部队没有大型机械，用的全是钢钎、铁锹，最先进的工具就是风钻。后来机械能开上山了，才配备了几台D80推土机。我们连队主要任务是备料。说实话，施工环境相当艰苦，劳动强度也相当大。早上天麻麻亮就得上工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工，中午饭在工地上吃，一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我们白天施工，晚上还要学习。学些啥？学政治，学“两报一刊”社论，学在天山上牺牲的烈士们的先进事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姚虎成和李善国，他们两个的墓碑你刚才在陵园里都看见了。
姚虎成是你们陕西人，城固县的，牺牲的时候是副营长。入伍前他是个孤儿，到部队后特别能吃苦，有点拼命三郎的劲头。部队打导洞出现塌方，他冲进去排险，连续42个小时没合眼。战士们把他硬从导洞里拉出来，强迫他休息。他从手腕上摘下手表交给通信员，说你半小时后必须叫醒我，否则我处分你。他只打了一个盹，又钻进洞里指挥排险。有一次，几台筑路机械要运上山，上级要求他带领战士们炸山开路。那时机械可是宝贝疙瘩，不能有半点闪失。他用七天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保证将机械按时运上了山。后来他荣立了二等功，还当选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一大代表。
我到天山的前一年，姚虎成和打前站的战友为大部队开辟道路。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他看时间不早了，就让战士们先回去吃饭，自己和两个推土机手留下继续清除积雪。战士们刚走不久，冰达坂上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雪崩发生了，把推土机冲出50多米，两个推土机手昏迷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姚虎成不幸牺牲，年仅28岁。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姚虎成牺牲后，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
另一个就是李善国。他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跟随大部队第一批进军天山。第二年6月底，他爱人来队，他正带领部队打“飞线”，没有下山去接，他爱人自己上山找到部队。爱人来队他也没有休息一天，坚持带领官兵在“飞线”施工。半个月后，一场意外的大塌方发生了，李善国等五位同志不幸牺牲。李善国终年29岁。他爱人就在不远的营地等着他。你想想多惨。
新疆军区有个作家叫李斌奎，好像也是你们陕西人，他根据姚虎城和李善国的事迹写了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还改编成了电影，就是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天山行》。
我再给你讲一个比这还悲惨的故事。但不是发生在我们团，而是另一个团，我是听战友讲的。部队在“老虎口”施工，突然塌方了，一块巨石头落了下来，把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四川兵砸住了，整个身子都被压在巨石下面，压成了饼子，只有头露在外面。当时人没死，还能说话。战友们用钢钎撬，想把石头撬开，把他救出来。可是那么大的石头，咋撬得动啊！当时“老虎口”在悬崖峭壁上，机器又上不去。想用炸药炸开石头，又怕伤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见战友的惨状，全连人哭着喊着围着石头跑来跑去，就是无从下手。
被压在石头下面的那个兵说，你们别白费劲了，我肯定活不成了，你们就把我和石头一起炸了吧，别影响施工。
谁忍心炸？没人这么干！
那兵说，我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写封信呢。
战友们急忙找来纸笔，说，你说，我们写，一定寄到你家去。
那兵就说：爸，妈，我在部队挺好，工作也不累，吃得也不错，首长很关心我，战友关系很不错，跟亲兄弟一样，你们就放心吧。爸，妈，我啥子都好，就是有点想念你们。
说着，那兵的眼泪涌了出来，跟鼻子里的血一起流在了雪地里。
那兵最后说，爸，妈，我在部队很努力，干得不错，没有给你们丢脸。
在场所有的人都哭了。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战友们把全连所有好吃的东西找出来，轮流给他喂吃喂喝，陪他说话。第二天，那兵才牺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一点一点死去，那是一种啥心情？我每次想起这事都流泪。
当年在天山修路，确实很艰苦，很危险，战友牺牲的事时有发生，要不烈士陵园里咋会有168座墓碑？
有一个叫石博韬的湖北兵，在隧道施工时遇到了塌方，他为了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2006年，总队组织“重走天山路”活动时，也邀请了他父亲石文华。老人七十多岁了，当时站在儿子的坟墓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老人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儿子，我人在湖北，心在新疆，因为新疆还有我的儿子。每天晚上，我都和老伴要看新疆的天气预报，30年来天天都是这样，已经养成习惯了……
有一个老兵，叫董二龙，当年他们营打2号隧道，去年他从河南老家来新疆捡棉花，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天山来，想看看牺牲的战友，看看2号隧道。他走到隧道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泪流满面，他哭着说：30年前，我在这里奋战了5年，我的好几个战友就牺牲在这里啊……
“司令员同志，能不能让我们握握女兵的手？”
唉，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说说高兴的事。
要说最高兴的事，那就是看电影。当年在天山，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最多也就是看场电影。但是看一场电影要等一两个月，全线560公里，大家得轮流看。
一听说晚上放电影，大家早早就完成了任务，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精神。看电影要到营部去，全营一起看，要走好几公里地呢。最远的连队要走10公里。我们排着队，拿着雨衣，提着马扎，朝营部走。为啥拿雨衣？天山上一会儿雪一会儿雨的，没个准，看到中途下起雨来咋办？不能等雨停了再看，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人家电影队第二天还要赶到下个营去放映。我那时觉得当个放映员最牛，可以天天看电影。
那时电影都在露天看，哪有现在坐电影院里舒服。我们有天看得正起劲，突然下起了大雨。这咋整？没有一个人动，大家冒雨继续看。电影放完了，雨也停了。
营长喊：全体起立，各连带回！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营长说：吆喝，今天还较上劲了，咋回事？
一个班长站起来说：首长，能不能再放一遍？我保证我们班明天不耽误施工，并且超额完成任务。
大家一齐喊：再放一遍！
营长没办法，去给放映员说情。人家不同意，说今天太晚了，我们明天一大早还得到乌苏去放呢。别看团里的放映员是个兵，说不放就不放，营长说话也不灵。营长悄悄给放映员塞了一包烟，放映员这才勉强同意，又放了一遍。
我们连有个陕西兵，我来的第二年他就复员了。当了五年兵，从来没去过团部。一个团撒在两百公里的战线上，远哪，不立功受奖，参加团里年底的庆功会，很少有机会到团部。指导员对退伍老兵说，你们在天山干了这么多年，今天就要复员回家了，还有什么要求？陕西兵说，指导员，我没有别的要求，走的时候能不能绕个道，让我们看看团部，在大门口照张相？指导员向团长汇报，团长同意了，就让老兵绕道去看了看团部，还专门安排人给老兵每人照了张相。
别说当兵五年没去过团部，就是女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
有一年，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来天山公路视察，身边带着一个年轻女军医，顺便给山上官兵看个病。战士们哪儿见过女兵？眼睛都直了。
有个战士大着胆子报告说：司令员同志，能不能让我们握握女兵的手？
司令员一听这话，眼睛湿润了，对那位女兵说：去，跟战友们握一下手。
战士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在施工，手很脏，急忙用雪将自己的手搓洗干净，等着跟女兵握手。跟女兵握过手后，有的战士好几天都舍不得洗手……
我哪儿有那福气？我当时不在场，那是另一段工地。这件事后来在整个部队传为佳话，现在总队的许多领导都记得。
我的班长郑林书
我跟我们班长只相处了38天，我却甘愿用一生来为他守墓。
我原来是一班，那年老兵复员后，才把我调整到了四班。四班长叫郑林书，湖北人，个不高，圆脸，大眼睛。他普通话讲得不好，说话爱带个“老”字。说话爱带把子，我不大喜欢。但是后来有两件事，让我挺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你也知道，山上海拔高，馒头蒸不太熟，抓在手里黏糊糊的，吃到嘴粘牙。把馒头从炊事班打回来，先放在火炉子上烤，然后再吃就好一点。你们那时在青藏高原也烤馒头吃？呵呵，看来都一样。对，用铁丝编个小笼，把馒头放上去烤，如果时间允许，烤得焦黄焦黄的，吃起来特别脆，一咬嘎巴响。我看老兵烤，我也去烤。第一个吃完后，觉着不过瘾，又烤了一个。结果吃到一半听到了集合哨子，我顺手把剩下的半个馒头丢进了帐篷角的脏水桶里，跟着战友跑了出去。
连长集合说，今天营里检查卫生，要求大家回去好好整一整，一定要扛上卫生红旗，不能给连队丢脸。那时啥都讲究争第一，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
可是还没等我们整理好，营里检查的人就来了。也该我倒霉，人家正好就抽查我们班，发现了我丢在脏水桶里的半个馒头。结果红旗没扛上不说，连长还让营里来检查的人训了一顿。那时丢半个馒头，可不是个小事。连长很窝火，把班长叫去训了一顿，让他一定要把丢馒头的人查出来。
班长回来黑着个脸，问谁扔的馒头？我看事情闹大了，吓得不敢吱声。我要是承认了，今后入党就没戏了，提干就更别想了。我心里有鬼，很害怕。班长瞅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是最后一个跑出帐篷的，当时就我一个人吃烤馒头，还能有谁？班长肯定知道是我干的，但他什么也没说。
班长从桶里捞出那半个馒头，看了看，当着我们全班的面，一口一口吃了下去。吃完后，班长说：我们部队苦，老百姓比我们还苦，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村来的，可不能这样糟蹋粮食！
我羞愧难当，感动得几乎给班长跪下。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没有勇气承认。这事我们班长自己扛了下来，说是他扔的，连长把他臭骂了一顿，没有再追究。一直到班长牺牲，我也没有机会向班长承认馒头是我扔的。我后悔死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脚，去帐篷外面倒水，刚一出门，我就“哗”的一声泼了出去。只听有人“唉呀”一声。原来是班长。他刚从连部开会回来，被我当头浇了一身脏水。那时山上多冷啊，零下十几度，泼出去的水很快就能结冰。
我说，班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一边往帐篷里走，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班的战士见我泼了班长一身水，赶忙帮班长把衣服脱下来，在火炉子上烤。大家都瞪着我，说你个新兵蛋子，净干些没屁眼的事！
班长冻得直打哆嗦，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上的脏水，一边说，没事没事，陈俊贵，你以后倒水跑远点，别倒在门口，一结冰，容易滑倒人。
这两件事，特别让我感动。这就是我的班长，比我亲哥哥还能包容我的战友！现在班长就躺在陵园里，我想对他再说声对不起，他都听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