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谱写出文字之歌，遂成《史记》。时至今日，那最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史记》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52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确实，《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的“正史”修葺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各朝各代正史，除极个别的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识形态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史记》却独辟蹊径，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
在君主没有确立个人绝对权威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集团的制约。在这种大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权利与义务。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是知道这点的。但汉武帝加强个人权力，在司马迁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是鄙视有加，跳出了腐朽儒家的怪圈。但他依旧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让后人觉得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性和描写人格，《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以区别于任何一本史书。
司马迁也想为封建统治者和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反映真实的历史。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出的影响力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使得后人得以见识前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史记》真的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