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5～1505年， 明朝陷入宦官乱政泥潭， 由盛转衰。
明朝宦官用事最久， 握有的权力极大， 在中国宦官史上实属罕见。明朝自永乐朝起， 宦官逐渐得势， 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 200多年间，宦官一直活跃在大明的朝堂之上。
明朝宦官逐渐获得权力始于朱元璋晚期， 到了永乐时期， 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高， 逐步开始专权。1435年，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 宦官乱政便一发不可开始。他们把持国柄， 专权误国， 横行无忌， 已是愈演愈烈。明英宗朱祁镇9岁登基， 太皇太后张氏委托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 大权在握， 宦官畏惧， 尚不敢张牙舞爪。但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 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 英宗年少无知， 荒嬉无度，不理朝政， 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这是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的开始。明宪宗成化年间， 宦官汪直势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时， 宦官刘瑾的专权又超过了王振、汪直， 大肆乱政， 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明末， 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宦官。宦官把持朝政， 勾结朋党， 倒行逆施， 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 更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
宦官专权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预朝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预朝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明成祖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明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明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允许太监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之所以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不仅仅是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明成祖朱棣晚年下过一道诏令，允许有子嗣的学官在自愿接受阉割手续后，进宫内当差，教宦官、宫女读书识字。王振就是那个时候进宫的。王振在内书堂当了一阵教习后，就被派去侍候东宫太子朱祁镇。
王振为人狡猾，很快就赢得明英宗朱祁镇的欢心。明英宗朱祁镇尊称他为“先生”。张太后对这个“先生”早有警觉。明英宗朱祁镇刚当皇帝时，张太后把他叫到自己身旁，并叫人将王振唤来。她当着朱祁镇的面，正颜厉色地斥责王振：“你侍候皇帝起居，有很多不讲规矩的地方，今天我要赐你一死！”环卫在张太后周围的女官立刻上前，将刀架到伏在地上的王振的脖子上。明英宗朱祁镇赶忙跪到祖母面前为王振说情。张太后这次饶过了王振，但一再叮咛明英宗朱祁镇：“皇帝年纪还小，还不知道这种人对家国的危害。我听皇帝说情，放过王振。此后，不能够让他干预国家大事！”
张太后在世时，王振有所忌惮，张太后一去世，王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劣根性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干预朝政，酿成祸乱，曾在皇宫门上挂一块铁牌，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等字，王振却公然叫人将这块铁牌摘掉。
明英宗朱祁镇在皇宫设宴招待百官，按惯例，宦官身份的王振是不能参加的。王振却敢于大发雷霆，说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明英宗朱祁镇听到别人转告这句话，连忙派人补请他。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
明英宗朱祁镇对王振信任有加，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二十几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明英宗朱祁镇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得明英宗朱祁镇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可叹的是，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失位但又复辟后，对导致一系列灾祸的大太监王振却念念不忘，下诏公祭王公公，招魂厚葬，并把王振从前主持修建的宏伟壮丽的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并亲题巨匾，以“精忠”二字对王公公“盖棺论定”。
土木之变
1449年，北方蒙古族瓦剌首领也先派3000名使者到北京，向明朝进贡一些马匹以后，要明朝给他赏金。王振是明英宗朱祁镇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王振接见了瓦剌使者，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就减少了赏金，降低了马价。也先为他儿子向明朝求婚也遭到了王振的拒绝。也先派使者来明朝，本来就是挑衅。这样一来，也先恼羞成怒，亲自率兵进攻明朝的大同。大同守将向朝廷发出告急文书，请求派军支援。
收到边报之后，英宗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权倾朝野的王振提议皇帝御驾亲征，他以为大军一到，便会把对方打个落花流水。另外，王振的家乡距离大同不远，皇帝御驾亲征，他不仅可以跟随皇帝游览一番，还可在家乡百姓面前露脸，光宗耀祖，真可谓一举多得。而兵部尚书邝壄、兵部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一干大臣认为，敌兵有备而来，朝廷草草招集人马，准备得不十分充分，皇帝不能亲征，因而竭力谏阻。英宗没有自己的主意，只听王振一人的主张，况且，英宗也想自己亲自体味一下祖宗戎马倥偬、横扫四方的感觉。所以，英宗把朝政之事交给弟弟郕王朱祁钰，让于谦留守北京，自己率领王振、邝壄等官员及50万军兵，于七月十六从北京出发，直奔大同。
由于是仓促发兵，军队的纪律十分涣散。而王振一路随意发号施令，本来是这次出征统帅的英国公张辅实际上被架空了。部队行军拖泥带水，没走几天，粮草给养便接济不上了，偏偏又遭遇暴风雨，士兵们又饥又冷，叫苦连天。好不容易赶到大同附近，士气已十分低落。探马回报没有发现瓦剌部的一兵一卒，王振以为敌人迫于明军的威势，已经望风而逃。他正要发令继续追击，探马又来报告：派出的两支先锋部队在大同城边被敌军杀败，全军覆没了，其他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他又得到消息：也先率领的兵力十分雄厚，而且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王振感到事态严重，下令退兵回朝。但由于错误指挥，耽搁了退兵时间，殿后的部队被瓦剌军追赶上，被打得大败。
明朝几十万大军在抵抗中退到了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南）时，天还没有黑，王振却下令就地宿营。有官员向英宗建议：此地无险可守，不如趁着天色尚明，迅速赶进怀来城里，据城防守。但英宗没有采纳。土木堡属丘陵地形，名字虽称为堡，事实上却没有堡可守。而且这里缺水，士兵们跑了好多天的路，已是又渴又乏，只想找地方休息。
第二天拂晓，瓦剌的追兵便赶来了，他们把明军紧紧地包围起来，并发动了攻击。战斗进行了一夜，明军奋勇拒敌。也先知道这次明军兵将众多，硬拼不会取胜，于是使出了诈退之计，同时派使者到明军帐中假意讲和。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赶紧命人起草诏书，然后随来使去也先的军营谈判。这时，王振命令军士找水喝，士兵们争先恐后跳越壕堑，整个队伍乱作一团。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趁势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明兵争先逃窜，被杀的和被乱军踩死的不计其数。混战之中，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壄，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与侍郎丁铭、王永和等重臣50多人战死。护卫将军樊忠面对惨败，恨透了瞎指挥的王振，说：“我替天下的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抡起手中的大锤，捶死了他。英宗在卫兵的保护下乘马突围，左冲右突也出不去。无奈，英宗跳下马来，盘腿而坐，听天由命。瓦剌军冲过来，俘虏了英宗。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土木之变”。
土木堡一战，明军精锐部队毁于一旦，骡马20多万匹以及大量的衣甲器械辎重，都成了也先的战利品。更悲惨的是皇帝也成了敌军的俘虏，大明王朝遭遇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
民族英雄于谦被杀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谦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进士。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亲征朱高煦。朱高煦慑于中央政权的威势，出城请罪投降。于谦当时任御史，随同明宣宗朱瞻基出征。于谦声音洪亮，言辞流畅，思维敏锐，颇受明宣宗朱瞻基的赏识。朱高煦投降那天，明宣宗朱瞻基叫于谦致词声讨朱高煦的罪行。于谦讲得义正词严，气势逼人。跪伏在地的朱高煦听得汗流浃背，战栗不已；随从百官、三军将士听了，个个神情振奋。明宣宗朱瞻基从此认定于谦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难得人才。
于谦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过巡抚，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中央政府里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等大臣对于谦的工作十分支持。于谦向朝廷建议的事情，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理。于谦进京办事，从来不向当朝的权贵送礼物、通关节。于谦居官廉洁自守，不向百姓妄取一物。于谦从河南巡抚任上回京时，写过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更成了挽救危亡局面的众望所归的关键人物。明代宗朱祁钰摄政时，有一次，群臣集会议事。有人倡议严厉追究王振党羽的责任。王振的死党马顺跳出来对倡议者加以斥责。给事中王告按捺不住自己的义愤，冲上前去，揪住马顺的头发，痛斥道：“你好大的胆子，一贯仗着王振的势力作威作福，到今天还敢这样嚣张！”其他议事官员也就势拥过来，七手八脚，将马顺当场打死。当时，现场秩序混乱，明代宗朱祁钰不知所措，站起来想避进宫里去。于谦排开众人，拉住明代宗朱祁钰，告诉他说：“不能走！要因势利导，把局面稳住！”明代宗朱祁钰才镇静下来，大声向群臣宣谕道：“马顺罪有应得，本该处死。大家要镇静下来。今天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现场秩序这才恢复过来。此时，于谦身上穿的官袍早已在混乱中被拉裂了口子。会议散后，吏部尚书王直紧紧拉着于谦的手，赞叹不已：“国家在危难时候，正要依靠您这样处变不惊的人才。”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人心惶惶。皇帝被敌人抓去当了人质，这个国家还怎么能维持下去呢！北京城里的朝廷官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说：“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到南方，才能躲过灾难！”有的说：“文皇（指朱棣）把都城迁到这里，这是子孙世代不能变动的大计，决不能再把都城迁回南方！”
兵部侍郎于谦的意见最为斩钉截铁。他说：“谁主张南迁，就应该斩谁！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大家难道不记得宋朝南渡的教训了吗？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下定决心，死守京城！”于谦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也得到孙太后的首肯。
孙太后亲自出面，召百官定计。孙太后表示：“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率六军亲征时，已下令郕王在京监临百官。政务不能久旷，现在宣布，郕王正式代理皇帝之任，朝臣皆向郕王受命。”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还实行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二是任命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此后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明英宗朱祁镇要挟明朝军民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表示推辞时，于谦正色劝道：“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担忧国家的命运，绝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也绝不是为什么个人打算。”明英宗朱祁镇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终于同意即帝位，并举朱祁镇为太上皇帝，史称朱祁钰为明代宗。
经过这一番政治上的整顿，明朝的大局才稳定下来。以于谦为中流砥柱的明朝军民，团结一心，决心抗击瓦剌军的入侵，保卫大明国的江山社稷。在于谦的力争下，明代宗朱祁钰下定决心保卫北京，并把守城的重任交到于谦身上。
“土木堡之变”，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明代宗宋祁钰召大臣议事，兵部尚书于谦泣言：“瓦剌贼人无道，必将长驱深入侵掠，宜早为之备。先前京中各营精锐，基本皆随太上皇出征，京中军资器械，十不存一。当急之计，应召集民夫义勇，更替治河漕运官军，让他们一起前往神机营报到，操练听用。工部方面，也要马上日夜赶工，督造防守器械。京师九门，应遣都督孙镗、卫颖等人亲率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文臣方面，应派给事中官员等人分头出巡，以免疏漏。同时，还应把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内，以防遭瓦剌劫掠。”
于谦还救出因坐不救乘舆（英宗皇帝）之罪的宣府守将杨洪和万全守将石亨出诏狱，命杨洪回守宣府，石亨统管京营兵马。明代宗朱祁钰对于谦言听计从，分派兵部要官守卫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出数位文臣巡抚各地，抚安军民，招募兵马。由此，北京城内外又有近30万可用的人马。
也先修整部队后，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以送明英宗朱祁镇回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合兵，入寇紫荆关，北京戒严。
此次入侵，也先仍旧是三道分出。他自己率主力由中路进发。首先，一行人到达大同，也先首先派被俘的明朝太监喜宁和指挥岳谦往城下叫门，说是瓦剌部队送明朝皇帝回家。
守将郭登明白无误告知城下的也先：我大明已有新君，不要再用明英宗朱祁镇要挟我们。
也先知道明军防备甚严，得不到便宜，便不攻而去，向紫荆关杀来。由于寡不敌众，紫荆关被也先部队攻破，明军指挥韩清等人战死。消息传来，“朝野汹汹，人无固志”。
于谦命诸将皆背门而阵，紧紧关闭各个城门。于谦本人身穿甲胄，在德胜门外建指挥中心，以示自己也有必死之心。同时，于谦下死命令：临阵将领不顾士兵率先后退者，杀主将；军士不听指挥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四处入营流泪激劝，以忠义鼓励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大敌当前，明廷内部终于总体上一致对外，抱成一团。
尚宝司丞夏瑫又陈说四策：第一，瓦剌军多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城，开始时应坚壁高垒，以沮其气；第二，如果敌军深入，应派敢死队夜袭敌营，并在纵深地带埋伏兵马，以逸待劳，纵出杀掉追击的敌人；第三，瓦剌举国而来，退无所御，应命令防边士兵内外夹攻，敌人会因担心退路被截而惊溃；第四，明军本身依城为营，应保证退有所归，把军队分为三队，如果前队战退，严命中队斩前队退兵以儆效尤，不斩退兵者，与退兵者同罪，后队突前斩之，此举在于使士兵生畏怯之心，反正都是死，不如死敌。……如此种种，明代宗朱祁钰皆“诏趋行之”。
明军共22万人，绕城列阵，旗甲鲜明，严威赫赫。瓦剌军胆怯，不敢轻犯。也先派出小股部队骑兵来骚扰。于谦在空屋中设伏，派出骑兵诱敌。双方交手，明军佯装不支，扭转马头往回跑。也先来了精神，麾万余铁骑追击。埋伏于空屋中的明军突出，箭弩齐发，瓦剌军死伤数千人，大败而走。也先郁闷至极，知道北京城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攻克的。也先遂趁夜移营，准备不声不响地撤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