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本·琼斯少校也赶到了我的身边。他是我们军队的监察官。“告诉欧文上校，现在由他来指挥我的旅。”我对他说道，“我看到我们部队的攻势已经被敌人阻止。快把士兵们带到不会被毁灭的地方，不要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火炮下，要么继续冲锋要么赶快躲闪！”
我不愿意让奥斯本·琼斯少校把我弄走。我看得出，如果我被从战场上弄走，代价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进攻失败了，敌人必将进行反攻，敌人将从他们的壕沟和工事中跳出来，向我们发起猛烈的反冲锋，我们的左翼将受到致命重创。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而这些正是我当时主要在思考的问题。
现在，我直直地躺在地上，四肢僵硬虚弱，无法动弹。从我屁股和大腿根流出的鲜血，在我的身体下边已经成了一个鲜血池，我的身体就漂浮在这血池中。这些鲜血比任何一本教科书所允许的成年男性能够流出的血还要多。
我并没有太多的痛苦。这是一个让人知觉麻木的重击，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像锁爪。我躺在那里，仰视着天空，思索着。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下沉，龙卷风就在我的头顶和四周狂啸着，撕裂着我周围和上面的空气。在低空中，有沉闷的、嘶哑的、微弱的呼喊声；上面嘶嘶声、飞溅声、雷电撞击的声音，交织在天地之间。
我想我的血已经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可能是黑人的也可能是白人的田地给彻底弄湿了。这块田原本是种卷心菜的，现在被我的血污染了，什么也种不了。
我躺在那儿一个小时，也许有吧。我不敢肯定。但我意识到一些人正站在我面前，他们在低声地争论如何处置我。于是我对着他们讲话。他们听后，立即兴奋起来。他们说，他们是派来送我离开战场的。我强调他们这样做没有好处，我不值得这样做。他们回答说，他们得到了明确的命令。我告诉他们，我会发出让他们回去的命令。“请原谅，”他们说，“现在你不再指挥部队了。”他们的话使我兴奋起来。我的反应似乎在告诉他们并再次证明抢救我并将我撤离战场是毫无价值的。我告诉他们，如果不想被射中，我们需要爬上前面那个斜坡。他们把我抬起，放上担架，出发。但是当我们离开不到二十码的距离，从我们左边的马洪堡中射来的炮火，正好击中他们刚才抬我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很大的坑，足以容得下我们全部。被炸飞的泥土、沙砾和冲击波扑向我们。接下来，敌人步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抬我的一个人的手臂，另外一个人马上替换了他的位置。他们抬着我，转向敌人炮弹射击的右边，他们想方设法躲过炮弹，把我抬到斜坡上，在敌人炮弹射击范围之外，把我放下来。
比奇洛上尉精心看护着我，给了我他力所能及的照料。这对他而言是一种责任的解脱，但对我而言却毫无用处，因为我当时已经只不过是一具浮在血池中、正在僵硬和冷却的肉体罢了。
一会儿后，一辆救护车飞奔来到山脚下，我被抬了上去。救护车疾驰穿过崎岖的战场，来到松树林，我们师部简陋的野战医院在此。那里的大多数外科医生已经被派到军部去了，我认识他们并热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心灵高贵的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我放在一张临时从谷物仓库卸下的窗户或门上，然后检查我的伤口。我记得有人用一支滑膛枪的推弹杆在我身上来回移动，搜寻子弹的方位。对于外科医生的探测器而言，这支推弹杆似乎太宽大了。他们起初并没有注意到在我左髋关节下面的一块皮肤里，藏着他们一直在找寻的子弹。后来他们发现了子弹的位置，很快子弹就被取出了，并用绷带包扎好伤口。一些柔软的衣服被铺在地上，我被轻轻地放在垫在上面的一堆松树枝上。几位来自我们部队和南部邦联的重伤军官围在我周围。在我右边，是高尚的马萨诸塞州第三十二团的普雷斯科特上校（Colonel Prescott），他的脚挨着我的脚，一颗子弹还在他胸前；在我的左边，躺着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的南部邦联军官，他伤势很重，痛苦不堪。整个狭小的空间塞满了类似的重伤员。
我感觉眼前的人影越来越多，一群外科医生站在不远的地方，不时看看我，正在急切地讨论什么。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你来做。”“不，我不能。”于是，我对其中的一个医生点头示意让他来我身边，我对他说：“我全都知道了。你们尽力了。这是致命伤，我知道这一点，并为此作了准备。我受伤时间很长了。”“是的，你可能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不能不将实情告诉你。你应该活不过明天早晨了。”
“我知道，所以你帮不了我了。不过，你可以救救可怜的普雷斯科特，看看他吧。我们不会放弃你的，亲爱的普雷斯科特。”我转身说道——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恳求，“看看那个躺在我左边的可怜家伙吧，这个叛军军官，他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你们也要尽全力救救他。他远离自己的家乡。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我从战地指令本得到一张纸，用铅笔给我年轻的妻子写一封短信。我告诉她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双手合拢祈求上帝保佑她和我们的两个小孩子，但却没有机会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了。
血红色的夕阳照耀着大地，闪耀得让人不敢直视那一抹晚霞。粗犷而清澈的天空中，厚厚的云层似乎被流放一样，在夕阳面前被逐渐褪去，像我自己一样。
格里芬将军带着巴特利特将军朝我走来，我想还有沃伦将军和其他一些第五军的军官吧。格里芬不知说什么。的确，对于未来或者现在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即使对过去，也没有什么话有用。
我想可能还是我先说话吧。看起来很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我却以轻松的方式开始：“好了，将军，您看我很好，终于，我躺在这里了。您也来了，我知道您会来的。现在该我汇报战果了，我已经占领了那座山峰。”
“你会好起来的，”他说，“尽管所有这些，你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格里芬回答道。
“是的，但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说，”我说。
“你知道吗？”他急切地说道，“格兰特已经提拔了你！他已经同意了！他将签署正式的书面命令，提拔你为准将。”
“他签署了吗？但是现在提拔对我的康复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对我的精神的确有好处。谢谢将军，我谢谢您和你们所有的人对我的仁慈和善意。”
他们提到我的提拔和其方式。他们并不知道，在我看来，由于我的刚才的抗命，几乎被革职，被解除指挥权。对此，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继续说了一些非常关切的话，对我也大加赞赏。
最后格里芬走上前来，拉着我的手说：“现在咬紧牙关，我们都会支持你的。米德知道这件事了，一切都没事。”
“是的，将军。晚安，晚安。”
但在闪亮的暮色中，他的手擦着眼睛，他的肩膀在战抖，起伏相当明显。我渐渐暗淡的眼睛看到了这些。然后，我收回了我的手，放在胸前。
一阵恍惚昏迷后，撕心裂肺的疼痛突然降临。我做梦也没想到疼痛会是这个样子，它让人痛不欲生，但却又死不下去。
我的思绪和怜悯又飘回到了刚才我被抬出战场时，我看到被击中正躺在地上的无助的士兵们身上，我陷入痛苦的昏迷中。然后，透过薄雾，我抬起头来，看见亲爱的、忠诚的肖医生（Doctor Shaw），他是我们团的外科医生。当时他正在一英里外的战场工作，是我弟弟汤姆把他带来的。他和好心的汤森医生都坐在我身旁，试图用一些仪器，阻止可能结束我生命的严重的鲜血外渗。所有其他人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抢救，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这两位忠诚的朋友没有放弃，他们俯下身，继续抢救我，他们在我的身体中看似徒劳地寻找被撕裂的、堵塞的和扭曲的致命的血管。
他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但仍然坚持着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手术。一个能干的外科医生正在协助肖医生对我的抢救，他对肖医生说：“一切都没有用了，医生，他没有救了，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所有可能的抢救，这样继续下去只能折磨他，让我们离开他吧，不要再折磨他了。”“再来一次，医生，让我再试一次，我就放弃。”肖医生说完后，弯下身继续抢救。
突然奇迹出现，肖医生终于准确地找到了那根失落的血管线脉。手术很快成功完成。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汤姆都站在我面前，像兄长一样守护着我，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他手握忠诚的长矛，犹如在荒野的狼群中，看护躺在摇篮里受伤的小狼仔的卫士一般。
午夜后，我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胡子，想找到我的嘴巴。他战抖地手握大铁勺子，正沿着他不确定的路线在前行。我睁开眼睛，“长矛”就跪在我身边，他的红色胡子在燃烧的篝火照耀下闪烁发光，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传说中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他在他认为是我嘴巴的地方把勺子转过去，但结果却实际离我的嘴巴还有约一英寸的距离。他喂给我的粥全都流到我的脖子和胸口外边，滴到了地上。
“现在，请再给我一些，”我可怜巴巴地喃喃说道，带有一份窃喜。您，如果相信我，我这是在开玩笑。
汤姆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我想，他的眼泪是流进了盛有粥的黑锡瓢里，他带笑的眼泪和黑锡瓢里的东西混搅在一起，这粥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有的时候，剧烈的疼痛反而会让我更加耐心地等待。但是，躺在我周围的这些人的痛苦，特别是在我周围的、这些可怜的、远离家乡的南方人，他们的痛苦却真正让我有些失去忍耐力，感同身受，情难自禁。
当第二天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勇敢的普雷斯科特已经死 了，而我却活了下来。格里芬知道后，非常激动。米德专门派了一个担架和八个士兵，把我抬到十六英里外的市点小镇（City Point），然后用轮船运到安纳波利斯。这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救我的途径。
如果我能住进海边的帐篷，接受高超医术的治疗和精心的照料，周围有着优美整洁的环境，那么对于暂时脱离死亡威胁的我来说可能还有一次康复的机会。朋友齐聚一堂，来和我告别，给我“孤注一掷”的远行打气鼓劲。
当天阳光灼人，天气炙热，抬我的人不多。我能够感觉到米德对我体贴入微的关心。尽管抬我离开的命令是来自米德，但可能是格里芬来具体下达的命令。失血过多使我虚脱，人们试图遮挡我的脸，以免被炽热的阳光直射，他们用湿润的布盖住我的脸，以缓解我神志不清的昏迷。但是，这一天对他们来说也非常艰难——扛着令人疲倦的担架，行军十六英里。我真希望我能够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我将终身感谢他们。
在市点小镇，我被转移到蒸汽轮上——我的担架被放在主甲板上。有人告诉我，船上有六百名受重伤的军人。甲板上的空气中漂浮的味道对这个说法给予了证实，我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尽管拥挤的甲板上躺满了很多命悬一线的病人，他们都急需条件更好的休息和治疗。但是对于政府给予我们这些严重受伤、身体几乎破碎的病人现有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还是心存感激。
当时路途遥远，早晚都很炎热和沉闷。主管外科医生们强打起精神来完成对于他而言太过沉重的任务，他来来去去、前前后后地忙碌。我们这些仍然躺在甲板上的病人们，都因为缺乏很好的照料而痛苦不堪。
我们个个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有的身体已经破裂、有的已经残废、有的伤口撕裂、有的四肢僵硬，凝固的血污和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这些令人看了头昏眼花，我有一种茫然与异样的感觉，好像刚才还是蓬勃健康的身躯突然坠落到呼吸困难的躯壳中。
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很明显，其他人也不知道。但是，我却比较幸运。汤姆·摩西医生，他是我在鲍登大学的同学，当时他正负责蒸汽船上层甲板的工作。当他得知我在下层甲板上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来到我身边。实际上，他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身边，给予我最好的照顾。
在第二个夜晚之后的某个时间，我被从蒸汽船上抬到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码头上。在那儿放了很久，才轮到我。然后我被抬到一个两边裸露的、沉闷的帐篷里。在那儿，我独自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把我的这种沉闷而单调的等待打破的第一个动静是帐篷的晃动。随后一个和蔼可亲的脸探了进来。接着，一名具有圣女般神圣脸庞的妇女来到我面前，她问道：“你是谁？”
如果她问“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才是正确的。因为，我猜想她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怪异可怕的生物出现在她的生命中。我穿着靴，身体被鲜血浸泡后，伤口处血肉模糊；因为躺在杂草和乱石飞溅的地上，我的头发和胡须上都沾有鲜血和泥土；我脸色苍白，恐怖似死亡，虚弱如白水——这就是当时自己可怜的写照。
但是从那刻起，一位波士顿女孩玛丽·克拉克把白衣天使能够给予人类的所有关心和温柔，毫无保留地全部给我了。
她请求范德基夫特医生对我的病情倍加留意和关照。范德基夫特医生专门增派了韦尔什·汤米护士来照看我。于是，我拥有了整个法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所能掌握的全部外科治疗技术和护理能力。我得到的所有护理可以说都是由具有圣女气质和品德的护士们完成的。我是何其幸运啊！
两个月来，我一直在鬼门关艰难挣扎，我经受的痛苦无以言表。在这两个月中，我遭受到间歇性的全身肌肉痉挛、肢体瘫痪、如死亡一般冰冷的阵发性颤抖、伤口在烈日下犹如被皮鞭抽打一样刺痛灼热、多次近乎绝望的外科抢救手术、几次手术失败后濒临死亡，等待尸体防腐员来处理我“遗体”的恐慌。通过这些折磨，我对遭受的那种不能用语言
准确描述的痛苦有了准确的体会。
我所遭受的这些折磨和痛苦都被我最亲爱的、同样也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经过了折磨和痛苦的妻子看在眼中。她被安排住在我隔壁的帐篷里。她和我一起，终于熬过了这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山谷。五个月后，我又重返前线，与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