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随着“罗园”竣工，罗筱元于1949年元月迁入居住。由于当时已是“兵荒马乱”状态，罗筱元虽有“洋房办而不能安居，想出走怕遭兵劫，欲住下又怕匪抢，忐忑不安”。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覆灭在即，财政经济一片混乱，金圆券不断贬值，发行额虽不断加大，但仍无法应付收交。5月中旬，因“中央银行”发行了五百万元的巨额本票，更加刺激物价上涨，利率亦随之飞升。由于盐场子金由半月一结改为“五日一折”的计息法，其利率最低亦达60%左右。此期间，熊、侯、罗、罗本来是殷实之家，在此物价高涨，井、灶缴用增大等多种情况下，均由昔日的放款者骤然变为贷款者。
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再次变换手法，改金圆券为银圆券，如以前是三百万法币折合金圆券一百元，现则要五亿金圆券换银圆券一元。到后来，随着局势发展，连银圆券也形同废纸，民间多实行银圆交易。
为此，罗筱元等利用重庆卖盐实行银圆交易之机，冒兵匪抢劫的危险，尽量卖盐抢运银圆回井，以供偿还债务及维持井、灶缴用之需。
但由于子金价值太高，熊、侯、罗、罗仍不能解决负债问题。与此同时，熊佐周、刘瀛洲等也都负债甚巨，大量资产被抵押，除却余述怀已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自贡所有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特别是鉴于颜心舍、颜宪阳先后破产之事，更是导致他们无不忧心忡忡，乃多次密谋，精心策划，并联合颜心舍、王绩良、张毅甫、黄象权等人，实行“集体清账”。
关键时刻，针对“新四大家族”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钟岳樵（重庆商务办事处主任）念及侯策名过去的功德，劝其暂不要将重庆的存盐出售，并出面恳请债主宽限三月时间。钟岳樵的意思，是让侯策名用三个月的时间做赌注，静待时局变化，希望能让事情有所转机。为此，处在破产边缘的侯策名经过反复思考后，同意了钟岳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个月，便因为重庆解放，盐价得以复涨，使侯策名在重庆的存盐销售完毕，即刻清还了所有债务。
1949年11月中旬，甘绩丕在原慧生公园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城防工作，防止散兵、流氓扰乱社会治安。11月24日，甘绩丕利用市工会在“盐工之家”召开有200余人参加的盐工代表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保护盐场生产设备。
12月3日，解放军向川南挺进，在解放了纳溪、合江后，又解放了泸州。此期间，自贡各界一片慌乱。而一些守城部队也开始蠢蠢欲动，有的想逃走，有的妄图抵抗。
针对国民党一位军方负责人力图顽抗之事，甘绩丕一再劝说：“不能再打了，要顾全自贡市盐场的经济命脉，使老百姓免遭涂炭。”继而，在与解放军军方取得一致的意见后，这位国民党军方负责人答应撤退队伍。
12月4日午后5时，解放军到达富顺县的邓关。
12月4日晚，国民党自贡市警备司令卿云灿，率部向荣县方向撤退，后在乐山县太平寺起义。
在接到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0军28师参谋长刘明鉴打来的电话后，甘绩丕与国民党当局警备司令部杨续云副司令决定，派徐至诚（时任《华西日报》记者，民主同盟成员）作为代表迎接解放军。
12月5日凌晨零点30分，徐至诚在市郊东兴寺依稀看见为了进行“火力侦察”的解放军先放了几十枪，不知情况的盐警部队随即还了两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徐至诚跑到两军之间高声大喊：“我代表甘市长来欢迎人民解放军，请速派出代表与我接头。”
因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已向部队传达了甘绩丕市长有关“和平解放自贡”的命令，解放军28师82团停止了“火力侦察”。
与此同时，徐至诚大声阻止盐警队开枪，连说“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不要打！”并在向盐警部队传达了甘绩丕市长“将枪倒挂肩上，不准抵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命令后，徐至诚与解放军的负责人等接上头。
12月5日凌晨1时，解放军向空中打出了几发耀眼夺目的信号弹后，徐至诚带领解放军代表抵达自贡市政府大楼。
当天凌晨2时，甘绩丕和市参议会参议长李秉熙、市商会会长侯性涵、地方法院院长丁德立等20余人，在市政府欢迎解放军。
12月5日上午，甘绩丕市长同解放军先头部队首长会见后，即率领全市军警及政府各机关2700余人起义，宣布自贡市解放，隶属川南行政公署。
12月6日，自贡市举行热烈隆重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甘绩丕率领原政府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在滨江路一带夹道欢迎。
由于平稳过渡十分顺利，自贡街头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那些原本关门的商店纷纷开门营业，人们载歌载舞，玩龙灯狮子舞，欢庆自贡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受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罗筱元不了解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便经常茶饭不思、惴惴不安。为此，他曾与熊佐周私下商议，认为他们在自贡目标太大，约定必要时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殊不知，熊佐周竟在不通知罗筱元的情况下，就带着黄金、银圆、坐上自己的汽车跑到重庆去了。此后，罗筱元想躲到乡下去，但又怕不安全，便只好坐待解放。
12月4日晚间，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自贡，罗筱元不敢住在家里，便到有税警部队警卫、靠近他家的盐局宿舍暂观风色。次日凌晨，闻自贡已经解放时，无暇回家的罗筱元急忙上街观看究竟时，途遇市长甘绩丕，便一道去陕西庙欢迎解放军首长。
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郭汝槐等，率部3.1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起义部队经过整训后，编入人民解放军。
12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颁令，任命二野第10军政治委员兼任川南军区政委的王维纲担任中共自贡市委员会书记兼自贡市人民政府市长，甘绩丕为自贡市副市长。
如果不是自贡得以解放，市场恢复，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盐商群，或许早就黯然退出了各自的历史舞台。
相见之下，解放军负责同志和颜悦色地宣传党的政策，气氛如同家人般的融洽，方使罗筱元的心情安定下来，随即回家与家人欢聚。
新中国成立后，罗筱元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明确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和平赎买政策，提高了觉悟，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0年，人民政府即积极从事自贡盐场的恢复工作，制定了“重点扶持，分期恢复”的方针，对成本低、产量大、质量高的井灶进行积极扶持，帮助提前恢复生产；对产量不大、质量差、成本高的井灶，逐步分期恢复；至于产质低劣、成本特高的井灶，则依劳资两利原则，准许资方停产，工人另作妥善安置；对已经恢复生产的井灶，大量贷给物资（钢丝绳、白铁皮、大米、菜油、公盐等）和现款。由盐务机关出面，帮助盐场向人民银行贷款。政府实行统购包销，提高收购价，调动了盐商生产积极性。
罗筱元的井灶多数生产条件较好，属于重点恢复之列。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首先独资恢复大涤井的生产。随着人民政府大力疏通场积和各岸所积存盐，罗筱元的存盐得以脱售，资金周转日趋灵活。于是，他又扩大集资组成“五一盐业公司”，把载福井也合并在内，并投资在关外毛家坝建立骨粉厂，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从而得到政府和群众的信任，担任自流井场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在此期间，罗筱元为了偿还债务，便以“罗园”作价，抵偿公款。
在1950年冬的减租退押运动中，罗筱元积极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备款退赔农民，市人民政府安排他和其他工商业者钟岳樵、贺孝则等人，参加城乡联络委员会，协助政府办理减租退押工作。
为此，据其远在美国工作的孙儿罗照田介绍：“解放后，罗筱元一直与党和政府密切合作，曾任自贡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自从他交出‘罗园’后，就一直在解放路市政府隔壁，另购了一独院居住，并至‘文革’时去世。解放后，他长期以工薪为生，公私合营后的全部定息，也分文未用。1960年代初期，国家的教育事业急需发展扩大，他与自贡其他民建人士一起，以自己的定息及部分公债，集资兴办了三所民办前进中学，从而为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罗功田（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
宣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商品与质量·消费市场》杂志新闻观察员）
$在重庆、成都、自贡筹建商会的日子里
李宗坊 罗功田口述 鲜琦整理
邓小平支持筹建商会
重庆解放之初，其经济总量占西部的30%，与整个四川经济总量相当，排在中国前五名；其工业门类齐全、重点突出，是西部城市的最强者，也是中国七大老工业基地之一。
重庆解放后不久，重庆市人民政府便作出决定，根据1949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为有效地组织工商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接收、改组旧商会、旧工业会和改造旧同业公会的基础上，成立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1950年4月22日，重庆工商界人士组建了由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为主任委员的筹委会。
紧接着，在党和政府以及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重庆工商联筹委会积极组织工商界人士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举办商贸展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协助政府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协税入库；维护市场秩序，实行明码标价，对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0年11月30日，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欣然命笔，为重庆工商联筹委会主编创办的《重庆工商》创刊号题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0年3月，成都市军管会决定接管和改造成都市旧商会，成立新的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并内定彭劭农为主任，李宗坊和姚荣亭（川西区百货公司经理）为副主任，李伯平（地下党员，后任省工商联主委）为秘书长，军管会工商处马仕弘驻会参与管理、协调。
因74岁的彭劭农年事较高，筹备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的许多具体事情，皆由副主任兼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的李宗坊做得较多。
百废待兴，万事开头难。李宗坊负责筹建工商联时，没有基础，条件很差，办公地点临时被安排在总府路原商会旧址，当时的工商企业少，整个成都只有两根半烟囱、行业干部600多人，税务干部不到50人。
人少事多，企业、商店的开业停业，需要工商联审批；连工商、税务发票，也都要工商联制定……就这样，在李宗坊等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下，工商联很快就建立起来，而且很快就理顺了与社会各界的各种关系。
一次，时任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听到汇报“目前成都猪肉紧张”时，便往桌上一拍：“粮油同业公会的李宗坊来了没有？”当李宗坊站起来正要解释时，却又听到责问：“是咋搞的？”为此，王廷弼（先后任成都军管会工商处处长、川西行署商业厅厅长）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这个事情，李宗坊不管了。”听了这句话后，李井泉的态度才缓和了许多。
1950年初，罗筱元的“罗园”成为自贡市委招待所，曾先后接待过***主席、贺龙元帅等贵宾。
1950年4月30日，在甘绩丕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经自贡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自流井正街现市文化宫举行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23人组成“自贡市工商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选举侯性涵（侯策名之弟）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华垓、罗永麟任副主任委员。
1950年夏，为推动和促进各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接受教育，李宗坊与王彦立（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在川西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的亲自领导下，来到绵阳塘讯乡参加土改工作试点。后李宗坊又随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等，到夹江参观学习当地土改经验。
1950年成都举行国庆一周年庆典时，李宗坊身处设在成都古皇城的观礼台上，与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代表一同检阅代表各界人民团体的游行队伍。当看到一支最大的3万人的方队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时，心里激动、眼睛湿润的他只听到身边的李井泉说：“老李，你的队伍来了！”顿时，几分自豪的他禁不住笑意写在脸上地点了点头。
自豪之余，在中共成都市委和市委统战部的直接领导和市政协的大力关心帮助下，李宗坊与其他领导一起，不仅组织工商界人士、行业骨干及商会工作同志学习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协助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关系；而且大力配合市委统战部、政协，做好对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和调整党与非党关系的沟通工作。
就这样，凭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李宗坊尽心尽责、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成都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正如马识途（时任中共成都市委社团部部长）评价的那样：“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经过筹备正式成立起来，领导私营工商业者，整顿行业，发展经济，稳定物价，减少失业，组织城乡贸易，货畅其流，都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做出的这些贡献，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应该对他们和他们的组织民建会和工商联表示感谢。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王彦立、黄鱼门、李宗坊、赵丕休、陈祖湘、罗元俊等，后来都成为人大、人民政府、政协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继续为人民服务。”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任命李宗坊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接到任命后，李宗坊随即到团部设在崇宁县（今郫县）安德镇的川西区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参加工作。在川西区党委副书记龚逢春和李宗林的领导下，崇宁县委书记马文担任崇宁县土改分团团长，李宗坊任副团长。
受分团指定，李宗坊把在安德镇土改工作中对工商业兼地主的一些政策性工作试点整理成经验材料，并在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办公厅的《土改文件汇编》上发表。
为此，中央统战部还组织北京、天津两地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崇宁县参观学习。其中，国内有名的民族资本家王光英（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民建成员，先后历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兼秘书长）、朱梦苏（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先后历任北洋纱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等也曾光临崇宁县安德镇，并在李宗坊等的陪同、介绍下，同吃同住近10天，以深入考察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