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谁认为经济活动可以跟政治活动相分离的话，那显然是大错特错了。根据我的经验，当一个人从事着能影响大多数人命运的活动的时候，他便会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和政治是相通的。”
§§§第一节与政府合作要从关键人物下手
“尊敬的戈塔利先生，我想再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称您为总统先生了，跟您的交谈非常愉快。我非常同意您在墨西哥前途上的许多观点，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墨西哥，我想无论对墨西哥人民，还是对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一个开放的国家都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非常愿意能为您做些什么！”
卡洛斯获得的好多利益和墨西哥的一些政要不无关系，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卡洛斯早就认识到了，他必须与政府合作，而与政府合作要从关键人物下手。为此，他主动接触一些墨西哥政要，并成为他们的资助者，进一步在他们当政的时候，获得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处。
虽然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卡洛斯及其家族一直与墨西哥政界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他们似乎不期待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意外的好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卡洛斯和他的企业一直非常低调和神秘，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和所有的普通富豪一样，在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卡洛斯便会在保镖的护送下返回自己位于墨西哥城西富人区的深宅大院。从他的外部表现上此时人们很难预测他会通过与政界的交往获得什么好处，并最终成为墨西哥的垄断巨头。
但到了80年代后半期的时候。一方面随着卡洛斯的事业越做越大，他也获得了不少跟墨西哥政府高层和社会权贵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卡洛斯在墨西哥动荡的经济形势中看到了商机，这时他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开始主动与政界联系，并建立起了良好的交往关系。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虽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动荡不安，政权更替频繁，但墨西哥却始终保持稳定。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在国际上由于美国的存在，作为美国的后院，墨西哥的国际关系往往受到美国的影响，在美国还没失去地球霸主位置之前，没有什么外部势力敢插手墨西哥的内部事务。这使得墨西哥自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一直处在革命制度党的一党统治下，这样进一步免去了国内的政治纷争，从而有利于专心发展经济。墨西哥自治大学的萨尔斯教授曾经说：“近代的墨西哥之所以在面临次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能维持70余年的稳定，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推行的一党治理和文人政权政策。”
但是这种平稳状态也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的，墨西哥的民主制度道路也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在不断的政治转型中，必然会影响经济政策，进而影响商人们对政府的态度。卡洛斯作为一个有心计的商人，无疑对墨西哥的政治状况时刻关注并了如指掌。只有如此才能成就他未来的垄断梦，在此我们也跟着卡洛斯的记忆一起回顾一下墨西哥的政治历史进程。
在墨西哥，说到社会的转型，不论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民众，都会提到1968年、1971年和1988年在墨西哥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影响巨大，也使该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至为重要，对于一党长期执政，更是一件关系到巩固其执政基础的生死攸关的事情。
1968年，墨西哥举办奥运会，但恰恰是奥运会成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导火索。执政党由于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几乎对它没有监督，以至于腐败成为国家难以控制的潜规则。由于一党独大，客观上造成了上届总统可以挑选下届总统，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议员、法官、州长，所有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统统成了一纸空文等等，在这一时刻都借着这个导火索爆发出来。学生们认为，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投资1.5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体育设施，这是政府在炫耀自己的“繁荣”，是“无聊”和“空虚”的表现。学生的这一敌对情绪因两所学校的学生斗殴遭警察干预而导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前后2个月的学生运动中，学生提出的改革要求已经不仅仅代表了学生，而是全社会的愿望。
此时学生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解散专门的政治警察：每个政治家要对各种非法的做法负责，要搞清楚到底哪个政治家负责哪件事情；对死难学生家庭进行赔偿、恢复名誉；在电视上公开对话，如果没有公开对话，学生就不与政府对话。
这是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上台执政以来，近四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人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诉诸经济生活的改善，而是明确要求获得政治权利。政府尝试着与学生对话，但是这种不公开的对话难以满足学生和民众的要求。抗议示威开始大规模地发生，有五六所大学的学生及民众五十多万人上街游行。此时的卡洛斯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无疑对眼前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似乎觉得未来会有很大的变动，正因为如此，他才突然辞教从商重新走进商界。
这次示威一直持续到了8月份，离10月10日奥运会的开幕的日子不远了。最后促使奥尔达斯政府决定不再对话，用武力解决学生的抗议。在其后的镇压行动中，军警占领了墨西哥城的5所大学，镇压了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种文化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教师和其他群众，当场打死20多人，进而用火箭筒攻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门。在近二个月里，大约有800～100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惨案。以这一事件为标志，从此墨西哥走向了政局动荡的时期，这也成为政府与民众博弈的开始。
1970年，奥尔达斯任期届满，革命制度党人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成为新一任总统。埃切维里亚是原奥尔达斯政府的内政部长，亲自参与和指挥了1968年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活动，同时，他也深切地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所以在上台之前他就广泛地结交社会人士并争取意见，也就是在这时卡洛斯与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很快寄去了一封信，表示对他看好。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尊敬的（埃切维里亚）戈塔利先生，我想再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称您为总统先生了，跟您的交谈非常愉快。我非常同意您在墨西哥前途上的许多观点，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墨西哥，我想无论对墨西哥人民，还是对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一个开放的国家都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非常愿意能为您做些什么！”这封信成为卡洛斯与政界联系的试水石。之后，他通过各种方式为戈塔利的竞选小组先后捐助了二千多万美元，并成为戈塔利参选小组的重要智囊。这使得卡洛斯能够进一步了解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在政策出台之前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也就是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卡洛斯得到了烟草公司和餐饮连锁公司，从而敲开了他的墨西哥垄断巨头大门。
当时政府迫于压力，公布了一个30年的渐进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在第一个6年时间内有lO%的议会席位可以给非革命制度党人竞选；在第二个6年时间内议会席位可以达到20%；在第三个6年时间内可以有1个非革命制度党人担任州长；在第四个6年时间内非革命制度党人可以竞选墨西哥城联邦区的长官；在第五个6年时间内可以竞选总统。并且于1971年，释放了几乎所有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被捕的人员。显然，政府的这个表态和做法并没有满足学生们和民众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
1971年，学生们借联邦政府领导人换届的时机，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平反和进行政治对话，消除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组织了各种学生团体，开展了小规模的抗议示威，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变成了反政府的游击队。在这次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学生们汲取了1968年遭到残酷镇压的教训，没有采取1968年时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的策略。政府也从1968年镇压学生运动中使执政党威信大降和危及其执政基础的教训出发，不敢贸然再次公开使用武力了。但是，原内政部长出身的埃切维里亚总统却希望将学生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为此政府利用墨西哥的黑社会势力来对付学生，在Corpus Christi的镇压行动中，致使大约三十多名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
但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墨西哥的反对党慢慢成长起来了。他们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内主张改革的人士一起，逐渐形成了与执政党的竞争关系。在民心向背的变化中，这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也在进一步改变着执政党的执政策略。
在经过1970年石油价格上涨的短暂经济繁荣之后，墨西哥很快在1982年由于石油价格下跌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这个危机显示出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1985年墨西哥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地震，首都很多高楼大厦倾覆，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活动中官僚主义严重，令墨西哥人民有很多怨言，使得政府威信大大降低。
1982午执政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做出了一个对墨西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定，那就是开始实行国家的政治改革。他下决心把议会众议院席位从100个增加到200个，一方面是广纳民意，另一方面是扩大在野党的席位，充分发挥各政党在议会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在首都联邦区建立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司法建设并改革选举制度。他认为，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很多年后，德拉马德里回忆说：“民主只是解决国家面临各种问题的途径，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也不在于是否一党执政。正因为革命制度党在70年的执政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才有在野党的今天。”他认为，“墨西哥在整个20世纪中的进步与发展是和革命制度党分不开的。但是，经济调整影响了民众的购买力、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以及党长期执政形成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最终导致了党在国家大选中的失败。”
1988年是墨西哥1968年学生运动20周年。1988年1月份上台的萨利纳斯总统，面对的是再次兴起的学生运动。这时的学生运动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状态，而是与在野党的力量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时的政府也明白了，要想取得民众的拥护，必须听取民众的呼声和意见。所以，当学生提出公开与政府对话的要求时，萨利纳斯政府答应了，并由议会制定了公开对话的相关法律，把对话纳入法制化轨道。
由此，民众的意见表达在墨西哥走向了较为畅通的轨道，压制民众的批评意见和反对声音的事件，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为了重新树立革命制度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萨利纳斯和其继任者塞迪略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萨利纳斯将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数票产生，200席为“党的众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1993年的修宪，使得反对党成员也能够担任参议员。塞迪略执政时，加快了墨西哥政治改革的步伐。总统不再指定革命制度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联邦区长官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该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再由内政部管辖，而是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等等。
可以说，墨西哥历史上的三次学生运动，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和民众对话、政府听取民众意见成果，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政治理念。
从领导体制上来说，革命制度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国家的领袖，还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党和国家的事务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下届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钦定，这就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维系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其结果是，钦定的领导人在党内缺乏群众基础，一遇政治风波不得不辞职，造成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不稳定。在1992年至1997年间，该党先后更换了7位主席，其中有6位任期不满一年。该党竞选各级地方官职和议员的候选人，也常常是领导人之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产物。在党的群众组织中同样缺乏民主，广大基层群众缺乏参政机会，如墨西哥联合工会主席的职位由一人占据了50年之久，这样的领导体制很难激发工人参政的热情。党的领导层同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党严重脱离群众。随着国内民主进程的发展，这一管理体制已走到了尽头。
从管理体制上来说，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一党独大并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使执政党从内部到政府各部门腐败无所不在，大小官员都有捞取自己好处的办法。他们依仗执政权势，营私舞弊，官官相护，牟取私利。萨利纳斯上台以来，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开始对墨西哥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在墨西哥拉开了帷幕。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腐败已经侵蚀到了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
包括当时的总统萨利纳斯的亲戚、朋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卷进了这一场瓜分国家财产的腐败之中。仅从后来陆续曝光的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看，已经涉及萨利纳斯总统及其亲属、内阁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等政府要员，以及政府一般公务员。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是前总统萨利纳斯的胞弟劳尔·萨利纳斯在私有化过程中非法致富，聚敛上亿美元。劳尔因被指控与腐败和洗钱案件有牵连，并被瑞士司法当局指控与贩毒集团有染而没收其在瑞士银行的存款。
劳尔后在1999年被控指使他人杀害革命制度党前总书记马谢乌，被判刑50年。萨利纳斯的另一个弟弟恩里克·萨利纳斯也在2004年6月被人谋杀。墨西哥当局调查认为，恩里克被杀与政治无关，而与他的经济问题有关。
不可否认，萨利纳斯总统本人在其任内，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对国有企业的改造，是想使政府甩开包袱，轻装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