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说“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教书经验和心得，它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今天搞中文的人谁个是这样的抱负？旧式的卫道者不用说他了，就拿现在一些搞“国文”的新式学者来说，不是月月都在那儿祖述桐城，甚至还在赞扬八股吗？那些君子不用说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简直是唐宋盛世的辅命功臣了；要说猗欤休哉，也的确是值得说一声猗欤休哉的！
然而一多先生却不是这样的功臣！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为着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他在写考证文字的时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认为“未能免俗”，他梦想着要用白话文来写考证文字。这也是见于《楚辞校补·引言》里的话，可见他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时，都没有忘记要扬弃文言。但他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即最上层的批判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上，他是断然把文言扬弃了的。这段工作，他虽然做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在作，而且在作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迁和改进，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这可以把他的《庄子》和《人民诗人——屈原》两篇文章拿来做证明。
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请看下面的这些摘录吧。
有大智慧的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想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
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惊，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园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使你加倍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龚自珍《画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地；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
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庄子的“道”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黄老学派所悬拟的宇宙万汇的本体。眼前的宇宙万汇是可视可闻可臭可触的感官界，但这感官界的来源是有一个超越于感官的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臭不可触的实质的本体；那本体的名字就叫着“道”。宇宙万汇都是这“道”的化身，一切变化都是“道”的活动。“道”是宇宙万汇的创化者，也就是宇宙万汇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一个时代的所谓“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道”是没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一。万物都是“道”，也就是说万物都是神。庄子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本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腊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学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对神、反对宗教、反对建立在教权上的统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恋的地方，而加以庄子的古今独步的文章，的确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就是晚年来反对庄子最力的鲁迅，他也很称赞庄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过庄子的思想。鲁迅自己说过：“这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子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的后面》）但鲁迅是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闻一多也同样把庄子思想扬弃了。
闻一多扬弃了庄子思想，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表现在他日后一转尔痛骂道家了。
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关于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他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从对于文化史的贡献上来说，这层思想的转变可以说很具体地表现于他的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等。四川乐山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我们在上述《庄子》一文中看见他以屈原和宋玉并称，说“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没有庄子伟大，这完全是一种旧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诗人——屈原》里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的？他举出了四种原因。第一，屈原虽然是楚国的同姓，却“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溃退和叛变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
这四种条件，在他认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
就这样，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极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有了闻一多的死，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了。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生永生的路上行进。
闻一多毫无疑问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仅在做学问上获得了人民意识，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识的确切获得。然而话又得说回来，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虽然是一种至上的成就，在人民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收获，然而很痛苦地是伴随了一个过高的代价。假如在一多获得了人民意识之后，再多活得十年，让他在事业上，在学问上，更多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收获想来也不会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准备刚好完成，正好有充分的资格来担当批判过去、创造将来的时候，却没有让他用笔来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来完成了，不能过分矫情地说，这不是重大的损失。
“千古文章未尽才”，在今天我读着一多的全部遗著，在惊叹他的成就的卓越之余，仍不能不为中国的人民，不能不为人民本位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工作，怀着无穷的隐痛。“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起来！”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在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工作上我也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