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没有甄别能力，滥竽充数也可行
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一天，一个姓南郭的先生跑到齐宣王那里，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和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自己的吹竽乐队中。
此后，南郭先生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拿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日子过得很逍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滑王继承了王位。齐滑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300多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悠扬。于是要求乐师们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南郭先生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因为他根本不会吹竽。
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告诉我们不可怀着侥幸心理滥竽充数，否则，迟早会露出马脚来。但一定环境下，头脑清醒地去滥竽充数会给自己带来事半而功倍的效益。南郭先生为齐宣王吹竽得到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他能在齐滑王听竽前及时逃走，他的收益就是绝对的，他的行为就不能完全被否定。之所以出现滥竽充数的问题责任在于齐宣王而非南郭先生。制度应该能分辨出个人的能力。如果一项制度没有甄别功能，有些人就有可能像南郭先生一样钻制度的空子以牟取私利。
不过，从策略上来讲，南郭先生只是说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话，得到好处后，瞅准机会溜之大吉。有些场合，需要的只是姿态，而不是实际行动就能获得预期收益。当然这样做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要善于把握放手的机会，还必须保证自己的姿态不威胁其他获益者。
历史经验
在复杂的环境中，滥竽充数也是一种智慧。只要存在众多的参与者，幸存机会就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的本事，还要看你是否威胁到其他人。一个没有威胁到任何人的参与者，就有机会只是通过凑凑数来得到预期收益。
利用规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安徽安丰塘（古称苟陂），是春秋时期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修建的。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距今已有2500多年。
这条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周围方圆万里的农田，可是，一到天旱时节，沿堤的农民就在渠水退去的岸边种植庄稼，有的甚至把农作物种到了堤中央。
等到雨水一多，渠水上涨，一些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渠田，便偷偷在堤坝上挖口子放水。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条辛辛苦苦挖成的水渠，就被农民们你一锨我一铲地破坏得不像样子了。遍体鳞伤的水渠因决口经常发生水灾，本来的水利就这样变成了水害。
面对这种情形，历代苟陂县的官员们都为此大伤脑筋。每当渠水暴涨成灾时，便不得不调动军队去修堤坝，堵塞决口。宋代的李若谷出任苟陂知县时，也碰到了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在首次调动军队修好堤坝后，便贴出告示说：“今后凡水渠决口，不再调动军队修堤，只抽调沿渠的百姓，来把决口的堤坝修好。”
告示贴出后，再也没有百姓偷偷挖堤坝放水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可以使受益人发现自己做一件事所得到的好处还不如他损失的多，他自然就会停止自己的行为了。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被任命为邺城县令。西门豹初到邺城上任时，发现整个邺城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就把当地父老请来询问原因。
原来，每年夏天位于邺城的漳河就泛滥，一个巫婆告诉大家，是因为漳河的水神河伯每年都需要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如果中意了，河伯就会保佑地方上风调雨顺，否则就会兴风作浪，令河水淹没庄稼。于是，在巫婆和乡绅的主持下，一到夏天就选择民女送给河伯。有钱人家通过送礼自然能为姑娘免去灾害，没钱人家只好带着女儿举家逃走了。这样一来，人口越来越少，田地就荒芜了。
了解情况后，西门豹决定下次他也参加河伯娶亲的仪式。
又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日子，看着哭得跟泪人似的姑娘，西门豹对巫婆说：
“这个姑娘长相一般，我想给河伯大人重新选一名。不过要花些时日，麻烦巫婆大人去给河伯解释一下吧。”于是就命卫兵把巫婆扔到河里去了。巫婆当然是有去无回，西门豹又把巫婆的几个徒弟和乡绅也一个接一个地扔到了河里，从此再也没人敢给河伯娶媳妇了。
西门豹组织百姓，挖渠筑堤，水害很快变成了水利。
地方士绅和巫婆都知道为河伯娶亲是愚弄老百姓的谎言，西门豹当然也知道，但为了制止巫婆的害人行为，西门豹必须找出害人的证据来，也就是证明河伯根本不存在。西门豹当然不会自己跳到河里去找那个子虚乌有的河伯，所以借着送媳妇的机会，找借口把巫婆扔下河里是最好不过的策略了。既能教育百姓根本没有河伯，也能名正言顺地除掉那些狡猾的杀人犯。
历史经验
策略都是为对付别人制定的，当策略被用来对付制定人自己时，就容易让他防不胜防，一下子击中要害，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办法也要把握回击的分寸，以防止策略失当。
萧规曹随，好规则会有好效益
汉惠帝即位不久，发现丞相曹参一天到晚都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不用心为他治理国家似的。对此，汉惠帝感到很纳闷，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以为是曹相国嫌他太年轻了，看不起他，所以就不愿意尽心尽力来辅佐他。汉惠帝左想右想总感到心里没底，有些着急。
有一天，汉惠帝就对在朝廷担任中大夫的曹窑（曹参的儿子）说：“你休假回家时，碰到机会就顺便试着问问你父亲，你就说：‘高祖刚死不久，现在的皇上又年轻，还没有治理朝政的经验，正要丞相多加辅佐，共同来把国事处理好。可是现在您身为丞相，却整天与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要是这样长此下去，您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和安抚百姓呢？’你问完后，看你父亲怎么回答，回来后你告诉我一声。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去问他的。”曹窑接受了皇帝的旨意，休假回家时，找了个机会，一边侍候他父亲，一边按照汉惠帝的旨意跟他父亲闲谈，并规劝了曹参一番。曹参听了他的话后，大发脾气，大骂曹窑说：“你小子懂什么朝政，这些事是该你说的呢？还是该你管的呢？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官去侍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起板子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曹窑遭了父亲的打骂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宫中，并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汉惠帝听了后就更加感到莫明其妙了，不知道曹参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下了朝，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责打曹窑呢？
他说的那些话是我的意思，也是我让他去规劝你的。”曹参听了汉惠帝的话后，立即摘帽，跪在地上不断叩头谢罪。汉惠帝叫他起来后，又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就大胆地对汉惠帝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汉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汉惠帝说：“现在陛下是继承守业，而不是在创业，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就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
“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改善。曹参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
之所以出现“萧规曹随”的局面，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西汉建国之初，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如果朝令夕改，会搞得民心不稳，不利于政治稳定；其二是萧何制定的政策的确是好政策，萧何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有经天纬地之才，好的政策当然要继承发扬。历史也证明了“萧规曹随”的正确性，证明了好的策略能带来好的效益。
历史经验
好的制度的产生一定切合当时的环境，兼顾公平与效益。在好的制度下博弈，能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最终让参与者都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
如果轻易地改变一个好的制度，将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往往会得不偿失。
严守规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怂恿下，想借口王皇后没有儿子废后，但又有碍于言论，就想争得大臣的支持。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以先帝临终遗言为由，竭力反对废除王皇后，更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李义府、许敬宗等却迎合高宗的意思，表示赞成。但高宗不放心，还想再多争取几个人的支持，于是，把李勣找来，问他的意见。李勣左思右想，含糊其辞地说了句：“这是陛下的家事，没有必要问别人啊。”高宗恍然大悟：对啊，此乃家事，何须问人！于是废除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立武则天为后。
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任用许敬宗打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而李勋则因应付巧妙，也受到了重用，并负责审理长孙无忌等人的案子。
正像李勣所说，废立皇后之事，本来就是高宗一个人说了算，大臣们赞不赞成都只能是做个姿态而已。这种情况下，明确支持哪一方都是存在极大风险的，最安全的策略就是把“球”踢回去，管好自己分内的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后来孟子又说“位卑而言高，罪也”，意思是说：地位低下的人，说过头的话是很危险的。《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之类的句子。这些话的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告诉人们做事要专于本分，不可以高位谋低权，更不可以低位谋高权。官场上的权力划分是一种潜规则，无视这一规则，就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丙吉是汉宣帝时期的宰相。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街市，忽然前方的路堵住了，吵吵嚷嚷地围了一群人。侍从前去观看，原来是有人在打架，双方争执得就快出人命了，却没有人能制止。丙吉听说后，只是点了点头，命车夫绕行。
车子继续前行，丙吉神态自若，像什么事都没听到一样。走过一段路，迎面过来一辆牛车，拉车的牛喘着粗气，嘴角流着白沫，很吃力地拉着车子往前走。丙吉见状，赶紧叫车夫停车，亲自下车去询问牛主人。
对于丙吉看牛不看人的做法，侍从们迷惑不解，丙吉解释道：“我们所在的是长安城，长安城的治安自然要由长安的京兆尹大人负责，而我的职责是年末评定他们的功过，再把奖罚情况报告给皇帝。现在是初春时节，而牛的身体状况却不好，我担心是阴阳不调所致，阴阳是否顺调，关系到一年的生计。顺调阴阳是我的分内之事，所以我才去询问牛气喘的原因。”
历史经验
越权可能会令自己冒犯上司，干涉下属会让人无所适从，并且都必然会影响自己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既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又能让别人信服，何乐而不为呢。
功劳博弈，将名誉送给上司
汉宣帝即位数年后，渤海郡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朝廷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于是，宣帝亲自选拔有能力平叛、安民的人才。丞相、御史都纷纷举荐龚遂，龚遂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矮小，相貌平庸。
汉宣帝召见他时，心里有些看不起他，但龚遂陈述有力，很多策略都说到了皇帝的心坎里。皇帝听后非常高兴，于是欣然采纳他“唯缓之，然后可治”以及“安抚教化”的主张，并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还送给他大量黄金和书籍。
龚遂单车简从来到渤海郡安抚百姓，鼓励农民垦田种桑，规定农家每口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茭白、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养两头母猪、五只鸡。对于那些心存戒备、依然带剑的人。他温和地劝道：“为什么不把剑卖了去买头牛来种地呢？”
经过几年治理，渤海一带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有余，龚遂名声大振。于是，汉宣帝召龚遂还朝，龚遂有一个姓王的属吏，请求随他一同去长安，说：“你将来会需要我的！”其他属吏却不同意，说：“这个人整天就知道喝酒，不务正业，又好说大话，还是别带他去为好！”龚遂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到了长安后，那位姓王的属吏终日还是以喝酒为乐，也不见龚遂。有一天，当他听说皇帝要召见龚遂时，便对看门人说：“务必将我的主人叫到我的住处来，我该对他有所帮助了！”
龚遂听说这位终日以酒为友的老兄有话告诉他，也不计较主从之分，亲自登门拜访。王先生问：“天子如果问大人如何把渤海治理好的，大人应当如何回答？”
龚遂说：“我就说任用贤良，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这位老兄醉眼惺忪地连连摆头道：“不好！不好！这么说肯定会给你招来麻烦的，请大人这么回答：‘这不是小臣的功劳，而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的结果！’”
龚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的话回答了汉宣帝，宣帝果然十分高兴，便将龚遂留在身边，考虑到他年纪已大，就任以显要而又轻闲的官职给他。当然那位爱喝酒的老兄也因此得到了龚遂的多方照顾。
与上司进行功劳博弈时，把能力用在暗处，把既得名誉送给上司，是安全的保身之策。公元280年，西晋名将王浚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国家又重新统一于西晋。谁知王浚克敌制胜的功劳刚报告给司马炎，就有人诬陷王浚攻入建康之后，把吴宫的大量珍宝据为已有。
飞来横祸让王浚措手不及，他想到当年消灭蜀国、收降后主刘禅的大功臣邓艾，就是在获胜之日被谗言诬陷而死，他非常害怕自己重蹈邓艾的覆辙，便一再上书解释战场的实际状况，辩白自己根本没做抢夺珍宝的事情。晋武帝司马炎力排众议，对他论功行赏，王浚逃过一劫。
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豪强大臣所压制，又一再被弹劾，一想到这些王浚便愤愤不平。于是他每次觐见皇帝时，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以及被人冤枉的悲愤，有时情绪激动，也不向皇帝辞别，便愤愤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将军的功劳之大谁也无法否认，但如此下去，祸害还是躲不开啊！”
王浚问：“这话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