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不能太单纯
唐朝诗人刘禹锡，才富五车，为人爽直，但有时做人不够圆通，惹来不少麻烦。当时有个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称之为“行卷”。
襄甲有位才子牛僧孺这年到京城赴试，便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很有名望的刘禹锡。刘禹锡很客气地招待了他。听说他来行卷，便打开他的大作，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他的文章。不料，牛僧孺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从此便记恨在心。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刘禹锡仕途一直不很得意，到牛僧孺成为唐朝宰相时，他还只是个小小的地方官。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酒酣之际，牛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憎把文章逼后尘”之语，显然是对当年刘禹锡当面改其大作一事耿耿于怀。刘见诗大惊，方悟前事，赶紧和诗一首，以示悔意，牛才解前怨。
刘禹锡后来感叹道：“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植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惹来大祸。”
好为人师是一种单纯的行为，而夜郎自大则是过分的单纯。
历史经验
人聪明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善于隐藏自己的聪明才不会变成坏事。
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显露自己的才干，那么他必然会遭受更多的挫折，这是做人太单纯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做人要善于藏锋露拙。
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
章邯是秦朝的大将，对朝廷忠心耿耿，屡建大功。
陈胜、吴广起义后，章邯受命讨伐。由于军力不足，章邯便把刑徒和官奴也组织起来，在他的调教下，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也颇有战斗力。
章邯性情直率，不喜谄媚，他对当时掌控了朝政的权臣赵高也不逢迎，惹得赵高十分恼怒，他为了报复章邯，竞对章邯的大功视而不见，更无封赏之意。
项羽崛起后，章邯和他交手多有败绩，他为此向朝廷频频告急，不想赵高为置其死地，不仅不派兵援助，还把他的告急文书一律扣压，从不向秦二世禀报。章邯连连失败的消息，有一天终于让秦二世知道了。秦二世身边的太监对秦二世说：“章将军勇冠三军，若他有失，秦国就危险了，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呢？”秦二世怒不可遏：“章邯深负皇恩，罪该万死，他还想活命吗？”
太监摇头说：“章将军如今已是败军之将，必心多惶恐，斗志有失。陛下既依靠他杀敌保国，就不能任性责罚他了，否则他惧祸投敌，陛下岂不更加危险？陛下若能忍下气来，略作抚恤，章邯不见陛下怪罪，他定能定下心神，再为秦国建功了。”
秦二世于是再找赵高议论此事，赵高故作惊讶地说：“章邯此人自高自大，向来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样的人不加责罚，哪能显出陛下的天威呢？”
秦二世又要下诏指责章邯，有的大臣上奏说：“时下国家危难之秋，章邯实在是不可多得之良将，这个时候不求全责备，对谁都有好处。一旦诏书降下，万一章邯投敌，陛下岂不得不偿失？”
赵高在旁阴声道：“皇上赏功罚罪，理所应该，章邯若心怀异志，正好可将他除去。他若为忠，又怎会因皇上责罚而叛敌呢？”
秦二世于是下诏，对章邯大加指责，言辞甚厉。章邯接诏，又气又怕，一时六神无主。长史司马欣前去咸阳替他探听消息。他从别人口中知晓这其中的缘故，于是赶紧返回对章邯说：“赵高对将军有心排斥，看来无论你有功无功，都不免遭他陷害了。”
章邯大吃一惊，情绪更加低落。
值此时刻，赵将陈余派人送书前来，劝他反叛秦国，信中说：“白起、蒙恬都是秦国的大功臣，可他们的下场却是被赐死。将军为秦卖命奋战，到头来却为赵高陷害，昏君猜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天意亡秦，如将军认清形势，反戈一击，不但无有灾祸，还有除暴济世之大名，何乐而不为呢？”
章邯见信落泪，久不做声，司马欣长叹一声，说：“皇上不识奸佞，反责忠臣，这不是将军欲反，而是不得不反啊。”
于是，章邯向项羽投降。
做人要辨别是非曲直，做忠臣可以，但不要做愚忠之臣。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弃暗投明，适当的时候炒掉你的昏庸主人，才能开始你的成功人生。良禽择木而栖，本身并没有错。识时务者为俊杰。章邯的反叛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和一个新朝代的建立。择主依时而变，不但顺应天理，而且对己有利，是两全其美的事。
历史经验
遇到小人暗算而又无路可走时，最佳的办法便是弃暗投明，另择明主了。做人千万不可吊死在一棵树上。
抛颜面保全身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拥有最高权力者，但在欧洲，教皇的地位更在皇帝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天下，而教皇是基督教会的首脑。中世纪的欧洲，各个王国内封建主割据林立，连年混战，造成王权衰弱，局势混乱，这时只有罗马教皇可以统。指挥各国、各地区的教会，这就使得罗马教廷成了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治实体，各国国王都要唯罗马教皇命是从。国王登位、加冕要由教皇来主持；和国王同行时，教皇骑马，国王只能步行；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国王的权力来自教皇，神权高于王权。
不仅如此，教会还在各个国家拥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向各国居民收取“什一税”（即每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交教会）。文学、艺术、哲学、法律等都必须为教会和神学服务。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一直到老死，处处都要受教会的管理和控制。教会拥有自己的监狱和刑法，还用“开除出教”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反抗者。一个人一旦被开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就失掉了。这是一种最令人害怕的惩罚，连国王、皇帝也不例外。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教皇则想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
在矛盾激烈的关头，亨利首先发难，召集德国境内各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而格里高利则针锋相对，在罗马的拉特兰诺官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宣布驱逐亨利出教。他不仅号召德国人反对亨利，也在其他国家掀起了反亨利的浪潮。
教皇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力量声势震天，特别是德国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兴兵造反，向亨利的王位发起了挑战。
亨利面对危局，被迫妥协，于1077年1月身穿破衣，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忏悔。
但格里高利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拜见教皇。
到了卡诺莎后，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来。为了保住皇帝宝座。亨利忍辱跪在城堡门前求饶。
当时大雪纷纷，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一连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
亨利恢复了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然后派兵把封建主各个击破，把那些曾一度危及他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逐一消灭。在阵脚稳固之后，他立即发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在亨利的强兵面前，格里高利弃城逃跑，最后客死他乡。
成功的路上障碍重重，不清除掉这些障碍，且极可能被这障碍所伤时，一定要韬光隐晦，甚至屈膝求饶，从而保全自己，积蓄实力，待他日反击。人的一生，难保一帆风顺，尤其是大人物，站在权力的风口浪尖上，如果力不如人，很可能要遭受屈辱，这时候，是冲冠一怒，粉身碎骨；还是忍辱负重，以图后报，聪明人自然会作出聪明的选择。
亨利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丢弃暂时的“面子”是必要的，保住自身的安全才是主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历史经验
为了保全自己，有时需要向势不两立的对头或盖过自己的人显出诚恳之心来，这样才能免于祸害。
找棵大树来乘凉
李鸿章早年屡试不第，“书剑飘零旧酒徒”，他一度郁闷失意，然而幸运的他遇到了一棵大树——湘系首脑曾国藩，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牵线搭桥的是其兄李瀚章，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心腹，当时随曾国藩在安徽围剿太平军。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的赏识。
有一次曾国藩想要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因为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未尽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亲自拟稿也还是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稣。
翁氏一家在皇帝面前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布满朝野。
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对翁氏的好感来说情呢？曾国藩不禁，大费踌躇。
最后，李鸿章巧妙地为他解决了问题。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臣职分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写，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了。曾国藩不禁击节赞赏，就此人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发配新疆。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不久，在曾国藩大力推荐下，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等职，踏上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李鸿章是有才之人，依然需要贵人扶持，可见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句话多么有道理。在人生中，如果自己一时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不妨找棵大树来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