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不想回答，那我来说。你认为我会挡你的道，认为我做梦都想当书记，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那就不会为了弄坏钻头的这个团员的事发生矛盾了。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将使全盘工作受损。假如这仅仅影响我们两个人，那就随它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我们还要并肩工作。由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么，你听着，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我们的事业对你来说高于一切，那你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就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把头脑里那些无聊的念头丢掉，还要一意孤行，搞那套勾心斗角的把戏，从而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会为每一个损失跟你展开无情地斗争。我的手就在这儿，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因为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星期过去了，区党委下班的时候，各个部处里都是静悄悄的，只有托卡列夫还没有走。他坐在圈椅里聚精会神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请进！”托卡列夫应声道。
保尔·柯察金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区委书记的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的入党申请表。我想，是时候了。我该消灭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你同意的话，就请你支持我。”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然后朝着这个青年注视了一会，默默地拿起笔来，在保尔加入俄国共产党的介绍人里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拿去吧，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让我这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丢脸的！”
小组学习结束的时候，保尔·柯察金把书本合上，转身正要离开。墙上那架老式的电话机令人讨厌地响了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了嗓音，与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身对保尔·柯察金说：
“车站上停了两辆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专车。他们的灯不亮了。一个小时后车就要开出，需要修理一下线路。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这事挺急的。”
两节明亮的国际列车停在车站的一号站台。一节用做客厅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辉煌，旁边的一节车厢里漆黑一片。
保尔走到了富丽堂皇的车厢跟前，抓住把手，跟列车员走进那节做客厅用的车厢。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里通往走廊的线路，没有发现毛病。他走到另外一节车厢。
首先映入保尔眼帘的是两只精致的手提皮箱、一件随意扔在沙发上的丝绸衬衫、窗旁小桌子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翠绿色的小粉盒。那个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边理着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边留心看保尔干活。
一丝光线从走廊里照射进来，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着巴黎一流裁缝用最昂贵的绸缎缝制的无袖连衣裙，肩膀和手臂都裸露着。耳垂上一颗水珠似的钻石来回晃动，熠熠闪光。保尔只能看到她那仿佛用象牙雕塑出来的肩膀和手臂。她的脸背对着光。保尔敏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插座，一会儿包厢里的灯就亮了。还得检查一下沙发上方的那盏灯，可那女人恰好坐在沙发上。
“我要检查一下这盏电灯。”保尔走到了她跟前说。
“啊，是的，我妨碍您了。”她讲一口纯正的俄语。说着，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几乎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她整个人都看得清楚了。那细细弯弯的眉毛和傲慢的紧闭着的双唇是保尔所熟悉的。毫无疑问，站在他前面的是冬妮亚的好朋友丽莎·列辛斯卡娅。当年就是她告诉了维克托保尔救了水手朱赫来的事，正是因为这个，保尔才被关进了监狱。她不能不注意到修理工惊愕的目光。保尔虽然认出了她，可是丽莎并没有察觉这个电工就是她以前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四年来，他长大了。
她轻蔑地耸了耸眉毛，算是回答他那惊讶的神情，然后走到包厢的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一下。突然，出乎他自己的意料，更出乎丽莎的意料，他用方言问道：
“维克托也在这儿吗？”
保尔问这话时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看不见丽莎的脸，但是她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足以说明她内心的局促不安。
“难道您认识他？”
“岂止认识！我和你们过去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来说。
“您是保尔，您的母亲是……”丽莎一时有点木讷，没有再说下去。
“是厨娘。”保尔替她说了出来。
“您长得多快呀！我只记得当年您那个野孩子的样子。”
丽莎极无礼貌地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他。
“您为什么对维克托感兴趣？我记得，您跟他相处得并不好。”她用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着，希望这意外的相遇能给她解解闷。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
“维克托还欠了我一笔债没还。您什么时候遇到他，请转告他，我还想跟他清算一下呢。”
她完全知道保尔说的是什么“债”。她对于保尔被捕的全部经过一清二楚。但是她想要拿这个下人寻开心，因此就这样讥笑他。
保尔故意不理睬她。
“听说我家的房子被洗劫一空，都快塌了，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大概那凉亭和花园也都给毁了吧？”丽莎忧伤地问。
“那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我们没有必要毁掉它。”
丽莎尖刻得冷笑了一声。
“哎呦！看得出来，您也被调教出来了，对吗？不过，顺便说一句，这里可是外交人员的专车，而我是这个包厢的主人；而您，仍然像过去一样，是个奴仆。您现在干活也是为了让我这儿有灯，让我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看书。以前您的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我们见面了，地位仍和以前一模一样。”
她得意洋洋、幸灾乐祸地吐出了这一番话。保尔一边用小刀削着电线的末端，一边看着那个女人毫不掩饰自己嘲笑的口吻。
“女士，如果只是为了您，我连一颗锈钉子也不会来钉的。但是，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外交官，那我们也只能以礼相待了，我们不会去砍他们的脑袋，甚至也不会像您那样，说出那样粗鲁难听的话！”
丽莎的脸顿时红了。
“要是你们真的占领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对待我呢？是把我剁成肉酱，还是让我去给你们当小老婆？”
她站在门口，弯着身子，做出一副娇媚的姿势。她那吸惯了大麻的鼻孔敏感地翕动着。沙发上方的那盏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说：
“谁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军刀，那些毒品里的可卡因足以让你们送命。你这样的人，白给我当老婆我都不要！什么东西！”
保尔拿起工具箱，两步就跨到了门口，丽莎赶忙闪到了一边。在走廊的尽头，保尔听见她压低了声音的骂声：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奥库涅夫和党内的同志塔利亚结婚之后，保尔搬到了集体宿舍。
几天以后，大伙儿举行了一个不备食物和饮料的晚会——祝贺他们的婚礼。晚会上，大家追忆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选段，齐声高唱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些战斗的歌声传得很远很远，手风琴被拿来之后，身后低沉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清脆的乐曲响彻整个房间。那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有人出其不意地跳起舞来，保尔也按捺不住了，琴声一改他现在的新格调，又变得火一般热情奔放：
喂，街坊们，邻居们！
坏蛋们都完蛋了，
那些肃反人员呀，
把大头目枪毙啦……
手风琴诉说着过去，诉说着火红的战斗年华，也歌唱着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当手风琴转到别人手里，场上奏起了热烈欢快的舞曲《小苹果》，而这时像旋风似的飞舞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电工保尔，他疯狂地跳着舞，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跳舞。
八月间，工厂团组织派保尔作为共青团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整个秋季，那支一百五十人的队伍转战各个车站。医治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清理被毁坏的车辆。他们的行程由南到北。从前土匪们搞得到处都是被破坏和被抢夺的痕迹。有时候他们要花一个星期修复石头水塔，用铁皮修补炸漏的水槽。保尔是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苦活，但他亲手用扳手拧紧了几千个生锈的螺丝帽。
深秋时分，他们才回到工厂。各车间都热烈欢迎着一百五十个同志的归来……
保尔额上的皱纹展开了，还时常传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满身油污的伙伴经常在学习小组里听他讲昔日的斗争故事。他还给他们讲衣衫褴褛、长期为奴、具有反抗精神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的，还讲一些英雄起义的故事。
一天晚上，这里又聚集了许多青年人，保尔出乎意料地戒掉了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抽烟。他从小就开始吸烟，可那天他突然斩钉截铁地宣布：
“我再也不吸烟了。”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起初不知是谁挑起了一场争论，说是习惯比人更厉害，并举出了抽烟这个例子。大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保尔没有参加争论，但是有人硬把他给拖进去，要他发表意见。他就说了他的想法：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决不应该习惯支配人，否则，我们会得出怎么样的结论来呢？”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起来了：
“唱高调。保尔就爱说漂亮话。要是戳穿了他的西洋景，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什么好处？知道。那么应当戒掉——可又做不到。不久前他还在小组里‘宣传文明’呢。”说到这儿，茨韦塔耶夫变了一种语气，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让他回答，他还骂不骂人？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骂少了，但一骂起来就非常厉害。’传道容易，当圣徒难哪。”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那种尖刻的口气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保尔没有立刻答话。他慢慢地从口里取出香烟，把它揉得粉碎，然后轻声说道：
“我不再吸烟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多少也是为了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但就连跟我最亲近的人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肯定地说，马上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不过，我终归会彻底改掉这个骂人的习惯的。”
入冬之前，从上游放下来的大量木排把河道都堵塞了。秋汛时，河水重又泛滥，把木排都冲散了，木材随着河水往下漂去。团组织派出团员去打捞珍贵的木材。
保尔患了重感冒，但他不愿落后，于是，瞒着同志们去参加打捞木材的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积如山，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气候又唤醒了潜伏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开始发高烧了。急性风湿病折磨了他两个星期，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了他领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气愤地断然拒绝接受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让他回家探望，现在他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他在省委会里领了两份卷在一起的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伤感，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去母亲那儿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不断用热气熏，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又扔掉了拐杖，保尔心中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了省会。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去省兵役局主管的军训部队里担任部队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给他分配了一项任务：负责把分散在各处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新区的共青团组织。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保尔和边防营长骑马检查边防的工作。营长告诉保尔：
“守边界必须目光敏锐，稍有疏忽，就追悔莫及。干我们这行的夜里都不能睡觉，白天偷越国境线不容易，但到夜里就得把耳朵竖起来，必须十分警惕。你想想看，我负责的这段边界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所以工作起来特别困难。不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什么喜庆节目，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跨界聚在一起，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在所难免。当然，都是些小事情，譬如一个老太婆偷运两瓶波兰产的四十度的酒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些大的走私犯，他们都是有大本钱的。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店，里面的商品应有尽有。这些商品的买卖都是不缴纳关税的，那些非法物品的买卖也在这里偷偷进行。这些商店决不是为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很有兴趣地听营长讲这些情况。边防生活就像是永不间断的侦查工作。
别列兹多夫镇是一个小镇。外面酷暑难当。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一枝樱桃树枝悄悄地伸了进来。在路的那边，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堂，尖顶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保尔和执委会主席在商议刚刚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上说发现波兰派遣了大批匪徒越境，企图骚扰边区。
提心吊胆的几天过去了，匪徒进行大肆破坏活动的阴谋未能得逞，在红军部队的追击下，已经被迫仓皇出逃，向境外流窜。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暑气渗透到每一个最隐蔽的角落，所有的动物都躲到了阴凉的地方，连狗也热得浑身无力，懒洋洋地钻到仓库的屋檐下打盹。似乎所有的动物都逃离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小水洼里，滚得浑身是泥，舒服得直哼哼。
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跳上了马。马感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这时保尔听到一阵凄厉的嚎叫声。只有村里着火时，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他用力拉了一下缰绳，急速回过马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农妇气喘吁吁地从村外奔来。周围邻居家门口也聚了不少老头老太。年轻力壮的人全在地里干活。
“哎呀！乡亲们啊，那边出大事啦！哎呀，不得了啦，真吓人哪！”
保尔打马走近他们时，人们已经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围住了农妇，拉着她的白衬衫的袖子，慌慌张张地问这问那。但她语无伦次，问东答西，大家一点也听不明白。她只是不断地嚷着：
“杀人啦！他们用刀拼啦！”这时，一个胡子蓬松的老头，边走边用手拽着粗布裤子，风风火火地跳过来，责骂那个年轻妇女说：
“别喊了，像个疯婆子似的！说呀，哪儿打架啦？为什么要打？别喊叫了。呸，真见鬼！”
“我们村的人跟波兰那个村子的人……在打架……为了地界。他们把我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