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存在中国、印度、阿拉伯三大草药学体系，这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医学的高峰。随着西欧与亚洲和非洲的贸易不断扩大，不仅新的草药和香料被进口到欧洲，东方的医术也伴随药材而至。
（一）丰富了欧洲的药材种类
前工业时代的东西方世界在药品上均倚重草药，幅员辽阔的亚洲出产许多欧洲稀缺的药材，在古代和中世纪，通过希腊、罗马和中东各民族的介绍，许多药材得以西传并备受推崇。
草药作为重要商品，于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出现于欧洲和亚洲各国间的贸易中。如前文所述，入欧的药材有许多是香料和果蔬类物品。通过阿拉伯人的摆渡，东方药材在中世纪大量入欧。麝香、香檀木、鹰木、土茯苓、沉香等东方珍稀药材经阿拉伯商人转卖后成为西欧药剂师必不可少的药剂。13世纪西征的蒙古军也曾带来一些东方药材，如麻黄，传说成吉思汗的卫兵因怕在放哨时睡着而被砍头，常饮含有麻黄的茶以保持警觉，后来的宗教仪式上麻黄常用来使默祷时精神更加集中和保持平静。
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就曾与东方国家开展大量芳香油和油膏贸易，随后阿拉伯人开发了蒸馏法，约在11到13世纪间传入欧洲。中世纪晚期西欧医学的发展使得精油需求量大增，药剂师们偏好用来自印度的鸦片、樟脑和昂贵的树脂胶来制药。到1500年时西欧已使用过雪松木油、菖蒲油、姜油、锡兰肉桂油、安息香油、没药油等多种从东方香料中提取的精油，新航路开辟后香料的充足供应更使得药剂师们不断开发新的品种，到1800年时已达数十种之多。
来自东方的草药，如生姜、肉桂和丁香等药用植物，逐步成为欧洲人最热衷购买的药物。很多草药入欧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如传统中药材大黄，在欧洲种植始于1732年，是西方传统草药中至今仍使用的少数几种之一。英国栽培大黄以供药用的历史于1777年始于牛津郡的班伯里，1988年大黄被载入了英国药典。
茶叶初入西欧时也被视为药物。早在1589年，意大利作家吉奥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就将之描述为“能挤出精致汁液的草药，可以让人当酒喝。它也可以使人保持健康的身体，我们过量饮酒会带来诸多麻烦，而茶则使他们免于此杯中之祸”。事实上，来自医学上的鼓吹在茶叶流行之初颇为关键。糖在开始传入西方时也主要是作为一种药品，普通人一般难以享用。随着东西方贸易的扩大，糖的食用才日渐扩展。
毋庸置疑，西传入欧的东方物类丰富了欧洲人的药材种类。
（二）充实了欧人的药物学知识
中世纪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阿拉伯人曾广泛吸收印度、中国的草药文化，并伴随着药材一并将之传入欧洲。在对东方药材的药用性能和诊治方法的认识过程中，欧洲人的药物学知识得到了充实。
成书于11世纪的《医典》，由阿拉伯医药学家阿维森纳所著，书中广泛吸收了中国、印度医学，此书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中世纪的欧洲将该书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700余年。13世纪西班牙医药学家伊本·贝塔尔曾在其《医方汇编》中，记录了大黄、麝香、肉桂、芒果、秋葵、薄荷以及硝石等中国药物的性能和应用方法。
16—17世纪在传教士大批来华，他们对东方药学在西方的传播居功至伟。在传教士们寄回欧洲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药材功效和用法的介绍，如关于驴皮胶，“用于肺病患者，尤其适用于那些因为人所共知的病咳出血来的男男女女。每次取1.5或2格罗（Gros）放在热水中，最好早晚都喝。发现病开始减轻的时候，可以继续服用而不会有任何的妨害”。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在其信中介绍了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中药，并寄回了样本，详细描述了它们的形态和功效。
此外，传教士们还将有关东方医学的资料典籍传播至欧洲。1575年，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奉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前来福建沿海活动，曾购买包括草药书籍在内的许多中国书籍，从中了解了“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比较有影响力的，要数《本草纲目》的西传。《本草纲目》在18世纪已被翻译为法文、德文、英文等，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欧人提供了有关中草药的大量详实的资料。
一些入欧的中草药在欧洲医学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如前文提到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1723年将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介绍到西方，随后法国科学院还专门举行了一次报告会讨论这几种中药材。对于某些特别的东方物类之性能，欧洲人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如最初以药品引入的茶叶，在荷兰、英、法等国都引发了关于其利害的大辩论。就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欧洲人的医药学知识逐渐得到扩展。
伴随着药材和医学书籍的西传，东方的医术也同时传入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的耶稣会士、旅行家及东印度公司起了重要作用。这再一次印证了物质作为文化载体，传播影响是大大超出其自身效用的。
五、东方物类的其他影响
近代欧洲植物学的兴起离不开新物种标本的搜集，东方探索活动的频频开展无疑极有功于欧洲植物学知识的增长。东方物类入欧推动了西欧植物园的发展，开辟植物园、采集草本植物在欧洲变得空前广泛。出于猎奇、炫富等不同心理，16世纪下半叶，从意大利和葡萄牙开始，西欧各地的君主、贵族纷纷筑起异域风情的园林，极力将琪花瑶草罗致在自家庭院里。早期的植物园即是从私人花园、宫廷花园及药草园发展而来的。随着航海业的兴起，大量东方的药用植物和观赏类植物输入欧洲，东方的植物标本被前来考察的植物学家带回欧洲引种，从而丰富了欧洲植物园的植物收集和栽培。如前文所述瑞典植物学家拉格斯特朗（Lagerstron）曾在华采集1000多种植物标本。另一位瑞典植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e）1763年从一位船长手上得到中国茶树苗，在乌普萨拉种植成功，这成为欧洲大陆最早生长的茶树。18世纪后期，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曾将牡丹、茶味玫瑰、菊花、绣球花、木兰、卷丹等花卉引进欧洲。1803-1805年，英国国王的花匠在澳门地区采集700多种植物标本带回欧洲（途中部分丢失）。随后中国的杜鹃、茼蒿、紫薇、紫藤等植物被英国学者约翰·雷维斯（John Reeves）引进英国。在许多有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欧洲植物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引种的东方植物，它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吹雨打，至今仍开花怒放。
东方物类输入欧洲，客观上还促进了欧洲现代博物馆的产生和发展。现代博物馆的起源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16—17世纪欧洲范围内产生的私人收藏形式——奇珍馆，便是今日博物馆的原型。
16—17世纪，欧洲兴起了一股建立私人奇珍馆的风潮。各国君主、贵族、人文学者等或出于猎奇、炫耀财富的目的，或为彰显社会地位、学术研究考虑，纷纷建立起收藏馆。来自东方的珍贵物品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出现在各国贵族的收藏馆中。如前文所述，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漆器、象牙雕刻、各种织物、雕塑、绘画等等，由于其所具有的异域色彩和本身制作的精美绝伦，成为各国贵族争相收藏的物品。17世纪时，欧洲各国收藏家为了保存和展示这些珍贵的东方物品，还有专门的柜子。奥格斯堡的商人、收藏家菲利普·海因霍夫曾制造了专门的橱柜并卖给国王和贵族。
对东方物品的收集和展示成为宫廷统治者们的兴趣之一。如奥古斯都建立的“日本宫”，多达30个厅，每个厅分别以不同的色调为主题来展示不同种类的瓷器。正规的瓷器陈列橱窗，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荷兰和英国建立起来。此外，一些收藏所还有专门的展品目录，如德累斯顿的瓷器收藏就有专门的目录，目录对瓷器进行了分类，并且对其进行编号和尺寸描述。
直至现今，欧洲的许多博物馆中，还陈列着许多东方物品。如英国首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有专门的中国馆；德国卡塞尔朗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青瓷碗，是现存欧洲最早的标有年代的中国明代瓷器；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博物馆也都收藏有许多中国瓷器，有些在中国国内罕见，还有些甚至为孤品。可以说，欧洲对东方器物的收藏、展示、整理和分类有助于欧洲现代博物馆及分类学的发展。
六、结 语
物类的传播从来是文明间交流的重要内容，东方物类输入欧洲历时颇久，数量浩繁，为西方文明持续不断地补充了新鲜活力。尤其是在文艺复兴至近代这一时期，东方器物贸易渐趋顶峰。在西方现代文明成型、西欧崛起的这个重要阶段，以物品为载体，东方智慧作出了独特贡献。
东方物类对欧洲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东方的食材、药材、日用及家具物品直接供应了欧洲人的日常消费，东方艺术品丰富了欧洲人在艺术装饰上的选择。其次，东方物类还间接推动西欧新的消费时尚的形成，并为社会各阶层所用，成为我们解读彼时西欧社会大变革时期阶层心理的重要符号。在艺术理念、科技、工艺等领域，东方物类同样意义深远，对欧洲近代诸多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东方物类在欧洲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局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摆渡作用，但这种摆渡多数时候却是一种无意识的功利性的吸收，而且前提是吸收对象要适合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要符合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的阿拉伯文明法旨。倚靠阿拉伯中介的欧洲人接触到的可能只是经阿拉伯人筛选剩下的东方物类，或者是经阿拉伯人改造后的东方物类。以茶为例，9世纪时就有阿拉伯旅行者记载了中国茶。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阿拉伯人没有像后来的英国人那样对茶叶产生狂热兴趣，茶叶始终未能在阿拉伯世界流行起来，缺乏兴趣使得阿拉伯世界构成了一道针对中国茶的幕布，使这种后来风靡欧洲的饮料还是没能更早地西传。
入欧的东方物类其东方身份经常被欧洲人无意识地忽略或错认了。许多时候，欧洲人乐于接受的只是某种“有用的东西”，甚至不曾知晓其是否来自欧洲以外的东方，遑论准确理解其东方身份。这里有物类中的自然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本身文化色彩较弱的原因，有东方物类历经长时间和多次辗转后不断本地化的缘故，同时也是欧洲人长时间受东方文明潜移默化，不自觉地进行了记忆重塑的结果。
新航路开辟后东方思想文化的西渐改变了这种局面，虽则西欧对于东方物类文化的解读有时仍难免流于臆想，但这是由具体历史环境决定的，并不能一并归结于物类交流本身。
欧洲与亚洲从未真正相互隔绝，欧洲中心主义者们避开东方来谈欧洲体系的成功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是一。总体上，东方文明的先进方面有效地通过物类西传为西欧社会所认知、借鉴，长远来看，这对于西欧近代的崛起大有裨益，也在西欧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留下了印记。有鉴于此，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也应以博大的胸怀，虚心但自信地迎接来自西方的有益馈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