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初，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那位闻名遐迩的五星上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一项旨在恢复欧洲经济的大规模的计划。根据“马歇尔计划”，美国向所有愿意参加该计划的欧洲国家提供金钱、物资和机器，以加速其恢复进程。
这时候，美国的宽容再一次表现了出来，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得享受该待遇，只要你愿意。虽然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也在该计划范围内，但它们却拒绝参加。
美国这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开始于1948年4月，包括价值120亿美元的物资与劳务，使从冰岛到土耳其的十六个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元气。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它们的工农业产量分别比战前提高了25%和14%，而类似德国这样基础雄厚的国家，则出现了飞跃。
连德国人在面对从前的敌人时，都发出了这样的评论——希特勒把人变成鬼，马歇尔把鬼变成人，而且是幸福的人。
在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柏林就已出现了严峻的局势。1948年2月，法国、英国和美国合并了它们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及深入德国苏占区175公里的柏林占领区。盟国宣布实行货币改革，促使它们的3个占领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使联合起来的经济和西欧的关系更趋密切。苏联人进行了报复，先是限制，继而完全封锁了柏林与西德的公路、铁路交通，只留下了天空一条通道。除了鸟，谁也飞不过。
英、美采取柏林空运的方法来应对苏联的行动。在从1984年夏天之后近一年时间内，英、美两国的飞机向西柏林市民连续空运了两百万吨粮食、燃料、药品及其他必需品。大批“B17”、“B29”轰炸机，还来不及洗掉征尘，就卸下炸弹，装上粮食。
航空在那个时候并不普及，也没有像“C130大力神”那样的大飞机，所以，这样的做法，基本上是在养蚂蚁啃山——费力又不见功效。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当时，他和三人同时竞选，尼克松仅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其中的一位。
尼克松任总统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并且对美国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1996年7月，他发表了政策纲领，以之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他对“尼克松主义”解释如下：
它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仍将参与盟国及友邦的防卫和发展工作。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设计和拟订全部的计划，执行全部的决策，承担全部的防务责任。如果我们的援助能在某地显著生效，并且这样做对我们有利，那么我们将会提供援助。
在“水门事件”被曝光以后，尼克松不得不离开白宫。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以及福特的后任，吉米·卡特总统，都继续不遗余力地施行他们前任那些被普遍赞同的政策。
“家教”在不断地传承中得到了完善。
在那位漂亮的电影演员——里根总统的手里，这种传统得到了更坚定的发扬，在格林纳达、在菲律宾，美国都在目睹和鼓励一些国家向民主政治过渡。
人们总是苛求于别人以极端的观点——那些认为政府和主义可以解决所有全球性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个人的身上，还不如依靠政府，而且政府，则往往已经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责任，特别是政治家。
如果真的有一位美国总统为世界带来和平，那他必须拥有卡特的道德、里根的声望和尼克松的老谋深算。但是，这种罗斯福式的人物是不多见的。只要美国的总统不是尼克松的道德、卡特的声望、里根的智力的结合体，就已经足够了。
他们也是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即使有些时候，美国的政策制定得不那么高明，也只能说他们是辜负众望的大师。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就像一个脑袋上顶了五顶帽子。
有的时候，并不是你自己把责任扛到肩上，而是被别人扔在你的肩上。
国家就像一部行驶中的列车，你可以换司机，但你要冒着随时出轨颠覆的危险，而且不论如何你的车不能停下，停下来就要出大问题，像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过的苏联，它就是停下来了。一旦停下来，再要启动，不仅需要更多的燃料，速度也需要慢慢提高，虽然避免了颠覆的危险，但损失却永远是坐车人在承担。
直到从红场上传来了枪声，这段持续了50年的冷战，才算告一段落。
在这5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在美国的帮助下，那些在二战中饱受摧残的人们又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烟花散去风云淡】
《独立宣言》的颁布，距今已经有将近24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一个民族能坐下来仔细思考，美国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细节。
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美国在对待事情的态度上，从来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并不说明美国不富于人情味儿，也不代表冷漠，恰恰相反，这样的态度正是最具人性的表现，这体现了对生命的重视，因为，只要能用谈判和让步解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付之于武力呢？
只有在某些不能忍受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就会导致更多的生命和财产受损，这样的时候，美国人才会从他们的钱堆里爬出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他们的价值观念“推销”给全世界。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美国这个讨厌的、以世界警察而自居的国家，而奥斯威辛或达姆斯塔特集中营的里那些骨瘦如柴的战俘肯定不会这么想。
美国人是一群典型的“利益至上主义”者——任何时候，当激情散尽，在这个世界上突显出来的就是这群大腹便便的狡黠的商人，他们把那令人厌恶的功利主义渗透进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曾经抵抗邪恶的行为充满了感激。根据网上提供的数据，“9·11”救援基金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个人捐款是200万美元，你一定不会想到，这笔数额巨大的款子，居然是一个越南人捐献的。
有一件事，是说明和平在美国的战略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鲜明的例子。1969年7月21日，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登上月球，另一位航天员迈克尔·柯林斯则驾驶“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环绕月球飞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登陆小艇登上月球后，在月球上逗留数小时，采集岩石和其他标本，以备携回地球供相关人士作研究。他们还在月球上插下一面美国国旗，放了一块很薄的金属板，上面写着：
“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
他们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在赢得了我们的尊重的同时，也保持了对我们的尊重——尽管这种尊重仍然带有浓重的冷战情绪在内，但我们需要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我们今天畅所欲言，纵谈得失，不管有多么良好的企图，不管有多少不得已的苦衷，历史终究已过去。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原因很多，但就所有成功者的共性而言，美国继承了传统强国向现代强国转型的最积极的因素——健全的法律机制与民主的思想；打破了那些传统中的阻力因素。然而总结经验和教训并非难事，随时行善且及时改过，方才称得上大智大勇；在“和平崛起”的态势下，我们是否能吸取经验，能真正迎来民族的复兴？
【尾声：美国的秘密】
非理性的冲动能够最大程度地带动一个民族的激情，但这绝非是民族崛起的最关键因素。
民族的崛起不是人山人海的大会战，也不是少数精英的对决。相反，一个民族的经济力量增长更多地体现在技术特色——犹如植树挖坑，如果一个人挖出这个树坑需要60分钟的话，那么决不意味着60个人挖这个树坑的时间可以缩短到1分钟。
因为，任何民族都只有一棵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之树，如果挖坑的人太多了，除了满目疮痍，你什么也不会得到。
所以我们知道，真正促使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力量是体现在更多的理性的，是宽容的智慧与包容的心态——所有崛起的民族都曾因获得这个而赢得了他们民族的荣誉，而所有从巅峰坠落的民族，恰恰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
无论是宽容的智慧，还是包容的心态，指的并不是某一人的个人行为——它必须是植根于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心智模式与行为模式，说到底，是指一个民族对异端的宽容。
民众的宽容并不是由于他们天性善良，而是这个国家培养了他们善良的传统，这样，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受到这种传统的熏陶。
美国成功的秘密其实不在于金融业中心华尔街，也不在于高科技之园硅谷；不来源于空军，也不依靠海军；不在于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也不在于自由市场让每个商人都有机会。
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
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
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他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材们也可以运作的体系。
美国人见到这样美丽的风景，只是因为他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
美国人所得到的一切荣誉与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拒绝种种歧见之中的迷失。
一切都是那么清晰。
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