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在南北对话中达到了高峰。如果我们将思想对话的最高境界理解成一种文化的融合境界，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融合以思想对话为基础。对话上升到一定的层次，则可以成为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境界。在中国思想文化与文艺批评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与大融合的时期。唐宋文化的辉煌灿烂，建立在思想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唐长孺解释：“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61页。）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思想文化分崩离析的时代，最后通过对话及其他途径的建设，不仅在新旧之间找到了契合点，而且在地域和文化的融合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境致，应当说，这是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最大收获。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融合影响到文艺批评方面，对批评精神与批评方式都作了新的调整与拓展。初唐时期兴起了编修史书的热潮。初唐官修史书的作者对南朝与北朝的文化特点及其短长作过恰切的分析。初唐统治者吸取了隋代短命而亡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唐太宗接受了大臣令狐德棻关于修纂前朝历史的建议，指定专人修成《魏史》、《周史》、《梁史》、《齐史》、《陈史》、《隋史》等史书。在这些史书中，对六朝文学的总结以及对文学基本观念的重新界定，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些史书大都严厉地斥责了六朝末期文学的淫靡对六朝的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提醒人们对这种亡国之音保持警醒。但是，初唐史家在倡言政教的同时并不废除文学审美与抒情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容的，理想的文艺应该是集政教与审美为一体的产物，而不应当互相排斥；六朝与两汉的一些文人往往是顾此失彼，造成政教至上或审美至上，大唐帝国作为气魄恢弘的封建王朝，应当吸取汉代与六朝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初唐史家适应大唐帝国的一统天下的需要，提出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南北朝时代，由于历史与战争的原因，南北文化一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点。南方文风受老庄和玄学以及人文地理的影响与浸染，文辞清丽，情感绮靡；北方文风受北地风土人情与两汉儒学余风影响，文辞厚重，情感刚健。这两种文风正可以取长补短，兼收并融。因而在南北朝后期，一些有识见的文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开始了兼融南北文化的工作。如庾信与王褒等一批由南入北的文人就在自己后期的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南方清丽细巧的情辞风格与北方豪放质朴的文风相结合；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从理论上提出融合南北文章风格的主张。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这些文化主张都停留在号召上，未能付诸实践。到了唐代统一南北后，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正式摆到了文人们的文化视野内。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魏徵站在唐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南北文学创作的短长之处各有所论，指出了它们的利弊与优劣所在，并且提出如能取长补短，则可以达到孔子所说的文质斌斌、尽善尽美。这段话经常为研究南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论者引用。如果从思想对话的角度去看，它至少告诉我们，南北文学与文学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对话与演变过程，才形成了各有所长、各有千秋的情形，最后经过对话与交流，特别是一些优秀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才完成了这一过程。其中最杰出的便是庾信与颜之推等人。
§§§第一节南北文学对话之概貌
南北文学各有千秋。南北朝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影响到南朝的思想文化，给南方绮丽柔靡、沉迷感官的文学创作倾向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为隋唐文学的革新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这种融合与对话都是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上进行的。发端于北朝的唐代统治者，在编修史书时，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无论是《北史》、《北齐书》、《周书》，还是《隋书》的作者，在叙述文学与文苑传时，都要谈到文学的本原，而这个本原就是中国古代的诗骚精神。这是南北与古今融合的基础。中国文化历来遵循的是“理一分殊”与“和而不同”的思路，从求同存异的思路上去寻求对话与沟通，最后达到融合与升华。先秦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的百家争鸣与百川归海融入两汉思想文化潮流中去，遵循的是这种思路；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融合，也是循着这一思路而展开的。这是思想对话与文学融合的文化基础。
比如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魏徵用《易传》中的儒家“人文化成”观点来解释文学的发展与进化。这是初唐统治者看待南北文学融合源头所在的观点，也表现出他们力图用儒学主流意识形态来分析评判魏晋南北朝文学、整合思想文化资源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大体上揭示出魏晋以来文学演变的传统脉迹与精神流变。在这个基础之上，魏徵强调自从梁代开始，南北文学各有千秋，并驾齐驱，实际上为对话与融合打下了基础。
南北文学首先是在中华文学传统基础之上展开和演绎的。《北史·文苑传》的作者李延寿曾经分析了北朝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作者先叙述了汉代至西晋以来的文学发展盛况：
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杨为之杰。东京之朝，兹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张、蔡为之雄。当涂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挺栋干于邓林；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饰羽仪于凤穴。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奏，易俗之用无爽；九源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斯为盛。
作者强调这种文学兴盛是中华文学传统的演变所致，对魏晋以来的文学是持肯定与赞同的态度的。这与北朝时的苏绰和李谔等人的保守观念有所不同。作者从中原动乱引起文学分裂与变化的角度，谈到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依照他的分析，北朝文学的展开与南朝的对话交流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草创阶段。作者在谈到北朝文学的草创阶段时，首先从中原动乱引起南北分裂的角度来分析：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若乃鲁徵、杜广、徐光、尹弼之俦，知名于二赵；宋该、封弈、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作者概要地叙述了西晋末年之后，中原动荡引起五胡乱华。在战乱中，虽也有一些文人挥翰而作，然而都是迫于仓促，牵于战阵。在文体上他们一般重视章奏符檄一类，而体物缘情之作则无暇顾及。
第二阶段为兴起阶段。及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汉化的过程才开始，南北文化的大规模融合达到新的阶段。《北史·文苑传》接着谈到这一时期文学兴盛的特点：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
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明皇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也？于时陈郡袁翻、翻弟跃、河东裴敬宪、弟庄伯、庄伯族弟伯茂、范阳卢观、弟仲宣、顿丘李谐、勃海高肃、河间邢臧、赵国李骞，雕琢琼瑶，刻削杞梓，并为龙光，俱称鸿翼。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元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
这里谈到的洛阳不仅是南北交通与汇集的要冲，也一直是东汉至西晋的都城，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人文渊薮，英才荟集。北方的文士在这里学习与交流中原文化可谓得天独厚，自然而然地可以率先得到汉魏以来的文化的陶染，因此说他们有永嘉遗风。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北魏统治者的倡导，等到北魏末期时，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北方文士，如温子昇等人，“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元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这个时期是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取得最大成就的时期。后来虽然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但是，这种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南朝梁代末期发生了侯景之乱，梁代趋于中衰，这时候许多著名文士，如庾信、王褒等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强留北方。再加上北朝的统治者对中原文化非常倾慕，十分优容这些来自南方的著名文人，并主动向他们学习文学，而这些文士也主动地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与人格风范影响北朝，于是南北对话与融合进入了一个更深入与更繁荣的时期。到了后来，出现了南方文化盖过北方文化的现象。北人的过分学南，将南方文学中的一些末流也加以仿效，导致文风趋于华丽，改变了北方文风的自身特点，于是引起了北方一些保守派文士与帝王的不满与警惕。他们从维护统治者意识形态需要出发，批判南朝末期文风流宕不归的弊端，开始对南方文化进行贬低，甚或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北史·文苑传》评论道：“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而隋代的帝王对南方文风影响北方的状况虽有所纠偏，但并未能革除风习。隋炀帝虽然荒淫无道，但是在文风改革上力图有所作为。《北史·文苑传》评论：“隋文初统万机，每念斫凋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暨乎即位，一变其体。《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作者强调隋炀帝意欲用传统的雅正之体纠正时俗，缀文之士有所仿效，时风有所改变。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虽然不一定都赞同作者的看法与观点，但至少可以认同的是，北朝与南朝的对话与交流，大体上有两条主线：其一是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进行的，其二是在不断的取长补短基础上开展的，所以能够兼容并包，修成正果，奠定了唐代文学精神和南北兼收并蓄、情采并重、文质斌斌的格调。这也就是唐初史官一再申论的：“夫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而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北史·文苑传》。）唐初史官的文学理论相对于专门的文学评论家来说虽然在涉及文学问题时较多地引入政教色彩，对梁代大同之后的文学状况的批评有些偏颇，文学知识上也不够专业，但是他们的历史意识却很敏锐，观点也很有见地。他们对北朝与南朝文学对话与交流的概括与总结以及彼此长短互较的看法，大体上经得起时间与历史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