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劝，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常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萧统在这里采用知人论世的知音思想，想与陶渊明进行思想深处的对话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其中蕴涵着极深的人生感慨。陶渊明通过自己归隐田园、寄情高远的情操，对世俗进行抗争与净化。萧统通过对陶渊明的感受与解读，肯定了老庄自然之道对时流的净化与抵御意义，同时也力图通过对话调和陶渊明诗文中老庄与诗教的关系，认为其不仅可以使世人回归仁义，而且可以达到老庄的隐逸之境，对于世道人心的净化意义深厚，不可低估。他作的《陶渊明传》也是突出陶渊明的这些为人处世之道。（莫砺锋说：“萧统的文学思想有几个特殊的优点，即文学的观念比较清晰，对陶渊明、鲍照等出身寒微的作家给予较公允的评价，以及用新的眼光看待历代文学之演变，这些方面甚至比刘勰的《文心雕龙》更胜一筹，对于后代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莫砺锋：《从〈文心雕龙〉与〈文选〉之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萧统的这一人生观念，明显地表现了梁代文论儒道兼修的特点。同时，对陶渊明的解读，渗透着深挚的对话精神。正是这种对话与体会，使他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价值，冲破世俗的束缚。陶渊明当时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钟嵘《诗品》中也只是将他列入中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萧统则深入地与前人进行对话与交流，开掘出其中浓厚的人文精神，自称不仅“爱释其文，不能释手”，而且“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正是这种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对话精神与方法，使其能够深入陶的灵魂深处，作出不同凡响的评论与阐释。虽然他在解读中加入了诗教的意味，存在着误读的成分，但是其对陶渊明诗文中主要精神实质的领会与开掘是超逸时流的。萧统在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史上功不可没。
萧统在给自己兄弟的书札中，也处处体现出这些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梁元帝萧绎曾封湘东王，著有《金楼子》一书，文才卓然，广有影响，但为人阴微猜忌。唐代史学家姚思廉在《梁书》卷五《元帝本纪》中说他政治上虽有成就，帮助削平侯景之乱，自立为帝，但为人“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而萧统为人仁厚，他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与萧绎存在很大分歧。但他尽量求同存异，通过对话来交换看法。萧统对于萧绎诗文的新丽并不完全否定。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指出：“得疏。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发函伸纸，阅览无辍，虽事涉乌有，义异拟伦，而清新卓尔，殊为佳作。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观汝诸文，殊与意会。至于此书，弥见其美。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学以聚益，居焉可赏。”萧统一方面赞美萧绎作品的善于想象、清新卓尔、富有新义、文采斐然，另一方面则婉曲地向弟弟提出了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他赞扬萧绎在这方面的成就，称自己愧不能及。这些不只是客套话，而且也在婉示萧绎等人，要继续向着这些方向而努力，其中也隐含批评萧绎之作尚须改进的意思在内。这些都是通过对话倾心交谈的结果。萧统接着审己度人，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爱好，以及对文学事业的酷嗜：
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余，陟龙楼而静拱，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于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
密亲离则手为心使，昆弟宴则墨以情露，又爱贤之情，与时而笃。冀同市骏，庶匪畏龙，不如子晋，而事似洛滨之游，多愧子桓，而兴同漳川之赏，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徐轮博望，亦招龙渊之侣。校核仁义，源本山川，旨酒盈垒，嘉肴溢俎，曜灵既隐，继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连篇，在兹弥博。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汝既须之，皆遣送也。
萧统在这封书札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身边文士深相交纳、仿效曹丕与邺下文人的故事，登临山水，观赏风景，感兴而发。他坦言自己在政务与读经之余，热爱自然、感兴赋诗的创作爱好。萧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作送给弟弟阅读，并期望他加以批评与指正。
毋庸置疑，萧统在思想深处与两个弟弟在文学观乃至人生观上有着很深的分歧。观《梁书》的记载可以见出大概。例如，萧统与他周遭的文学人物编选了《文选》，而萧纲与他的文学侍从徐陵等人则编选《玉台新咏》。这两部文学总集中的美学观点很不相同，但又交相辉映，各有特点，一部是雅文学的总集，另一部则是俗文学的诗集。萧统与萧纲由此还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文学流派。不过，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两大文学流派与曹丕、曹植文学集团的争斗不同，没有染上政治斗争的色彩，更没有发生政治倾轧与杀戮的悲剧，不像曹丕因丁仪兄弟参与曹植集团而对其加以杀害。萧统身为兄长，尽量利用兄弟亲情关系，通过款款交谈来求同存异。而曹丕和曹植与身边的文士多有交流与对话，但是从目前看到的文献来看，他们兄弟之间并无书札交流文学创作方面的心得体会这一点萧氏兄弟要胜于曹氏兄弟。梁武帝萧衍富于才学，对当时的许多文士是不喜欢的。比如沈约、何逊、吴均、刘峻等人都被他厌弃，但他也没有像曹操杀杨修那样杀过文人。（《梁书·文学传·刘峻传》记载：“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这一点大约也影响到他的儿子与文士的关系。
在《答晋安王》一书中，萧统也像与萧绎交谈一样，真诚地与弟弟萧纲交换看法：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爱好，无忘所能，日见其善，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复，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痗，方证昔谈，非为妄作。萧统称道萧纲诗文，首尾干净，余味悠久，令自己反复展玩而不能罢休，还说自己是他的诗文之知音。这些话固然有客套的成分，但是也并不尽然，因为萧统在自己的文学观念中至少在因物起兴、感兴为诗这方面与两个兄弟有着共同的爱好。萧统在这封信中感叹自己的以文感兴：
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礼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唯籍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已，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摄养得宜，与时无爽耳，既责成有，寄居多暇日，殽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间无人，致足乐也。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诚至，无俟旁求。举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风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维，未克棠棣，兴言届此，梦寐增劳，善护风寒，以慰悬想，指复立此，促迟还书。
萧统在这封书札中，满怀情感地谈到自己在公务与经书之暇登高赋诗、赏景感兴的情形。可知他虽也服膺儒学，但同时也有着建安时代曹丕那样的雅兴，在登高赋诗、即景而作方面，有着独特的感受与表现。
萧纲尽管与萧统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但是他尽量发现乃兄的道德文章价值，在阐述萧统中进行对话，表现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萧统死后，萧纲作《昭明太子集序》，首先赞美萧统的仁厚之德与为人之道，体现出传统的儒家文论人品与文品一致的观点：“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孔称性道，尧曰钦哉。武有来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观点与萧统《文选序》中的观点比较相似。接着萧纲列举赞扬了萧统的“十四德”，其中就有关于他接纳人才、奖掖后进的事迹：
垂慈岂弟，笃此棠棣，善诱无倦，诲人弗穷，躬履礼教，俯示楷模，群蕃戾止，流连于终燕，下国远征，殷勤于翰墨，降明两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纡作贰之重，弘临菑而共馆。此三德也，好贤爱善，甄德与能，曲阁命宾，双阙延士，剖美玉于荆山，求明珠于枯岸，赏无缪实，举不失才，岩穴知归，屠钓弃业，左右正人，臣僚端士，丹毂交景，长在鹤关之内，花绶成行，恒陪画堂之里。雍容河曲，并当今之领袖，侍从北场，信一时之俊杰。阙岂假问谢鲲于温峤，谋黄绮于张良？此四德也。
最后才是对萧统的解读。有意思的是，如同萧统解读陶渊明一样，萧纲对于乃兄的文才解读与阐释也充满着主观体会：
至于登高体物，展诗言志，金铣玉辉，霞章雾密，致深黄竹。文冠绿槐，控引解骚，包罗比兴。铭及盘盂，赞通图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则，碑穷典正，每出则车马盈衢，课无失体，才成则列藩系缶，近逐情深。言随手变，丽而不淫。
显然这里面有着萧纲自己对文学风格的爱好与审美趣味。梁武帝在萧统去世后所写的悼词一方面追忆萧统：“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另一方面也赞美他的诗文风格华丽婉约：“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这些都说明人们在对话中加入了各自的审美判断，父子与兄弟之间的和而不同，通过对话进行了交流。曹丕《典论·论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气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强行为之，萧氏父子兄弟为此作了注解。
在梁代帝王中，新进论的代表人物为萧纲与萧绎。他们的文学观与昭明太子萧统的中和文学观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以萧纲最为活跃。萧纲（503—551），是梁武帝的第三子，即梁简文帝，曾被封为晋安王。他与兄长萧统和弟弟萧绎一样，都是嗜好文学艺术并有相当修养的帝王人物，也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记载：
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既长，器宇宽弘，未尝见愠喜。方颊丰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
博综儒书，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蕃政，所在有称。
从这些记载来看，萧纲年少时即以文才显名，辞采出众，被武帝称作梁室之曹植。他博览群书，学无所碍，儒道玄佛兼修，体现出梁代学术文化兼容并包之特点。《南史·儒林传·戚衮传》载：“简文在东宫，召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皆失次序。时衮说朝聘义，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可见他手下的文士都善于对话与论辩。（从简文帝“宴集玄儒之士”一语来看，这是一场有关玄学和儒学的论战。《南史》卷七六《隐逸传·马枢传》：“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参加这场辩论的有道俗听众两千人，主持人是梁邵陵王萧纶。）萧纲虽然在治绩上成就并不卓著，但是其作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却是当之无愧的。其属下的徐陵等著名人物，编成广有影响的《玉台新咏》，也表现出这一派的文学观念与萧统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以及基本文学观念的相似，所以这种差异更能体现“和而不同”之美。《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记载：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萧纲与萧统相比，文人气更浓一些，读的书与写的书似乎也更杂一些，儒道玄佛无所不包。萧纲与萧统一样，带有建安年代曹丕与曹植养士的风习，喜欢结交文士，写诗伤于轻艳，当时号为宫体。传说他让徐陵编《玉台新咏》也是一种忏悔行为。所以唐代《梁书》的作者评价说：“史臣曰：太宗幼年聪睿，令问夙标，天才纵逸，冠于今古。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但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这正是他与萧统等人和而不同之表现。他有着自己的文学观念与人生观念，是受到整个六朝时代文学氛围的影响。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他这样训诫自己的儿子：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惟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萧纲告诫儿子，立身先须学习，但文章可以有所不同，不妨放荡。这样的家诫对照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文章》对于儿子的训勉，真有天壤之别。虽然萧纲也告诫儿子要重视学习，立身行事其唯学也，但是奇怪的是他却要求儿子将立身与文章分开，这与传统的儒学观有所不同。历代的儒家教育子弟都是将诗文与做人合为一体的。孔子对儿子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这种传统当然有它好的一面，就是将人品与文品结合起来，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将文学与道德完全联为一体。事实上，文学并不仅仅只有道德教化功能，还有娱悦情性的功能。从这方面来说，萧纲强调文章与做人的分开也有它的积极的一面。这正是魏晋以来文艺独立意识的表现。萧纲所说的“放荡”既有轻艳的意思，也有解放思想的意义。他重视文学的独立性与抒情性也有积极的意义。对此不可一概否定。
萧纲在《答张瓒谢示集书》中，曾与友人坦率地谈到自己对文学功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