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道教声势浩大，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历来治道教史者，都很重视唐代道教史的研究，且已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近人卿希泰、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大作对此更是有系统的论述。（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编《隋唐道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隋唐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拙作在撰写过程中，受两位先生的大作启发良多，曾多处参考两位先生的大作，特此致谢！）但是，关于唐代道教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道教在唐代取得了很大发展，唐代诸帝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和扶植过道教，其中尤以初唐、盛唐和晚唐最为突出，形成唐代道教发展的三个高潮：初盛期、繁盛期和复兴期。道教活动的盛行，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唐王朝在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曾经得到道教教团的大力支持。道教徒们为李渊起兵制造谶纬符命，积极参与李渊建唐的军事行动，而且还通过霍山神话和羊角山神话与李唐王朝攀上了亲戚关系。（关于霍山神话：李渊晋阳起兵南进途中，受阻于灵石一带，据《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载：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亚，吾当济师。’高祖曰：‘此神不欺赵无恤，岂负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关于羊角山神话：武德三年（公元619年），秦王李世民出兵河东反击刘武周，战事起初进行得颇不顺利，据《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这两个神话都没有提到太上老君，但是到《混元圣记》卷八中叙述这两件事时，前一故事被改造成了霍山神受太上老君所遣，后一故事中的白衣老叟更是被直接塑造成了太上老君的形象。后来，唐王朝也分别在霍山和羊角山立庙祭祀老君。道宣：）李唐王室为了提高和神化皇室的地位，又借用与老子同姓而重视道教，极力尊崇老子、神化老子，并以老子显灵的名义来编造政治神话，以适应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以后，唐高祖正式下令宣布：“老君是朕先君，尊祖重亲，有生之本。”（《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藏》第五十二册，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3。同时颁布《先老后释诏》叙三教先后位次说：“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道宣：《续高僧传·慧乘传》，《大正藏》卷五〇。）”唐太宗再次强调“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宣布“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从而明确了道教在三教中的优先地位。经过唐初二帝的倡导，到高宗统治（包括高宗、武后共治）时期，唐皇室更是尊崇道教，形成唐代道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首先，统治者大搞崇老尊经活动，竭力神化老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和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唐高宗先后两次制造老君“显圣”神话，借此掀起崇老高潮。（参见贾善翔：《犹龙传》卷五。关于仪凤四年（公元679年）老君显圣的神话，又见员半千的《尹文操碑》：“仪凤四年，上在东都，先请尊师于老君庙修功德，上亲临，宫人咸往。上及皇后、诸王、公主等同见老君乘白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腾空而来，降于坛所，内外号呼，舞跃再拜，亲承圣音……”参加编造这个神话的，除了高宗本人外，主要是道士。日本著名道教学者德忠认为霍山神话为道士们的“杰作”（参见德忠撰，萧坤华译：《道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同样“老君显圣”的种种神话，也离不开道教徒们的编撰。就是这个道士尹文操还曾奉敕编撰《玄元皇帝圣纪》一部，凡十卷，总百十篇，缮写进之，高宗大悦，乃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之职。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楼观道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一直比较兴盛，就是因为它在神化皇权的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所以才受到唐前期诸帝的青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武后东封泰山以后，又亲临传说中的老君故里亳州谷阳县，凭吊老君庙，下令扩建祠堂，“庙置令、丞，以供荐飨。仍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宗姓特给复一年”；再次重申老君是“朕之本系”，并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参见《唐大诏令集》卷七八《追尊玄元皇帝制》。），首开给老君上尊号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唐会要》卷七五《明经》。）根据这个建议，在科举考试中首次加试老子《道德经》：“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又进一步申令：“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这样，道家哲学和道教经学就在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唐代科举考试中，争得一席之地，为道举科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其次，唐政府制定了许多崇道方针与政策，开展了一系列求仙访道活动。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唐政府颁布了“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的政策（关于下敕的时间，文献记载不一。《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记在仪凤三年，《混元圣记》卷八和《犹龙传》卷五则记为仪凤四年，而《历代崇道记》则记在乾封初高宗上老君尊号之后，但其所述内容基本上一致，据员半千的《大唐宗圣观主尹文操碑》所记，似乎应该在仪凤四年。）。宗正寺是掌管“天子族亲属籍”（《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的重要机构，高宗的这一举措意在通过确认道徒为其本家、在抬高道士地位的同时，进一步神化李唐皇室，巩固其统治。高宗还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求仙访道活动。《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序》载：“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他之所以频繁地接触方士道徒、求仙访药，主要是出于养生的需要。他曾召道士万振问以治国养生之道（参见赵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一，台北，自由出版社，1968。），又令道徒刘道合为他烧炼金丹；尤其是道教主流派茅山派的宗师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都受到高宗、武后的尊礼，更加密切了皇室与道教的关系，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唐高宗还曾大规模地兴修道观、度人入道，并搜集、整理、汇编道教经书，推动了道教的理论化建设。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借泰山封禅之机，下令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普置道观一所。（参见《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又下诏：“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全唐文》卷一三《改元弘道大赦诏》。）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高宗、武则天曾以其爱女太平公主为女冠，并于颁政坊置太平观。唐代后妃公主入道成风，此实为开风气之先。至于大规模搜集、整理、汇编道教经书也有多次，如为皇太子李弘追冥福，高宗、武后曾组织编写了《一切道经》三十六部，凡七万卷之多。在现存敦煌遗书中，就有这一时期编写的道经文本，如《洞渊神咒经》卷一及卷七末均题有“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字样，这对于保护道教文化典籍起了重要作用。高宗时期的道教理论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就是道教依托道家，发展出了盛极一时的以注老解老为主要特征的重玄之学。当时重玄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李荣、成玄英、孟安排、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人，大都受到高宗、武后的礼遇，有的还多次代表道教参加内殿论对，对重玄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高宗、武后的交相推动之下，道教重玄学盛极一时。
由于唐高宗尊崇道教，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的发展。道教在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建设的基础之上，势力得到增强，形成了唐代道教发展的初盛局面。
二
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极盛期。《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踪仙迹，滋于岁月。”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各地频献“祥瑞”，争言老子“显灵”，“群臣表贺无虚月”（《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九载十月。）。形成唐代道教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与高宗、武后时相比，唐玄宗崇道有自己的特点，在许多方面还有新的发展。
第一，在崇老尊经方面，除了继续效仿高宗朝的一些做法外，还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如在全国普建尊祀老子的玄元皇帝庙，不断给老子追加尊号，创设太清宫斋醮制度，亲自注疏老子《道德经》，将老子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唐代兴建老君庙，规模最大的有两次，都在玄宗统治时期，当时两京、诸州及五岳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为了与一般道观相区别，突出老子的地位，玄宗还下令“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在太清宫，供奉着用汉白玉雕刻的“玄元圣容”和“玄宗圣容”，配祀有唐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以及孔子、庄子、列子、文子和庚桑子等诸子像。（参见《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卷二四《礼仪志四》。）唐玄宗还亲自礼谒祭献老子，频繁给老子追加封号：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加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载又加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更加号为“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将老子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唐代一共给老子追赠尊号四次，其中玄宗朝就有三次。他还下令“自今后每至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序昭穆”（《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这样，就将李唐皇室与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巩固其统治。天宝以后，皇帝朝享太庙，必先朝献于太清宫成为常制。从此以后，这些尊祀老子的道教宫观成为各级政府开展崇道活动的政治场所。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唐亡，从而奠定了老子在道教中的至尊地位。唐玄宗还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起，用了十年的时间亲自注解《道德经》，并在各地普建经幢。在敦煌道经写本残卷中，就保留下来了他的注释本。
第二，进一步提高道教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正式设立崇玄学与道举。唐玄宗对道教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非常欣赏，追赠以各种尊号，以示荣宠。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下诏追尊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唐会要》卷五〇《杂记》载：“庚桑子号洞灵真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又追封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为太师，道教茅山宗的开山祖师、南朝道教的集大成者陶弘景为太保。（参见《唐会要》卷五〇《杂记》。）他还结交了不少高道异人，或与他们探讨治国之道，用其参谋决策；或是欣赏他们的才华，留在朝廷为其文治增色。他曾先后接受茅山宗师司马承祯、李含光的法箓，拜道士叶法善为鸿胪卿、封越国公，常于“听政之暇，屡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宣宏益”（《全唐文》卷二二《赠叶法善越州都督制》。）。道士尹愔被任命为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史馆事，领修国史之任。（参见《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尹愔传》。）另外，受到玄宗礼遇的道士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值得一提的是，崇玄学和道举科的正式设立。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道举科的设立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步入仕途又增加了一条门径，推动了社会上研习道家经书的热潮，加速了道教的理论化建设，有利于道教的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