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悉达为扶风郿人，但他却纠合乡人保居新蔡。据《元和姓纂》卷六，其祖上早在永嘉之乱时，就已南渡居于新蔡，经两个世纪的发展，鲁氏已成为当地豪强。悉达率部曲降梁后，与弟广达活动范围基本不出豫州地区，其父亦曾任新蔡、义阳二郡太守。马仙琕与鲁氏同籍，南齐末，为南汝阴、谯二郡太守，以在豫州边境抗胡有功，迁豫州刺史。降梁后，基本活动在司、豫地区，平蛮抗胡屡立功勋，情况与鲁氏相类。这证明鲁氏及马仙琕南下后迁于江淮地区而未留居雍州。或者与裴叔业家族相似，先迁于雍州，再徙于豫州。（参见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总之，从鲁氏及马仙琕活动情况分析，他们是江淮“伧楚”而非雍州豪族。申胄、徐元称籍贯不详。刘宋有申坦、申恬曾仕于南燕政权，宋武帝平广固，申氏南迁淮水附近，以后屡仕边州。（参见《宋书》卷六五《申恬传》。）南齐申希祖曾长期镇兖州、司州。申胄或是其族人。又有名徐元瑜者，为齐末重将，《南史》卷五三《昭明太子传》记载，当时人以元瑜降梁、昭明太子出世及萧颖胄暴卒为“三庆”，此人与可能出自高平金乡徐氏，与徐元称同族。
《梁书》卷一七《马仙琕传》载：“义师至新林，仙琕犹持兵于江西，日抄运漕。建康城陷，仙琕……乃解兵归罪。”不唯豫州马仙琕，江淮地区其他“伧楚”豪帅于天下未定之计，亦不附结萧衍。《梁书》卷二四《萧景传》载：高祖义师至，以景为宁朔将军、行南兖州军事。时天下未定，江北伧楚各据坞壁，景示以威信，渠帅相率面缚请罪，旬日境内皆平。这些据坞自守的江北渠帅和上引侯景乱时豫州鲁悉达兄弟置顿居守的情况相类，他们拥有的潜在力量十分强大，梁武帝率荆襄军东下所遇到的阻力之一就是这些拥兵自重，各据一方的江淮“伧楚”豪帅。对他们一般只能以安抚代替围剿。江淮豪帅亦有附于梁武帝者。郑绍叔，荥阳人，世居寿阳。郑氏自刘宋以来就是豫州著名豪族，义嘉之乱，郑墨曾率子弟部曲万人起义，响应政府，见《宋书》卷八七《殷琰传》；郑瑗以豪帅身份劝降殷琰，见《宋书》卷七九《刘诞传》。南齐萧遥昌刺豫，欲引绍叔为己用，未果。梁武帝为雍州，绍叔西上归附。梁武帝起兵，以绍叔监江州事，并督江、湘二州粮运，事无缺乏。（参见《梁书》卷一一《郑绍叔传》。）不过萧衍起兵于襄阳，由地理因素决定，像郑绍叔这种早已结附萧衍的江淮豪帅毕竟少而又少，而多数江淮豪帅则拥兵自守，抵抗西军。
梁政权建立后，淮蕃海捍仍以江淮“伧楚”为主而杂以雍州豪族，马仙琕事迹已上述。夏侯亶，豫州著名豪族，夏侯详之子。天监八年（公元509年）任司州刺史，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师北伐，先以裴邃为统帅，邃卒，复以夏侯亶继之，频战告捷，收复寿阳置豫州，被任为都督豫州缘淮、南、豫、霍、义、定五州诸军事，豫、南豫二州刺史，轻刑薄赋，务农省役，深得百姓之心。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卒于任内。其弟夏侯夔亦屡镇边州。出任豫、南豫州刺史，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赡济贫人，为境内所赖，远近归附。（参见《梁书》卷二八《夏侯亶传》、《夏侯夔传》。）郑绍叔，天监三年（公元504年），魏军围合肥，绍叔督军镇巢湖东南之东关，四年，为司州刺史，缮甲修兵，广田积谷，招抚流民，为百姓所安。（参见《梁书》卷一一《郑绍叔传》。）明山宾，博通经传，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达，为梁代著名儒士。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出为持节、督淮诸军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始离任，五年，复摄北兖州事，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卒于州。（参见《梁书》卷二七《明山宾传》。）山宾以文士出镇边州，当亦因其在淮水有影响之故。
南齐始，江淮“伧楚”以军功厕身清途，致使名实混淆。梁代，这种情况并无大的改观，钟嵘因此上言武帝，请求对江淮“伧楚”的仕进之途加以限制，以“绝其妨正”。其实，江淮“伧楚”地位之上升是百余年的发展及当时形势所使然，梁武帝个人并不能改变这种现象。“我之有州，频仍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反映了江淮豪帅和其宗族乡里的密切关系，夏侯氏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反映了江淮豪帅所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任何政府对此种关系和此种力量虽有时压抑打击，但更主要的是拉拢利用。裴邃为人所告，左迁始安太守，梁武帝复以之抗魏就证明了这一点。（参见《梁书》卷二八《裴邃传》。）
不过，梁政权毕竟不同于齐政权，其武装力量来自雍州，而非江淮，这一点江淮豪帅也有所认识，他们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在新朝或深存降挹，或拥兵自重，以观时变。《梁书》卷一七《王珍国传》载：以功授右卫将军，辞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师……出为使持节，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秦梁二州刺史……以无功，累表请解，高祖弗许。王珍国原籍徐州，其父屡任徐州刺史，在当地颇有影响，王珍国以降将身份，拒绝出镇刺徐，乞留京师，以后出镇梁州，又以无功，累表请解，目的在明其冲退之志，以消除梁武帝猜嫌。陈伯之降梁，心怀翻覆。但梁武帝以其拥有重兵，难以处置，仍以其为江州刺史。不过，陈伯之臣非代党，以降将身份拥强兵在江州，时有自疑之意，在僚佐的鼓动下，陈伯之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带兵降魏。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伯之复降梁，梁武帝虽以之为使持节、都督西豫州诸军事、西豫州刺史，但以其反复无常，未之任，便将其调入建康，剥夺了其兵权。《梁书》卷一七姚察曰：“王珍国、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齐末咸为列将，拥强兵，或面缚请罪，或斩关献捷，其能后服，马仙琕而已……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鲜，故不为之传。”申胄、李居士入梁事迹无载，徐元瑜入梁曾任广州刺史，但为其后任乐蔼所杀。（参见《梁书》卷一九《乐蔼传》。）申、李、徐三人入梁事迹鲜少，史臣不为之立传，反映了南齐降梁之江淮豪帅在梁代的遭遇，其实，不唯如王珍国这样的降将谦冲退让，与萧衍同举义兵的夏侯详亦是如此。《梁书》卷十《夏侯详传》载：州城南临水有峻峰，旧老相传，云“刺史登此山辄被代”。因是历政莫敢至。详于其地起台榭，延僚属，以表损挹之志。
夏侯详虽与萧衍同创大举，但夏侯详属荆州系统，萧衍则属雍州系统。荆州刺史萧颖胄卒后，夏侯详便谦冲退让，“（齐）和帝加详禁兵，出入殿省，固辞不受……寻授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详又固让于憺（萧衍之弟）”。梁政权建立后，夏侯氏以拥有重兵受到萧衍重视，但同时也容易遭到猜忌，夏侯详明白自己的处境，事事以谦退为主，每迁职，累表辞让，并登峻峰以表其损挹之志。以后，夏侯夔之子夏侯洪以祸害百姓，为夔奏系东冶，死于徒（参见《南史》卷五一《萧正德传》。），此事未必能说明夏侯夔的公正无私，倒反映出夏侯夔借此事以表明自己对梁政权态度的曲折心态。总之，梁代江淮“伧楚”虽仍担负着淮蕃海捍的重任，但由于特殊原因，其活动不如南齐时那样突出，只是在侯景乱梁时，他们才又重新惹人注目。侯景以马步八百人降梁，并无多少力量，但他据有寿春，梁政府复以之为豫州牧（《南史》卷八〇《贼臣·侯景传》云，景为南豫州刺史，梁代南豫治合肥，豫州治寿春，侯景即据寿春，当任豫州牧，不会任南豫州刺史。），给了他发展势力的机会。《梁书》卷五六《侯景传》云：“景既据寿春，遂怀反叛，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卒。”按，市估原是东晋南朝的一项苛政，历来为民所苦（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50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田租亦十分沉重。侯景免除市估及田租是一项深得人心的举措，后来他给梁武帝上表说：“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可以想见，这些“颇怀优复”的寿阳民众对侯景是何态度，寿阳民众因此应募的也会大有人在。另外，势力强大的夏侯氏也为其所用。以后侯景攻陷历阳，羊侃向梁武帝建议，遣兵袭取寿春，以覆其巢穴，侯景必然失败（参见《梁书》卷三九《羊侃传》。），亦可见寿春对侯景的重要性。除豫州外，江淮其他地区的“伧楚”或人无战心或响应侯景，总之，侯景在江淮地区没有遇到有力抵抗，此为其进兵顺利之重要原因。《南史》卷五二《萧泰传》载：“江北人情犷强，前后刺史并绥抚之。泰至（谯）州，便遍发人丁……于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按，谯州乃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割北徐、豫、南豫州三地而成。（参见洪孙：《补梁疆域志》，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这一地区自东晋以来便以民情粗犷善战著称，亦为豪族群集之地，故前后刺史以绥抚为主。萧泰为州，不恤士庶，致使人皆思乱，遂使此民情犷强之地轻易为侯景占领。北兖州情况与谯州大致相同。《南史》卷五二《萧祗传》说，萧祗任北兖州刺史，侯景乱发，与从弟萧退密谋起兵内援，但州人反城响应侯景，祗遂奔东魏。州人反城应景之原因不得而知，大概亦是萧祗不得民心之故。江淮豪帅亦有举兵观望，以待时变者，鲁悉达兄弟聚乡人保新蔡就是这种情况。又《陈书》卷一三《荀朗传》，荀朗为颍川颍阴人，“侯景之乱，朗招率徒旅，据巢湖间，无所属”。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侯景自采石济江时，马数百匹，兵千人。又《南史》卷八十《侯景传》：梁武帝问景：“初度江有几人？”景曰：“千人。”“围台城有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帝俯首不言。《梁书》未载二人对答之辞，《通鉴》卷一六二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所载与此同。有人据此认为侯景渡江确实只有千人，并对侯景以千人军士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感到难以解释。其实，随侯景渡江的士兵远逾千人。《南史·侯景传》载，景济江时有八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亦作“八千人”。笔者认为《南史》及《通鉴》所载是正确的，《梁书》当有脱文。据《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武帝太清二年载：“景以安北将军夏侯夔之子为长史……遂去‘夏’称‘侯’，托为族子。”可见，早在驻守寿阳时，侯景就已和当地豪族夏侯氏结成密切关系。又据《梁书》卷二八《夏侯夔传附子夏侯传》，“常停乡里，领其父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渊明彭城战没，复为侯景长史。景寻举兵反，前驱济江，顿兵城西士林馆”。我们知道夏侯夔有部曲万人，夏侯随侯景叛乱，其部曲当成为侯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而且侯景早在盘据寿春时，已将城内居民“悉召募为军士”，二者相合，侯景应有相当强的兵力。夏侯前驱渡江，其部曲虽未必皆从，但数量不会太少，而且值此关键时刻，侯景虽未必倾巢出动，但又怎么会只率千人渡江，视成败系于此举的渡江大事为儿戏呢？至于侯景对答梁武之辞，言其反叛之初，兵力甚少，围台城时增至十万，不过借以表明其行动如何深得人心，以打击梁武帝的信心，所谓渡江千人云云并非实情。
总之，侯景举兵，能迅速攻占江北地区并驱兵渡江，对建康形成包围之势，与江淮豪帅的支持不无关系。后来，侯景以夏侯为豫州刺史，夏侯威生（当为夏侯族人）为南豫州刺史，裴之悌为合州刺史（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武帝太清三年；《梁书》卷五六《侯景传》。），意在利用诸豪帅的影响，以经营其巢穴。只是以后江淮地区尤其豫州之地为东魏占领，侯景这一举措难收其效。侯景巢穴即失，兵败后无所依托，只得东奔三吴，最终为人所杀。
四、结论
江淮豪帅是南朝社会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一般说来，他们既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同时又以武勇善战著称，但他们既不同于以文化相尚的高门甲族，又不同于出身低微的寒门将帅。以文化论，江淮豪帅长于经传，而高门甲族则善谈玄理；以武装力量论，江淮豪帅以门宗部曲众多，受到政府重视，而寒门将帅则门单势孤，他们更需凭借自己的将略才干以求显达；以地域言，包括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南兖七州；以成员论，既有自晋以来徙居此地的裴氏、夏侯氏、郑氏等豪族，又有刘宋泰始年间（公元465—471年）青徐四州及淮西五郡失陷后迁移至此的刘氏、王氏、垣氏诸强宗。江淮豪帅在刘宋早中期活动并不突出，究其原因，刘宋政府尚有自己的力量——北府兵可以依赖，自不必借重于此种武装集团。宋齐之际，萧道成镇淮阴，谋求篡位，遂引此种力量以为已助。南齐政府就是在江淮豪帅的支持下建立的。之后，他们涉入南齐政治斗争而不能自拔。他们或因支持豫章王萧嶷而遭受齐武帝压抑打击乃至诛杀，或因密谋拥立竟陵王萧子良而见疑，或因协助齐明帝篡位而得重用，或因随萧遥光叛乱而被屠戮。总之，南齐每次重大政治斗争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他们和南齐政争息息相关，从某一角度而言，南齐历史就是江淮豪帅的发展史。
梁武帝雍州举兵，顺流伐齐，实际就是雍州强宗与江淮“伧楚”的对抗。江淮“伧楚”倒戈降梁，使南齐终致灭亡。梁政权下的江淮豪帅因臣非代党，而心存降挹，其活动远不如南齐时那样频繁。侯景乱后，江淮地入北齐，南北划江为界，所以入陈以后，我们便很少见到江淮豪帅在南方的活动了。
《宋书》卷五一《刘义欣传》载：“时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此处所指是刘宋时的情况，其实，刘宋泰始以后，由于青徐四州及淮西五郡的丧失，江淮地区成为南北对立的缓冲地带，这种江淮地区长吏悉叙劳人武夫的现象更加突出，所谓“淮蕃海捍，本出北豪”正是这种现象的根本体现。江淮豪帅在这一地区的潜在影响，非任何人所能替代。齐梁政府要维持这一地区的局势，抵抗北朝的进攻，只能依赖江淮豪帅而没有其他选择。可以说，“淮蕃海捍，本出北豪”是在南北对立、以淮水为界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不惟南朝捍御疆场要依靠江淮豪帅，北朝亦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齐、梁边州刺史多有“通虏”意向，而北朝边将受到怀疑便举兵南奔。这种可南可北的地理环境固然有利于江淮豪帅维持家族势力于不坠，但同时也使他们和南北政府关系始终若即若离，难以融洽，甚至受到政府的猜嫌疑忌，这也是他们在南北朝时期地位难以稳步上升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