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宇的职业感言
2006年4月1日，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任新民院士做了手术，术后不幸感染，随即他从肿瘤专科医院转入航天人的“娘家”，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抢救小组，李晓宇担任抢救组组长。她说，“毕竟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任老入院时高烧不退，各脏器功能都不好，血压高到200，一侧肺部已经出现实变，呼吸十分困难，心、肾衰竭，尿血，最严重的时候，吸着氧气，血氧分压才60毫米……别说了。当时北京市二十多位专家都来了，各说各的方案……怎么办？我没乱，我就牢牢抓住对病人所有体征的测定，时时掌握病情的各种细微变化，并且对每个治疗措施，每个用药环节，每次抢救的方案都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决断……”
38天，任老总算挺过来了，而且康复得很好。李晓宇和她的抢救小组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其实让李晓宇最感欣慰的不是20万元的奖励，而是老院长一句痛感惋惜的话：“李晓宇呀，是我耽误了你，你本来应该是个很好的医生，而且可以成为很好的专家。”
一
老院长的惋惜已经无法挽回。12年前这位当时在任的老院长做出了一个自认为正确的决定，他将李晓宇调离临床专业科室，转而去做行政管理。很多时候人的命运就这样在听命中游离了正轨、本意。
其实李晓宇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缺少自我主宰的成分。考大学时她的志向根本不是医学。“我父亲做事很武断的，填报志愿的那会儿哪里由得了我，全是父亲说了算，结果我的志愿表上一水儿的医学院校。我想可能是因为李家祖上是郎中，到父亲时断了，他要把这点中断祖业的遗憾压到我的身上。”
李晓宇上学早，又赶上中学十年制，20岁那年她已经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同年开始做医生。今年42岁的她已经行医22年。现在她倒很感激父亲，当初为她选择学医一点没错，时间越往后她越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正是她所爱。
李晓宇真正接触临床是1984年，那年是大学实习，她最先被分在外科。“那时候我要求自己赶在八点之前给所有的病人把药换好。你想想一个病人怎么也得十几分钟，所以我多半五点钟就起床了……一点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做。夏天有些腹腔感染的病人换药，别人觉得脓肿清理又臭又脏，我倒不觉得……”
对于“苦”的体味和承受能力可谓千人千样。李晓宇对“苦”的感受更多的来自于心理，她最受不了的是父亲对她的高压和管束。据她说小的时候只要能让她放开了手脚做自己的事，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周末，从图书馆抱了厚厚一摞书，一个晚上没喘气地就把《飘》的上中下三本全看完了。那叫一个痛快，完全是小鸟出笼的感觉。”
类似的痛快当然会在她的实习中宣泄出来。“我们一起实习的同学不是没有，但是换药的事大都让我一个人承担下来了，再后来包括写病历也都由我包揽了。没别的，喜欢，不觉得那是傻活着累，就觉得干得痛快，挺好的。”
“你做了，病人特感谢你，再说你能帮着老师们做点小事儿，说明自己挺有用的，心里特舒坦。后来我从外科轮转到内科、骨科，到哪儿老师们都欢迎我，虽然还是个实习学生，可我的胸腔穿刺做得可利索了。”显然，除了痛快之外，李晓宇还是极少数的懂得在劳作中获得享受和满足的人。
李晓宇说这种被认可的快慰好像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有了。她把这种快慰说成是脑子真正开窍了。
“那是五年级一节数学课上，老师讲对称轴，我用自己的理解把这个概念表述出来了。当时老师是一脸喜色，我呢，第一次从老师激动的情绪中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而且这种感觉好极了。人特怪，有过第一次就还想有二次、三次。于是我开始用心制造各种各样能讨老师激动的事，希望这样的事来了再来。不知不觉中逼着我养成了自觉预习的习惯。等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在全校已经数一数二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脾气，我一到病房，脑子里所有的事儿都烟消云散了，满脑子就只有病人。”显然，小时候她的所有努力不过是为了博得老师的欢心，而做了医生以后，她最大的快慰就是要讨得病人的满意。”
“我刚开始做住院医师的时候根本闲不住，晚上帮着大夜班的护士配液体，一直配到早上交班。那时病房一般都是一个护士值班，我就帮着护士拔液体。病人一叫，我比护士跑得还快……医院组建心脏监护室那会儿，我特意和护士们混在一起值夜班，整整值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心里可有数了，至少明白了在抢救危重病人时医生、护士该怎么配合……”
“别人都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勤快。眼快、手快、嘴快。还真是的，一般人赶不上我的速度。还是刚做大夫的时候，有一次夜里我收了一个幽门梗阻的病人，因为没有床位临时放在过道里。我下医嘱，天一亮立刻把病人转到病房。结果，第二天下午了，我到科里查房，看到那个病人还躺在过道。这下我可火了，哪有办事那么磨蹭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大夫，火气可大啦。后来护士们都说我特厉害……”
二
性格应该是生性？
我第一次见到李晓宇时，并不认识她，却注意她了。那天是一次活动散场，人多车多，一时间马路上倒车成了问题。原想这种事该是男人的长项，谁料瘦小的她一把拦住身边的男同胞，然后一个箭步钻进车里，接着方向盘被她左右两下，车子顺溜地倒出来了。那天天色已黑，没看清她的长相，听旁边的人说她是航天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直到终于有一天我和她坐下来慢慢聊，从她的成长经历中得出的答案却是另样：人的脾气其实未必天成，倒更像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李晓宇是山东鱼台县鱼城镇人。“我父亲是中学的历史老师，母亲是药材公司的会计。按说父母有收入，家住在镇上，但是我们姊妹三个穿的比农村的孩子都不如，印象中父母从来没给我做过新衣服。记得有一次姐姐表演节目需要一根米黄色的毛线绳扎小辫，也就一尺来长，不是买不起，父亲就是不给她买，弄得姐姐哭得很厉害。”
“父亲严厉得近乎偏执，他总说，我们不可能给你们什么，你们只有靠自己……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是经过世事的人，他的家境曾经殷实，而后来衰落了，这其中的滋味父亲恐怕是尝够了，也尝怕了。”
我猜想，李晓宇的父亲是有意地不让他的孩子们很容易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走过来的人懂得，打小吃糠咽菜，倒不会觉得什么，就怕吃惯了大米白面，哪天突然断了，那时的糠菜可就不是苦在嗓子眼，而是苦在心里了。这位父亲狠下心用“苦”给女儿们垫底，从情理讲是有些过分，但是日后，李晓宇果然对“苦”的体味绝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敏感。
“我不到一岁时曾被放到农村，是姥姥用米汤喂大的，腹泻跟着我一直跟到小学毕业。小时候我比正常的孩子小两个尺码，绰号‘小干姜’、‘小转拉’（当地抽的陀螺）。所以我当医生以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消化科。”
“就我这么一个干瘪小丫头，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叫我提水，提起有我半人高，比我人还粗的一大桶水。长成大人以后，我回到老家重新站到井台上，看着大水桶，脊背上直冒冷汗，心想当年我爸就不怕水桶把我拽了下去……父亲一贯把我当男孩子使，我家的厨房是他带着我一起盖的……”
“8岁那年我从乡下回到镇上插班，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是我的生活能力特别强，不大一点的我已经会用蜂窝煤煮饭、蒸馒头了。我除了承担全部的家务活之外还要加紧补习功课。从那时起到15岁上大学，这中间我一直顺溜着我爸，一点不敢违抗，因为怕挨打。我知道父亲顶顶见不得就是我们哪个人有喘息的工夫，你只要歇下来就觉得背后有一双威逼的眼睛……”
一直到上大学了，李晓宇说她最怕的是从家里到公共汽车站的那段路，虽说只有一公里，却那么漫长。一路上充斥着父亲的训导和哀怨：
“家里都指望你了”；“你可不能……”；“你要是……”；惊恐、压力、忧虑和担当不起，她说自己两条腿经常会软得走不下去。
李晓宇不想隐瞒，“我失去了很多童年的快乐，儿时几乎没有什么幸福感。”
“记得高中时一次数学考试，我为了速度，在求证的过程中省略了好多等号，其实答案是正确的，老师出于严格，分数扣得狠了些。这下父亲可轻饶不了我了。我的这位历史老师的父亲居然就在校园里当众数落我，出言苛刻，一点面子不留。那天晚上，我独自围着学校的池塘转了一圈又一圈，那年我才十三岁……”
但是李晓宇终于没有采取反抗或极端的方式，她顺从了，接受了，也刻骨铭心了。那恐怕是她一生中都难以化解的一个晚上。李晓宇就是这样在父亲的高压下慢慢长大了，成就了她的好强、麻利、不服输、长记性、能吃苦……
“打这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不光注重结果，对过程也同样苛求。包括曾经一起实习的那些同学，尽管最终大家都一样，都当了教授，但是走向教授的过程中我的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的，决不敢减免。”
“比如这些年医疗检查手段越来越丰富了，但是我做医生的思路还是老一套，必须把病人的病史采集全，把物理检查做到位，有了这两项垫底，再加上病人在其他医院的检查记录，几乎不用上机器，我对病情就有基本把握了……2006年，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学习，意外地发现我的老笨办法和美国的医生很一致。原来美国医生也特别重视问诊和物理检查，他们不轻易让病人上仪器设备。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说通过这两个手段，60%的病情都能诊断出来的。后面的仪器检查只是为了印证一下。”
当然，李晓宇爱爸爸，爱妈妈。
“六岁那年我被第二次放回乡下，那段时间彻底没人管了，我到处乱跑，周边的村子放电影，我几乎场场不落。那时农村孩子都是光着脚丫子。直到有一天父亲来看我，发现我走路有点拐，他扳起我的脚掌一看，那么大点儿孩子脚后跟长了五分钱那么大的一个鸡眼。他当时抱着我的脚，心疼得眼泪掉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