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是我们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可是无一次不是逢凶化吉，灾难都成了锻炼我们这个民族的炉火，经过一次锻炼，国家好像更统一了，民族也更团结了。两广的事件的结果是一个贪污愚昧的军阀的崩溃，两个独立机关的取消，全国统一的初步形成。日本的外交压迫的结果是中央对日外交的严正的应付，第一次做到像个样子的对等外交。绥远方面的匪伪侵扰的结果是统一政府主持之下的民族战争的开始，是百灵庙的大捷，绥北的肃清，全国民族精神的大振奋。到了岁暮，忽然又来了一次大灾难，差不多把那垂成的统一事业倒退回去一二十年，差不多把那刚刚大振奋的民族精神又低降到零点。然而那不幸的西安叛变也终于逢凶化吉，年底六七日的全国欢声使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还像个国家，这个民族到底还像个有出息的民族。
多年梦寐里害怕的“1936”，居然度过去了。我们在全国欢呼的喊声里送出了旧年，迎进了新年。全国的国民对于这刚开始的新年当然抱着无限的希望。过去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的磨炼使我们对于新年的期望格外大了，格外乐观了。可是我们必须记得：期望太奢，失望也往往更大。我们必须量布裁衣，量米做饭，不存大奢望，也不会大失望。这是保持乐观的惟一妙法。所以我们今天用最平实的态度，提出几个最平实的期望，盼望今年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做到这几点：
第一，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已展缓多时了。去年10月15日中常会议决，因为国民大会代表未能如期依法办理完毕，大会应延期召集。这样无限的延期，未免使国民绝望了。
这几年逐渐做到的统一，不完全是武力的统一，是外患压迫和交通进步养成的一种全国向心力的表现。如果国家的统一必须全靠中央的武力来维持，那种统一是靠不住的，是假的统一。今日的政治领袖应该明白一个国家的向心力和统一性都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政治习惯。在旧日的统一帝国之下，这种政治习惯的养成也不是驻防军队的力量，乃是科举任官等等文治制度的力量。在今日的民国，教育的功用至今还是统一的最大力量。今日最缺乏的是一个维系全国的政治制度。国民大会的组织虽然有许多缺陷可以受政治学者的指摘，然而这个机关究竟是全国国民推举代表来共同参预国家统治的起点。我们惟实论者都明白：今日由中央任命官吏去治理全国各县，已是不可能的了。今日的国民大会和将来的国会都是反其道而行之，都是要各县推举代表来参预中央的政治。这是今日必不可少的维系全国向心力，培养统一习惯的新政制的起点。所以我们期望国民大会必须在今年召集。
第二，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近年因军事的需要和外患的严重，大家渐渐抛弃了民国初元以来对于行政权太重的怀疑；又因为蒋介石先生个人的魄力与才能确是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了一种信任领袖的心理。最近半个多月中，全国人对他的安全的焦虑和对他的出险的欢欣庆祝，最可以表示这种信任领袖的心理。但是那半个多月全国的焦虑也正可以证明现行政治制度太依赖领袖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爱惜领袖的好法子。一切军事计划，政治方针，外交筹略，都待决于一个人，甚至于琐屑细目如新生活运动也都有人来则政举，人去则松懈的事实。这都不是为政之道。世间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领袖，善做领袖的人也决不应该这样浪费心思日力去躬亲庶务。“决狱责廷尉，钱谷责治粟内史”，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古训。就是现代的独裁国家的领袖，如希忒拉，如墨索里尼，如斯太林，都是不问庶政的，所以都能有闲暇时间做读书思考之用。斯太林更是深藏不露面，不见客，不演说。上月斯太林的演说，报纸说是斯氏执政以来第二次演说。这是深识为政大体的行为。蒋先生在西安被困的经验，应该使他明白他从前那样“一日万几”（几是极微细的东西）的干法与个人是浪费精力，于国家是不合治体。我们盼望他慎选能担负一方面专责的人才，把局部的事务付托给他们。职守明，付托专，然后人人能尽其职。军事和政治都应该这样做。他自己也应该认清他自己的职权所在，专力去做他职权以内的统筹全局的事业。国家今日需要的是从容优豫统筹全局的领袖，不是千手千眼察察为明的庶务主任。
宪政的实行不仅是颁布宪法，依照条文改换政府机关的名称而已。宪政就是法治，而“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政的成功需要法治习惯的养成，而法治习惯的养成又必须有领袖人物以身作则，随时随地把自己放在宪法之下，而不放在宪法之外。英国的前王为了一个女人而牺牲王位，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乃是不爱尊荣爱宪法。那事件的争点是一条很不合时代潮流的不成文法，英国前王的主张也很得许多人民的同情。然而英王终于逊位而去。这真是宪政的精神。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做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古人说：“重为善，若重为暴”；又说：“庖人虽不善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矣。”这两句话最能写出法治的精神。尸祝越俎代疱人做菜，即使做得好菜，究竟是侵官，究竟是违法。“重为善”即是不轻为善。要把不轻为善看作和不轻作恶一样重要，那才是法治的精神。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能明白他的地位重要，希望他无论在宪政之前或宪政之下都能用他的地位来做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领袖。认清自己的职权的限制，严格的不做一点越俎代庖的事，然后人人有官可守，有职可尽，然后人人能尽其才，能忠其事。
第三，我们期望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我们所谓“华北”，当然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在内。此番绥远的作战，当然只是政府解决整个华北问题的一个子目。整个华北问题的解决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与肃清，第三是冀东叛逆的肃清。这三个子目全是我们自己扫除叛乱肃清奸匪的工作，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方当局也责无旁贷。绥远省府主席傅作义将军在长城抗敌之战他的部队打的是最后一仗，此次在绥北之战他的部队打的是头一仗。现在绥远肃清匪伪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我们期望中央政府用全国的力量，领导晋绥冀察四省的军队，在这一年之内完全肃清察北察东冀东三方面的匪伪叛逆。这三省的匪伪叛逆肃清之后，国家才算做到了长城以南热河以西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才算洗刷了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中河北察东的两次大耻辱。华北肃清之后，国家的统一可算是百分之八十完成了。我们然后可以培养国力，观察国际变化，徐图第二步的统一计划。
这三个期望都不是奢望，都是很平易的期望。我们很恳切的期待他们的实现。
二十六年元旦之夜
（原载1937年1月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