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它的历史地位，由于它在思想、政治、宗教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问题，因而吸引了国内外数以百计的研究者、爱好者。实际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太平天国学。
我国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础。粉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三年多以来，太平天国研究从被窒息的状态恢复生机，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曲折的道路有助于我们思考太平天国学本身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本文不是从文献学方面叙述太平天国的研究史，而是在学习太平天国研究史的过程中主要着眼于研究方法的得失所写的一些笔记，对研究成果的介绍大体上只是在这个限度内有所涉及，自然不免挂一漏万。错误之处，尤盼识者指正。
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毁灭了它的文书文献，而仅仅在他们的官方记录和私人文集中，片断地、歪曲地留存了这次运动的形象。20世纪初叶，我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激烈悲壮地斗争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那时的革命志士心目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宣传这次革命运动。如石达开就是他们用来进行这种宣传的人物之一。1902年出版的《饮冰室诗话》内有石达开《答曾国藩五首》，1906年"残山剩水楼主人"印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一册，共二十五首，包括了上述五首。诗作发抒石达开曾中秀才举人而毁家起义以救国救民的抱负。实际上，这些遗诗都是为了"激发民气"而假托的，寄寓的是假托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柳亚子《题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后》（1939）："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共二十五首，自《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笔。时在民国纪元前六年，同讲授沪上健行公学，天梅为余言，将撰翼王诗赝鼎，供激发民气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当时醵金印千册，流布四方，读者咸为感动。"又，柳亚子《题卢冀野辑〈石达开诗钞〉后》说："《饮冰室》所载五首赫然首列，颇有人疑出任公伪造，与天梅不谋而合。"（均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北京，三联书店，1955）这些石达开的"遗诗"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直至近年仍有人"征集"到这些诗，认为是石达开所作。）与此同时的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是当时有影响的著作。（祖国杂志社出版的《太平天国战史》前编，有孙中山序，未著出版年份。按《民报》第拾号有《太平天国战史》上卷三版、中卷初版的广告，称上卷系于甲辰年（1904）初版。）孙中山倡议写这本书并为该书写序称，"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显然，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借太平天国以鼓吹反满革命。编著者说，本书多采译西人从军日记诸书及日本人著作、中国写本，列了英、法、日各种参考书和"中国逸书"，但实际上，书中所记颇多出于虚构。（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引用书目》对此书采用的书目有简略考订。）如书中说，太平军初占武昌，行乡会试，兴国刘某为状元，登台演说驱满兴汉意，民有泣下者。洪秀全在南京谒明陵，祝词称："不肖孙子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规模一遵洪武初年祖制。"如此等等虚构之事，是当时汉族民族主义思想之反映。书中又说，洪秀全建国后，其制度律令半效西法，日登高殿集众演说，日用食事，一宗法制。与人民自由权为主，解妇人拘束，交际之风一变。又说，美国领事以洪秀全为人民争自由，乃东方之大革命，请遣使通好。洪仁玕乃赍国书使美，国书称：朕闻贵国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实与我天朝立国相合。更属子虚乌有，应为当时革命者头脑中民主主义理想的投影。
辛亥革命以后，谈论太平天国已不成为禁事，因而二十年间出现了多种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其中有一些主要是叙事性的，如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1923）。作者对太平天国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它实行了许多新政，有许多新思想，清末民初许多改革都渊源于它，其意义较之民国之墟清尤为重且要。但这本书的主要根据是《洪杨纪事》抄本，即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还有一些则据自传闻或伪托的书。随着太平天国史料的日益发现，这些著作已逐渐失去了价值。
另一些主要是理论性的，是试图从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内容等方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分析的史书。这类书有李一尘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的《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等。它们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或称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或称为市民性的农民革命、农民性的市民革命。它们的观点似乎都渊源于拉狄克的著作《中国革命运动史》。拉狄克说：
中国当时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所以太平天国暴动有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份……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暴风雷雨般的先声，有力的开端。（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拉狄克，第三国际活动家。他的《中国革命运动未见到，此处据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转引。）
根据这种观点，李一尘、张霄鸣等都认为，太平天国以前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客观基础，太平天国建立共产农村公社的企图，很快就被高度发展的商业货币经济所推翻，他们破坏了地主土地占有制，解放贫苦农民，同时又开始建立"派力门"（"议会"）政治，建立进步的司法审判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打出道路。同时认为，太平天国1856年内讧，是阶级矛盾的表现：洪秀全是小资产阶级，即破产的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接触商业资本后趋于腐化；杨秀清是代表工人意识的急进派；韦昌辉是被迫加入革命的地主富商的代表。内讧就是三个阶级的冲突。拉狄克说："工人的意见是欲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小资产阶级就动摇了，而地主就手舞足蹈地屠杀工人。1927年的历史更重演了这出悲剧（指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太平天国的历史，即是1927年北伐中阶级利益冲突的开场白。"（据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转引。）
我们不能说这些书在理论上学术上没有可取之处，但它们主要的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中国当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姑不具论，但拉狄克等对问题的推理过程是不能成立的。以杨秀清为工人的代表，说只有他希望把革命推进到北方，更是毫无根据。所以这些看法也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二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学在史料和研究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特别是30年代起，国内久已湮没的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如它的印书、文书等，当年曾被一些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侵略军带往国外而收藏在博物馆、图书馆里，这时陆续被一些中国学人发现而传回中国。最早传回和出版的有刘复《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和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都在1926年出版）。刘复的十六种抄自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件，其中十四种系太平天国文书，但大多被割裂，量较少。程演生的史料集系据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藏本抄摄，有太平天国的重要印书十篇，其中包括《天朝田亩制度》初刻本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洪秀全的早期著作以及《天父下凡诏书》等。30年代中，萧一山、王重民等先后到英国、德国、法国搜访，抄摄了很多太平天国的印书和文书，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书翰》、《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官书》等，提供了《天朝田亩制度》重刻本、《资政新篇》、《钦定英杰归真》等等多种文献。在国内，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也于1933年影印出版《太平天国文书》一册，其中有李秀成、陈玉成等的一些重要书信、告示。30年代，简又文、谢兴尧还经常在《逸经》等杂志发表关于太平天国的中外史料、掌故。所有这些关于太平天国的真实记录的出版，打开了研究工作的新世界，促进了太平天国研究在30年代的繁荣。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太平天国史事的考订研究方面也有较多的进展。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丛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对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历史过程和政策措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澄清了前一阶段许多以讹传讹的误解。例如关于朱九涛同洪秀全的关系，自同治年间出版《平定粤匪纪略》以来，王定安《湘军记》、汉公《太平天国战史》、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等几十年的旧说，都认为朱九涛创上帝会而洪秀全曾师事之。罗尔纲稽考史料，证明朱九涛为湖南天地会一名首领，同上帝会和洪秀全了无关系，对了解太平天国的兴起过程起了积极作用。又如关于太平天国的历法，过去日本学者所撰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简表，认为天历干支即阴历干支，太平日曜即西历日曜；郭廷以、罗尔纲根据原始资料推算出天历干支较阴历提早一天，太平日曜较西历提早一天，这对研究史事有很大作用。再如关于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思想，在此以前或未予重视，或虽重视而多陷于臆测。（《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中文2版，第16卷，315页。）而这一时期的学者，都重视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分析以研究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制度，同时还注意利用方志和笔记资料，提出和研究《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如此等等，使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认识有了不少进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如简又文等认为这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目的在于推倒清政权而恢复汉族河山。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原因"。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但"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些看法各个不同。简又文强调太平天国的汉满民族斗争的性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是突出的资产阶级偏见。尽管他们有这些不同，在方法上却大都重视考据，重视用逻辑的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事实和过程。不能不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前一阶段著作中的某种主观主义倾向，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纠正。但是，他们重视的是个别的、部分的史事考订研究，其根本缺陷是不能用，有的人甚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解释和驾驭全部过程，这必然要限制他们的视野和成就，甚至造成种种错误的见解。
三
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的重视，成果的丰富，队伍的扩大等等方面，与以前都不可同日而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这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许多地方举办了太平天国展览会、座谈会。在群众和专业工作者配合下，文物、文献不断发现，史料的编纂和出版大规模地开展。1950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一册，收入了向达等从英国抄录的许多重要史料。其后，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包括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零散发表的太平天国文献和清方记载。在罗尔纲的指导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努力下，《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先后出版。此外还出版有《太平天国资料》、《太平天国史料译丛》、《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等。其中，在搜集太平天国各种文书告示和当时人的有关记载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新中国成立以前相比不可以道里计。这就为新中国的研究者科学地认识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这些史料书大都发行较普及，这也便利了太平天国研究队伍，包括业余研究队伍的成长。
在研究工作方面，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初版于1945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它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革命运动，它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这种看法代表了我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整整一个时期。罗尔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稿》、《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和《太平天国史事考》等七种论文集，重在总结他考订研究史事的成果，这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研究力量的成长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事太平天国研究，写出了多种关于太平天国的专书和大批论文，其数量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首屈一指。很多研究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驳了把太平天国曲解为宗教革命或种族革命的偏见，而认为这是一次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伟大革命斗争。同时，对太平天国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讨论。
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关于这次革命的性质，包括它的原因、动力、任务和目标的讨论，是我国太平天国研究史上一次最热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一次旧式农民战争，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基础上爆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正是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反映。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次革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有的还认为它是一次市民革命，《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要求。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具有近代的性质，或在什么意义上具有近代的性质，是十分重要但并非轻易就能认清的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对太平天国本身的思想、政策的性质、作用、后果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还应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性质有切合实际的认识。列宁说："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中文2版，第16卷，315页。）根据列宁的这一意见，如果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似乎需要切实地研究当时中国的全部社会经济是否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或在什么程度上带有这种性质。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当然不是从名词、概念方面所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