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者关于平分土地和把一切剩余生产物归公运用的社会理想，是他们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强烈愿望的产物，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1页。）。他们不了解，社会关系从私有制到公有制这样一种巨大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相应发展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卷，33页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因此，许多研究者在充分评价《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从来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出了它的空想性和它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性。而且，在革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环境中，没有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的旧式农民战争领导人，也不可能实行像平分土地那样的复杂方案。《百姓条例》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根本没有提到平分土地，而只是笼统地宣布财产归公，征集一切剩余的生产物。这种粗放的规定既脱离了平分土地的方案，也就削弱了对群众的号召力，它之不能贯彻是更为显而易见的。据清朝反动派方面的记载说，"此令（按：指《百姓条例》）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其办法是："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贼情汇纂》卷十，《科派》，见《太平天国》，第3册，275页。）这就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下面是太平天国决定实行这一政策的文件：
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奏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事：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仓堆积。如此缘由，理合肃具本章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
御照：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钦此。（《贼情汇纂》卷七，《伪本章》，见《太平天国》，第3册，203～204页。）
这一文件未著录年月。从它提到安徽、江西而没有提湖北这一情况来看，应在1853年9月太平军克复九江（太平天国以九江为江西首府，见《备志纪年》（见《近代史资料》，总34号）。）以后至1854年6月克复武昌以前。在这段时间内，太平天国的人数有很大发展，粮食的需要量急剧增加，《百姓条例》不能贯彻，因而天京城内的粮食供应曾极度紧张，对革命战争的进行产生了严重影响。（天京因缺粮而曾全城吃粥，有人或发怨言，洪秀全亲自做诗告全城军民，中有"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之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11页。）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正是"以充军储而裕国课"为着眼点的。它没有提到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从实践看，它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这样，取消了"租赋"关系的"不要钱漕"的政策，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因支持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而被承认"租赋"关系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取代了。
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说明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有着比个人的动机更为深刻的原因。提出这项建议的杨秀清以及韦昌辉和石达开各有自己的错误和问题，是完全可以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各就他们的不同情况进行切实的分析评价的，但就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件事来说，上引文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它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共同决策，根本不存在梁效等所捏造的有人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而有人要实行"照旧交粮纳税"这样一种路线斗争。
列宁说过："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2版，第1卷，136页。）；如果要把"照旧交粮纳税"作为错误路线来否定，那就应该告诉人们，太平天国在实践中的与之相对立的正确路线是什么。"照旧交粮纳税"的现实同《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确实有矛盾，但它们并不是实践中的对立，不允许任意构筑矛盾双方的体现者来进行无根据的比较对照。如果要说这种矛盾双方的体现者，那么，历史事实倒是告诉我们，它曾在同一个农民战争领导人身上体现。杨秀清在提出"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同时，又在一项文书中申明了"田产均耕"的原则。（参见《1854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史》，第1辑。《金陵癸甲纪事略》关于这份文书的记载说："五月洋人至……书城……数十条。……东贼使翼贼与黄玉崑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见《太平天国》册，664页。）洪秀全批准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1860年后他再次印行《天朝田亩制度》，重申否定地主所有制、平分土地和剩余生产物归公的理想，但他在同一年颁布减征钱粮的诏旨，其中有"尔等四民抛弃家产"、"遗弃家产朕怜悯"（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洪秀全诏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见《太资料》，3～4页。）之句，显然又承认原有的财产关系。如果说实行不废除原有财产关系的政策就是什么"背叛"、"逆流"，那么，洪秀全和整个太平天国革命岂不是也应因此而被全盘否定吗？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他们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但他们进行的无疑是反封建的斗争。不同时期的反封建斗争各有具体的形态，并不是以提出和解决封建土地关系与否为唯一的标志。关于近代中国革命，毛主席说过，鸦片战争后近百年，就搞了个革命，推翻了旧政权，生产关系没有改，改变生产关系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事。（参见1957年2月14日接见全国学联会议代表的谈话，载《中国青年报》，）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虽然没有触及土地关系，但它破除清朝反动政权浮收勒索的黑暗局面，并且减低税率，"善取之，轻取之"，在江西，减税至半额，这本身就有打击清朝反动统治的意义。"照旧交粮纳税"并不束缚革命者的手脚去剥夺他们的政治敌人，如一部分官僚地主和豪绅恶霸以及寺观庵庙的田产。"照旧交粮纳税"并不影响太平军对富户课以重捐和减轻人民的负担，加惠于人民。太平军剥夺官僚豪绅的财物，以一部分散发给人民，在南京向人民"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56页。），在南昌附近，向地主"计亩征粮"，"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 邹树荣：《蔼青诗草》，见《太平天国资料》，72页。），这些都没有改变地权，但却正是深受人民欢迎的反封建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当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首先打击了地主阶级权力的基于政权时，地主阶级的威风大减，农民阶级的志气伸张，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可能导致佃农实际占有佃种的土地，他们直接向太平天国的政权交粮而不再向地主交租。如太平天国前期，南京附近农民就"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十九页上。）。安徽、湖北也多有佃户拒不交租而地主无可奈何的情况。历史说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绝不是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对立面，相反，太平天国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有的就是结合着这一政策而实现的。
梁效污蔑"照旧交粮纳税"是"复辟逆流"，以否定太平天国此后十年的革命斗争，首先是从安徽地区的太平天国政权开刀的。事实上，安徽是太平天国较稳固的根据地，从1853年夏太平军回师西征以后，这里的太平天国政权既源源解运粮食进京，又打击了封建势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深受人民的拥护。1854年清方反动官员在一份报告中说："江苏百姓困于钱漕久矣，杨逆上年下九江时，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供贼者，沿江皆是。兹闻又以此术行之安徽矣。"（《吉尔杭阿禀稿》，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吴煦档案。）所以，清朝反动派多次叫嚷安徽人民对太平天国"迷溺尤深"。请看，太平天国实行了为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而切齿痛恨的政策，一百多年后的梁效、罗思鼎也同样咬牙切齿，破口大骂，斥之为复辟、倒退甚至反革命，他们的面孔似乎"左"得出奇，但他们的感情却同清朝反动派如此相近，难道不正说明屁股真正坐在地主阶级一边的，就是梁效、罗思鼎自己吗？
2.关于"仁政"和太平天国对封建势力的打击
梁效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坚持彻底扫荡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他十分鲜明地号召起义军"斩邪留正"、"杀尽残妖"、"不留余孽""，"采取了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措施"。而太平天国其他人却让一些地主分子做官，让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结人心，求人才"以"迎合地主阶级"，都是实行儒家的仁政，都是对"斩邪留正"路线的背叛，罗思鼎还说，"移民复古风"就是他们施仁政、搞倒退的"基本纲领"。
这种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篡改和歪曲是尤令人愤慨的。
太平天国的起义农民在革命烽火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达十余年之久，始终坚持同清朝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限制，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于地主阶级，不可能有如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那样的科学认识。"斩邪留正"的口号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过战斗作用。但"邪"和"正"的概念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用语中意义是很宽泛的。在宗教方面，大凡皇上帝系统外的别种神怪，在道德方面，大凡淫、忤父母、自戕同类、聚党横行、为巫觋、赌博、吸鸦片等行为，统称为"邪"；而在政治方面，主要是指清朝反动统治者及其爪牙，又常称为"妖"。十分明显，"斩邪留正"这一口号代表了起义农民坚决打倒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和改造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的道德要求，是一个战斗的口号，但它并不是科学的阶级概念，邪和正并不是科学的阶级划分。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遇妖必诛，不留余孽"之类的话，在许多将领的告示文书中，触目皆是，但他们却又无例外地实行"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无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些地主分子加以礼遇任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这种现象，给予无产阶级以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强大思想武器。封建社会中的起义农民，包括他们的杰出领导人，同他们直接体验到了和朴素地认识到了的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这毫无疑问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队伍不但在初起时往往包含了一些地主分子，而且由于起义农民不可能用科学的观点来认识地主阶级，也必然使他们的营垒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地主阶级中人得以参加、渗透进来。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内奸分子。但是，他们带来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为起义农民不可能加以改造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却必然对农民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加以解决而为旧式农民战争不可克服的问题。因此，对于旧式农民战争中包容、任用地主阶级一些人的现象，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绝不应把这种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结果，同起义农民中的背叛分子勾结敌人在内部进行破坏捣乱混为一谈。不加分析地把起义农民的这种局限性斥为对地主阶级施仁政，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任何旧式农民战争的反封建性质。
